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無窮無盡的環(huán)節(jié)組成的一條無窮無盡的鏈條。政治家的全部藝術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個最不容易從手中被打掉的環(huán)節(jié)，那個當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個鏈條的環(huán)節(jié)。假使我們有一大批老練的石匠，能夠彼此非常協調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線也能把石頭恰到好處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象地說來，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們也許又可以去掌握另一個環(huán)節(jié)了。但不幸的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一批老練的而且能夠彼此協調地工作的石匠，石頭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條共同的引線來砌，而是亂砌，敵人一吹就倒，好像這不是石頭而是沙子。

2、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就后一點來說，可以把報紙比作腳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圍，顯示出建筑物的輪廓，便于各個建筑工人之間的來往，有助于他們分配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勞動所獲得的總成績。

3、假如我們不只是口頭上說愿意統(tǒng)一，那就要使每個地方小組立刻分出比如四分之一的力量來積極參加共同的事業(yè)，而報紙立刻就會向它指明這種事業(yè)的概況、范圍和性質，就會指明，在整個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點最突出，什么地方沒有進行鼓動，什么地方聯系差，在整個這部大機器中有哪些小齒輪是自己這個小組能夠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齒輪來替換的?，F在還沒有做過工作而只是在找工作做的小組，在開始工作時就能不是以既不知道先前“工業(yè)”的發(fā)展情況、又不知道這種工業(yè)生產方式的概況的單個小作坊手工業(yè)者的身份，而是以反映對專制制度舉行全面革命總攻擊的廣泛事業(yè)的參加者的身份來從事工作。每個小齒輪修整得愈好，為共同事業(yè)干零星工作的人愈多，我們的網也就會愈密，而不可避免的破壞在我們隊伍中引起的慌亂也就會愈小。

4、如果我們真能使所有的或絕大多數的地方委員會、地方團體和小組都來積極從事共同的事業(yè)，那么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創(chuàng)辦一個周報，每期出版數萬份，定期在全俄各地發(fā)行。這種報紙就會成為巨大的鼓風機的一部分，這個鼓風機能夠使階級斗爭和人民義憤的每一點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這個本身還很平常、還很細微、但是連續(xù)進行的真正共同的事業(yè)周圍，就會經常不斷地挑選和訓練出一支由久經考驗的戰(zhàn)士組成的常備軍。在這個共同組織的建筑物的腳手架上，很快就會從我們的革命家中間涌現出和提拔出一些社會民主黨的熱里雅鮑夫，從我們的工人中間涌現出和選拔出一些俄國的倍倍爾，他們會率領已經動員起來的軍隊，喚起全體人民去鏟除俄國的恥辱和禍害。

5、如果說歷史事變的原本是一出悲劇，那么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劇。

6、假使我們不能制定出一種政治策略和組織計劃，以確定很長時期的工作，同時利用這種長期工作的過程，使我們黨在任何意外情況下，在事變進程無論怎樣加速的情況下，都能堅守自己的崗位，履行自己的職責，那我們就簡直會成為可憐的政治冒險家。只有從昨天起自命為社會民主黨人的納杰日丁才會忘記，社會民主黨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類的生活條件，因此社會民主黨人決不應當因長期工作的問題而“感到不安”。

7、我們應當時刻進行我們的日常工作，同時又應當時刻準備著應付一切情況，因為爆發(fā)時期和平靜時期的交替往往是幾乎無法預料的，而在可能預料的場合，也不能利用這種預料來改造組織，因為這種交替在專制制度的國家里發(fā)生得異常迅速，有時竟會由于沙皇的揚尼恰爾一個晚上的襲擊而發(fā)生。并且也決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為單一的行動（顯然，納杰日丁之流就是這樣想象的），而應當看作是比較激烈的爆發(fā)和比較沉寂的平靜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過程。因此，我們黨組織的活動的基本內容，這種活動的中心，應當是不論在最激烈的爆發(fā)時期，還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靜時期都可能進行又必須進行的工作，這就是闡明實際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廣大群眾并在全俄范圍內統(tǒng)一進行的政治鼓動工作。在當前的俄國，沒有一個經常出版的全俄報紙，要進行這種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這個報紙周圍自然地形成起來的組織，由這個報紙的同事（按這個詞的廣義來說，即指一切為這個報紙工作的人）構成的組織，就會真能應付一切：從在革命最“低沉”的時期挽救黨的名譽、威望和繼承性起，一直到準備、決定和實行全民武裝起義。

8、現在大概所有的人都會同意：我們應當考慮起義并且準備起義。但是怎樣準備呢？當然不能由中央委員會指定代辦員到各地去準備起義！即使我們已經有了中央委員會，那它在俄國目前的條件下采用這種指定辦法，也不會得到絲毫結果的。相反，在創(chuàng)辦和發(fā)行共同的報紙的工作過程中自然形成起來的代辦員網，卻不需要“坐待”起義的口號，而會進行那種保證它在起義時最可能獲得成功的經常性工作。正是這種工作會鞏固同最廣大的工人群眾及一切不滿專制制度的階層的聯系，而這對于起義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這種工作的基礎上會培養(yǎng)出一種善于正確估計總的政治形勢，因而也就善于選擇起義的適當時機的能力。正是這種工作會使所有的地方組織都習慣于同時對那些激動整個俄國的同樣的政治問題、事件和變故作出反應，并且盡可能有力地、盡可能一致地和適當地對這些“變故”作出回答，而事實上起義也就是全體人民對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適當的“回答”。最后，正是這種工作會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組織都習慣于彼此發(fā)生一種能使黨在實際上統(tǒng)一起來的最經常而又最秘密的聯系，而沒有這種聯系，就不可能集體討論起義計劃，不可能在起義前夜采取應該嚴守秘密的必要的準備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