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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錦帆游俠

不知不覺中，流民軍已經(jīng)在益州進行了兩年多的作戰(zhàn)。

之所以打得如此艱難，除開晉王朝在益州的力量仍然不容小覷之外，主要是流民軍政府面臨著重重矛盾，這集中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首先，對益州的豪強而言，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外來者”。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本地人對外地人抱以負面的看法和心態(tài)，更何況是當時呢？尤其是這些“外來者”侵占了益州豪強們的資源，搶掠了他們的財富，阻礙了他們的仕途，讓這些人內心對流民集團的仇恨情緒更加強烈。

其次，對流民軍政府內部的少數(shù)民族而言，他們是所謂的“既得利益者”。流民軍政府的高級權力都由六郡的漢人大姓掌握，并沒有氐、羌的首領參與，他們對此非常不滿：都在一個鍋里吃飯，肉都被你們搶完了，這就是你們合作的誠意嗎？在李特死后，他們就反水投奔了羅尚，成為了羅尚的部眾。

最后，雖然李流將主要的權力交給了侄子李雄，但流民軍政府還沒能解決一個關鍵問題：他們今后該向何處去？

這些矛盾在之后確實一一暴露。

掌控權力后的李雄先取下了郫城，李流也隨即將大本營遷到郫城。但他們發(fā)現(xiàn)，益州的土著們紛紛修筑塢堡和他們抗衡，據(jù)險自守，來不及抵抗的，要么向南前往寧州，要么向東進入荊州，留給流民軍的是一座座空蕩蕩的城池和鄉(xiāng)村，連一點糧食都找不到，流民軍差點餓死。

而投奔羅尚的氐族首領表示了難得的忠誠，他們摩拳擦掌準備著調轉槍口的第一戰(zhàn)。

就在流民軍前路渺茫的時候，希望也出現(xiàn)在他們面前，而這個希望，正是流民軍最大的對手羅尚所提供的。

流民軍的希望，是一位“神仙”。

這和“神仙”有什么樣的關系呢？

從先秦時代起，巴蜀地區(qū)就盛行著神仙思想和巫術，從三星堆中的文物，便可以看出巴蜀地區(qū)巫術文化的盛行。李氏家族的先祖賨人，也正是以巫術祭祀而聞名的。

巫術追尋神仙崇拜和長生不老，正和道教的許多思想有不謀而合之處，因此巴蜀地區(qū)也十分盛行道教文化。到了西漢時期，經(jīng)過揚雄、嚴君平等人的發(fā)展，將方術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結合，極大影響到了巴蜀地區(qū)的社會文化。至今成都乃至整個四川，和揚雄、嚴君平相關的故事和遺跡仍然比比皆是。

到了東漢時期，道教分為益州創(chuàng)立的天師道（又叫五斗米教）和巨鹿所創(chuàng)立的太平道。后者由張角發(fā)揚，最終形成了黃巾起義，也由于黃巾起義的原因，太平道最終遭到了血腥鎮(zhèn)壓，反而是天師道在這一時期由張道陵進行傳承并向外發(fā)展，最終由張道陵的孫子張魯在漢中地區(qū)建立了天師道政權。

天師道政權一方面在巴蜀地區(qū)擴大了自身的影響，一方面也提供了一塊戰(zhàn)亂中難得的樂土，維持了漢中巴郡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政治實踐。同期巴蜀盛行的還有李家道，最終傳教到江南，對之后江南地區(qū)天師道的發(fā)展影響很大。

隨著曹操的到來，張魯獻出漢中投降，他的許多信徒也隨之被帶到了中原。張魯被迫讓出了世俗權力，天師道也因此在北方和南方走上了不同的發(fā)展方向。

在北方，許多達官貴人對各種養(yǎng)生方術十分推崇，天師道在上層人士之間發(fā)展迅速，而在益州為主的南方，天師道的政治化并沒有隨著張魯投降曹操而告一段落，反而在下層的民間不斷壯大，甚至影響到了世俗政權，這引起了當時益州刺史王濬的警惕。在王濬的打壓下，民間的各大道教首領大多進山以求自保，對政治的干預也逐漸減少。但隨著王濬參與滅吳戰(zhàn)爭，最終回到洛陽為官，繼任的益州刺史并沒有維持王濬的高壓政策，益州地區(qū)民間道教影響便又發(fā)展了起來，其中之一，便是即將成為流民軍的希望，被益州人民稱為“蜀中八仙”，此時正隱居在青城山中的道教首領范長生。

蜀漢后主延熙十一年（248）的秋天，涪陵地區(qū)的益州豪強發(fā)生了一場大規(guī)模叛亂，當時的車騎將軍鄧芝奉旨出征，消滅了叛亂，并將涪陵地區(qū)的一些豪強遷移到了成都附近，這其中便有年輕的范長生。

