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州灣事件

（一）膠州灣事件指的是在1897年11月13日三艘德國軍艦突然駛進往日平靜的膠州灣，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里艦上官兵竟順利登陸并占領(lǐng)青島，這就是震動中外的膠州灣事件。19世紀末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失敗，掀起瓜分在華勢力范圍的狂潮，重點是“租借”沿海港灣和海軍基地，給中國帶來深重的災難。這場瓜分狂潮加深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防建設，也喚起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德國是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強國，當它在70年代初完成全國統(tǒng)一之后就開始積極向外擴張，投入列強在中國的一系列爭奪和角逐。它加入競爭雖然較晚，但勁頭十足，手段也更蠻橫。到了90年代它不再滿足軍火和一般商品的輸出，它要到中國攫取據(jù)點，作為擴大在遠東影響的橋頭堡。從1860年到1872年德國著名地質(zhì)、地貌學家斐迪南·馮·李?；舴野舜蝸砣A進行考察，他建議德國占領(lǐng)膠州灣。他分析說：膠州交通方便，有廣闊的發(fā)展余地；山東有位置優(yōu)越、質(zhì)量良好的煤田；中國有無窮偉大、非常便宜和智慧的勞動力。這些對于德國最后確定占領(lǐng)膠州灣作為侵華據(jù)點，并把山東劃為它的勢力范圍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3月11日德國外交大臣馬沙耳男爵在致海軍大臣何爾門海軍中將的極密件中提出：“如果中國繼續(xù)失敗，德國將參加干涉并向中國要求土地，作為帝國海軍的一個或幾個儲煤站和軍港，請何爾門開列地點。”4月17日何爾門開出在華建立軍港的三組地點：舟山群島和廈門（包括鼓浪嶼）；膠州灣和大鵬灣；莞島（朝鮮南端）和澎湖列島。這一密謀正是在德國參加干涉日本還遼事件前一個星期，德國人明白地表示參加還遼事件目的就在于向中國要求土地作為適當?shù)难a償。德皇威廉二世還提出所謂教化亞洲，捍衛(wèi)歐洲，抵御“黃禍”的論調(diào)。這年年底德國公使紳珂奉命正式向總理衙門提出讓與一個軍港，馬沙耳也在柏林向許景澄提出“借地儲煤”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婉辭。次年6月李鴻章參加完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后來到柏林，馬沙耳再次向他要求割讓一塊海軍基地。

（二）馬沙耳說：“這是德國為了實現(xiàn)維護亞洲的均勢和中國完整的政策，也是為了履行促進對華貿(mào)易和貫徹德國從遼東問題開始的東亞政策所必需的要求?！?1月3日德國海軍司令克諾爾海軍上將與協(xié)助李鴻章訪德后在德國休假的天津稅務司德璀琳進行談話，德璀琳這個清政府的高級雇員對克諾爾說：“膠州灣極值得德國爭取。”他列舉膠州灣的七大優(yōu)點，同時德國政府收到巡洋艦隊長鐵畢子海軍上將的報告稱認定膠州灣冬季是不凍的。19日德國駐俄國大使拉度林公爵在致德國首相何倫洛熙公爵的公文中透露一個驚人的事件：中國公使許景澄派使館美籍參贊金楷理極秘密地暗示德方要在中國取得一個鞏固的、受人尊敬的地位，只有干脆攘奪一個港口據(jù)為己有，否則中國人不會因此而感激。金楷理說：“中國人絕對不會懂得這種思想方法，道義取得的觀念對他們是絕對陌生的。只有武力才是他們唯一懂得的語言。如果德國不干脆地取它所希望或需要的，華人只會把它當作是一種軟弱的表示。俄國人就是掌握了對付華人的唯一正確方法。俄人表示他們能隨意支配及處理一切，這就折服華?！钡禄释涝趫蟾嫔吓⒄f：“正確，這正是我兩年來對外交部所諄諄勸說而沒有成功的，都是我多年來擁護的思想?！痹S景澄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家，此舉的動機是一個費猜的謎，推測起來大致有兩種可能：許景澄在長期外交生涯中受德國人思想的影響，逐漸成為親德派，他不愿俄國在中國謀取更多的利益，希望德國也能分一杯羹；許景澄不滿李鴻章對俄外交的大量失誤，企圖利用德國力量抗衡、抵消俄國在華勢力，因此玩起“以夷治夷”的外交游戲。無論哪種指導思想，其后果都是十分嚴重的，作為外交官時作出此類舉動是極端錯誤的。德國駐華公使海靖從1896年8月就職以來一直謀求在中國獲得海軍基地而未獲結(jié)果，這使威廉二世十分惱火。1897年2月19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經(jīng)過這樣的拒絕后這將是個恥辱，那是最后一次?！币院鬅o須再詢問，地點定后立刻占據(jù)。”

（三）5月5日海靖報告何倫洛熙首相：“根據(jù)海軍部顧問福蘭西斯、海軍中校徐亦等人的考察，中國海灣中只有膠州灣一處值得考慮，三門灣、廈門皆不適宜?！辈⒅赋龆韲藢δz州灣并沒有提出要求。8月威廉二世訪問俄國，密談膠州灣問題。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俄國在沒有取得一個心目中已經(jīng)決定的更北的?？谇斑€有意保證在該港的進出，但允許德國共同使用，在它撤出時不反對把該港交給德國占領(lǐng)?！眱蓢鲗τ谑褂媚z州灣達成私下諒解。9月21日德國正式通知俄國，德國艦隊擬在膠州灣過冬之日（即11月1日）海靖將這一決定通告總理衙門，總理衙門立即予以拒絕。但此時德國占領(lǐng)膠州灣的準備已經(jīng)就緒，只要尋找一個機會便可乘機發(fā)動，正巧機會來了。11月1日深夜德國傳教士韓·理加略和能方濟在山東巨野磨盤張莊教堂被當?shù)卮蟮稌蓡T殺死，本堂神甫薛田資僅以身免，事后山東地方官吏沒有將此事及時報告清政府。6日威廉二世指示德國外交部：“如果中國政府不對巨野教案給予巨額賠款，并立即追緝嚴辦兇手，就派艦隊占領(lǐng)膠州灣并采取嚴重報復手段?！蓖詹輸M發(fā)給駐扎在吳淞的棣立斯海軍上將的諭令，要他率領(lǐng)全部軍艦駛往膠州，占領(lǐng)合適地點，用任何方式勒索（此電于次日深夜發(fā)出）。7日威廉二世以膠州灣事征求沙皇意見，沙皇表示：“對于德軍開入膠州灣，既不能贊成，也不能不贊成，因為我只近來才知道該海灣僅在這1985-1986年暫時屬于我們?！?span id="s0sssss00s" class="sup--normal font-size-12">?清政府飭令山東巡撫李秉衡迅速捕捉兇手，以防止事態(tài)擴大。臬司毓賢胡亂捕捉九名無辜群眾，稱此事件是盜竊錢財?shù)闹\殺案，以便縮小事態(tài)，然而無濟于事。10日棣立斯海軍上將率領(lǐng)“德皇號”、“威廉親王號”、“鸕鶿號”三艘巡洋艦從吳淞口前往膠州灣，13日德國艦隊抵達膠州灣。棣立斯向艦隊發(fā)出占領(lǐng)膠州灣的命令，要求盡量避免戰(zhàn)斗行動，以達到兵不血刃的目的。

（四）為了掩護侵略行動，棣立斯先派幾名軍官登陸，拜訪登州總兵章高元，詭稱進行軍事演習。14日由五百人組成的陸戰(zhàn)隊乘快艇登上青島棧橋，章高元的守軍共三營一千五百人，毫無戒備地看著德軍從總兵衙門前穿過。直到德軍順利地占領(lǐng)清軍軍械庫、彈藥庫、俯瞰炮臺的高地和可以炮轟總兵衙門的地點后向清軍發(fā)出限三小時全部撤退的通牒，章高元這才如夢初醒。在德軍逼迫下章高元率領(lǐng)部隊移駐青島山后的四方村一帶，“威廉二世號”鳴炮二十響以示慶賀。棣立斯召集陸戰(zhàn)隊員訓話，宣布占領(lǐng)膠州灣及附近一切海島與屬地。章高元迭電直隸總督王文韶和李秉衡請示行止，李秉衡力主強硬，指出：“德國釁已構(gòu)成，非力戰(zhàn)不可?！辈⒕唧w安排了調(diào)兵計劃。清政府則認為：“德國圖占?？谛钪\已久，此時將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形勢，萬無遽行開仗之理。惟有鎮(zhèn)靜嚴扎，任其恫嚇，不為之動。斷不可先行開炮，釁致自我開。” 王文韶更認為李秉衡素不喜談洋務，深恐辦理未能妥協(xié)。朝廷在9月27日已任命他升遷四川總督，由陜西布政使張汝梅擔任山東巡撫，應請張汝梅速赴新任，將教案從嚴懲辦，務期速結(jié)?。然而德軍得寸進尺，繼續(xù)逼迫章高元退兵，并在各山口挖溝架炮，聲稱16日下午3時進攻。章高元無奈，再次退兵滄口。李秉衡急電總署請戰(zhàn)，次日清廷頒旨，予以駁回。旨稱：“敵情雖橫，朝廷決不動兵。此時辦法，總以杜后患為主。若輕言決戰(zhàn)，立啟兵端，必致震動海疆，貽誤大局，試問將來如何收束耶？”并令停止招募兵勇，山東沿海各營著歸王文韶節(jié)制，令張汝梅速赴新任，李秉衡專辦教案拿犯訊供之事?。在清政府看來德國軍隊是一支兵精械利甲于歐洲的部隊，淮軍的新式操練采用德國陸軍操典，北洋海軍的主力軍艦也主要購自德國。在以往中德交往中從未發(fā)生武力沖突，所以對德國在膠州灣的橫行霸道既感到震驚，也覺得恐懼。

