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友在某社交軟件上發(fā)帖，表示給孩子買的歷史讀物《寫給孩子看的中國史》出現(xiàn)事實性錯誤：在講述甲午中日海戰(zhàn)的那段歷史時，書中用了一張“丁汝昌投降圖”。

依據甲午戰(zhàn)爭博物館的說法是：丁汝昌根本沒有投降這回事。

長期以來，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這個歷史人物的形象總是那樣的模糊不清。

后人對一些真真假假的史料進行充滿主觀色彩的解讀后，反而又使其形象變得更加模糊，甚至發(fā)生了扭曲。

我們不否認丁汝昌在甲午海戰(zhàn)中犯下過錯誤，但他絕非“投降派”，更不是“降后自盡”！

丁汝昌在甲午海戰(zhàn)中的得與失

1836年11月，丁汝昌出生于安徽省廬江縣石頭鎮(zhèn)丁家坎，字禹廷，出生僅數月，其母向氏便去世了。

丁家世代務農，且家境十分貧寒，因此丁汝昌只讀過3年私塾，此后便開始自食其力，幫人打零工為生。

丁汝昌15歲時其父病故，他成了孤兒。

咸豐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軍攻陷廬江之后，丁汝昌被掠入太平軍，與桐城人程學啟一起隨太平軍至安慶駐守，后加入曾國荃的湘軍。

丁汝昌真正發(fā)跡是隨劉銘傳“平吳剿捻”。

《丁軍門禹廷事略》稱丁汝昌“同治元年由行伍隨劉壯肅公（劉銘傳）攻克江蘇常州府、安徽廣德州，皆拔幟先登?！?/strong>

李鴻章在光緒五年十月十六日（1879年11月29日），第一次奏請將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的《奏留丁汝昌片》中稱：“丁汝昌久隨臣轉戰(zhàn)南北，統(tǒng)帶銘營，剿平粵捻各逆，顯著戰(zhàn)功?！?/strong>

丁汝昌后來脫離淮軍，曾回籍閑居數年，個中緣由至今不詳。

1879年，清政府設立海軍。1888年10月，北洋海軍成軍，丁汝昌以陸將的身份統(tǒng)領北洋艦隊，遂成為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關鍵性的人物之一。

1894年，中日爆發(fā)甲午海戰(zhàn)，北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100多年來，圍繞甲午海戰(zhàn)中丁汝昌的指揮問題，不少人攻擊他“怯懦無能”，甚至指責丁汝昌是斷送北洋艦隊的罪魁禍首。

可是，這種說法未免過于夸張，更不切合實際。

在甲午海戰(zhàn)中，丁汝昌的確犯下過一些錯誤。從軍事層面來看，丁汝昌一方面命令北洋十艘軍艦以橫隊迎戰(zhàn)，嚴重抑制了編隊的機動力和火力的發(fā)揮。

其次，他在海戰(zhàn)前沒有明確代理旗艦，致使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軍艦陷入各自為戰(zhàn)的混亂狀態(tài)。

只不過，丁汝昌原本是陸軍將領，對于海戰(zhàn)也一直在學習。清政府高薪聘請德國人漢納根作為丁汝昌的高級顧問，可在作戰(zhàn)中，這些“內行”軍官沒有及時指出丁汝昌的指揮錯誤，他們同樣要負責。

再者說了，海戰(zhàn)不久后的1894年9月底至10月初，李鴻章獲悉兩萬名日軍將于遼東半島的金州附近登陸，他希望北洋海軍盡快采取象征性的威懾行動。

實際上李鴻章過高估計了當時海軍的實際作戰(zhàn)能力以及威懾作用。

經過黃海海戰(zhàn)之后，北洋艦隊失去了五艘巡洋艦，主力軍艦折損過半，丁汝昌在海戰(zhàn)中多處受傷，經清政府同意就地療養(yǎng)。

李鴻章執(zhí)意要求丁汝昌、劉步蟾等人盡快修理軍艦，以防貽誤軍機。

事實上，日本聯(lián)合艦隊也早就做好了從海上圍攻北洋海軍和占領威海港的準備。

面對武裝到牙齒且準備充分的日寇，北洋艦隊的最終失利不能僅僅怪于某一個人的頭上，這是各種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丁汝昌究竟是不是投降派？

長期以來，許多地攤文學的作者，包括一些網絡作者、歷史研究者，采用大多未經考證的方志資料視為信史，結果對丁汝昌在甲午海戰(zhàn)中“自殺殉國”一事有了諸多謬論。

如《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復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山東巡撫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折》《中東戰(zhàn)紀本末·威海衛(wèi)海軍之覆》等書籍資料，均記載了丁汝昌服毒自盡的始末。

