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漢武向來都是連在一起說的。說了始皇帝，沒有道理不說說漢武帝劉徹。劉徹雄才大略的基礎(chǔ)，一個是客觀的，文景之后國家有了大動作的實力；一個是主觀的，他自己不是一個好靜的人。他像始皇帝一樣喜歡出巡，去封禪；像始皇帝一樣好神仙，喜歡方士。始皇帝因為一言不合而把扶蘇逐去了北方戍邊；武帝則因為巫蠱案而直接導(dǎo)致太子自殺，都是憾事。始皇帝身邊有個趙高，武帝身邊有外戚。趙高最后毀了秦，外戚最后也將大漢江山奪去了。種種來說，他們倆還是蠻相似的。

而上鄉(xiāng)儒術(shù)，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xué)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

何謂儒術(shù)？為何天子喜好儒術(shù)？“望天子封禪改正度”正是其中的原因。儒術(shù)，喜歡一種儀式的美，喜歡用形式來表達(dá)內(nèi)容。而這種形式的美，則是可以表現(xiàn)出來天子的威儀。劉邦當(dāng)年也曾說，這才明白天子的威風(fēng)之類的話語。所以說，好儒術(shù)，并非是什么天子好仁愛，講義和禮，而是因為君君臣臣的禮可以帶給他自豪感和虛榮感。同時，武帝當(dāng)國之時，黃老彌國，年輕氣盛的他實在是不適應(yīng)這樣的氣氛的。他想大干，想有作為，大作為，所以要儒術(shù)。

年輕人總是會有些好奇心的。一般來說，抱負(fù)越大的人，好奇心也是越重的；越是理想恢弘的人，好奇心也越是強(qiáng)?？墒?，好奇心在一方面促使他不斷開拓，另外一方面也使得他好怪言怪人，喜歡道聽途說，喜歡不著邊際的故事。大抵上，騙子出了能口吐蓮花以外，也是有些其他的本事的。李少君可能會識別青銅器，算一個民間的文物鑒賞家，所以能鑒定出桓公時期的器皿來，使得武帝迷信不已。李少君可能也只是一個好求道的玩家，說自己長壽只是想驚世駭俗一些，一方面弄點研究費用，一方面也博點人氣，好個虛榮。不過，顯然，李少君對于藥性還是研究不深，丹砂吃多了，自己也一命嗚呼了。不過，顯然，當(dāng)初的謊話幫了他，武帝以為他化仙了，即使不是化仙，幾百歲的人，安息也是平常。就這點來說，李少君比起秦始皇時代那幾位弄長生藥不得的儒生來說，還是幸運了不少。他們可是不光自己小命不保，也連累了不少的人，更害的始皇帝有了個焚書坑儒的壞名聲。貽害無窮。上行則下效，有了李少君的光耀，則“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是必然的，哪朝哪代莫不如此。

李商隱曾說“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說的就是武帝的故事。在這篇武帝本紀(jì)中，司馬遷沒有去歌頌武帝的雄才大略，沒有歌頌他開疆拓土，而是把筆觸和筆墨集中在他對于神仙道學(xué)的癡迷。假如，僅僅就是這樣的一片文字是我們所能認(rèn)識武帝唯一的媒介，那么，我們?nèi)缃袼⑵饋淼奈涞鄣挠∠髣t全部都會崩塌掉。司馬遷要這樣去寫，當(dāng)然是繼承了孔子的春秋筆法，用寫歷史來寄托自己的情感，來表達(dá)自己的心。歷史學(xué)向來在中國不是簡單的記錄事件，而是作為倫理學(xué)和道德學(xué)的一部分，重在評價和評論，而不是忠實地記錄。司馬遷要寫這些，無非是自己不欣賞這些所謂方士的伎倆，同時也是對于武帝崇尚道學(xué)的一種評判。司馬遷可能以正統(tǒng)的儒學(xué)學(xué)士而自居，所以，不問鬼神事，對這些有些反感。但是，面對著癡迷的皇帝，他也只能這樣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dá)不滿。說起來，這就是歷史上，很有些當(dāng)權(quán)者不太喜歡文人，對他們打，對他們殺，也確實是因為那些個文人，筆太厲害了。文人，他們掌握了筆桿子，掌握著輿論，他們?nèi)缤嫾乙粯右彩窃诋嬒?。畫家所畫的是臉面，文人所畫的心面。而且這種畫像更多地是一種自己感覺的，自己主觀的。當(dāng)時，能讀書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那些多數(shù)的人就只能被動地接受這些少數(shù)的宣揚(yáng)。所以，市井上流傳的都是三國演義、楊家將，而不是三國志什么的?；实鄄荒茏尪鄶?shù)人都讀書識字，一個是沒有這個能力，一個也是不想為之，所以很忌諱不聽話的文人。能夠像雍正那樣，對百姓諄諄教誨的，能夠把自己的良苦用心昭示天下，大肆宣講的，畢竟是少數(shù)，鳳毛麟角。何況他兒子乾隆登基后，一樣來了個打逆轉(zhuǎn)，一切都推翻了。

