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奧斯曼火器入中亞（16 世紀中亞火器傳播史）

16 世紀，國勢如日中天的奧斯曼帝國積極向亞洲伸展勢力，扮演亞洲各伊斯蘭國家的領袖和保護者。1514年，奧斯曼與薩菲波斯會戰(zhàn)于恰爾迪蘭（chaldiran）。奧斯曼操作火器的加尼薩利軍團予薩菲“紅頭軍”（Qizilbāsh）猛烈打擊，此役在中亞引發(fā)一輪“火器化”的浪潮。

烏茲別克諸汗國的火器制造業(yè)與火器軍隊的編制深受奧斯曼帝國的影響。16世紀中葉，布哈拉汗國開始自制火繩槍，最初是用熔點較低的銅，后來從奧斯曼軍人處習得鐵質火繩槍的制造技術。17世紀時，撒馬爾罕、布哈拉、巴爾赫都能打造鐵質火繩槍和用熟鐵鍛造奧斯曼式輕型野炮，塔什干與安集延則成為與俄國和莫臥兒帝國進行火器走私貿易的中心。

阿卜杜拉汗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不僅統(tǒng)治了撒馬爾罕，還領有塔什干、巴里赫、治扎克、花剌子模等地，還發(fā)起對哈薩克草原的遠征，開創(chuàng)了烏茲別克-昔班尼汗國的全盛年代。

河中突厥貴族巴布爾亦延請奧斯曼鑄炮師，建立配備火繩槍和火炮的新式軍隊，得以奄有北印度，開創(chuàng)莫臥兒帝國。

以巴布爾、阿卜杜拉為代表的中亞貴族的軍事成功，源自將奧斯曼火器整合進騎兵戰(zhàn)術。當時中亞最流行的火器除火繩槍外還有“雜爾布怎”炮（zarbzen），直譯為“破城炮”。其中輕型火炮架設在單峰駝上，將火炮威力與駱駝的高酬載力結合。這種“駱駝炮”成為后來流行與準噶爾和清王朝的“贊巴拉克”（zamburak）的原型。

（2）衛(wèi)拉特的火器

17世紀，為了同喀爾喀、哈薩克、布哈拉作戰(zhàn)，并競爭衛(wèi)拉特聯盟的盟長，衛(wèi)拉特各部落封建主致力于搜羅火器?；鹌骷夹g優(yōu)勢令準噶爾在衛(wèi)拉特內部競爭中脫穎而出，1677年，噶爾丹控制了“小和碩特”，成為準噶爾汗和四衛(wèi)拉特的統(tǒng)治者?？滴醵四甑祝翣柕さ诙螙|進時，麾下火器軍隊的規(guī)模已相當龐大,可能包含8000-12000名火器手。

噶爾丹軍隊的火器應是來自于中亞。16世紀80年代，準噶爾汗國征服塔里木、費爾干納等定居經濟區(qū)域，火器軍隊數量可能急劇膨脹。其中1684年攻陷塞臘姆堡是極為關鍵的事件，布哈拉汗國東部防線從此崩潰，衛(wèi)拉特鐵騎縱橫于汗國的東部屬地。眾多位于交通孔道，商業(yè)、制造業(yè)發(fā)達的市鎮(zhèn)成為衛(wèi)拉特火器數字增長的源泉。

來自各城的穆斯林軍人直接加強了衛(wèi)拉特軍隊，烏茲別克軍隊火器在前，弓矢、短兵續(xù)進的戰(zhàn)術，也被穆斯林軍人傳入衛(wèi)拉特。奧斯曼式的“駱駝炮”與加尼薩利軍團的火繩槍齊射戰(zhàn)術引入準噶爾。甚至中亞風格的刀劍和鎧甲也流行于衛(wèi)拉特，噶爾丹便身佩伊斯蘭彎刀，而衛(wèi)拉特軍廣泛披服的鎖子甲大部分是四環(huán)合一的開襟式，與近東和中亞的樣式如出一轍。這支受近東“火藥帝國”影響，帶有濃重中亞色彩的新式軍隊，是清朝在蒙古高原上前所未遇的勁敵！

