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網址：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encyclopaedia-iranica-online/bosworth-clifford-edmund-COM_363928

應@穆薩維 之邀所翻譯

克利福德·埃德蒙·博斯沃思（1928.12.29生于謝菲爾德，2015.2.28逝于薩默塞特），英國著名東方學家，在中世紀阿拉伯史與伊朗史領域著作等身的歷史學者。

生活。1928年12月29日，C.E.博斯沃思出生在英格蘭謝菲爾德市Perigree路30號。其父克利福德·博斯沃思（1899-1964）是救濟理事會（the Board of Guardians）的出納助理（assistant pay clerk），后來成為年金和國民保險部（Ministry of Pensions and National Insurance）的文書主任（clerical officer）；其母名格拉迪絲·康斯坦斯·內·格雷戈里（Gladys Constance née Gregory，1900-1988），原籍彼得伯勒，父為報社記者；其祖父曾在鋼鐵廠做鉗工。埃德蒙為獨生子。他曾就學于謝菲爾德市文法學校（Sheffield City Grammar School），那時便已經表現出早熟的歷史天賦。在上大學之前，他跟當時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在軍隊里服了兩年兵役（1947-1949）；博斯沃思說他在那時學會了打字，這是他未來成就學術輝煌的一項關鍵技能。他就讀于牛津圣約翰學院時（1949-1952）曾在現代史課中（一門專注西方世界的課程）獲得過一次獎學金（Exhibition）。

在牛津讀書的時候，博斯沃思也有進過合唱團唱唱歌、劃劃船。他有個美國朋友當時在學阿拉伯語，出于興趣，博斯沃思也開始學習這門語言。1952年，他獲得了現代史專業(yè)一等榮譽學士學位（first-class B.A.degree）。隨后他入了公務員這一行，并搬到愛丁堡，在位于圣安德魯斯宮（St. Andrews House）的蘇格蘭農業(yè)部暫時干了一段時間。盡管身有公務，但他在愛丁堡大學中東研究系主任W.M.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1919-2006）的幫助下還是繼續(xù)抽出時間學習阿拉伯語。1954年，他重返學術生涯，開始在愛丁堡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在那里他學習了阿拉伯語、波斯語和突厥語，并在1956年再度獲得一等學位。在愛丁堡有所成就后，他立即受邀成為圣安德魯斯大學阿拉伯語講師（Lecturer）。任講師期間他在W.M.瓦特的指導下撰寫了題為《從伽色尼至塞爾柱：東方伊斯蘭世界統(tǒng)治權之嬗變（The Transition from Ghaznavid to Seljuq Rule in the Islamic East）》的博士論文，并以此在1961年獲得博士學位。1956-1967年間他一直在圣安德魯斯大學任教，并曾臨時擔任了一年的多倫多大學客座副教授（1965-1966）。1967年，貝金漢（Charles Fraser Beckingham，1914-1998）退休后，他接受了曼徹斯特大學的阿拉伯系主任一職，直到1990年退休。之后他搬到了新家——風景如畫的凱里堡（Castle Cary），該地位于薩默塞特郡西南部。2004年起，他非常高興成為了埃克塞特大學的客座教授，同時也在威爾士大學的蘭彼得圣大衛(wèi)學院（St. David’s College, Lampeter in the University of Wales）任榮譽研究員。在這段半退休時期，他繼續(xù)穩(wěn)步發(fā)表了許多高質量的學術著述，對歷史之熱忱與激情絲毫不減。至此，作為一名特別研究遠方伊朗世界的中世紀伊斯蘭史學者，他[以自己的學術成就]理所當然地擁有了世界級別的名望。

事實證明，博斯沃思的個人生活非常幸福。在蘇格蘭農業(yè)部工作時，他在愛丁堡科斯托芬（Corstorphine）的圣托馬斯教堂遇到了安妮特·艾倫·陶德（Annette Ellen Todd，生于1933），后來雙方在1957年9月19日結婚，育有三個女兒、六個外孫。博斯沃思總喜歡漫步在蘇格蘭的鄉(xiāng)村地區(qū)好一段時間，尤其是在美麗的阿蘭島（見圖1）。事實上，蘇格蘭在他心中一直有著特殊的地位。博斯沃思心地善良，比較靦腆內向，為人和藹可親，在談話時總不咄咄逼人，樂意于被他人拿來開玩笑。在晚年時他很喜歡擔任教堂執(zhí)事（church warden）[1]；他會定期抽出時間回母校（alma mater）牛津圣約翰學院聚餐；同時他還是全國托管協(xié)會（the National Trust）[2]的終身成員。他對維多利亞時代文化的眾多方面都了解頗深，除了是de Morgan tiles的驕傲擁有者、教堂建筑的鑒賞家外，他還是一個狂熱的書籍收藏家。他的興趣延伸至犯罪小說、二戰(zhàn)后的潘氏平裝本叢書（Pan paperbacks[3]，這套書涉及的主題非常廣泛，但是他始終沒法湊齊這套叢書）以及19世紀的那種旅游指南；音樂對他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他非常喜歡去聽古典樂的音樂會（博斯沃思的親屬們慷慨地提供了本段中這些個人信息）。

