【解讀】劉備“白帝托孤”玄機，粉碎陰謀論之說

“白帝托孤”一直以來是以正面形象出現(xiàn)的，但從古至今從不缺乏厚黑學、陰謀論者。東晉史學家《魏氏春秋》的作者孫勝就認為“白帝托孤”是劉備的鬼尾之詞，清朝的康熙皇帝也認為“白帝托孤”是令人鄙視的，以厚黑陰謀相論，當今社會關(guān)于“白帝托孤”的陰謀論的論調(diào)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論是當今影視劇作，還是一些歷史百家講壇的大咖們，都認為“白帝托孤”時候劉備身后藏了五百刀斧手，一旦諸葛亮說錯一字恐怕早已刀斧加身。只可惜諸葛亮何許人也，早已看透劉備計謀，這才免于人頭落地?？梢赃@樣說，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大概有這么幾種：

第一種人：就是出于某種目的的夾帶私貨，比如自己就是搞厚黑學陰謀論者，需要這樣的歷史故事襯托。

第二種人：就是對歷史一知半解者，人云亦云，以當下社會生態(tài)去揣測幾千年前的歷史。

第三種人：就是只讀了中國歷史，沒有讀中國的古典文化，最起碼沒有讀好中國的儒家文化。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既低估了劉備、諸葛亮的人格，又小瞧了劉備、諸葛亮的智商。??????

事實上，在“白帝托孤”中，這對魚水君臣不僅展現(xiàn)出了毫無保留的信任與默契，更是體現(xiàn)了兩個杰出政治家精妙絕倫的政治布局能力?！鞍椎弁泄隆钡脑O(shè)計是確保蜀漢能夠渡過最危險的權(quán)力交接的完美手段，在中國歷史上“托孤”事件很多，但基本上沒有一個如此的完美，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無法超越的一個政治藝術(shù)。

?外強中干的蜀漢政權(quán)

公元222年，在“夷陵之戰(zhàn)”后，征吳軍隊死傷殆盡，內(nèi)心極度痛苦的劉備不好意思再回成都，而是留在了吳蜀邊界的永安，想要以一種天子守國門的態(tài)度封住成都士民及各政治派系的嘴。而恰恰在這時劉備的身體愈加衰弱，已到了油枯燈盡的時候了，對于剛剛吃了大敗仗的蜀漢政權(quán)來說簡直就是雪上加霜。如何安排好后事才能挽救這個垂死的國家呢？劉備需要在人生的最后時刻好好想想這個問題，當下的蜀漢完完全全是一個爛攤子。

首先是人才枯竭。

從公元219年到公元222年，短短三年間，蜀漢就損失了關(guān)羽、張飛、馬超、黃忠、法政、劉把、糜竹等很多重要骨干人才。而在“夷陵之戰(zhàn)”中，大量新生代將領(lǐng)和中層指揮官戰(zhàn)死殺場，要重新培養(yǎng)這些人才不知需要多長時間。

其次是軍隊建制的殘廢和軍隊力量的損耗。

“襄樊之戰(zhàn)”，蜀漢損失了三萬多荊州兵，包括關(guān)羽經(jīng)營多年的水軍，這些可是劉皇叔起家的本錢，全被關(guān)羽輸?shù)母筛蓛魞?，這直接導致了蜀漢勢力失去了縱橫長江進可攻魏，退可制衡江東的絕佳地理優(yōu)勢，打破了諸葛亮“隆中對”中的軍事戰(zhàn)略布局。

“夷陵之戰(zhàn)”劉備又損失了將近五萬的大軍，這些士兵都是劉備幾十年征戰(zhàn)留下來的精銳。對于一個只有百萬人口的蜀漢政權(quán)來說，損失了八萬多軍隊，幾乎相當于喪失了一個國家全部的能夠作戰(zhàn)的武裝力量。

然后是民生凋敝，

從公元212年劉備“入蜀戰(zhàn)役”開始，到公元222年“夷陵之戰(zhàn)”結(jié)束，十年之間，蜀漢只有三年的時間沒有再打仗。在“漢中之戰(zhàn)”中，堅壁清野的軍事策略讓蜀軍甚至到了男人打戰(zhàn)，女人負責輜重運輸?shù)木车亍Ｎ羧铡奥≈袑Α崩锾旄畤囊嬷菀呀?jīng)變成了《出師表》中疲敝的益州，可謂蜀中百姓苦后漢久已，這種情況下人心浮動是不可避免的了。