（五）11月18日清廷在給李秉衡的電報中說：“所陳各節(jié)，朝廷所稔知。其應爭處在此，其難辦處亦在此：洋人舉動，全在勢力。力不能勝，必受大虧。此戰(zhàn)事所以當慎也?！北惚硎境鲞@樣的心情。清政府原指望借助外國力量，迫使德軍退出膠州灣。但一切努力都徒勞無益，德國則繼續(xù)顯示其強硬立場，決定派德皇兄弟亨利親王率領(lǐng)第二艦隊前往中國。1898年3月6日李鴻章、翁同龢、海靖簽訂《中德膠澳租借條約》，規(guī)定將膠州灣及南北兩岸租于德國，租期九十九年。租期之內(nèi)中國不得治理，如果德國在租期未滿之前自愿將膠州灣歸還中國，則由中國償還德國在此所用款項，并另將較此相宜之處，讓與德國。從此膠州灣淪入德國之手，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日本借口對德宣戰(zhàn)而強行占領(lǐng)，前后共達十七年。德國強占膠州灣推動西方各國在華強占港灣和劃分勢力范圍的多米諾骨牌，中國的半殖民地危機更為深重了。三門灣事件是指1899年意大利王國強占大清帝國三門灣未遂的一起外交糾紛，甲午中日戰(zhàn)爭后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實力較弱的意大利亦欲染指中國，乃于1899年2月向中國清政府提出強租浙江三門灣以用作海軍基地的要求。但這一要求遭到清政府的強硬拒絕，并積極在三門灣增兵布防，嚴陣以待。意大利人見清朝早有防備，又迫于其他列強的壓力，不得不放棄這一要求，三門灣事件以中國取得外交勝利、成功守護領(lǐng)土告終。1895年清朝在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中被日本打敗，簽訂《馬關(guān)條約》，隨后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德國、俄國、法國、英國等列強相繼在中國強占“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而勢力較弱的意大利看到列強瓜分中國、清政府軟弱可欺后亦緊步后塵，欲在中國分一杯羹。在魯?shù)夏岬诙脙?nèi)閣時期（1896年—1898年）意大利王國就曾有意向中國試探，也要求得到一塊租界地作為海軍基地，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

（六）這件事受到意大利駐北京的代辦薩爾瓦葛侯爵的勸阻，他認為也許在以后的時間再做這個嘗試會更好，此事因魯?shù)夏醿?nèi)閣的垮臺而未能繼續(xù)。此后佩盧政府時期（1898—1900年）再一次提出在中國的租借地問題，經(jīng)過反復討論后最后將地點選定在浙江省的三門灣。意大利欲染指三門灣，其原因主要有：三門灣的軍事價值和經(jīng)濟價值，三門灣位于浙江省東部三門縣沿海，南北長約40公里，東西寬約60公里，海陸方圓約2400平方公里。東連貓頭洋，南、西、北三面群山環(huán)抱，形如匏瓜。有三門山、庵山、狗山三山矗立海中，形成航道三條，“三門灣”因此得名。三門灣形勢險要，歷史上曾有“海上三門似赫龕，四時潮訊老漁諳；平沙兩岸護良港，鎖鑰波灣鎮(zhèn)海南”之譽。灣口海域開闊，水深5-10米，萬噸巨輪可直駛灣中。三門灣優(yōu)越的港灣條件和豐富的資源使其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因此意大利對其垂涎三尺，要求租借三門灣用作其海軍基地；意大利政府此舉亦有轉(zhuǎn)嫁國內(nèi)危機的意圖，1871年意大利統(tǒng)一以后發(fā)展資本主義，完成工業(yè)革命，但其工業(yè)發(fā)展速度較歐洲先進國家卻落后得多，特別是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南部越來越明顯地落后于較先進的北方地區(qū)。1887年意大利遭遇工業(yè)危機，并同農(nóng)業(yè)危機交織在一起，1893年到1894年國內(nèi)危機達到頂點。經(jīng)濟危機使階級矛盾趨于尖銳，而階級矛盾的尖銳又是促使政府走上殖民掠奪道路的因素之一。1885年意大利在非洲建立第一個殖民地厄立特里亞，三年后又宣稱索馬里的一部分歸其保護。189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不料卻在阿杜瓦戰(zhàn)役中一敗涂地，克里斯皮內(nèi)閣因此倒臺，意大利對非洲的野心也被迫有所收斂。1898年春意大利米蘭爆發(fā)革命，統(tǒng)治階級便急欲通過殖民擴張轉(zhuǎn)嫁危機，只不過這次的目標是中國；將中國作為意大利往東方殖民擴張的窗口，1865年意大利開始與中國締約通商，在對華侵略的列強中是個后到者。

（七）19世紀末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意大利援德俄英法日強租中國領(lǐng)土之先例，如法炮制，企圖乘機搶占一席之地，為其在東方的殖民擴張打開一個缺口。意大利強租三門灣除了政治軍事因素外還有經(jīng)濟上的考慮，浙江是絲綢之鄉(xiāng)，蠶桑技術(shù)在中國首屈一指，而意大利的工業(yè)也以絲織為主，尤其米蘭是其絲織業(yè)的中心。意大利若能以三門灣為據(jù)點一方面可以學到先進的蠶絲技術(shù)，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其今后的商業(yè)擴張打下基礎。1899年2月意大利駐華公使馬迪訥奉外交部部長卡瓦內(nèi)羅之命向清政府總理衙門遞交照會，正式要求租借三門灣為其海軍基地。馬迪訥態(tài)度傲慢，聲稱此舉是奉意廷之命，并聲稱意大利是歐洲六大國之一，中國既然已經(jīng)許權(quán)利于五國，也應以同等的權(quán)利許于意大利。因此意大利提出租借三門灣以及入灣處的三個小島，面積與德國在山東租借的膠州一樣大，其權(quán)限利益也參照旅順、大連灣辦理。同時要求準其修筑一條從三門灣通往鄱陽湖的鐵路，浙江省南部三分之二均為其勢力范圍，并聲稱浙江全省不得租賃給其它國家。清政府早就清楚意大利在列強中實力最弱，而當意大利遞交租借三門灣要求時總理衙門因事先已得法國通氣而早有準備，不但沒有應允，甚至連照會都沒拆看，原封不動就退回給馬迪訥。馬迪訥為此勃然大怒，以為此舉有違外交慣例，有損意使顏面，是開罪于意大利。英、德兩國也出面居中調(diào)解，清政府遂一面將照會索回拆閱，一面電令駐英公使向意大利外交部道歉。馬迪訥認為清政府素來軟弱可欺，一經(jīng)恫嚇，定會屈從。因此玩起“炮艦外交”，派三艘軍艦駛?cè)肴T灣獅子口海面游弋，進行勘測和示威活動?？偫硌瞄T聞訊后對意大利的侵略行徑表示抗議，再次嚴辭拒絕其無理要求。意大利政府自恃有武力為后盾而態(tài)度強硬，給馬迪訥發(fā)來電報，指令他向清政府遞交最后通牒，限令四日內(nèi)答應其租借要求并遵照執(zhí)行，否則其艦隊將攻取三門灣。

（八）但電報發(fā)出以后國內(nèi)民眾群起反對，政局因此動蕩不安。意大利鑒于事實上并未作好戰(zhàn)爭準備，而且考慮到一旦開戰(zhàn)不一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反而會開罪列強，引來列強干預，故以索租一事尚需斟酌。又立即給馬迪訥發(fā)來電報，要求他暫停最后通牒，一切從長計議。不想兩份電報到達時間上出現(xiàn)差錯，要求暫緩行事的電報先到，而要求遞交最后通牒的電報后到。馬迪訥是個花花公子，根本無暇細看，就想當然地在1899年3月10日把晚到的最后通牒遞交給清政府。不料清政府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并未屈服，反而再次嚴辭拒絕。意大利政府聞知馬迪訥違背政府旨意，擅自遞交最后通牒后非常驚駭，立刻致電馬迪訥，令其按照使館章程具牘總理衙門，聲明意大利并無強索之意，收回最后通牒。同時趕緊向列強解釋，以求諒解，并于1899年3月12日將馬迪訥電召回國以備詰問，意大利強租三門灣風波告一段落。意大利發(fā)出最后通牒又撤回亦成為歐洲媒體的笑料，意大利試圖強行租借三門灣的嘗試失敗以后意大利國會在1899年5月1日和2日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政府的行動受到嚴厲的批評，首相佩盧在5月14日改組政府，撤換外交部長卡瓦內(nèi)羅，重新起用前部長韋諾斯塔。意大利政府被迫于5月底發(fā)表聲明，聲稱：“無意在中國推行侵略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種商業(yè)擴張的政策?！?但此后意大利覬覦三門灣和謀奪在華權(quán)益的野心不死，仍決意繼續(xù)索取三門灣，即使不以力取，亦必請求各國公使勸說中國相讓。于是將其駐華兵艦增加到六艘，以保護使館的名義派兵進駐北京，同時又常有滿載煤炭的兵艦出沒于三門灣附近海面。意大利新外相韋諾斯塔宣稱：“若中國不予三門灣則需別辟一地予意大利，同時保證以后不將三門灣租與他國?！焙髞碛痔岢鲂拗娜T灣到杭州的鐵路，準其在寧波鎮(zhèn)海辦礦務等要求，以達到變相占據(jù)三門灣和控制浙江全省利權(quán)的目的。