[1]?亦可稱為“堂區(qū)俗人委員”。?英國國教的教會執(zhí)事，每年由教區(qū)牧師或教徒推選，主持教區(qū)的非宗教和法律事務

[2]?亦稱英國國民信托組織，負責管理并保護英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的歷史遺跡和自然景觀

[3]?由潘氏圖書公司（Pan Books）在二戰(zhàn)后推出的圖書系列

著述。在中世紀伊斯蘭史這片學術沃土中，博斯沃思可謂傾注了自己一身的心血，取得了極為耀眼的成就。在他漫長的生命中，他始終對學術研究有著充沛的精力與極大之熱情；同時他還強調自己即使“退休”也沒有停歇。他選擇研究分析的方向之多令人咋舌。他的第一篇著述是1960年發(fā)表在《伊斯蘭百科全書》第二版的百科文章“Bahra”，而直到他去世那年（2015）發(fā)的最后一篇著述是《呼羅珊的古爾朝（Ghurids of Khurasan）》。

他的個人出版著作有21本，撰寫過229篇書內文章或書籍章節(jié)；還有699篇（從1959寫到2014年）收錄入El2的百科文章，這數量令人震驚不已；他還為《中世紀詞典（the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與《阿拉伯文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Arabic Literature）》撰寫過相關條目（詳細條目見奧尼爾[O’Neal]所撰文）。過了一段時間后，博斯沃思給《伊朗百科全書（Encyclop?dia Iranica）》提供了324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1982-2014年，其中一些在他去世后刊登），并擔任其咨詢編輯之一。在其職業(yè)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他積極參與了一些重大項目的編輯工作，如《伊斯蘭教的遺產（Legacy of Islam）》（1974年）和教科文組織題為《中亞文明史》（1998-2000年）系列叢書的第四卷（兩分冊）。因此，即使是1977-1996年出版的三卷《Variorum Reprints》系列中也收錄了他的62篇文章，雖然均為精華之作，但只代表了他以文章形式發(fā)表的作品的一小部分。

有時博斯沃思會因好奇心以及過人的膽識智術而冒險研究一些他通常選擇回避的研究領域。這方面的著述包括他的兩本著作《中世紀伊斯蘭的地下世界：阿拉伯社會與文學中的薩散幫（The Medieval Islamic Underworld: The Banū Sāsān in Arabic Society and Literature）》（2卷本，1976）和《巴哈丁·阿米里及其文選集（Bahā? al-Dīn ?āmilī and His Literary Anthologies）》（1989），在后者中，他試圖將目光匯聚在被許多史家視為“阿拉伯文學黑暗時代”的16-17世紀；而對薩散幫（中世紀伊斯蘭世界里的一個用來描述流氓、乞丐、騙子的術語）的研究是對原始研究的一番精心制作，包括翻譯冗長而艱澀的阿拉伯語詩歌；除此之外還得深挖其中隱語那深奧的含義。在此過程中他以下層的視角觀察中世紀穆斯林社會的陰暗面，描繪了一幅生動形象、引人注目的畫面。

博斯沃思還熱衷于宣傳同領域內其他著名學者的實力與長處，他編撰了一本相關書籍：《百年英倫東方學家：1902-2001（A Century of British Orientalists 1902-2001）》（2001）。與此同時，他在給前輩學者書寫訃告方面也是駕輕就熟（參見Azad文）。他常熱心幫助故去的同行——如他和希伯來研究學者Mervyn E. J. Richardson 為1952年去世的R.貝爾（Richard Bell）合作輯校了其一部激進但又重要的未完成著作——書名為《古蘭經注（A Commentary on the Qur’an）》（1991）；同時，他也參與校訂了兩位偉大的俄國學者的巨著之再版：巴托爾德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第三版（1968）與米諾爾斯基（Vladimir F. Minorsky）的《世界境域志（?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第二版（1970）；他也多次負責輯校或者與人合輯紀念其他一些著名學者的文集，如伯納德·列維（Bernard Lewis，1989）、米諾爾斯基（1971）與薩頓（Laurence Elwell-Sutton，1983）等人的紀念文集。