九年前，益州人認為劉璋昏暗無能，就有人想請同為宗室的劉皇叔入蜀主持大局，如今看來這個劉皇叔好像也沒強到哪兒去，甚至是還不如昏暗的劉璋治理下的益州。

事實上，南中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已經(jīng)率先做出了反應，“夷陵之戰(zhàn)”后就開始不聽蜀漢政府的號令，整個國家的南部近一半的國土實際上已經(jīng)脫離了蜀漢政權(quán)的控制，而成都本土的氏族門閥們在劉備入蜀后本來就沒得到什么好處，此時更是寵寵欲動，等待時局的變化。這時的國家可謂內(nèi)憂外患，劉備的托孤稍有不慎將直接關(guān)系到蜀漢政權(quán)的生死存亡。

作為相交十幾年的魚水君臣，以劉備對諸葛亮的了解與信任，他并不擔心諸葛亮會有異心，但他卻擔心諸葛亮接班后如何能夠順利的輔佐幼主穩(wěn)定局勢。

所以整個“白帝托孤”的核心并不是絕大多數(shù)人認為的忠誠問題，而是如何能最大程度的達到權(quán)利的平穩(wěn)過度，為下一屆統(tǒng)治者掃清政治障礙的現(xiàn)實問題。

理清了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luò)，我們再去品讀劉備的這場托孤大戲，就會發(fā)現(xiàn)這場托孤大戲是歷史上一場非常高超的政治藝術(shù)。

臨危受命

?公元223年春天，劉備把坐鎮(zhèn)成都的諸葛亮叫到了永安，并一同傳旨鎮(zhèn)守永安的李嚴，劉備在白帝城開始了托孤布局。

劉備拉著諸葛亮的手對他說道：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p>

”君可自取“這四個字是有關(guān)白帝托孤一切陰謀論的來源。對于這四個字最為直接和廣泛的一種理解是這個“取”字，大多數(shù)人認為是“取代”的意思。劉備給了諸葛亮取代劉禪自立為帝的權(quán)利，一個帝王愿意將最重要的權(quán)利拱手讓人？自堯舜以后就沒有一個帝王原因這樣做，這要么是劉備對諸葛亮的一次試探，只要諸葛亮敢說一個“好”字，背后五百刀斧手立刻殺出取其性命；要么是劉備把諸葛亮放在火上烤，逼諸葛亮表態(tài)，讓他不得不盡心盡力地輔佐幼主劉禪。

然而在古漢語中“君可自取”的“取”字真的是“取代”的意思嗎？四川大學方北辰教授曾專門做過統(tǒng)計，《三國志》中陳壽所著的正文和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書注中，“取”這個字一共被用了305次，有“拿”的意思，有“選擇”的意思，有“進攻”和“奪取”的意思，還有“招致、采集、獲得、接受”甚至“娶妻”等十多個含義，但偏偏沒有“取代”的意思。我們今天翻閱《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是：“取，捕取也”，而且在翻閱了其他一些古漢語作品當中也未見有作“取代”的用法。

古漢語在作“取代”時常會在中間加一個虛詞“而”字，例如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中:

“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p>

于是乎就有人認為“自取”的“取”應該是“選擇”的意思。劉備的意思是說，如果劉禪不行，你就從我其他幾個兒子當中自己選擇合適人選另立皇帝,效仿霍光廢立海昏侯的故事。總之，“取”字的謎撲朔迷離，使得無數(shù)人為劉備模棱兩可的表述放飛想象力，造就了千古疑案。

其實無論是從陳壽著《三國志》的古漢語文字使用上來說，還是從當時歷史的實際情況來看，劉備埋伏刀斧手試探諸葛亮的劇情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存在，不要忘記前面我們提到劉備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讓諸葛亮輔佐幼主接班，實現(xiàn)在嚴峻的政治環(huán)境下的權(quán)利平穩(wěn)交接，這才是這場“托孤”大戲的出發(fā)點和主要目的。

從歷史上來看“顧命大臣”這個位子自古以來雖然是一個有著無上榮耀與權(quán)利的職位，但也是一個相當高危職位。從霍光到王莽，從劉裕到長孫無忌，從張居正到鰲拜，縱觀中國歷史上的托孤大臣們，除了周公和諸葛亮外，其他人不是生前在權(quán)力的漩渦中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得善終，就是死后在口誅筆伐中遭到后人殘酷的清算。而能留下一個好名聲，又能工作干得很出色的非常的難。