也就是說，范長生既是掌握部曲的本地豪強，又是當?shù)氐淖诮填I袖，也因為有這一層和涪陵相關的背景，此時涪陵地區(qū)的一千多戶人家正在青城山依附著范長生，這引起了正在益州交戰(zhàn)的雙方的注意力。

此時雙方都受困于軍糧不足的困境，作為涪陵老鄉(xiāng)，同時也是羅尚的參軍徐輿向羅尚自薦，請求擔任汶山太守，聯(lián)合范長生對抗流民軍，條件是事成之后給予范長生相應的政治地位，但羅尚拒絕了這個建議：這不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么？

徐輿一氣之下，便投奔了流民軍，在其中穿針引線，勸范長生給流民軍提供了軍糧，流民軍因此獲得了喘息的機會。這便是范長生宗教集團和流民集團合作的開始，之后，他們還將展開長期的合作。

但這時候，李流卻生了一場重病，明白命不久矣的他開始交待后事：“我的兄長驍騎將軍李驤高明仁愛，確實足以成就大事，但我的侄子李雄英俊勇武，看起來是天選之人，大家可以擁戴李雄，成就成都王的大業(yè)?！?/p>

這時候流民集團的領導權早已在李雄的手里，李流的表態(tài)不過是就坡下驢，為李雄提供繼位的合法性，減少權力交接中的沖突而已。

李雄繼位之后，便被擁立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所位于郫城，流民集團確立了他們的發(fā)展方向，朝著建國發(fā)展，割據(jù)獨立的道路走去。

他們的第一個目標，便指向了固守成都的羅尚。李雄派出一個人前往羅尚手下充當內應，散發(fā)李驤和李雄因為糧草不濟而互相指責，每天內斗的假消息，并告訴羅尚：李驤準備帶人前往郫水以西尋找食物，這是進攻的極好機會，到時候內應會舉火為號，響應羅尚的進攻。

羅尚十分高興，賞賜給內應許多金銀財寶，為了把戲做真一點，內應堅決推辭了封賞，表示老板你夠意思我也給面子，事成之后再賞也來得及，并且進一步請求羅尚派人一起前去調查。

戲做到這份上，由不得羅尚不信，于是他派流民軍的降將隗伯前來攻城，李驤將伏兵偽裝成叛軍在城外進行響應，而內應也給隗伯架好了云梯，并放起了火。

一切都和事先說好的一樣，隗伯甚至已經(jīng)在腦補李雄跪在地上向自己求饒的樣子，他下令立即開始攻城，士兵們爭相攀登云梯，生怕落后了一步。

但他們剛登上云梯不久，一邊的李驤突然反水，在他們身后響起了喊殺聲，而城墻的另一端，是已經(jīng)吃飽喝足的流民軍，兩下夾攻之下，隗伯被打的大敗，向成都逃去。

李驤一邊在后面緊追不舍，一邊裝作已經(jīng)拿下郫城的樣子，一路高喊著“萬歲”向前沖鋒。羅尚以為隗伯已經(jīng)取下了郫城，大開城門迎接，李驤的追兵跟著一路沖進了少城，開始四處砍殺，羅尚這才發(fā)現(xiàn)不對勁，于是向太城撤退，繼續(xù)堅守。

太城比較大，城防又比較堅固，李驤不想啃硬骨頭，便拿下了成都以南的犍為，切斷了羅尚的糧道。

在拿下少城的過程中，流民軍捉住了重傷的隗伯，將他送到了李雄面前。按理說，隗伯導致了自己兄長的死亡，這份仇恨不算小，但令人驚訝的是，李雄十分大度的赦免了隗伯。

明面上是因為隗伯是流民軍大將梁雙的岳父，更深一層的原因在于，李雄并不想將流民軍內部的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他非常明白，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共同面對今后的困局。如果流民軍打算建立一個政權，之前有過血海深仇的益州土著和流民軍內部的少數(shù)民族，都應當包容在這個新政權內，而包容的手段，就是化解矛盾，和衷共濟。

兩個月后，圍城許久的流民軍向羅尚發(fā)起了猛攻，羅尚看太城已經(jīng)斷糧，已經(jīng)沒有堅守的希望，便留下一個炮灰守城，自己趁著夜色從牛郫水（現(xiàn)在的沱江）向東逃跑。

羅尚前腳剛走，炮灰就打開了城門投降，李雄的軍隊趁機拿下了成都。但這時候，流民軍也面臨著斷糧的境遇，饑餓的士兵們不得不跑到郪縣去挖野山芋當糧食吃。

戰(zhàn)爭仍然沒有結束，羅尚逃到了江陽，派使者向朝廷奏報情況，朝廷先是治了梁州此時許雄討伐流民軍不力的罪，將他免職還朝，并下令羅尚暫且統(tǒng)領巴東、巴郡、涪陵三個郡來供應軍事給養(yǎng)。