大致瀏覽一下博斯沃思的著作列表就能清楚地發(fā)現，他和19世紀歐洲的那些伊斯蘭研究方面的偉大學者有著極大相似之處：其研究興趣遠比現今該領域的學者廣泛。他的著作可以分為幾個類別，不過互相之間也會產生交集。他長期以來的研究興趣是東方伊斯蘭世界，特別是阿富汗的歷史。原因也比較明顯：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游歷了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當時這些國家對西方世界開放。這讓他對當地的民眾、氣候、壯麗的風景以及中世紀的遺跡有了第一手的體驗，并在更直觀的層面上感受了這片土地。這段經歷無疑充實了他對這些地區(qū)的研究，特別是為其對阿富汗和錫斯坦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與地域感。他的紀念文集第二卷名為《蘇丹的炮塔（The Sultan’s Turret）》，便是專門研究伊朗與突厥，這充分提醒著人們他對伊斯蘭世界這些領域的研究充滿熱情。這種早期的實地考察在之后的數十年里都為他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其中還包括一些紀念品，如他在加茲納城買的一些11世紀的釉面地磚。

因此，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博斯沃思出版了七本獨立寫作的專著來論述這兩個國家的歷史也就毫不出奇了。從完成他的博士論文《從伽色尼至塞爾柱：東方伊斯蘭世界統(tǒng)治權之嬗變》開始，其之后的時間都一直對東部伊朗世界著迷。他出版了兩部關于哥疾寧王朝的杰出著作：《哥疾寧王朝（994-1040）：雄踞阿富汗與東伊朗的帝國（The Ghaznavids: Their Empire in Afghanistan and Eastern Iran 994-1040）》（1973）與《輝煌與衰亡交織的晚期哥疾寧王朝（1040-1186）：淪為占據阿富汗與北印度一隅的政權（The Later Ghaznavids: Splendour and Decay. The Dynasty in Afghanistan and Northern India 1040-1186）》（1977）；至于哥疾寧前更早的時期，則在另外兩本書中有著詳盡之介紹：《阿拉伯人治下的錫斯坦：從伊斯蘭征服到薩法爾王朝之崛起（Sīstān Under the Arabs: From the Islamic Conquest to the Rise of the ?affārids）》（1968）與《錫斯坦之薩法爾王朝與尼姆魯茲諸王史（The History of the Saffarids of Sistan and the Maliks of Nimruz）》（1994）。但他在這以領域的最高成就是他對《貝哈基史》（2011）三卷本的權威翻譯與評注，當時的在世學者中只有他能完成這么一部精彩的評注譯作；隨后Mohsen Ashtiany在出版前對其進行了校訂。從這方面志趣延伸出他畢生致力于闡明塞爾柱歷史之復雜程度，其中的亮點之作包括他為《劍橋伊朗史》卷五（1968）所作的長篇雄文【即卷五第一章】以及他對胡塞尼（?adr-al-Din ?osayni，約去世于回歷六二二年[1225]）的《塞爾柱國家史（A?bār al-dawla al-saljūqiya）》進行翻譯并附大量注釋。

通過眾多的學術文章，博斯沃思“復活“了許多被更廣泛的伊朗世界所遺忘的王朝，但也解決了一些有趣的文化問題，如鋼筆的發(fā)明或哥疾寧王朝的最高繼承權。正如吉爾特·簡·范·蓋爾德所指出的那樣，他的百科全書文章包括了諸如“小偷”、“謎語”和“酸奶”等偏僻的條目（p17）。

在后來的幾年里，博斯沃思還訪問了阿拉伯世界，參加了在科威特和貝魯特舉行的會議，他關于阿拉伯主題的研究著作種類繁多，有趣又令人印象深刻。他對中世紀阿拉伯文化和行政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從密碼破譯到乞丐，再到?emma的概念（見JEZYA）；在戰(zhàn)爭的許多方面；論異端宗教運動；波斯和阿拉伯文學、歷史和政治思想之間的相互作用；伊斯蘭教和拜占庭的交界；除了寫了三篇關于突厥專名的重要文章外，他還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闡明了突厥人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他所探索的幾乎所有研究主題都涉及到中世紀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廣泛使用（更多細節(jié)參見Azad，第172-73頁）。