由于資料駁雜，對丁汝昌自殺的具體細節(jié)沒有描述得十分清晰，故有論斷者斷定：甲午海戰(zhàn)末期，日本人收到的投降書是丁汝昌親自簽署的。

也就是，丁汝昌是簽署投降書之后，接著服毒自盡。但這種說法完全違背歷史真相！

據甲午海戰(zhàn)的親歷者，曾擔任丁汝昌的護衛(wèi)谷玉霖在1946年5月18日的口述介紹：1895年2月3日，日軍占領威海衛(wèi)城，丁汝昌坐鎮(zhèn)指揮的劉公島成為孤島。丁汝昌在劉公島經過13天殊死搏戰(zhàn)，打退了敵人的七次進攻。

1895年2月17日，日軍攻陷劉公島，北洋艦隊危在旦夕。丁汝昌和威海衛(wèi)陸軍統(tǒng)領戴宗騫不和，有一些海軍軍官被戴統(tǒng)領拉攏去了。

日軍占領劉公島南幫炮臺后，丁汝昌想堅守劉公島，他還親自到北幫炮臺邀戴統(tǒng)領商討攻守大計。

后來戴統(tǒng)領感到失守炮臺罪責難逃，與劉公島護軍張文宣統(tǒng)領相繼自盡了。

丁汝昌先在定遠艦，后上定遠艦督戰(zhàn)，但為投降派所逼，知事已不可為，就從軍需官楊白毛處取來煙膏（鴉片煙），衣冠整齊，到提督衙門西辦公廳后住屋內吞煙自盡。

當年在鎮(zhèn)北艦上當水手的苗秀山，也有類似的回憶。

若說“自己人”的回憶不可靠，那就看看外籍洋員是如何回憶丁汝昌生前身后事的。

戴樂爾著的《中國事記》記載：“12日（正月十八日）早，丁提督自殺身亡。蓋丁氏既死，馬格祿、郝威及中國官員數人上岸至牛道臺寓所，遇見瑞乃爾。郝威倡議，偽托丁提督名義作降書，并親自擬稿。譯成中文，并鈐提督印?！?/strong>

《丁氏宗譜》則對丁汝昌的具體死亡時間有過明確記載：“丁先達，諱汝昌，字禹廷，生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十月初十日巳時。……卒于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辰時初?！?/strong>

十八日辰時初，也就是十八日早晨7時許，它與戴樂爾所記的十八日“清早”相印證。

由此可知，丁汝昌確實是自殺殉國，他本人也從未想過投降日本人，所以根本不會簽署任何的投降書。

那為何現(xiàn)在市面上包括此次的“毒書籍”事件，總是對丁汝昌真實死因妄下論斷呢？

丁汝昌的真實死因在史籍資料中的確留有空白，包括他吞鴉片自盡的方式，都給了這些不實論斷的“佐證”。

首先，丁汝昌是吞鴉片自盡的，依據戴宗騫、劉步蟾吞鴉片自盡的前后細節(jié)，凡以這種方式自盡的人，必有一段彌留時間。至于時間長短，則因人而異。

如劉含芳致電王文韶稱：“初九日戴宗騫，十七日劉步蟾，十八日丁汝昌……均先后殉難。”

“初九日”十七日”“十八日”皆是身亡的時間，不是吞鴉片的時間。

丁汝昌自殺，確切說他真正死亡的兩日后，劉公島上的一些官員和洋員，假借丁汝昌的名義起草了投降書，北洋艦隊這才全軍覆沒。

一個已經死去兩日的海軍提督，又怎么可能會寫投降書？

正因為眾多史籍資料包括當事者的回憶中，沒有明確提及丁汝昌是何時吞鴉片，以及何時彌留乃至真正死亡，才導致他“降后自盡”的說法不脛而走。

丁汝昌對于自己的死，其實是早有思想準備的。當戰(zhàn)事吃緊時，他曾囑咐二兒媳張氏：“吾身已許國，汝輩善視吾孫可也，派員將水師文卷送煙，誓以必死。”

只可惜，丁汝昌一直盼到正月十七日晚，卻不見援兵到來，遂仰藥自盡。

事實就是事實，這是任何“毒書籍”都無法改變的。

不可否認，丁汝昌在甲午海戰(zhàn)中，的確出現(xiàn)一些失誤。但不能就此認為丁汝昌貪生怕死，所以投降日軍。

在黃海海戰(zhàn)中，他受傷仍不下火線，堅守陣地，指揮作戰(zhàn)。

在接到勸降書以后，他曾說道：“余決不棄報國大義，今唯一死已盡臣職”。

足見他是一位愛國的將領，更有一顆報效祖國、不畏犧牲的熱心。

歷史無情，悲劇已經發(fā)生，后人當引以為鑒。在那場戰(zhàn)爭中死去的英靈，后人當永久緬懷。其誠已昭日月，其氣可壯山河......

參考文獻：

[1]郭紅敏.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生前身后事[J].檔案天地,2014(09):25-29.

[2]龐嘉詠,何少偉,陳永祥.試論丁汝昌在甲午海戰(zhàn)中的過失[J].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6,16(02):74-78+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