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與現實中完成小說蛻變——謝松良小小說體系的構建意義
最近,圍繞小小說究竟是講故事還是寫人物,在小小說作者群體中產生了一些爭論。有的認為小小說也是小說,所以當然是塑造人物 ;有的認為小說本身就是圍繞故事展開,所以當然要講故事。
其實,小說和故事之間并不矛盾。小說肯定要有故事,沒有故事的發(fā)生,小說塑造人物也就無從開展。所以,小小說要在講故事的同時,完成塑造人物、樹立典型的小說意義。這就需要小小說寫作者在故事與人物之間進行準確地把握,在敘事的角度與節(jié)奏上進行適當的安排,既要讓故事精彩,也要讓人物豐滿。
謝松良是很注重在講故事中凸顯人物形象的小小說作者。他總是很巧妙地將故事進行裁剪、取舍,從而將人物推到幕前,帶動故事的發(fā)展。這樣的小小說讀來,既不失故事的精彩,又鮮明地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謝松良的小小說有一個很鮮明的特點,冷靜的筆墨,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相互燭照并干預著,從而構建出既有現實意義,又有生活意思的獨特的小小說體系。
一、細節(jié)彰顯人物
謝松良的筆下人物,層面豐富,涵蓋廣闊。有農民工、小老板、大學生、教師、地攤業(yè)主等各行各業(yè)。而這些人物,在他的筆下,都寫得真實,豐滿,個性鮮明,讓人讀后印象深刻。這與他生活的經歷有關,也與他敏銳的觀察力有關。只有經歷豐富的人才能有足夠多的接觸面,才能夠積累下豐富的生活素材。只有擁有敏銳的觀察力,才能捕捉到人物獨特的,具有
鮮明個性的細節(jié)。而只有細節(jié),才能彰顯一個人內心豐富的情感世界,從而從小說中樹立起獨特的一個來。
在《飛翔的白鴿》里,吳老漢和肥姨之間,肯定是有故事的,可是,謝松良卻避開了兩個人之間的故事,用白鴿這么一個道具將兩個人的感情糾葛與內心復雜的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吳老漢的一句“這么晚了,四川婆去哪兒了,你知道嗎?”充分表露了他對肥婆的牽掛與深愛。但“活兒苦工資低”的吳老漢,不得不考量自己接受肥婆后的生計問題,從而導致了愛情的失敗。而肥姨深夜用玉米粒喂食白鴿這個細節(jié),同樣展示了肥姨對于愛情深深的失落。
吳老漢看似隨意的一問,有牽掛與深愛,卻也有壓抑與痛苦。這看似簡單的一句話,把吳老漢在愛情面前,想得而又不能得的那種痛苦與壓抑表現得蕩氣回腸。同樣,肥婆半夜在情人懷里掙出來喂白鴿,也將肥婆對吳老漢的愛與恨,及作為女人對自身命運的屈服與無奈的復雜情感詮釋得讓人唏噓。
記得有一句話說,一個真實的細節(jié),勝過千言萬語。確實不假。謝松良總是能準確地捕捉到人物真實的細節(jié),從而用極為經濟的筆墨,樹立起人物來。同時,他通過人物細節(jié),在展示人物復雜的內心世界時,推動故事情節(jié)向前發(fā)展,留給讀者閱讀的懸念與快感。
《尋找》這篇小說,作者平靜地敘述中,其實暗藏著人物內心的糾結與無奈的。一部別人送的手機成了“我”和彩云之間感情起伏的出發(fā)點?!拔摇北揪蛯Α翱扇羰遣试普娴碾x我而去,我該怎么辦?”而心存焦慮,手機無疑推動了這種焦慮更進一步擴張。隨著“我”的焦慮的擴張,讀者也被這種擴張的焦慮而吸引,從而要一探故事的最后結局。這就是用生活的細節(jié)來帶動了情節(jié)的向前,從而也給讀者帶來了閱讀的懸念與急迫。接下來,彩云的離去與警察的調查,更是讓讀者讀來一陣唏噓。當最后的結局在讀者面前打開的時候,才發(fā)現被作者帶入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讀者對現實生活的認知在閱讀中的代入。這種代入感讓我們跟隨作者的筆觸向前,從而產生主觀上的猜測,這時候,作者筆鋒一轉,真相揭開,給予讀者的不僅僅是敘事的反轉,更是現實生活信息的爆炸。彩云的遭遇,在生活本就拮據的她的身上產生的刺激,與彩云的失蹤,是合情合理也合乎人物內心的。但是給讀者帶來的就是生活的溫暖與文藝的感染力。
二、冷峻干預生活
孟子有句話說 :“作于其心,害于其事?!闭f的是一個人內心的想法的正確與否,直接就影響事物的發(fā)展趨勢。
小說主要的任務是塑造人物,那么,人物塑造得成功與否,不是作者一個精彩的故事就可以完成的。如果一個精彩的故事里,其主角可以是張三、也可以是李四的話,那么這個故事再怎么精彩,也塑造不出一個成功的人物。
小說塑造人物,就是要讓一個精彩的故事里,其主角只能是張三,不能是李四,更不能是王二麻子。當讀者讀到這個故事,就打上了張三的印記,換做任何人,這個故事都不成立。那么,小說的人物就塑造成功了。
要讓一個人物成為故事里獨特的一個,那么這個故事也就是獨特的一個。這就要求作者要忠于人物,忠于他內心的思想而折射在行動上的每一個細節(jié)。人物內心的想法是故事的推動劑,而不是作者去左右故事的發(fā)展。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冷峻的筆墨傳達真實的生活。