他并沒有選擇去輯校阿拉伯語與波斯的史料手稿，而是享受于翻譯史料、并在其中加入大量注釋的生活。正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博斯沃思那淵博的學識頓時有了用武之地。他抱著極大之熱忱翻譯了塔巴里史四十卷中的四卷（XXXII, 1987； XXX, 1989； XXXIII, 1991； and V, 1999）；他還出版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阿拉伯史料的譯本，如麥格里齊（al-Maqrizi）的《關于倭馬亞族與哈希姆族之間的關系與其爭論爭斗（Book of Contention and Strif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anu Umayya and the Banu Hashim）》（1980）與薩阿利比的（al-Tha‘ālibī）《知識精華（The Lat?a??if al-ma?a?rif/The book of curious and entertaining information）》（1968）。后者是一部非常受歡迎的譯著，它顯現了中世紀阿拉伯和波斯社會的許多被忽視的方面，包括根深蒂固的偏見、奢侈的生活、貿易網絡等。在他翻譯的波斯語史料里，除了前文提及的《貝哈基史》外，當屬《記述的裝飾（The Ornament of Histories. 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Islamic Lands AD 650-1041: The Original Text of Ab? Sa‘?d ‘Abd al-?ayy Gardīzī）》（2011）最為重要。他驚人的著作產出——特別是他退休后仍然保持高效率學術生產已經直白表明了他一直都是一個深懷熱忱的研究者——哪怕在他去世前幾個月亦是如此。

博斯沃思之志趣遠遠超出了伊斯蘭歷史和哈里發(fā)和蘇丹宮廷的那些高雅文化。他渴望發(fā)現中世紀中東史的新方面，這促使他研究了穆斯林社會的冷門領域，而在翻譯時提供一部分不可或缺的評述注釋為這種探索行動提供了充足的空間。旅行者的故事也激起了他的熱情。有兩次，他通過寫英國人到中東的經歷來“放松”自己。他的第一部這類作品叫做《無畏的蘇格蘭人：拉納克的威廉·利思高游歷奧斯曼、北非和中歐1609-1621（William Lithgow of Lanark’s Travels in the Ottoman Lands, North Africa and Central Europe, 1609-21）》（2006），跟隨這位不知疲倦的觀察者，帶著明顯的興趣游歷了南歐、希臘、土耳其、敘利亞、圣地、大馬士革、埃及、北非和馬耳他。還有他最后一本著作《嚯！東方：1600-1940年外交官、旅行者和口譯者的中東及其他地區(qū)（Eastward Ho! Diplomats, Travellers and Interpreter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Beyond, 1600-1940）》（2012，當時他83歲）也是關于旅行的。他對維多利亞時代本能的親近感在這部作品中隨處可見。

也許，博斯沃思興趣廣泛的突出證明是他關于許多伊斯蘭王朝的杰出著作，這些著作概括了他的主要學術重心：中世紀伊斯蘭世界政治史。他第一次嘗試整理和撰寫的伊斯蘭王朝史手冊在1967年出版，列出了82個朝代。之后，他耐心地儲備知識長達三十年，直到1996年出版了《伊斯蘭朝代簡史（The New Islamic Dynasties: A Chron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Manual）》。這份極其詳盡的著作要比先前的那本顯得更具野心：盡管總體安排列出了186個朝代，但他將許多朝代細分出次要或附屬支系，因此，包括支系分家在內的朝代總數，在186個章節(jié)中達到了確切的300個朝代政權，每章均附一篇概要，將該朝代或政權結合體放在其歷史背景中。整體上看，這部書證明了博斯沃思其人閱書之廣泛和對書籍史料的敏感度、學識范圍之寬闊以及對尋找關鍵/相關史料之執(zhí)著。這種出于熱愛而為之努力的結果是造就了一部宏大的參考著作，得益于書中的多重書目索引，[讀者]使用起來非常方便愉快。