當你手握著天下最高的權(quán)杖，就總有著同樣覬覦權(quán)柄的人給你制造障礙，就連周公旦都無法幸免被猜忌和攻訐，何況是其他人呢。有時候猜忌和攻訐你的人甚至包括你所效忠的新皇帝，更何況在當時蜀漢政權(quán)極度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就算給了諸葛亮廢立之權(quán)，甚至是“取代”劉禪的權(quán)利，諸葛亮就能高枕無憂了嗎？這樣想就錯了。

當將整個國家的權(quán)利全部交到一個人手上時，恰恰對于這個人來說是最危險的時刻。要是遺詔公開告訴大家諸葛亮有廢立之權(quán)，那就真是把諸葛亮放到火上烤了，而各方勢力也就有了作亂的借口了。至高無上的并不是“權(quán)力”本身，而是具有“權(quán)力”的解釋權(quán)，因此劉備將“君可自取”說的含糊其辭，其實就是將自己遺囑的解釋權(quán)交到了諸葛亮的手上，以便諸葛亮根據(jù)形勢便宜行事。這就是告訴諸葛亮：你要盡最大努力保證政權(quán)的穩(wěn)定，但首先你要利用我給你的權(quán)利保護好自己才能完成這個任務(wù)。

權(quán)力分配

劉備說完這番話后，又把李嚴叫到面前，讓他同以托孤大臣的身份做好諸葛亮的副手。很多人參照中國古代帝王常規(guī)托孤思路，將李嚴視為劉備留下來制衡諸葛亮權(quán)利的砝碼，這無疑又是一種脫離歷史環(huán)境，和對劉備諸葛亮君臣之間的感情和人格魅力的一種偏薄的認識。

前面提到的劉備最終的目的是要達到權(quán)力的平穩(wěn)過度，挽救這個風雨飄搖的國家，而給他弄個分權(quán)掣肘無疑是為政權(quán)的穩(wěn)定埋下了隱患，而劉備又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直接讓孤諸葛亮一人為托孤大臣不就可以了嗎？

其實劉備的這波騷操作完全是針對蜀中存在的政治利益集體而設(shè)計的。當時的蜀漢內(nèi)部面臨著益州本土政治利益集團蠢蠢欲動，不少人正等著劉備駕崩后的權(quán)力重新洗牌。

在劉備入主成都以后一直重用荊州人和一塊起家的老班底，相對來說益州本土人士在這波政治換屆中沒有撈到任何好處，對新政權(quán)的不滿之情一直存在，反叛作亂時而有之，只是在劉備強有力的勢力之下無所做為而已，一旦他們發(fā)現(xiàn)劉備死后在新的政權(quán)交替當中益州的權(quán)利仍然不能由益州人說了算，那么就像劉璋主政時期一樣，換領(lǐng)導的想法估計又要提上日程了。

劉備如果將權(quán)力全部交給荊州人，諸葛亮輔政后必將面對整個益州本土勢力集團的對立與攻擊，這無論是對于蜀漢政權(quán)還是對諸葛亮本人來說無疑是一件要命的事，

所以他把益州本土集團代表人物李嚴安排到了托孤大臣的位置上，但為了不讓李嚴掣肘諸葛亮，劉備讓李嚴掌控自己留在白帝城的軍隊，繼續(xù)以代天子守國門的架勢鎮(zhèn)守在蜀漢的東大門永安，將李嚴的權(quán)力范圍死死地鎖在了永安這二畝三分地上，遠離成都這個權(quán)力中樞。

這種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神操作，讓李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奇葩的托孤大臣，自古托孤大臣出入宮廷中樞，參與國家的重大決策，而李嚴這個托孤大臣反而像一個邊關(guān)守將一樣鎮(zhèn)守邊關(guān)。數(shù)年以后，李嚴在蜀漢朝廷的影響力完全不能和諸葛亮同日而語，

心中極度不平衡的他在諸葛亮活著的時候不敢造次，最多也就發(fā)發(fā)牢騷，但在諸葛亮死后三番五次地搞事情。然而在劉備托孤時所設(shè)計的政治機構(gòu)框架內(nèi)，李嚴自始至終都處于政治中心的邊緣地帶，對蜀漢政權(quán)內(nèi)部無法造成顛覆性威脅，不得不佩服劉備對李嚴這個有能力也有野心的人恰到好處的駕馭。