（九）清政府面對意大利的租借要求時一反常態(tài)，認為：“既然釁自彼開，則與其動輒忍讓，不如力與爭執(zhí)，甚至不惜與之一戰(zhàn)?！边@種強硬態(tài)度在過去清政府與列強的交涉中是不曾有過的，特別是甲午戰(zhàn)敗以后。究其原因首先是清廷了解意大利的底細，因此有必勝的信心，認為一意大利不足慮也，同時也有防止列強進一步瓜分的目的。此外意大利突然提出租借三門灣的要求使世人為之一驚?，中國朝野強烈反對，輿論壓力也使清廷不敢退讓?！吨腥A帝國對外關(guān)系史》記載：“在五月間在兩廣和閩浙總督統(tǒng)轄區(qū)以內(nèi)的五個省份的總督和巡撫奉命‘因意大利和德國的恫嚇態(tài)度，應整軍備戰(zhàn)’，浙江省當局則奉命采取積極步驟以保衛(wèi)三門灣。在六月間又頒下一道諭旨，命令南洋大臣劉坤一在他的轄區(qū)內(nèi)用武力抵抗任何歐洲國家的武裝部隊的登岸?！鼻逭扇〉木唧w對策如下：首先命令各省督撫不得存議和之心，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必須同心協(xié)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其次命令沿海各軍嚴加防范，相互援應。命令浙江巡撫劉樹堂“妥籌調(diào)度”、“密飭制敵”，并要劉樹堂密電閩浙總督許應骙“一體遵照”，必要時可分別商請閩浙總督和兩江總督增撥軍隊和給養(yǎng)；再次授各省督撫以便宜行事之權(quán)，并命令劉樹堂：“如果意軍竟敢登陸強占，即當奮力合擊，毋得觀望游移?！?此外在甲午戰(zhàn)爭遭重創(chuàng)的清朝海軍也重新出動，1899年10月清政府命令北洋水軍統(tǒng)領(lǐng)葉祖珪率艦南下，如果意大利艦隊入侵，立即予以痛擊。水師上下士氣高昂，主力巡洋艦海天號管帶劉冠雄表示：“意人遠涉重洋，主客異勢，勞逸殊形。況我有海天、海容、?；I、海琛等艦，尚堪一戰(zhàn)?！闭憬侨T灣事件的要沖之地，巡撫劉樹堂奉旨后增兵布防、嚴陣以待。

（十）集重兵駐守“寧臺一帶三門灣等處各要隘”以及“敘浦、乍浦沿海各海岸，命令部下對海岸進行測量，凡水深可以停泊兵船的地方在岸邊一律“增筑土堤”、“多掘地營”、“廣設疑臺”。組織民團為“應敵之接濟”，嚴查保甲以杜奸宄之潛蹤。劉樹堂還制定切實可行的誘敵深入、制敵于陸的應敵策略，在三門灣游弋的意大利軍艦見清朝防備嚴密后自然不敢輕舉妄動。意大利欲強占三門灣遭到列強的反對，在19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列強之間既有妥協(xié)，又有牽制。當時意大利表面上與德奧結(jié)盟，但其與奧匈帝國在阿爾卑斯山區(qū)和巴爾干地區(qū)矛盾重重，因此在遠東不可能得到德奧的真正支持。同時意大利和法國在北非的野心發(fā)生沖突，因此其在遠東的擴張計劃遭到法國的反對，法國甚至把意大利打算占領(lǐng)中國港口的情報送給清政府。俄國在遠東的立場和盟友法國保持協(xié)調(diào)，英國最開始是默認意大利的租借行動，其駐華公使竇訥樂還暗中相助。但英國又申明對意大利只限于外交上的支持，并以避免使用武力為保證，這是因為此時意大利尚不具有可與英國交換之權(quán)益，而一旦開戰(zhàn)則可能損及英國的既得利益。所以當意大利遞交最后通牒時英國態(tài)度曖昧，并未支持，美國在探明英國態(tài)度之后也不支持意大利。日本出于將來獨霸中國的野心，不可能希望歐洲國家占領(lǐng)港灣，在列強的壓力下意大利在租借三門灣的問題上不得不妥協(xié)。1899年5月意大利新任駐華公使薩爾瓦葛帶了4艘軍艦同行，到達上海，企圖讓清軍不戰(zhàn)而退，卻又不敢真的開戰(zhàn)。一個月后他只得來到北京談判，卻在談判中把表示歐洲大國關(guān)系的“歐洲協(xié)調(diào)”一詞翻譯成“歐洲劇場”，稱“意大利是歐洲劇場的重要成員”。

（十一）然而由于意大利軍艦看見清朝在三門灣及東南沿海增兵布防、嚴陣以待，意大利海軍當局又表示無力戰(zhàn)勝中國，還將主力巡洋艦“馬可·波羅”號撤出中國，意大利外交部遂嚴令薩爾瓦葛放棄任何武力行動。薩爾瓦葛被迫把要求降低到在中國沿海獲得一個加煤站，但此時慈禧太后已看穿意大利的實力，在宮廷會議上表示一把黃土都不給意大利人。意大利在租借問題上無力回天，不得不在1899年10月放棄對中國沿海的任何要求，至此清朝成功粉碎意大利的侵略野心，捍衛(wèi)中國領(lǐng)土與主權(quán)，在三門灣事件中取得勝利。三門灣事件最終以意大利租借陰謀受挫、清朝取得外交勝利告終，清政府在這場斗爭中的勝利打消荷蘭等二流列強想趁火打劫參與瓜分中國的念頭，此后中國再也沒有被迫“租借”領(lǐng)土，這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在反抗意大利割占三門灣的斗爭中清政府對敵人的實力和國際環(huán)境有比較準確的判斷，又認真?zhèn)鋺?zhàn)，這是成功的主因。對意大利國內(nèi)而言對外連連敗北，加劇其國內(nèi)矛盾，促使其政府倒臺。清政府因為三門灣事件的外交勝利在內(nèi)部掀起得意的情緒，大肆宣揚“可以用武力來對付武力”的觀點，助長頑固派勢力，這種盲目排外、驕傲輕敵的態(tài)度亦間接造成不久之后清廷在庚子事變中的慘敗。三門灣事件雖為意大利侵略中國，但在客觀上也拉近中意關(guān)系，自此之后中國人對意大利的關(guān)注日益增多，尤其是對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非常推崇。此后一大批介紹意大利政治、經(jīng)濟、歷史、人物及風情習俗等方面的論著紛紛出版發(fā)行，如梁啟超的《意大利建國三雄傳》、康有為的《意大利游記》、李金發(fā)的《意大利及其藝術(shù)概要》、廣智書局編譯的《意將軍加里波的傳》等等，這也是三門灣事件對中意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影響。

戊戌變法

（一）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fā)展農(nóng)、工、商業(yè)等的資產(chǎn)階級改良運動。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nèi)容有：改革政府機構(gòu)，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yè)；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chuàng)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因變法損害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而遭到強烈的抵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fā)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戊戌變法是一次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這次變法促進思想解放，并且對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和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引起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并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后的俄國、日本在發(fā)展資本主義之后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資本主義已經(jīng)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19世紀后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選舉權(quán)和參政權(quán)，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xiàn)文官制度改革，整頓吏治，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fā)展中日趨完善，而亞洲的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走上發(fā)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并迅速崛起，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示范。

（二）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德、俄、奧、意、日等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后國家和地區(qū)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侵略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一塊塊列強的“勢力范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qū)出現(xiàn)新危機，《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quán)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更加速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fā)展，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fā)展的原因有三：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guān)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xiāng)的商品經(jīng)濟有所發(fā)展，為中國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一些條件；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一批近代工業(yè)企業(yè)，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起到引導和刺激作用；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fā)出“實業(yè)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fā)展民族工業(yè)。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初步發(fā)展，為資產(chǎn)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經(jīng)濟基礎。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fā)展，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經(jīng)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jīng)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quán)利，民族資產(chǎn)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階級基礎。民族資產(chǎn)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獨立國家中致力于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的中等資產(chǎn)階級，是在外國資本入侵和本國封建主義解體中發(fā)展起來的，既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矛盾，又和他們有聯(lián)系。經(jīng)濟上、政治上非常軟弱，具有兩面性。

（三）民族資產(chǎn)階級自身的經(jīng)濟發(fā)展與外資沒有太多聯(lián)系，資本相較于買辦資產(chǎn)階級勢力較弱的一類企業(yè)家團體，是由土地所有者、商人、行政官員、手工作坊主轉(zhuǎn)化而來的，也是中國社會革命的動力之一，但無法充當社會革命的主要力量。民族資產(chǎn)階級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其社會進步的理論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個概念，制約中國經(jīng)濟自身發(fā)展的自然經(jīng)濟，在鴉片戰(zhàn)爭中被外資的商品貿(mào)易逐步瓦解。擴大商品及勞動力市場，為經(jīng)濟發(fā)展提供客觀條件及可能。中國社會自身也在醞釀著新的現(xiàn)代生產(chǎn)關(guān)系，這為經(jīng)濟發(fā)展提供主觀動力。19世紀60-70年代中國正在開展洋務運動，民用工業(yè)的大量盈利刺激有錢人與商人們開展機器生產(chǎn)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滿清政府與外國簽訂條約欠下大量賠款，不得不放松對于民間投資設廠的限制，以收取更多稅款來償還所欠債務。另外中日《馬關(guān)條約》中允許外資在華投資設廠，對于本民族一些想要發(fā)展工商業(yè)的實業(yè)家也施加更多限制。19世紀60-70年代中國的部分有錢人或商人開始引入大機器生產(chǎn)方式，以契約工人作為勞動力，投資于近代企業(yè)。這樣的企業(yè)具有基本的現(xiàn)代工業(yè)生產(chǎn)特征，分散于上海、廣東、天津等沿海地區(qū)，有別于洋務派開辦的民用企業(yè)，這便是最早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中國資產(chǎn)階級企業(yè)家是在外資入侵的影響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買辦、商人、土地所有者、行政官員投資新式企業(yè)轉(zhuǎn)化而成，中華民國建立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法令，獎勵實業(yè)發(fā)展。由于沒有專制的阻礙，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外國資本無暇東顧，加上民族資產(chǎn)階級自身地位的提高，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迎來短暫的春天。但是后來由于南京國民政府的腐朽統(tǒng)治，國有經(jīng)濟的興起與外國企業(yè)的卷土重來，民族資產(chǎn)階級日漸衰落?？谷諔?zhàn)爭期間日本法西斯的瘋狂破壞與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民政府金融體系的極度混亂，最終葬送民資經(jīng)濟的未來，被破壞殆盡。