噶爾丹火器并非來自俄國。俄國在16-17世紀向亞洲內陸擴張時，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嚴禁向哈薩克、衛(wèi)拉特、喀爾喀等部落輸出火器。1594年，哈薩克特維克汗（Tevke）以歸順俄國為籌碼，向莫斯科要求火器，被拒絕。1620年，俄國又專門頒布火器輸出蒙古的禁令。火繩槍僅在饋贈蒙古上層時，才被準許出口，且數量很少。

也并非來自中原王朝。為固守疆圉，明朝嚴禁向邊外“夷狄”出口武器，這一政策被清朝延續(xù)下來，誠然，從中原向草原民族走私武器的活動持續(xù)千年之久，不會因禁令而告終止，但在嚴格限制下，這種集腋成裘的方式既不能滿足衛(wèi)拉特諸部的火器需求，更無從組建龐大的火器軍隊。

（3）準噶爾火器傳入清王朝

從康熙二十九年開始，準噶爾將其擁有的多種中亞火器投入到與清朝的戰(zhàn)爭中，其中很多令清王朝意外的火器，清軍進行了仿制與裝備，其中之一便是“贊巴拉克”（zamburak）。

康熙朝末期驅準保藏一役中，清軍記載準噶爾軍有“贊巴拉克”槍，該槍射程可達二三百步，是清軍鳥槍的2-3倍。雍正朝討伐準噶爾時，該槍的優(yōu)異性能給寧遠大將軍岳鐘琪深刻印象。

雍正八年至九年，清朝與準噶爾交戰(zhàn)不利，為獲取技術優(yōu)勢，在西安、京師分別打造“贊巴拉克”槍。

雍正九年十月，岳鐘琪在西路軍營試制大鳥槍2桿，“平擊四百余步，重13斤，鉛彈重1兩2錢”，請按樣槍仿造3000支。檔案寫作“贊木喇大鳥槍”或“大鳥槍”。

京城仿造的長2尺4寸（約80cm），重7斤，鉛彈重7錢（21.8-22g），尺寸更小，彈重亦輕，屬騎兵隨身鳥槍。檔案中稱“贊巴拉特鳥槍”。

乾隆以降，贊巴拉特鳥槍成為八旗兵的普遍裝備。乾隆三十二年（1767），為補充頒發(fā)八旗官兵及戰(zhàn)爭損耗造成的缺額，竟一次成造6000桿之多！

清朝為討伐準噶爾，允許陜西綠旗裝備大鳥槍，但卻嚴禁內地綠旗擁有，雍正十年諭：“贊巴拉特鳥槍，不應令外省仿效制造”，強迫直隸、河南官員繳回仿制槍械。

不過，隨著乾隆屢次用兵，該槍漸漸流入綠營。至道光朝，云南、湖北、湖南等處綠旗均配備該鳥槍的仿制型號，天山南北的綠旗也配備原準噶爾汗國遺留的“贊巴拉克”。毫不夸張地說，至道光二十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源自中亞大陸的讚不喇大鳥槍與贊巴拉特鳥槍已成為清軍鳥槍的主力。

在長達一世紀的光陰里，手執(zhí)這兩種火器的清軍官兵幾乎踏遍了從科布多到尼泊爾的亞洲大陸，大清帝國的邊疆也在硝煙和槍聲中奠定。但礙于將火器視為中西海上交通舶來品的慣性思維，以及由此衍生的“火器停滯時代”理論，研究者對康熙以降清朝的火器發(fā)展采取漠視態(tài)度，這兩種與大清開疆拓土密切相關的火器被完全忽略。只有將清朝放到內陸亞洲史背景下，才能發(fā)現它們的存在，進而促使我們反思：應如何重新認識清朝與17-18世紀歐亞大陸上不同政權、族群之間的交流史，甚而重新認識大清帝國。

2.3大戰(zhàn)烏蘭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