但對羅尚來說，無論是軍糧還是士兵，這三個郡的供應都是杯水車薪，不得已之下，羅尚只能派人去向荊州都督劉弘求助。

劉弘的屬下考慮到運糧道路遙遠，加上荊州自己的糧食也不夠吃，打算想從零陵撥五千斛米給羅尚打發(fā)了事。

但宅心仁厚的劉弘表示：“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不分彼此，給他供應糧食，也是為了防止我的西邊出現(xiàn)禍患?！庇谑墙o羅尚撥了三萬斛米，并派何松帶兵駐扎在巴東作為羅尚的后援?？恐@些米，羅尚才得以找到一條活路，繼續(xù)抗衡流民軍的進攻。

拿下成都后，流民軍在事實上已經(jīng)有了一塊足以發(fā)展的根據(jù)地，也擁有了建立政權的條件。在眾人的推舉下，李雄即位為成都王。

即位后的李雄仍然還是保持了謙抑的態(tài)度，國家大事都和李國與李離商議：因為當初正是李離的支持，李雄才得以從李流手中掌控權力，雖然貴為君主，但李雄在統(tǒng)治集團內部并沒有占據(jù)絕對的實力優(yōu)勢，他必須平衡好各方關系。

李國和李離也非常識趣，既然確立了李雄的絕對領導地位，無論是為了他們的個人地位，還是為了這個統(tǒng)治集團的內部穩(wěn)固，都必須準確明白自己的位置所在。他們以臣子的禮節(jié)恭謹?shù)厥谭罾钚?，這個政權也慢慢開始走上正軌。

建國后，李雄將主要的精力用于國內的建設上，而朝廷此時也對匈奴的崛起而焦頭爛額，雙方度過了一段較為平靜的時期。兩年后，發(fā)展起來的李雄開始向南方的寧州和北方的梁州進行擴張。

在寧州，南夷校尉兼寧州刺史李毅堅決抵擋住了李雄的進攻，于是李雄放棄了強攻的打算，轉而煽動寧州的夷人叛亂，以給李毅添亂，在李毅死后，寧州繼續(xù)在李毅的女兒李秀的領導下抵抗著成漢的侵蝕。

在梁州，趁關中流民和朝廷交戰(zhàn)的機會，成漢取下了漢中，將漢中的民眾充實到益州，彌補了益州人口不足的問題。

經(jīng)過兩年的發(fā)展，成漢在各個方面都趨于成熟。于是，建立國家的措施也提上了日程，而建國的過程繞不開一個人，便是長期為流民軍提供軍糧資助的天師道首領范長生。

范長生是地方實力派，也是宗教領袖，在益州民眾中擁有極高的威望，要想在益州立足，就必須獲得范長生的支持。因此李雄暫時壓抑住了稱帝的念頭，打算迎奉范長生為名義上的君主，自己則以臣子的身份掌控實權，一方面是承認范長生的實力，對益州豪強們表示認可與合作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也是試探范長生的意圖，

范長生很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自己之前一直隱居在青城山，沒有插手過政務，而經(jīng)過曹魏和西晉政府的鎮(zhèn)壓后，民間的天師道勢力也不如張魯時期那樣強盛，要想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割據(jù)政權并不現(xiàn)實。

更重要的是，范長生十分明白，此時面前的這個流民軍政權已經(jīng)擁有十余萬人口，對人口大量流失的益州地區(qū)占有絕對的力量優(yōu)勢，范長生雖然是益州的實力派，但自身的力量顯然是無法抗衡流民軍的。雖然流民們在宗教信仰上還保留著天師道的痕跡，但從李特建立的流民軍政府設立了的魏晉的官職來看，他們更想效仿照魏晉官制建立一個儒教為主的世俗政府，而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權，自己強行登基，是弊大于利的選擇。不如利用流民軍對自己地位的尊崇，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方便自己進一步在益州宣揚天師道。

有鑒于此，范長生謝絕了李雄讓他擔當君主的提議，并在公元306年，從青城山到成都，勸說李雄稱帝，并用天師道首領的身份為李雄制造輿論，為李雄登基減少了許多阻礙。

范長生識趣，李雄也給足了面子。他親自迎接范長生的到來，拜他為丞相，尊稱為“范賢”，李流的兒子李置僅僅因為沒有參與陪列，就被李雄給殺了。

在雙方的合作下，大成政權成功完成了建國。但建立之后，國家草創(chuàng)，制度十分不完備，各種禮法也十分欠缺，導致將領們嘰嘰喳喳，一個個仗著自己血緣親近，功高蓋世而爭權奪利。為了改變這一現(xiàn)象，在閻式的建議下，李雄廢除了晉朝法律，建立了大成國自己的法律制度，并仿照漢晉的官制，建立了相應的官僚制度。不過，大成國沒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機構，這個政權缺少禮儀和品秩，爵位泛濫，官吏都向百姓索取資源以充當俸祿，軍隊更是沒有隊伍建制，號令行動也跟不上，顯得有些草臺班子的味道。