武帝都評價他是好大喜功，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才會這么熱衷于尋仙求道。長生固然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說的好奇心和功業(yè)感。即位之初的那種黃老消極的環(huán)境和他所追求的積極作為生活態(tài)度是大相徑庭的。他想有作為，想建立不二的功勛，想讓人神共知。他有精力去這么做，他想增加自己的精力，想延長自己的精力。人間的功績已經(jīng)不能滿足他的理想，他要進(jìn)軍神仙界，這是他的憧憬。

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余波也。武帝之眾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聲也。一主父偃安能為哉！天假之，人習(xí)之，浸衰浸微以盡泯。治天下者，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何遽非先王之遺意乎？（《讀通鑒論》）

一代人看著上一代人的教訓(xùn)，必然要從中得到經(jīng)驗。劉邦去春秋不晚，本身就帶著些想貴族化的憧憬，再者看著始皇帝國家的崩潰，封建子弟也就很自然了。他當(dāng)然知道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苦難和殘忍，但是在那個時候，他所看到的還是血緣之間的親密和友愛。另外，那些功臣們也都封侯了，子弟們不封王，何以體現(xiàn)優(yōu)越呢？尾大不掉不是封建的錯，而是天子的龍椅太熱了，太誘人了。同樣司馬氏要封建，也是因為曹家的教訓(xùn)就在眼前，不能不有所防備。假使不是因為惠帝個人素質(zhì)有問題，加上一個強(qiáng)勢的皇后害事，八王之亂或許就可以避免了。后人往往只看到了一件事情所導(dǎo)致的壞處，就認(rèn)為它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沒有能全面地觀察問題。當(dāng)然，對于秦以后的大一統(tǒng)王朝來說，封建皇子，特別是讓他們有專斷的權(quán)力，無疑是一種侵蝕體制的做法，漢的七國之亂、晉的八王之亂、明的靖難之役都是這樣的血的教訓(xùn)。但是，就是那些不封建的王朝，皇室內(nèi)部的較量就能避免嗎？南朝時期，多少皇室自相殘殺，唐朝的李世民一樣弒兄逼父，趙光義如何對待子侄的？康熙的兒子之間又是如何明爭暗斗的？所以說，在那樣的一人高高在上，萬民在下的制度下，沒有任何的一種的制度安排是可以避免對于最高權(quán)力的覬覦的。這是體制和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悲劇。

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hù)軍將軍，衛(wèi)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仆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

雖然，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武已經(jīng)開始分職，但是去古不遠(yuǎn)，出將入相的還是很多。此處將軍甚多，但是專職的就李廣一個人，其他的都是文官加將軍銜出征。后世，雖然武官逐漸增多，都督、節(jié)度之名漸多，但是作為統(tǒng)帥的，多還是文職。軍權(quán)是附屬于文職的。明清，總督巡撫，也是民政為第一，征撫為第二。其一，說明了皇帝對于職業(yè)軍人的敏感；其二，也說明軍事只能是政治的一部分和延續(xù)，沒有純的軍事問題，軍事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的一個方面。作為文職而出任軍職的都是屬于統(tǒng)帥指揮層的，這也說明了文指揮的武是不容置疑的。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yè)者貸與之。

武帝對于下情上達(dá)還是蠻看重的，時常派人下去視察。博士本來是皇帝身邊的顧問，只要是參政的?，F(xiàn)在多被派下去巡察，問民間的疾苦。多少有些大材小用?；实巯騺硎窍矚g使用身邊的近人的，因為身近容易交流，且他們這些人和政府中人沒有太多的瓜葛，利益牽扯少，便于說實話，而且便于皇帝自己控制指揮，隧得寵。所以，武帝喜歡用謁者、郎衛(wèi)、中人去做事，用博士去巡行天下，也是一個道理。后來，逐漸有了刺史制度，雖然是政府編制，但是一樣對直接皇帝負(fù)責(zé)，是皇帝的耳目。武帝時期，丞相能善終的不多，政事也逐漸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人的尚書開始參與中樞，到了武帝托孤的時候，霍光以大將軍領(lǐng)尚書事，獨斷朝綱。后世也就成為了循例了。只是這個循例到了最后要了漢朝的命。中國人講孝，所以，孔子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父輩的做法，一般要當(dāng)做祖制備繼承下來。有了武帝托孤，外戚以大將軍的身份輔助，后面的劉家子孫，基本上也都這樣做著。外戚為什么能專權(quán)呢？為什么可以得到信任呢？皇族當(dāng)然是不能太信任的，誰都窺視著皇位，一不留神說不定就來個“清君側(cè)”。而且，他們同樣有著先祖的血脈，江山不會改姓。那個時候剛剛經(jīng)歷了七國之亂，對于本家的皇族大概還是保持著不信任感。朝臣能信任嗎？同樣要打個問號。朝臣說到底只是自己的家仆，自己是主子，太信任了仆人，主子有時候也是很危險的。趙高就是一個例子。外戚雖然也是臣子，但是畢竟和自己有著姻親關(guān)系，沾親帶故的，況且一般來說，舅舅和外甥的關(guān)系會是比較好的。母后還在的時候，因為孝，所以要聽母后的話。但是母后畢竟在后宮不方便出面，而能夠給母后信任的，出了自己的娘家人，還能有誰呢？所以，當(dāng)皇帝幼小而太后主事的時候，國舅爺走上歷史的舞臺也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