（四）在發(fā)展中國家中成長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在自身經(jīng)濟實力的發(fā)展上依賴于外資，也被外國的商品貿(mào)易所遏制。本國的自然經(jīng)濟與統(tǒng)治者是限制民族資產(chǎn)階級成長的內(nèi)因，這些條件使民族資產(chǎn)階級沒有與外資一樣強大的經(jīng)濟實力，決定民族資本主義的兩面性，并自始至終存在著。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兩重性是革命性、妥協(xié)性，反對外國侵略勢力與本國統(tǒng)治者的雙重壓迫，具有革命性；生產(chǎn)發(fā)展依賴于外資與本國統(tǒng)治者，又具有妥協(xié)性。生長于發(fā)展中國家，希望改變?yōu)檫m合經(jīng)濟發(fā)展的社會。 自身資金少、規(guī)模小、技術(shù)力量薄弱，既不敢也無力推動社會變革。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fā)展。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tǒng)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fā)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于受到種種限制，并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并不能救中國。早期的資產(chǎn)階級維新思想萌芽，早期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洋務運動的實踐，經(jīng)歷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后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但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chǎn)生廣泛影響，并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chǎn)生起到思想先導的作用。

（五）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fā)展，康有為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相結(jié)合來宣傳變法。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為維新變法奠定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xiàn)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xié)。托古改制，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為了實現(xiàn)他的改良主張而提出的一個辦法，他為了否定封建經(jīng)典，否定封建正統(tǒng)思想，便宣傳自己改制立法的變法主張。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變法”的祖師爺，目的是借“古圣”來論證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又一次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嚴重的危機，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志士仁人意識到必須進行維新變法，否則中國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在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的思想還沒有在中國普及的情況下為克服這種困境，康有為采取借尸還魂的謀略，具體來說就是托古改制。他為了否定封建經(jīng)典，否定封建正統(tǒng)思想，便宣傳自己改制立法的變法主張，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變法”的祖師爺，目的是借“古圣”來論證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康有為看來制度變革的前提是思想觀念的變革，所以他要在孔學的舊瓶中裝入民主平等的新酒。他一方面想讓儒家成為社會變革中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也想借“儒教”來抗衡當時影響越來越大的基督教。于是他把孔子立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復活一種中國式的宗教?？涤袨橄群笞珜憽缎聦W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而《大同書》則是他托古改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當時產(chǎn)生很大影響（主要是在青年儒生中），為后來的戊戌變法奠定理論基礎。集各家之大成，維新變法，君主立憲。主要內(nèi)容：打破夷夏之分，實現(xiàn)世界大同；“三世”之說，就是社會形態(tài)向高層次的進化；社會進化分三階段：封建專制（衰亂世）-君主立憲（小康世，升平世）-民主共和（大同世，太平世）。康有為作《大同書》，他知道還有民主共和，可是當時的清朝應當實行君主立憲，這才符合中國的國情。

（六）康有為認為《春秋》是孔子為改制而作的書，只不過其中“托古改制”的“微言大義”長期被古文經(jīng)學派所淹沒。康有為的托古改制策略并沒有引起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同情，反而徐桐、文悌等頑固派大臣紛紛抨擊和彈劾他的托古改制思想。戊戌變法只持續(xù)103天便失敗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再也無人問津。梁啟超則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chǎn)生較大反響，大大增強維新變法的聲勢。另一個維新派重要人物嚴復通過發(fā)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封建頑固思想，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強有力的思想武器。正當維新變法運動在全國開展之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頑固派（包括洋務派）圍繞著三個“要不要”（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開始一場大論戰(zhàn)，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眼界，解放思想，更多的人倒向維新陣營。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guān)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fā)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但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而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公車上書是指在1895年康有為與梁啟超集結(jié)1300余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反對在甲午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的清政府簽訂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的事件。公車上書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七）公車上書其背景源于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中中國敗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平考完會試，等待發(fā)榜。這時《馬關(guān)條約》內(nèi)割讓臺灣及遼東和賠款白銀二億兩的消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十八省舉人與數(shù)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根據(jù)傳統(tǒng)的歷史學教材所載：反對者反對簽訂《馬關(guān)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雖然上書被清政府拒絕，但在社會上產(chǎn)生巨大影響。之后康有為等人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fā)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后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等人，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肮嚿蠒敝刑岢鏊捻椊鉀Q辦法：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涤袨橹赋銮叭椷€只是權(quán)宜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后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并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肮嚿蠒睒酥局j釀多年的資產(chǎn)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發(fā)展為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從此取得維新運動的領(lǐng)袖地位。公車上書失敗后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jīng)驗教訓、在各地創(chuàng)辦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制造輿論，培養(yǎng)人才。維新變法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chuàng)辦《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來鼓吹變法，并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制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chuàng)刊。

（八）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南學會，創(chuàng)辦《湘報》。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8年與譚嗣同創(chuàng)辦南學會、群萌學會，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見《膠州灣事件》），在嚴重民族危機的激發(fā)下維新變法運動迅速高漲?？涤袨樯蠒饩w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來光緒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面籌劃變法。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fā)起成立保國會。保國會是戊戌變法時期的政治團體，亦稱強國會。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事起瓜分危機嚴重，康有為既上書求變法于上，復思開會振士氣于下，結(jié)合各省旅京人士立會，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關(guān)學會先后成立，遂決再成一大會以伸國憤。1898年4月12日保國會在北京成立，并擬定《保國會章程》三十條。1898年4月12日保國會在北京成立，擬定《保國會章程》三十條，主要內(nèi)容是：以國地日制，國權(quán)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即保國家之政權(quán)、土地，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講求變法、外交、經(jīng)濟，以協(xié)助政府治理國家。規(guī)定在北京、上海設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時已略具政黨規(guī)模。共集會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來發(fā)憤救亡，推動維新運動，接著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相繼組織。

（九）吏部主事洪嘉與慫恿浙江人孫灝出面攻擊，誣為：“辯言亂政，形同叛逆?！庇放藨c瀾也上疏劾奏，譴責康有為“聚眾不道”。御史黃桂鋆又參劾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以其“乘機煽惑，糾合下第舉子，攬權(quán)生事，如各省自保，那將從此分裂”為由要求嚴禁。這樣保國會雖未封閉，然已形存實散。但它合群結(jié)社﹐表達御侮圖存的愛國意愿，促使各省自保的救亡運動和“詔定國是”的實現(xiàn)。保國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資產(chǎn)階級政黨先驅(qū)的性質(zhì)，1898年4月12日維新派康有為等在北京成立保國會，設會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即保國家政權(quán)、領(lǐng)土不喪失，保民族種類能自立，保圣教不失。在北京、上海設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發(fā)憤救亡，推動維新運動。頑固派極力反對，不久停止活動。主要活動：以國地日割，國權(quán)日削，國民日圍，思維持振救，故創(chuàng)斯會而冀保全；以保國家之政權(quán)土地不喪失，保民族種類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講求變法，研究外文，謀求經(jīng)濟實效，以助政府治國；北京、上海設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公舉總理、值理、常議員、備議員及董事主持會務，并詳細訂立會議、會員則例。曾先后3次集會，呼吁救國，宣傳變法，還大造變法圖強的輿論。頑固派攻擊說：“它保中國，不保大清，又威脅小心其首領(lǐng)?！北鴷顒釉掠嗪笞孕型ｎD。保國會的成立使頑固派與維新派的斗爭更加激化，頑固派大罵康有為僭越妄為，非殺頭不可。攻擊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名為保國，勢必亂國。只有光緒帝認為：“會能保國，豈不大善?！彼员鴷m然連遭劾奏，但未被查禁。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變法正式開始。《定國是詔》是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為百日維新頒布的改革綱領(lǐng)，是皇帝詔書?！皣恰眲t指國家大計、指導方針、理論基礎、方針政策。

（九）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表示開展戊戌變法的決心。上諭說：“數(shù)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時政毫無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fā)憤為雄。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币曰实勖x“詔定國是”目的是以變法為號令之宗旨，以西學為臣民之講求，著為國是，以定眾向。然后變法之事乃決，人心乃一，趨向乃定。此外定國是詔又名《明定國是詔》，變法期間光緒帝先后發(fā)布上百道變法詔令，除舊布新。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qū)的軍政大權(quán)，準備發(fā)動政變。變法開始后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變法運動的開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后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zhí)蟆按购熉犝?，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nèi)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1898年7月30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境地。1898年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游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骙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并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骙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挾制?！?898年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骙、堃岫、徐會灃、溥颋、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妻子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guān)系，遂向太后哭訴。

（十）1898年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并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1898年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1898年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1898年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jīng)天津抵京。1898年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tǒng)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后升任他為侍郎候補。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zhàn)為由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1898年9月17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帝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1898年9月18日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nèi)，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臺。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游說慈禧太后。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有為盡快出走，慈禧回宮。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為攜仆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后袁回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慈禧太后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后，康有為離開北京。據(jù)袁世凱的日記稱譚嗣同于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lián)同榮祿，要廢除光緒，并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jīng)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