但不管怎樣，十六國中第一個割據(jù)政權——成漢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在各方的努力下，它的制度體系慢慢開始走向完備。

另一方面，為了報答范長生對自己的支持，李雄將天師道列為國教，并用道教的黃老思想理念來進行國家的治理，采取了輕徭薄賦，寬和政役的政策，因此國力逐漸富強，百姓生活豐足達到了“路不拾遺”的生活狀態(tài)，吸引了不少巴蜀流民和南中夷人首領的歸附，人口得到了大大增加。

經(jīng)過兩年的休養(yǎng)生息和在梓潼巴西的反復拉鋸之后，西晉和成漢再一次發(fā)生了沖突。流民軍的老對手羅尚因病去世，讓成漢將統(tǒng)一益州提上了日程表，他們首先將目標對準了涪城。

涪城的守將是譙周的孫子譙登，他的父親正是死于成漢的巴西太守馬脫之手。懷著殺父之仇的他先是向劉弘請求援兵以討伐成漢，但荊州此時兵力也不足，劉弘有心無力，只能給譙登一個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的名分，讓他自行募兵。

譙登靠著征募的兩千名深深憎恨六郡流民及大成國的巴蜀豪強和他們的部眾，將成漢的軍隊打得大敗，殺死了馬脫，成為了成漢的心腹大患，此次攻打涪城，就有教訓譙登的意圖在里面。

但譙登和羅尚的兒子羅宇不和。羅宇便不給譙登供應糧草，導致譙登和他的百姓們被迫在守城戰(zhàn)中吃老鼠為生。經(jīng)過兩年的重重圍困，涪城內餓死了很多人。懷著對成漢的深深憎恨，直到城破的那天，他們也沒有一個人投降。李雄也沒對他們客氣，將俘虜全都充為奴隸，賞給了兵士們，并處死了譙登。

隨著涪城被攻陷，引起了新任益州刺史對羅宇的極大不滿，他打算將羅宇拿下問罪，結果被羅宇所反殺，而益州刺史的部眾們又殺死了羅宇，晉王朝在益州的抵抗力量便在內耗中消失殆盡，成漢因而據(jù)有了整個益州，并進一步向漢中盆地和南中地區(qū)發(fā)展，達到了極盛。

縱觀成漢的建國和發(fā)展，和43年前滅亡的蜀漢在許多地方有著相似之處。

同為割據(jù)巴蜀的政權，蜀漢政權為成漢治蜀提供了許多成功的經(jīng)驗。

他們同樣偏安巴蜀，努力與周圍政權斡旋，以爭取穩(wěn)定的外部環(huán)境，盡力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

他們同樣作為外來勢力入主益州，都和當?shù)氐耐林a生了矛盾。所不同的是，蜀漢采取的辦法是拉攏東州人士作為溝通益州土著的橋梁，并用嚴刑峻法的思想和諸葛亮極高的個人威望成功地解決了這一矛盾。而成漢以宗教勢力作為溝通土著的橋梁，暫時緩和了矛盾。但他們初期將益州土著排除出權力分配范圍，加上并沒有和宗教勢力產生更深層次的融合合作，便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矛盾，也就無法得到巴蜀地區(qū)益州土著的傾心支持。而論統(tǒng)治者的素質與能力、各方面建設的完備程度、發(fā)展水平、穩(wěn)定性等，成漢也遜色于蜀漢。

但無論如何，在歷史的長河中，蜀漢和成漢都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盡管是一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但成漢在重重矛盾中成功完成了建國，在發(fā)展國力的過程中，也不斷吸取經(jīng)驗，探索著適合自己發(fā)展的道路，至今我們在巴蜀地區(qū)，仍然還能看到成漢留下的許多印記。以在后續(xù)的故事里，我們還將探尋成漢之后所走過的路程。

我們暫且將目光北移，去尋找并州地區(qū)的南匈奴人的故事。

參考資料

[1]房玄齡（唐）等·《晉書》

[2]常璩（晉）·《華陽國志》

[3]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

[4]崔鴻（北魏）·《十六國春秋》

[5]司馬光（宋）·《資治通鑒》

[6]趙晨韻·《成漢的政權建設研究》

[7]高然，范雙雙·《成漢國史》

[8]任藝·《成漢國史初探》

[9]周雯·《蜀漢、成漢治蜀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