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著作文題，發(fā)呆了半個小時，最終我還是決定寫下這個奇怪的題目。我在草稿紙上挖掘出了“紀念是否需要實物”，“留白是否有更深刻的意味”等多個角度，最后甚至扯出了“精神是否需要實體承載”這么一個離譜的選項。

但是，我還是沒辦法說服自己，提筆去稱贊一番穆拉的智慧或哲思。相反，我甚至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

穆拉使我想起了常常出現(xiàn)在我童年睡前故事里的阿凡提：什么天上的星星和毛驢尾巴的毛一樣多啊，什么說自己的死期就在國王前一天，之后就被好吃好喝的供養(yǎng)啊……當(dāng)初我真是被他的智慧深深“折服”，但現(xiàn)在想來，那真稱得上“智慧”嗎？我更愿意稱之為“聰明”。

多少年了，我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也許，穆拉˙納斯魯丁，只是不想給出那枚戒指。

中國有縱橫家，西方有詭辯者，千百年來，聰明人的語言總是吸引著大批的追隨者。語言有著不可否認的強大力量，應(yīng)用這種力量達到目的亦無可厚非。但是，任何一個獨立的人，一個對自己的生命有所追求而不愿懈怠的人，都應(yīng)當(dāng)看到機巧語言背后的真相，而非追隨著所謂的“智者”，卻成了愚昧的擁躉。

一個人，如果不能獨立地思考，那么他就和葦草沒有區(qū)別；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如果不會思考，那么就將被引向危險的深淵。

我們通過基礎(chǔ)教育可以獲得知識，但難以獲得思想。略覽中國社會當(dāng)今的輿論現(xiàn)狀，便覺尚任重道遠。我曾經(jīng)看到過微博上的一個段子，講述了某博主在微信朋友圈和“毒雞湯文”、“偽科普貼”的斗智斗勇，結(jié)果阿姨媽媽，大叔大伯都一致倒向敵方陣營，寧信騙子，不信兒子，弄得他欲哭無淚。網(wǎng)絡(luò)上有不少專家，但其中有多少是“磚家”呢？而我們似乎習(xí)慣去相信一個頭銜，相信一個“大牛”，而不愿意相信一個顯而易見的真相。

然而，比上述的騙局更可怕的是激烈言辭和偏激行為對社會思潮的指引。當(dāng)初釣魚島事件發(fā)酵時，有人鼓吹上街打砸日系車，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竟還有人跟風(fēng)模仿。每每看到日系車上貼著“釣魚島是中國的”貼紙，我的心里總有一點悲涼?，F(xiàn)在社會整體的理智提高了，大家意識到了這種行為的荒謬，再如此煽動已無法成功了，便有人坐在肯德基里，將寫上“愛國流氓，來一個砍一個”字樣的紙鋪在桌上，旁邊擺上一把斧頭。我想，無論那個說自己是諷刺那些所謂“不理智愛國者”也好，是真正的“碧血丹心”也好，將“愛國”與“流氓”兩個字聯(lián)系起來，就昭示了他混淆視聽的不良居心。我在看到那些以愛國為借口的暴力行為之前，先看到了他以反“暴力愛國”為借口的暴力。正如上文已講到的，“打砸者”并非愛國，如此“反打砸者”，又光彩嗎？

當(dāng)我們的國民不思考，只盲從，以偏激的言語、暴力的行為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嚴謹?shù)姆治?，那么我們的國家就危險了。所以，在危險萌芽之前，我們就應(yīng)該將其扼殺，不留余地。

王小波大體說過這樣的話：明辨是非是困難的，但即便是犧牲了清白的名聲，也要去說一些話，否則社會上就只聽到那些自以為是的鄙俗的聲音了。

司馬遷在遭受身心巨大折磨之后嘔心瀝血寫下的《史記》，秉持著這樣的主旨：窮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要“窮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才能“成一家之言”，可見一個人在世間想要懂一點道理，辨一點是非，說一點話，是多么困難。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蔽覀兪菚r候去明白這些了。

胡扯來了這么多，我想，對于競賽來說，我又說“錯”了很多話。但為著那種“被愚弄的感覺”，我不得不說這些。

莊子說“曲士不可以語于道”，某種意義上，穆拉˙納斯魯丁，從材料中體現(xiàn)出的本質(zhì)，和曲士沒有什么分別。曲士是“束于教”，而穆拉又何嘗不是束于言語的巧技，詭辯的迷潮？這是我們追逐的智慧嗎？不是的。

惠施對莊子說：子非魚，安之魚之樂？

莊子說：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詭辯的聰明總是在敦厚的智慧面前露了怯。

被愚弄了多年，我們都該醒醒。為什么不去想想，也許穆拉˙納斯魯丁只是吝嗇，不愿意給出那枚昂貴的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