謝松良在他的小說里,一直是冷靜的,也是冷峻的。他不加任何感情評判的敘事,給予讀者最大的閱讀空間,從而讓讀者從閱讀空間中體會文學對生活的干預。
《雪妮》里,“我”面對突如其來的電話,由開始的保持警惕,“不勝其煩”,到“動了心”,答應去接她。這其中的變化,不是故事的變化,其實是“我”內心的情感變化。開始的保持警惕是因為擔心人家“攀關系推銷自己的作品”,后來的“動了心”則是出于對“雪妮”的認真,內心里的感動,當然,也可以是“我”對浪漫愛情的渴望。正是因為內心的情感變化,才導致“我”去接站。
這里的一切,無論是情節(jié)的發(fā)展還是對人物內心的描述,都是中性的。讀者無法在語言中感知到作者對這件事情的是非觀,從而也就導致讀者無法從故事的開頭去預知故事的結尾。這種冷峻的筆墨,帶給讀者的是“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個正確答案”的好奇。
傅斯年有言 :“文辭中的情感,仿佛如大海上的浪花,無論他平如鏡子時,或者高濤巨浪時,都有下層的深海在流動,上面的風云又造就這些色相,我們必須超過于文學之外,才可以認識到文學之中。”
那么謝松良小說中的情感,就需要讀者超越小說敘事的語言之外,去到小說中的人物身上,去體會到他的情感。因為他的筆觸從來不左右人物的內心與行動,既不引導人物,也不引導讀者,他冷峻,但是,他卻將干預的空間,在讀者的閱讀體驗中得到發(fā)揮。
讓小說超越了敘事本身,然后讓讀者在閱讀體驗中重回小說的初衷。這是謝松良的小說干預生活的獨特體現,也是最深刻的小說擴張法。
三、理想燭照現實
別林斯基說 :“感情是人類天性的主要動力之一,沒有感情,就沒有詩人,也沒有詩?!?/p>
這句話是說文學作品其實是作者感情的迸發(fā)的產物,沒有感情就沒有文學作品。
在謝松良的作品中,其感情的傳達是隱形的,但是,卻充滿了熱情與真摯。他的小說,并不是通過故事的演進而來揭示道理或者思想,而是一種感情的傾訴。他將這種感情的傾訴,隱藏在冷峻的筆墨之下,讓讀者去體會。
《暗戰(zhàn)》是一個很俗,也很灰暗的故事。夫妻二人感情的破裂,只是因為生活的壓力,這種故事在現實生活中并不鮮見。人人都有著期望,都有著更上一層樓的追求與夢想。肖梅對生活的期望與夢想,樂樂給不了,是導致二人最終走向婚姻破裂的現實存在。但是,謝松良的筆下,表現出來的生活卻并不是這樣冷酷與絕情,肖梅的婚前出軌,燭照著這段感情的破裂,讓現實生活多了一些可饒恕性——并不是所有的苦難都造就了現實的殘酷,而是生活的伏筆埋下了苦難的根源。當然,我們不可否認,因不堪苦難而選擇分離的現實存在。謝松良將
筆觸這樣拐一個彎,只是對現實生活中,那些普遍存在的婚姻危機找一個貌似合理的借口。這也體現出謝松良在寫作小說時,其內心的溫暖與善良。文學是向上的,也是向善的。文學不可能獨立于生活之外而存在。作者對生活的認知與態(tài)度,也決定著文學作品情感的溫度與向度,更決定著作品的成功與失敗。謝松良安排肖梅的婚前出軌,只是他對生活的一種善良與熱愛 :讓人在失敗中找出理由來。樂樂與肖梅的失敗,是有來由的。
這種一廂情愿的情節(jié)安排,體現的就是作者對生活的態(tài)度。而小說的最后,揭示樂樂是發(fā)了大財的人,以此來刺激肖梅,或者說來對讀者做一個光明的交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者理想化的生活期望。
這種對生活理想化的期待,在謝松良的小說中,俯拾皆是。如《陽光下的女孩》,最后理發(fā)師的小聰明,換來小說溫暖的結局;《假死》中的“我”,拒絕被引誘 ;《‘緣’來如此》中結尾的圓滿;《豆蔻芳華》中的虛驚一場等,其結尾的反轉,其實都是作者在作品中,所凸顯出來的一種生活的理想主義。但正是這種理想主義的結局,將作者隱藏的情感表達出來,同時感染讀者,向著生活的美好而前行。這種用理想來干預現實的創(chuàng)作,可以看做是謝松良個人生活的態(tài)度,也是他對生活的情感宣泄。
文學作品,或者說藝術作品,不可能脫離了感情而存在。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說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揚,此立文之本源也。”所以,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一定是先發(fā)于情感上的撞擊,然后再有情感的依附體。
謝松良牢牢把握住情感的每一次波動,然后觀照現實的每一個缺陷與不足,加以干預,這就是他作品中,最為人所敬佩的現實擔當。
(文本原載《東莞文藝:2022》)
(作者/申 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