博斯沃思不僅在自己的研究和教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還懷著一股堅定的責任感和為大眾服務的意識，這使他在曼徹斯特長期擔任系主任的同時，默默地、堅定地承擔了一系列顯著的任務，促進了伊斯蘭研究領域的總體發(fā)展。他是一個細致入微、效率驚人的“通訊中介“。多年來，他作為由國際知名學者組成的小方陣中的其中一員，負責對著名的《伊斯蘭百科全書》第二版進行詳細的校訂。與此同時，他參與編校了《閃族研究期刊（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以及一系列的專著，并為該雜志提供了資金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里負責《伊朗》雜志的編輯事務；此外，他還慷慨地分享自己的知識，提攜國內外的年輕學者。他十分樂意隔一段時間就回愛丁堡，擔任伊斯蘭史專業(yè)研究生的外部博士審查員，并指導了許多來自伊斯蘭國家的年青學者的博士學位。

在其杰出的學術生涯中，博斯沃思可謂榮勛卓著，包括擔任多倫多大學（1965-1966）、包括多倫多大學（1965-66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1969年）、科威特大學（1975年）、威爾士大學蘭彼得分校（1997年）和埃克塞特大學阿拉伯和伊斯蘭研究所（2004-2013年）的訪問教授或榮譽教授。1992年，他當選為英國學院院士；他曾擔任英國中東研究學會主席（1983-1985年）；普林斯頓大學人文中心研究員（1984年）；哈佛大學中東中心漢密爾頓·吉布爵士訪問學者（1997年）；匈牙利科學院榮譽院士（2004年）。他獲得皇家亞洲學會三年獎（2004年）；英國中東研究學會中東研究貢獻獎（2007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李維·德拉·維達伊斯蘭研究優(yōu)秀獎（2010年）。1998年，他被授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阿維森納銀獎；2001年，馬哈茂德·阿夫沙爾博士基金會獎，表彰他對伊朗研究的貢獻；2003年，德黑蘭文化和伊斯蘭指導部授予他對伊朗歷史研究的貢獻。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博斯沃思專擅的是[博覽群書，]對相關知識的積累與對數據的挖掘，而非提出“理論”或梳理[某政權某事物的]內在模式與宏大主題。他對政治與譜系的著迷程度遠勝于經濟與社會發(fā)展；但其“十八般武藝”卻遠不止這些——如宗教信仰之發(fā)展歷程，像他關于胡拉米派的研究，以及[前文提及的]巴哈丁·阿米里研究，以及對中世紀伊斯蘭地下世界犯罪的黑話與實踐。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耕耘，他[以一己之力]重寫了伊斯蘭時期前蒙古時代伊朗的歷史，并特別突出中亞、東部伊朗與阿富汗[在這段歷史中的地位與精彩程度]；其在地理學與專名學【如對突厥人名的辨別、分析】方面的水平可與兩位偉大的俄國泰斗巴托爾德與米諾爾斯基并駕齊驅。他的探索性研究照亮了以前不為人知的許多小政權的歷史，如齊亞爾朝、塔希爾朝、薩法爾朝、卡庫雅王朝；還有查干尼揚與尼姆魯茲等地區(qū)的歷史；以及以往被史家忽視但實際非常重要的事件，如伊斯蘭早期駐扎錫斯坦的孔雀軍（the Peacock Army）對當地的開拓。

可以說，在1220年前的伊朗伊斯蘭世界史方面，沒有哪位學者的原創(chuàng)著作能超過博斯沃思，但其成就又遠不停留于此；回望其一生，他對伊斯蘭研究領域的影響并不只局限在蒙古統(tǒng)治前的伊朗伊斯蘭史家的圈子，但其最顯赫的成就還是在兩方面：對大量阿拉伯語、波斯語原始史料（包括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社會、宗教等）的翻譯與評述；以及為研究伊斯蘭王朝者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參考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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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e Hillen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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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關于博斯沃思出版著作與著述的詳細條目，可見Michael O’Neal, “In Memoriam: 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Al-?Us?u?r al-Wust?ā: The Bulletin of Middle East Medievalists 23, 2015, pp.17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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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博斯沃思的訃聞與紀念文章Obitu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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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zou Azad, “In Memoriam: 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Al-?Us?u?r al-Wust?ā: The Bulletin of Middle East Medievalists 23, 2015, pp. 167-78.

Geert Jan van Gelder, “Obituary for Edmund Boswor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ranian Studies Newsletter 36/1, 2015, pp. 17-19.

Robert Hillenbrand, “C. Edmund Bosworth 1928- 2015,” Iran 53/1, 2015, pp. v-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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