（十一）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然后發(fā)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1898年9月24日剛毅奉太后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1898年9月25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jiān)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文教改革：舉辦京師大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設立翻譯、醫(yī)學、農(nóng)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游歷，挑選學生到日本游學廢八股、鄉(xiāng)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jīng)以及定期舉行經(jīng)濟特科設譯書局頒發(fā)著書及發(fā)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主要措施為：廢八股，興西學；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fā)明。經(jīng)濟改革：康有為強調(diào)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yǎng)，另因為官辦企業(yè)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yè)。設鐵路礦務總局、農(nóng)工商總局，并在各省設分局。廣泛開設農(nóng)會，刊印農(nóng)報，購買農(nóng)具，訂立獎勵學藝、農(nóng)業(yè)程序。編譯外國農(nóng)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頒發(fā)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在各地設立工廠。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來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開放八旗經(jīng)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nóng)工商自謀生計、倡辦實業(yè)，促進生產(chǎn)，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yè)。

（十四）軍事改革：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fā)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社會改革：將城鄉(xiāng)許多祠堂、廟宇改為學堂，破除迷信。政治改革：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jù)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首長）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精減機構(gòu)。撤銷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內(nèi)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秘書），參與新政。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內(nèi)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制度改革的機構(gòu)（未能實行）?？涤袨檫€有好些未發(fā)表的新政，如尊孔圣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tǒng)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發(fā)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jù)康有為表示稱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光緒的同意。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力量過于弱小，即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頑固派掌握實權(quán)，實力強大。直接原因：守舊派勢力強大，當時國家的最高領(lǐng)導權(quán)不在光緒皇帝手中，而為以慈禧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維新派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沒有實權(quán)。慈禧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專講西學”，但是當她感到變法觸及到她自己的權(quán)力和清廷王公貴族的利益時就動手遏制、鎮(zhèn)壓；維新派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jīng)考》指責西漢的古文經(jīng)書全系劉歆偽造，《孔子改制考》將孔子打扮為“改制立法”的祖師爺。

（十五）兩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jù)，不用說守舊派反對，當時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贊成，此外維新派某些激進的宣傳也增加社會阻力；新派缺乏堅強的組織領(lǐng)導，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只寄希望于沒有實權(quán)的皇帝和極少數(shù)的官僚，甚至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維新派及光緒皇帝在實施變法上的某些冒進措施，變法一開始光緒皇帝就因不滿自己的老師、軍機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頂撞，將其開缺回籍。大量裁減冗官，僅京師一地涉及閑散衙門十多處，失去職務者近萬人，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書被阻而一下子罷免六個部長級大員也操之過急，并且失之過重；變法手段單一，采取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次資產(chǎn)階級性質(zhì)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雖然被慈禧太后扼殺了，但也為13年之后爆發(fā)的辛亥革命打下思想基礎。推動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慈禧太后帶著光緒逃到西安，這給慈禧以慘痛教訓。簽訂《辛丑條約》后慈禧太后下令實行新政，其內(nèi)容有：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咨政院、咨議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經(jīng)超出當年維新變法的內(nèi)容，激起民眾對滿清政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zhuǎn)化。戊戌維新失敗后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zhuǎn)變?yōu)楦锩h人（此條更準確的說應為戊戌政變的影響，而不是戊戌變法本身的影響），推動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變法理論更加深入人心，人們普遍認為不變沒有出路，變是古今通理，中國還應該大變、全變。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維新派只敢講“民權(quán)”，承認人民有參與管理政治的權(quán)利。但是不敢講“民主”，不肯承認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戊戌維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發(fā)展起來。

（十六）激起新一輪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戊戌維新失敗后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思想界更為活躍。戊戌變法后新式文化事業(yè)勃興，國內(nèi)出現(xiàn)辦學熱，創(chuàng)辦新式報刊熱，出版新書熱。戊戌時期維新派為了對人民進行“啟蒙”，曾提倡白話文和“小說界革命”。維新運動失敗后白話報刊更多出現(xiàn)，白話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說界革命”外維新派繼續(xù)倡導“詩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學革命”。戊戌政變是指1898年9月21日 發(fā)生在清政府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勢力向以光緒皇帝為首的維新派勢力發(fā)動的一場血腥政變，政變的結(jié)果是持續(xù)百余日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等逃往國外。光緒皇帝失去人身自由，被軟禁于中南海瀛臺，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勢力重新掌權(quán)。戊戌政變是慈禧太后一生當中發(fā)動的第三次宮廷政變，第一次是1861年11月同恭親王奕訢發(fā)動的辛酉政變，第二次是1884年4月懿旨罷斥恭親王為首的全部軍機處成員而以醇親王代之的甲申易樞，三次政變都以慈禧太后的勝利而告終，也都成就她垂簾聽政的政治野心。甲申易樞是指1884年4月8日慈禧突然發(fā)布懿旨將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大臣全班罷免的事件，因這一年是農(nóng)歷甲申年也稱“甲申易樞”。甲申易樞是慈禧繼1861年辛酉政變以后發(fā)動的第二次宮廷政變（慈禧一生一共發(fā)動三次政變，第三次就是戊戌政變，囚光緒帝），恭親王為首的軍機大臣全班罷免。甲申易樞事件并非偶然發(fā)生的，而是清朝統(tǒng)治階級上層長期以來勾心斗角、爭權(quán)奪勢的結(jié)果。咸豐帝逝世后恭親王奕訢被排斥在“顧命體制”之外，他聯(lián)合同樣被冷落而又權(quán)力掌控欲強的慈禧太后發(fā)動辛酉政變，擊敗肅順，確立“太后垂簾，親王輔政”的新體制。慈禧太后由于羽翼未豐、經(jīng)驗不足，不得不暫時收斂獨攬大權(quán)的野心，與奕訢度過一段相對協(xié)調(diào)的階段。

（十七）1865年慈禧太后小試鋒芒，褫奪奕訢“議政王”的封號，使之權(quán)力頓減、地位下降。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統(tǒng)治階級中出現(xiàn)頑固派，慈禧在支持洋務派的同時有時也利用頑固派作為打壓奕訢的工具。此間清流派獨樹一幟，成為影響政局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此外高層人事變動也對政局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慈安太后暴卒以及光緒帝繼位后醇親王奕譞地位的提升使得慈禧在與奕訢的權(quán)力相爭中逐漸占了上風，1884年慈禧借中法戰(zhàn)爭戰(zhàn)局不利之機發(fā)動“甲申易樞”，將以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全班成員統(tǒng)予罷斥，逐出權(quán)力中樞，代之以已成為馴服工具的醇黨集團，并瓦解早已為其所不滿的清流派，至此終于使自己擁有不受制約的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1884年法國不斷侵略越南。奕?及其主持下的軍機處不想輕易開啟戰(zhàn)端，引起朝臣交章彈劾，追究越南局勢失利的原因。適值清軍在前線潰敗，慈禧太后震怒，同醇親王奕譞合作，以 “委靡因循”的罪名將以奕?為首的軍機大臣全部罷黜，停奕?親王雙俸，命他家居養(yǎng)疾。寶鋆原品休致，李鴻藻、景廉降二級調(diào)用。翁同龢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同一天又頒發(fā)上諭：“禮親王世鐸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學習御前大臣，亦毋庸帶領(lǐng)豹尾槍。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孫毓汶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命世鐸主持軍機處，慶郡王奕劻主持總理衙門，并命遇有重大事件，先與醇親王商辦。”奕譞為幼帝生父，照例不能主持朝政，但有“商辦”之名，實際隱操樞府大權(quán)。慈禧太后這次改組軍機處因發(fā)生在甲申年，史稱“甲申易樞”。

（十八）奕劻、奕譞、世鐸的行政能力遠不如奕?，所以時人把這次中樞機構(gòu)的大換班比喻為：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駑馬即笨馬，柴胡是比蘆葦價高的一味中藥，以諷刺這些新進王公的庸懦。新軍機處的組成人員在識見、威望、能力和人品上與原軍機處相比時相差甚遠，他們是一些不諳國際事務、不懂國內(nèi)政情的官僚，新軍機處的特點是對太后惟命是從。所以“甲申易樞”后慈禧太后的權(quán)勢進一步擴大，實際標志著她專權(quán)統(tǒng)治的確立。1894年是農(nóng)歷甲午年，在這一年經(jīng)過明治維新和軍備擴充后的日本 實力大增，再次燃起侵略中國的野心。日本一貫奉行著豐臣秀吉的大陸政策，即先取朝鮮，進而進軍中國。16世紀豐臣秀吉統(tǒng)治日本時期曾經(jīng)有一個夢想，那就是要將朝鮮和中國納入日本版圖，他想要泛舟西湖，終老杭州。所以在他的晚年一直對朝鮮作戰(zhàn)，直至他去世。明朝萬歷皇帝派兵前往朝鮮幫助朝鮮抵抗日本軍隊，最終日軍未能得逞。但以后凡是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統(tǒng)治者都始終奉行這一政策。由于日本進行明治維新，國家實力迅速增強，同時他們的侵略野心也逐漸燃起了。到了1894年朝鮮是中國的附屬國，清政府在朝鮮也有駐兵。1894年9月15日平壤戰(zhàn)役爆發(fā)，清軍與來犯日軍展開激烈的戰(zhàn)斗，但因為清軍最高統(tǒng)帥葉志超的貪生怕死，最終朝鮮被日本占領(lǐng)。此外黃海大戰(zhàn)、遼東之戰(zhàn)、威海之戰(zhàn)等都以清政府的敗績而終，整個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日本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城下之盟。清政府沒有辦法，只好派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去日本馬關(guān)與日本內(nèi)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商談媾和事宜，最終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舉國震驚，許多有識之士在聲討“賣國賊”李鴻章的同時也開始深刻地考慮中國的下一步該怎么走才能避免亡國的悲劇。