近幾年的一些影視劇中把諸葛亮和李嚴之間的權(quán)力斗爭拍得想當然，是對這段歷史的無知和對劉備諸葛亮的智慧和政治權(quán)謀的極度諷刺，也是對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三國志》作者陳壽的侮辱。

“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

劉備在托孤大戲唱罷還要做最后一件事，

給兒子劉禪寫了一封信：

“免之，免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為賢為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汝與丞相從事，視之如父”。

不少人眼中的哭劉備，最終留給兒子的不是權(quán)謀心術(shù)，不是兵法韜略，而是自己征戰(zhàn)一生的人生總結(jié)。好好反思，入蜀后劉備連年征戰(zhàn)，窮兵黷武，沒給蜀中老百姓帶來什么恩惠，如今落得個兵敗身衰，國家衰敗危亡的局面，而恢復漢室的偉大理想也將破滅。

劉備內(nèi)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在信中責備自己德薄，勿效之。為什么劉備在托孤之后立即寫下了這封看起來不溫不火的信呢？因為在這封信中，劉備同樣用心地埋下了呼應白帝托孤的配套操作。

“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斗爭一直是中國古代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至西漢哀帝起一直到東漢獻帝這200余年間，丞相制度雖然消亡，但權(quán)臣和皇帝之間的爭斗卻是愈演愈烈，尤其是年長的權(quán)臣與年幼的皇帝之間，大都難以善終。

幼主年齡雖小，卻是權(quán)臣的君上，權(quán)臣雖然年長，卻是年幼君主的臣下。這種錯位的關(guān)系必然造成一個結(jié)果，年幼的君主成年后，在強烈的收回權(quán)力的欲望下，必然對權(quán)臣產(chǎn)生不滿。

漢宣帝與霍光，漢獻帝與曹操，包括后來的張居正與萬歷，鰲拜與康熙等，這些君臣都是如此。在這個情境下的權(quán)臣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就來自他輔佐的少主，要么生前被擒殺，要么死后被清算，要么就只能自己動手改朝換代了。

劉禪和諸葛亮也勢必無法逃過權(quán)力之爭的客觀規(guī)律，不久的將來遲早要面對這個問題。并且劉禪繼位時已經(jīng)17歲，按照古代禮法二十加冠，很快就可以親政了。

諸葛亮不久之后就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依然自己大權(quán)獨攬呢，還是把權(quán)力還給劉禪呢？諸葛亮如果選擇前者，劉禪會不會對諸葛亮不滿呢？如果諸葛亮選擇后者，那么憑借劉禪的能力，又能否獨立支撐起這個搖搖欲墜的蜀漢政權(quán)呢？

劉備的腦子里不可能沒有過這些問題。最終劉備用一個比“周公輔成王”更巧妙的辦法化解了這個問題，那就是讓劉禪認諸葛亮為“父”，在君臣關(guān)系之外在加上一層“父子”的關(guān)系。諸葛亮恭敬地叫劉禪陛下，劉禪又恭敬地叫諸葛亮相父，他倆各論各的。

這簡直就是劉備精妙絕倫的設(shè)計，臣下效忠君王天經(jīng)地義，那父親教訓兒子是不是也天經(jīng)地義了呢？這招既給了諸葛亮將來規(guī)勸劉禪的合法身份，也消除了身份錯位給劉禪帶來的心理障礙。同時告訴所有蜀漢臣民，諸葛亮是蜀漢皇帝的父親，是劉備臨終任命的合法權(quán)利執(zhí)掌人，使得諸葛亮行使權(quán)力有了足夠的底氣，劉禪長大以后心里也不會覺得不舒服了，蜀漢上下能更好地團結(jié)在諸葛亮周圍。

這波操作其實劉備在早年就開始了布局，劉備征戰(zhàn)半身中年得子，自己的年齡和身體狀況自己最清楚，培養(yǎng)接班人和選擇輔政大臣早已在劉備的計劃當中了?！俺啾谥畱?zhàn)”后，劉備很少再讓諸葛亮隨自己東征西討，而是讓諸葛亮留在后方負責后勤保障，并讓他陪著并教育年幼的阿斗讀書成長，諸葛亮也是盡心盡力的做好這份工作，在百忙之中親自手錄書冊教導劉禪讀書。在劉禪的眼里，從小到大自己的親爹他都沒見過幾次，而在這十幾年里卻與這個人生導師朝夕相對，潛意識里，劉禪恐怕早就把諸葛亮看成了自己的親人甚至是父親。