（十九）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公車上書，請求光緒帝變法維新。光緒帝從1885年中法戰(zhàn)爭的失敗和最近的甲午之敗中認識到清朝現(xiàn)有的制度已經(jīng)腐朽不堪，再不變法恐怕真的有亡國滅族的危險，于是他在征求慈禧的意見后決定實行變法。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開始推行新政，但朝中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勢力相當強大。在此之前光緒帝十分懼怕慈禧，事事都要先請示慈禧后才敢決定?？墒亲詮淖兎ㄩ_始后慈禧越來越感覺光緒帝不像原來那么聽話了，很多事都敢擅自作主了，就如任命譚嗣同等4人為軍機章京，在軍機處行走。光緒帝有什么旨意直接通過這四個人去執(zhí)行，從而繞過守舊派官員。此外光緒帝還大刀闊斧地裁撤抵制變法的守舊官員，重用支持變法的人，這一切深深地觸動慈禧太后，這個對權(quán)力有強烈欲望的女人開始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她似乎得對光緒帝和維新派留上一手。6月15日慈禧迫使光緒帝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個職位原是李鴻章的， 因為他簽訂《馬關(guān)條約》受到國人一致聲討，迫于輿論壓力時清政府只好將他開缺），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矛盾逐步升級、愈演愈烈，朝中局勢劍拔弩張，而血腥政變一觸即發(fā)。1898年9月初直隸總督榮祿調(diào)兵聚集天津、長辛店，光緒帝想開懋勤殿并設顧問官，命譚嗣同擬旨，決定自己在9月13日這一天親自去頤和園請示慈禧?？傻搅?3日這一天眾臣都在等待皇帝的詔書，而詔書卻遲遲沒有下達，這更說明慈禧與光緒到水火不容的地步。9月14日光緒帝召見楊銳并賜予他衣帶詔，內(nèi)容是：“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康有為與譚嗣同等見到密詔后抱頭痛哭，可是光緒帝只是個傀儡皇帝，手中權(quán)力有限，所以康有為這些人干著急沒有辦法。

（二十）當時朝中的所有將領(lǐng)之中，只有袁世凱曾長期駐兵朝鮮，知道國內(nèi)外的形勢，也主張變法。于是譚嗣同以及其懇切的言辭密奏光緒，要拉攏袁世凱，給他一些恩惠，這樣一旦情況有變時袁世凱可能會是勤王保駕之臣。9月16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加封他侍郎之職，命其專辦練兵事務，17日再次召見他。9月18日這天夜里譚嗣同親自去袁世凱所居住的法華寺見他，一見面譚嗣同開門見山地問：“以將看，皇上是怎樣的人？”袁世凱說：“皇上是曠代圣主?！弊T嗣同又問：“天津閱兵的陰謀將軍可知道？”袁世凱說：“是的，略有耳聞。”于是譚嗣同拿出光緒皇帝的衣帶密詔給袁世凱看，并說：“現(xiàn)在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你若想救皇上，那再好不過；如果你不打算救皇上，干脆立刻就去頤和園告發(fā)我，讓禧太后砍我的頭！那樣的話你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說到這里時他還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脖子，以示自己的決心。袁世凱聽了，假惺惺地裝出一幅很生氣地樣子，提高嗓門說：“足下把我袁某當成是什么人??！皇上不光是你一個人的皇上，而是我們共同的主子，我和足下都受到皇上莫大的恩德，要救皇上的，不只足下一個人！足下如果有什么教誨，我愿洗耳恭聽！”譚嗣同說：“榮祿的陰謀都在這天津閱兵一行上，將軍與董、聶二人所統(tǒng)領(lǐng)的三支軍隊都要受榮祿的節(jié)制，他們就想要依仗兵力來行廢立之事。盡管這樣但董、聶二人根本不值一提，當今天下能算是厲害的只有將軍你，若那些奸賊真的發(fā)動變亂，將軍你以一支人馬力敵董、聶兩支軍隊，輔?；噬?，復大權(quán)，清君側(cè)，肅宮廷！你指揮的軍隊若能成功，這可是不世之功??！”袁世凱說：“倘若皇上能在閱兵之時跑入我的軍營，下達鏟除逆賊的號令，那么我一定能像足下一干正人君子一樣，就算豁出命來也要保得皇上周全！”

（二十一）譚嗣同試探地問：“那榮祿對將軍你可是不薄啊，將軍會怎樣對待榮祿呢？”袁世凱笑而不答。袁世凱手下的一個幕僚對譚嗣同說：“榮祿老賊并非真心對我家大帥好，以前曾有大臣向皇上進言要給我家大帥增兵，可榮祿卻說：‘不能讓漢人掌握太大的兵權(quán)。’他的那些施恩于我家大帥的舉動只是想籠絡住我家大帥而已，就像前年胡景桂參劾我們大帥的這件事，那姓胡的原本就是榮祿的手下。榮祿先讓他彈劾我們大帥，然后再查辦他給我們大帥昭雪，就是想向我家大帥施恩。他把胡景桂外放寧夏知府，可沒過多久那姓胡的就升任遼寧夏道臺，這就是榮祿老賊最陰險的地方，我們大帥難道會不知道嗎？”譚嗣同又說：“我們不能小看榮祿，他可是個能成就一番霸業(yè)的梟雄似的人物，要對付他只怕不那么容易?！痹绖P怒目而視：“只要皇上在我的軍營里，殺榮祿就像宰條狗一樣容易！”于是譚嗣同就把救光緒的計劃詳詳細細地和袁世凱說了一遍，袁世凱又說：“現(xiàn)在軍營里的槍支彈藥都攥在榮祿老賊的手里，而且軍營里各級將官有很多以前都是榮祿的手下，現(xiàn)在可是千鈞一發(fā)的關(guān)頭。既然我們已經(jīng)訂好計策，我就得立刻趕回軍營去，把重要崗位的將官都換成自己人，另外還得多儲藏一些槍支彈藥才行?！庇谑怯侄撘环笞T嗣同才離開法華寺。到了20日袁世凱再次受到皇帝召見，并且似乎也拿到皇帝的密詔。袁世凱趕回天津，連夜去見榮祿告密，把事情的始末全部都對榮祿講了。榮祿當即下令封鎖進京的重要道路，沒有他的命令不允許任何軍隊不準擅自進北京，榮祿還坐上專列連夜進京向慈禧太后告發(fā)。

（二十二）這天深夜當慈禧知道這件事后先是大驚失色，她做夢也不會想到平日一貫唯唯諾諾的光緒皇帝膽敢這樣做。但是作為一個經(jīng)歷幾十年宮廷斗爭冰刀雪劍的慈禧太后立刻采取行動，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回到紫禁城，將光緒帝痛罵一番之后把他囚禁在瀛臺，自己重掌大權(quán)。與此同時她下令關(guān)閉北京各城門，封鎖交通，出動3000軍士在全城搜捕維新派人士。梁啟超逃到日本使館，見到伊藤博文后請他照會上海領(lǐng)事館，搭救康有為。22到24日的三天時間里譚嗣同還策劃組織要救出光緒帝，可最后沒有成功。9月24日梁啟超見到譚嗣同，勸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譚嗣同不同意，梁啟超再三勸說，譚嗣同也不應允。譚嗣同對梁啟超說：“各國的變法無不是經(jīng)過流血犧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國從沒聽說過有為變法維新而流血的，這大概就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吧。如果是這樣，我譚嗣同愿意做為變法維新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第二天譚嗣同被逮捕，在獄中他在墻壁上題詩一首“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后面原句是“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后人論”是梁啟超改的，借用的是一位叫苗沛霖的《秋宵獨坐》最后兩句“我自橫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誤窮經(jīng)”）?！?月28日慈禧太后下詔，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6人押赴菜市口開刀問斬，命軍機大臣剛毅監(jiān)斬，這6人即后人所說的”戊戌六君子”。這天觀斬的百姓達萬人之多，譚嗣同面不改色，從容就義，這一年他年僅33歲。清朝政府隨即又罷免數(shù)十名支持維新派的官員，除京師大學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廢除，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晚清清流派

（一）晚清清流派是清朝光緒年間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一個政治派別，“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潔、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晚清清流派形成于19世紀70年代，當時軍機大臣李鴻藻因為軍機處的洋務派占了多數(shù)，感到力單勢孤，于是籠絡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圍以壯聲勢。這些“臺諫詞垣”標榜風節(jié)，“嚴義利之分”，以經(jīng)世匡時為己任，時有“清流黨”之稱。清流派曾繁衍為前后兩代：前清流多北方人，稱“北派”；后清流多南方人，稱“南派”。前清流要求改革弊政、肅整綱紀和興修水利，尤主張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沙俄覬覦中國西北地區(qū)和日本侵略朝鮮、琉球以及法國侵略越南等問題上都提出強硬主張，反對妥協(xié)。雖有好為空言、不識時務的一面，但與守舊的頑固派不同。慈禧太后對前清流暗中放任，或利用其奏章博取廣開言路的名聲，達到抑制權(quán)臣的目的。后清流主要表現(xiàn)為一個開明愛國的集團，其中以文廷式、志銳、張謇為骨干，堅決主張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對當時弊政。當然后清流也有好紙上談兵的弱點，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張謇、沈曾植、丁立鈞等人對西方列強抱有過幻想，提出“聯(lián)英伐倭”的主張，這些反映出該派的階級局限性。清流派之所以出現(xiàn)并成為晚清政局中風云一時的政治力量是與當時政局的演變密切相關(guān)的，慈禧與恭親王奕訢的權(quán)力之爭為清流派的出現(xiàn)提供契機。辛酉政變后慈禧與恭親王奕訢同時成為晚清政治中的核心人物，恭親王以議政王的名義領(lǐng)袖外廷，依靠湘軍、淮軍剿滅太平天國，使朝局穩(wěn)定。慈禧經(jīng)過幾年政治生涯的磨練，漸漸羽翼豐滿，想趁同治尚未親政時獨攬大權(quán)。而恭親王主持外廷以來威望頗隆，在用人行政方面常與慈禧向鑿柄，雙方之間的明爭暗斗愈演愈烈。為了排擠奕訢，慈禧不僅利用醇親王奕譞來打擊奕訢，同時拉攏清流派，借御史為耳目，以翰苑為喉舌，對清流彈劾權(quán)貴常加以鼓勵，以監(jiān)視和牽制奕訢等人。

（二）但是由于奕訢一直主政中樞，為了擺脫慈禧的打擊也是拉攏清流派，力保自己的地位，所以奕訢對清流人物也千般籠絡、百般恩寵。如前清流領(lǐng)袖李鴻藻，奕訢就對其多有嘉譽，曾多次表擺‘李公愛我’”。而李鴻藻為了尋找靠山，更有靠攏之意，所以李鴻藻執(zhí)政最最，又與恭王友善，門生故友廣布中外。再有伊犁事件中張之洞連上十九疏，洋洋灑灑，言所欲言，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彈劾軍機處的。作為軍機處領(lǐng)班大臣的奕訢卻一直心平氣和，每逢會議之期仍頗為虛心諮訪。所以當慈禧下旨革去一切差事，不準干預公事時舉朝大臣幾皆同情恭王，太后之主張在外廷幾無人支持。慈禧決心已定幾次讓內(nèi)閣會議討論，勢必削弱奕訢的權(quán)力，于是御史、言官紛紛上疏彈劾。然而出于政治的需要，慈禧對奕訢采取先打后拉的辦法，仍令奕訢管理總理衙門，接著又恢復他的領(lǐng)班軍機大臣的職務，但取消議政王的稱號。奕訢遭打擊以后雖是自是益謹，但遇事仍不大迎合太后之意，試圖以祖制殺太后之勢焰。1869年太后的親信安得海私出都門，恭親王奕訢設法將其誅殺。慈禧又頻頻借故打擊奕訢，對其仍不放心，便鼓勵更多的御史彈劾權(quán)貴。所以一時臺諫生風、爭相彈擊、清流橫甚，在慈禧太后的恣縱與恭親王奕訢的拉攏下這樣清流派就在最高當權(quán)者劇斗的夾縫中應運而生了。前清流形成于光緒初年，即19世紀70年代末。當時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恣意侵略中國邊疆，民族危機嚴重。清廷內(nèi)部派系斗爭愈演愈烈，一部分不掌實權(quán)的言官從維護封建統(tǒng)治出發(fā)上書言事、評議時政、彈劾大臣，使朝廷內(nèi)外出現(xiàn)臺諫生風、爭相搏擊的局面。1870年張之洞從湖北掛職期滿回京后就和潘祖蔭、李慈銘、王懿榮、陳寶琛等一幫詞界名流搞在一起吟詩踏青，這幫人都是憤青，張之洞明顯受到他們的影響。1877年張之洞從四川掛職期滿回京，又和這幫人搞在一起，特別是陳寶琛，他已成為李鴻藻手下的得力干將。

（三）這次回京后清政府內(nèi)部的領(lǐng)導結(jié)構(gòu)和人事關(guān)系發(fā)生巨大變化，沒人顧得上張之洞，他很失落，日子過得很苦。原來和他吟詩踏青的那些同僚都升了官，可他還是一個不入流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而然會對清政府內(nèi)部領(lǐng)導層產(chǎn)生一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與陳寶琛等人不謀而合，在陳寶琛那幫人的影響下他也漸漸產(chǎn)生一顆憤世嫉俗的心，通過陳寶琛讓張之洞又結(jié)識張佩綸、黃體芳、寶廷、鄧承修等清流干將。在這些人當中張之洞和張佩綸的關(guān)系最要好，張佩綸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兩人都以學問淵博著稱并結(jié)成一派。他們與軍機大臣李鴻藻關(guān)系密切，李鴻藻為打擊政敵軍機大臣沈桂芬，并使自己在朝廷政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對他們極盡籠絡和操縱之能事，故時人多稱李鴻藻為前清流的魁首。后清流大致在1885年中法戰(zhàn)爭結(jié)束前后清政府內(nèi)部政爭出現(xiàn)新的變化，前清流對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義，因而宣告瓦解。從80年代末到中日戰(zhàn)爭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鮮為背景，一部分堅決主張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對當時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紛紛投靠戶部尚書翁同龢門下，形成后清流派。其中以侍讀學士文廷式、禮部侍郎志銳和“南通才子”張謇為骨干，國子監(jiān)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編修王仁堪、黃紹箕、丁立鈞、李文田等均為其中健將。且翁同龢為光緒帝師傅，志銳為光緒帝愛妃珍妃兄長，文廷式為珍妃師傅，因此該派屬于帝黨的一部分。與前清流一樣主張厲以風節(jié)，反對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甚至有時還直接指責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前力主反擊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多次斥責李鴻章“避戰(zhàn)自?！?，黃海海戰(zhàn)后后黨趨向?qū)θ毡就讌f(xié)時苦諫要求抗戰(zhàn)到底。此外對當時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的活動表示同情和支持，1888年沈曾植、黃紹箕、盛昱曾積極贊助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帝，1894年康有為因刊刻《新學偽經(jīng)考》獲罪時清流諸人又多方搭救。

（四）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清流們不切實際，對國際事務懵懂無知，此外還有一種更可怕的論調(diào)，那就是企圖借外戰(zhàn)樹威。禮部侍郎、帝黨志銳就說：“如清國一戰(zhàn)掃平日本則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奮精神，以圖自強，從此昂首邁向強國之路?！本幮拊鴱V鈞也認為：“中國可趁此機會剿滅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臥榻之患，又借以震懾西夷，豈不美哉?！惫饩w帝畢竟年輕，經(jīng)驗不足，被這些人一鼓噪后便成了最堅定的主戰(zhàn)派。戰(zhàn)爭的一再失利，帝黨清流們不是想著如何解決問題，而是一味地將攻訐對象指向李鴻章及其手下的淮系文武大員。帝黨清流們?yōu)楣ビ摫毖蠹瘓F而不惜夸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以此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期隨著帝黨的失敗，清流派人物或遭革職，或離京南下，或因其他原因銷聲匿跡。甲午戰(zhàn)后雖仍有人作為帝黨成員參加維新變法活動，但清流派已不復存在。政治腐敗、法紀不修是封建社會走向窮途末路時最突出的問題，道、咸以來官場貪污風行，腐敗勢力盤根錯節(jié)，同治中興時略為好轉(zhuǎn)。但僅接著便是外患頻繁、邊疆告急，國內(nèi)形勢極為嚴峻。同時自然災害嚴重，如黃河流域的直隸、山東、河南、陜西、山西、甘肅六省和長江流域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受災州縣總數(shù)在1865至1874年平均每年為124.9州縣，1875至1884年增加到328.1州縣。廣大民眾深受其害，清政府卻仍然不停地搜刮百姓。其一是為了應付邊疆危機，興辦洋務，抵抗外來侵略。其二同治末年大興土木，慈禧為了修頤和園耗資百萬，使得國庫空虛，竟動用北洋軍餉。翁同龢曾與陜甘總督譚鐘麟通信時抱怨道：“事有大難，京響、海軍、東內(nèi)、洋息一時并集，加以漸臺、液池之興作，神皋蹕路之修治，其繁費實無紀極。內(nèi)府不足，下之各府，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掘地盡矣！”?

（五）統(tǒng)治者如此橫征暴斂，地方官員亦有過之而無不及。面對這種局面時清流派以封建統(tǒng)治的衛(wèi)道士自居，他們縱使不能抨擊慈禧的縱欲享樂，對貪官污吏卻表現(xiàn)出一種不畏強御，不受權(quán)貴羈絆，敢于同邪惡勢力斗爭的精神。如黃體方斥責尚書董恂：“職長戶部，天下戶口財賦，是其專職。然而對荒政不聞進一言，畫一策，甚至對中外條陳荒政者，務從駁斥?！庇秩玎嚦行迯椲缽V東貪吏：“摧論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鼻辶髋蓪Υ伺険?，不遺余力。張佩綸奉命前往陜西查辦案件，除于原參劾罷巡撫馮展云外復論列多人，人稱：“尋常查辦，無此認真?！睆埮寰]則自詡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罵十三家?！鼻辶髋芍鲝垺暗馈辈蛔?，強調(diào)儒學的文化正宗地位，“維正道”論在其文化觀中起著核心作用。然而他們對“器”的認識卻遠不如守舊派或洋務派那么直截了當：守舊派堅持“器”決不能變；洋務派主張“器”不可不變；清流派則表現(xiàn)出在對“器”可各有選擇的總體形態(tài)之中，包含著既傾向于洋務又恐懼被抱殘守缺、泥古不化的守舊派斥責為離經(jīng)叛道的矛盾心理，可見對“器”各有選擇的特征當是由該群體內(nèi)外兩方面因素所促成。清流派多數(shù)成員承認中國萬不能閉關(guān)獨治，已指明近代中國必須變“閉關(guān)”為開放，變“獨治”為講洋務學習西方，其文化觀具有傾向洋務特色的要因決定。如果就“守舊”與“洋務”這對矛盾體范圍而言，那么清流派決非傾向保守的群體，應當說它基本上傾向于洋務。清流派著重強調(diào)“恤民”，就是提醒統(tǒng)治者，當“民”遭遇不幸的時候必須對“民”予以同情，這里的所謂“不幸”就清流派所存在的時期而言主要是指自然災害。清流派認為能否“恤民”恰恰就反映出封建王朝的最高統(tǒng)治者是否在施行“仁政”，是否使“民”擺脫災害威脅，他們的“發(fā)倉賑貸，皆賴皇仁”之論完全體現(xiàn)出強調(diào)封建統(tǒng)治者應以“恤民”證明自己在對“為邦本”之“民”施之以“仁”。