從劉備一直讓諸葛亮和劉禪呆在一起這件事上就能看出，從一開始劉備自知自己的年齡已大，而幼子還小，恢復漢室的理想百般挫折、遙遙無期，這使他必須提前做好托孤的準備，而在長期的患難相處當中劉備堅定地認為諸葛亮無論是能力還是人品上都是托孤的最佳人選。后來劉禪和諸葛亮都如劉備期望的那樣，一個全心全意的輔佐，一個乖巧聽話的服從，后人常罵扶不起的阿斗，但是你轉(zhuǎn)念想想，如果阿斗按照自己的想法執(zhí)政，將勢必引起“君權(quán)”和“相權(quán)”的爭鋒，后面的蜀漢歷史就沒有那么美妙了。

史學家和文學家的區(qū)別

面對劉備承載著整個蜀漢政權(quán)和恢復漢室理想的托付和安排，諸葛亮又是如何反應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三國演義》的藝術(shù)化描寫。

首先，《三國演義》將《三國志》中劉備說的“君可自取”換成了“君可自立”，也就是說羅貫中認為“自取”就是“取代”的意思，抑或為了小說藝術(shù)的想象效果而將“自取”改成了“取代”的意思。在這樣的改動下，小說中諸葛亮聽后的反應非常符合厚黑學陰謀論的邏輯，

“臣我怎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說完后叩頭流血。

而在《三國志》中對諸葛亮的描寫是：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

《三國志》中的描寫沒有假模假樣的請辭拒絕，沒有疑神疑鬼的驚魂不定，沒有叩頭流血的慌張失措，只是簡單而沉重的哭泣與承諾。這是兩個相知半生、患難與共的君臣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是有著共同理想的革命同志臨終訣別。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是生活在那個年代的歷史學家，蜀漢滅亡以后他能夠接觸到最真實的蜀漢留下來的第一手歷史資料。陳壽在評價“白帝托孤”時說：

“舉國托孤于諸葛亮，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p>

作為東晉官修史書的作者陳壽，無論是從當權(quán)者利益角度，還是自己的政治立場上來說，他是最有理由對“白帝托孤”持厚黑學陰謀論態(tài)度的人。

讀過東晉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在東晉時期的特殊政治統(tǒng)治之下，如果陳壽將“白帝托孤”寫成了一場陰謀論，那對于靠著厚黑陰謀篡位建立的東晉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來說是極大的安慰與鼓勵，更加讓統(tǒng)治者心安理得，有典可依，使得這個政權(quán)更加的合法化，當然陳壽也會飛黃騰達前途無量了。

結(jié)果在東晉這樣一個高壓政權(quán)下的陳壽不惜冒著自己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風險，也要為劉備和諸葛亮說句公道話，這種結(jié)果也是從某種意義上影射了“曹睿托孤”的失敗事實，也是對統(tǒng)治者的一種筆伐，搞不好這是要誅滅九族的重罪，陳壽手中這支筆可以和古之董狐筆相提并論。

讀“白帝托孤”這段歷史不能簡單的以現(xiàn)代人的厚黑學，陰謀論的思維去解讀，諸葛亮明知劉備的理想很難成功但仍然追隨劉備，是被劉備的心胸與理想所打動，而作為具有儒家精神思想的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要將劉備身前的理想進行到底，這已經(jīng)不再單單是劉備一個人的理想，而是他們共同的理想。

一路走來他們出生入死，共患危難，他們既是君臣，也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這也是古往今來很多托孤之舉無法與其同日而語的原因，也是很多托孤之舉最后演變成血腥的殺戮或爾虞我詐的陰謀較量的原因，因為在這些托孤過程中他們既缺少了革命同志之間的信任與共同理想，更缺少了儒家思想下的人格魅力。

今天，文學影視作品甚至是一些歷史學者以厚黑學陰謀論的視角去審視這段歷史，既是對這段歷史的污蔑，更是厚黑學陰謀論在這個社會上的一種病態(tài)毒瘤的蔓延。

從人性的角度分析，這其實是一種莫大的悲哀！

END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去留無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驀然回首，邂逅經(jīng)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