（六）他們深刻指出：“民命則死不復聚?！边@強調(diào)“生民命”的終極目的是要“聚民心”，而“聚民心”無非是要防范因“民心散”而導致出現(xiàn)“覆舟”的慘局。這樣大聲疾呼賑災以及對此提出各種措施也就成為清流派恤民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而“恤民者，荒政之本”口號的提出正是清流派恤民思想的一個重要標志。晚清教育腐敗，論者多患科舉之弊，請籌變通之法。清流派揭露出的教育弊端有：學非所用，專注于“攻舉業(yè)”之人結(jié)業(yè)后卻所學皆非所用；學校教育本身存在著嚴重問題，官學廢馳，生員雜濫。教官無德無才，山長有才無德，學政濫竿充數(shù)，玷辱使命；濫捐、濫保嚴重阻礙著“學而優(yōu)則仕”這一士人入仕的正常途徑，開捐以來，進身太易，士之務進取者必以保舉為捷徑；科場舞弊，頂替、換卷、鬧考、索費等現(xiàn)象指不勝屈。清流派認為要“整飭”就必須從學校、入仕、科場這三個方面入手，清流派呼吁亟應嚴行整頓科場，而他們提出的措施卻主要是在試卷方面防止作弊。僅僅是提出一些“補救”措施以期改善舊教育制度而已。晚清社會中封建綱常倫理道德規(guī)范完全主宰著思想文化領(lǐng)域，傳統(tǒng)的倫理體系主要由“修身”和“恕道”所構(gòu)成，“修身”的前提是對道德起源要有一個具體的認識。清流派的倫理思想即由其人性論鋪奠出基石，清流派認為：“小民皆有天良?！彼^“天良”就是“良知”、“天德良知”，都是說封建倫理道德觀念是先天的。既然“天良”連“小民皆有”，那統(tǒng)治者則不會例外。因此清流派以主張“天良”為表現(xiàn)，贊同封建道德品質(zhì)是先天的、人人具備的，但是現(xiàn)實中明顯存在著惡。而清流們上書言事的主要目標就是抨擊現(xiàn)實社會里其對立面濁流以及任何“濁”之表現(xiàn)，于是解釋惡產(chǎn)生的根源、解決人何以有惡的問題又在清流派的人性論中提出來。他們指出“民”之所以成為“惡者”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所謂“教化”就是教育感化，清流派對道德起源的認識亦即他們的人性論是唯心主義的。

（七）“修身”以封建倫理道德為標準，清流派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便是其道德觀。從清流派提倡“盡公忘私”和抨擊“重私情而忘公義”、“瞻顧身家，營私便已”等內(nèi)容看他們所主張的道德基本原則是公利高于私利，應當做到為公舍私，不能有以私害公的行為，清流派認為各級官吏在任職效力于封建王朝時應當用以“克己”為前提的“公德”時刻約束自己的行為。在道德評價上清流派將善惡觀納入其倫理思想。道德的要義在于分清善惡、揚善懲惡。清流派有時將對善與惡的分辨訴諸于良心，如認為“廉潔”屬于善行，提出“激發(fā)天良，廉潔自持”?！扒辶髋伞钡拇蟛糠殖蓡T均由御史言官和翰林學士組成，他們以敢于彈劾大臣為貴。上自朝廷之闕，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閭閻之困，無不朝聞事目，夕達封章。這些以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主要針對興辦洋務的大臣議論臧否，號稱“清議”。因時常對洋務放言高論，所以素有“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之說。但是他們與清朝的頑固守舊派存有根本區(qū)別，頑固派極力反對辦洋務，認為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quán)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術(shù)，而奉夷人之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shù)數(shù)之士。且夷人，吾仇也。他們由仇視洋人，而排斥洋務，自認為傳統(tǒng)禮儀文明足以立國安邦。盡管清流派與洋務派存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所恃“清議”主要是針對辦洋務之人，而全非洋務之事。他們懷疑辦洋務的官僚收賂納賄，常與洋人接觸，有辱禮儀之邦。因洋務運動在中國已經(jīng)興辦十余年來成效顯著，故清流派并不全面否定洋務事業(yè)。清流派因宗主與地域不同，有南北之。又以中法戰(zhàn)爭為界，有前后之分。北、南清流也分別被稱為前、后清流，北清流有陳寶琛、張之洞等人，南清流有文廷式、張謇等人。清流派是晚清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又對晚清的政局帶來重要的影響，清流的登場使本來已經(jīng)撲朔迷離的晚清政局變的更加復雜化。

（八）首先加劇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權(quán)力斗爭，最開始是慈禧與奕訢的斗爭，后來演變成為后黨與帝黨的斗爭。在統(tǒng)治集團中清流派屬于代表地主階級中下層利益的有自身特點的政治派別，當他們參與到統(tǒng)治集團內(nèi)的斗爭時整個朝局益加復雜，特別是后清流與光緒結(jié)為一派同慈禧之間明爭暗斗。慈禧素與光緒的兩妃珍妃、瑾妃不睦，此二人卻是光緒親政后的左臂右膀。翁同龢為光緒的帝師，光緒的思想受其影響頗重。而文廷式曾為兩妃的師傅，又深為德宗所親信，志銳乃為兩妃之兄，光緒頗寵。后清流主戰(zhàn)人士多倚靠光緒主持大計，而光緒亦有雄心抱負，立志重整國威，所以后清流自然形成以光緒為首的“帝黨”。而樞臣孫毓汶、徐用儀向來為清流派所惡，卻受到慈禧偏重?！暗埸h”與“后黨”之對立遂形成，于是宮廷矛盾不斷，是為后來戊戌政變的前奏。其次對晚清政局80、90年代的外交政策發(fā)生作用，中法、甲午戰(zhàn)爭的爆發(fā)與清流派的主戰(zhàn)思想是分不開的，作為一群具有憂患意識的士大夫，清流派在國家處于危難之時能直面現(xiàn)實，力主反對侵略，表現(xiàn)出愛國熱忱。他們?nèi)绾榱靼愕那遄h曾給朝廷巨大的壓力，使清廷不得不謹慎行事。時人云：“清流之勢實有左右朝野輿論之權(quán)，朝廷于和戰(zhàn)大計往往為所劫持。”然而清流派多數(shù)成員系御史、言官，他們不曾具體參與中外交涉，大多不了解外部事務，又缺乏實戰(zhàn)經(jīng)驗。因而其放言無忌的談論戰(zhàn)事，皆屬紙上談兵，許多主張空洞無物。對李鴻章北洋淮系肆無忌憚的抨擊，其實當時北洋內(nèi)情，清流派卻不知。李鴻章在《復陳海陸兵數(shù)》折中報曰：“伏查，戰(zhàn)艦以鐵甲為最，快船次之。北洋現(xiàn)有定遠，鎮(zhèn)遠鐵甲二艘，濟遠、致遠、靖遠、經(jīng)遠、來遠快船五艘，均系購自外洋。平遠快船一艘，造自閩廠，前奏所云戰(zhàn)艦，即指此八艘而言。自光緒十四年后并未添購一船，操演雖勤，戰(zhàn)艦過少?！?/p>

（九）“海軍僅恃鐵、快艦八艘，陸師則淮、練軍三四萬人，自守有余，作戰(zhàn)之不足。而日本此時則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緒十五年）以后正分年購造新艦，下至甲午已達九艘之多，速度與快炮設備皆遠勝中國?！崩铠櫿率熘髣眨瑢θ談萘烙嫵浞?，所以時時避戰(zhàn)，清流派對此不解，亦常常抨擊彈劾。清流派主張北調(diào)湘軍抵抗，其實湘軍在陸戰(zhàn)上也是一敗涂地。甲午戰(zhàn)爭期間清流派清議甚濃，使朝廷欲戰(zhàn)欲和、欲和欲戰(zhàn)，戰(zhàn)和之意不定，終致巨大的損失。如若李鴻章令海軍游弋渤海內(nèi)外，作猛虎在山之勢。以防護北洋?？?，牽制日軍行動，不貿(mào)然開戰(zhàn)之策得以施行，那么中日間戰(zhàn)爭局勢也不會發(fā)展到那樣糟糕的地步。最后清流派在甲午戰(zhàn)爭中對李鴻章的退避政策所表現(xiàn)的抨擊與誓死保衛(wèi)疆域的民族主義精神鼓舞一批知識分子，這些向來以“治平”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受甲午戰(zhàn)爭失敗的刺激而覺醒，力圖改革。清流派便與之合流，產(chǎn)生變法圖強思想，他們與康有為、梁啟超維新人士頻繁接觸，協(xié)商變法救國問題。會（強學會）既立，京城士大夫頗聞風影從，大臣中如翁同龢、孫家鼐等皆頗支持之。?加入者日多，聲勢一時頗起。清流派與維新人士以光緒為首終于開展百日維新，但是百日維新表面上如火如荼，實際上政令多未實行。戊戌政變后朝中便出現(xiàn)?；省⒘椗扇耸?，政局更為復雜。清流派在晚清政治舞臺上只是曇花一現(xiàn)，在其活動期間始終以自己的立場議論社會問題，褒貶各派人物。作為特定歷史階段出現(xiàn)的一種特殊的歷史現(xiàn)象，清流派的登臺及其源流演化離不開那個特殊的歷史背景。同時作為一種參與社會其中的政治派別，它所經(jīng)歷的歷史時代也無法消弭其縮留下的痕跡，清流派與同光政局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