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夏縣司馬光墓余慶禪院的建筑

山西省夏縣司馬光墓文物管理所

《文物》 2004年

山西省夏縣是宋代著名政治家和歷史學(xué)家司馬光(1019～1086年)故里，司馬家族自晉以來世居夏縣，家族墓地在縣西北25里鳴條崗，即今夏縣水頭鎮(zhèn)晁村凹，北宋元粼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病逝后，其子司馬康于元二年(1087年)正月奉靈柩歸葬于陜州夏縣故里祖塋，宋哲宗賜寫溫公神道碑額曰“忠清粹德之碑”,蘇軾為撰碑文，官建碑樓田，宋代以后，作為封建社會人臣楷模的司馬光的墓地成為士宦憑吊的圣地，從金代始歷朝政府多所建置，所以文物遺存豐富，1988年，司馬光墓被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成立了專門的文物保護機構(gòu)——夏縣司馬光墓文物管理所，

司馬光墓這組重要的古跡由四部分組成：一是司馬光祖塋，包括司馬光墓冢；二是位于墓園東南的司馬光神道碑(忠清粹德之碑)樓田；三是司馬溫公祠，位于墓園的東側(cè)(圖七);四是作為司馬光祖塋香火院的一組佛寺—余慶禪院(圖一),由于這組文物一直都作為古墓葬類古跡列籍于山西省文物古跡保護名單(1957年，第一批)、山西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1962年)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1988年，第三批),其中極為重要的、創(chuàng)建于司馬光生前的余慶禪院的建筑遺跡，就不為外界所熟知，然而，余慶禪院的歷史與司馬光墓、碑、祠的興廢密切相關(guān)；更主要的是禪院現(xiàn)存的大殿還保持著古樸的結(jié)構(gòu)和風(fēng)貌，可能是晉西南地區(qū)繼芮城五龍廟唐代大殿以后最早的古代建筑，這對以金元建筑為主的晉西南地區(qū)的建筑史而言意義重大。故此，我們將有關(guān)寺院歷史和建筑遺跡的勘察情況報告于此。

一 余慶禪院的創(chuàng)建及沿革

(一)余慶禪院的創(chuàng)建年代

余慶禪院的創(chuàng)建年代有兩種說法。

一說創(chuàng)建于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清乾隆二十九年《解州夏縣志》卷十—《古跡·余慶寺》條：

余慶寺在城西鳴條崗，宋治平二年建，內(nèi)有溫公祠，即溫公守墳院也，元豐八年賜額余慶，有碑存焉。

這條記載的依據(jù)沒有交代，寺內(nèi)現(xiàn)存材料也沒有可資證明“宋治平二年建”者。如果寺院建筑于治平二年，則在溫公生前二十年，清顧棟高撰《司馬溫公年譜》之《司馬溫公年譜事遺》收南宋馬永卿《嫩真子錄》卷一錄溫公居洛提舉崇福宮時曾經(jīng)在殺慶寺為父老講《孝經(jīng)》一事，或許值得注意，現(xiàn)錄人備考：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多在夏縣……溫公先壟在鳴條山，墳所有余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公即取紙筆，書《孝經(jīng)》庶人章講之……

溫公居洛在神宗熙寧三年到元豐八年之間(1070～1085年)5。此時余慶寺尚未獲賜額，故此記中稱余慶寺而不稱禪院。

一說創(chuàng)建于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

寺內(nèi)現(xiàn)存宋元豐八年(1085年)的《敕賜余慶禪院碑》(以下簡稱《敕賜碑》)一通(圖二二、二三),是這一說法的依據(jù)。此碑據(jù)元豐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尚書省敕牒公文刊刻。當(dāng)時神宗已故，哲宗初即位，司馬光從洛陽返汴京并除任門下侍郎，提出在先世墓地側(cè)近創(chuàng)置一僧院?！峨焚n碑》以小字轉(zhuǎn)述說：

……昨蒙恩除門下侍郎。先世墳?zāi)讲⒃陉冎菹目h，欲乞于側(cè)近創(chuàng)置一僧院，以余慶禪院為顏。未修蓋間權(quán)令本縣崇勝寺僧行照管所有，每年剃度行者一名。亦乞依例權(quán)度本寺行者，候蓋院了日卻拔歸墳院。

這就是說，司馬光還陳請在墳院“未修蓋間”由本縣崇勝寺僧行照管事，并每年剃度行者一名，等到“蓋院了日”將剃度的行者撥歸墳院。碑文表明，此時尚未有修改完成的禪院。

尚書省批準了司馬光的請求?！峨焚n碑》批準牒文說：

牒奉救依所乞仍特賜余慶禪院為額。每遇興龍節(jié)與度行者壹名。牒至準敕。故牒。

這樣司馬光祖塋側(cè)近就獲準創(chuàng)置名為“余慶禪院"的墳院。并準許在每年興龍節(jié)按條例剃度行者一名"。

此碑碑陰刊宋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十五日保平軍牒文，為司馬光卒后，其家人向地方政府重申并獲準照原尚書省批文創(chuàng)置墳寺余慶禪院、按例剃度行者的文書。牒文說：

牒請一依尚書禮部符內(nèi)所坐教命，指揮照會施行。謹牒。

如此，則司馬光生前陳請創(chuàng)置的余慶禪院在其故時尚未完成。

元據(jù)三年(1088年)孟冬月中，司馬光侄司馬富字希道者，曾與友人從余慶禪院出發(fā)游石山寺，光緒《夏縣志》卷一《輿地志·古跡瀾口莊題名石刻》條：

瀾口莊題名石刻。其文云：“舜民與希道約之自余慶禪院游石圈山寺叫，回過萬石莊觀太師溫國公題誡，元口三年孟冬月中浣文江與行”凡四十三字，嵌青臺禹廟壁。

題刻中所說“舜民與希道”中之“希道”是司馬光從侄司馬富的字，他曾提舉溫公喪事，撰有《溫公墳記》,元口三年(1088年)冬忠清粹德碑樓已成，溫公另一從侄司馬桂提舉此事，并撰有《忠清粹德碑樓記》,或許舜民是司馬桂字?要者，此時余慶禪院已建成并成為他們起止之所，這是迄今所知元豐八年(1085年)后，有宋一代關(guān)于余慶禪院的惟一記載，

綜上則禪院創(chuàng)建于元豐八年(1085年),建成于元口三年(1088年)之前，惜當(dāng)時布局因無資料，無從談起。

(二)余慶禪院的沿革

禪院建成不久，紹圣元年(1094年)章 為相，即發(fā)生針對溫公的“奪謚仆碑”事件叫，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蔡京當(dāng)政，又詔奪元口輔臣墳寺1四，在兩次劫難中，余慶禪院是否幸免，史志無載?！把蛹熬缚的藦?fù)全爵，欲再立碑而未暇”,宋室南遷江左，溫公墓碑見埋深土，余慶禪院自無記載。自金以后，溫公墓祠得到政府的重視，金首立祠于墓側(cè)，元創(chuàng)建祠于城內(nèi)學(xué)左。到清朝乾隆年間“溫公墓園”、“溫公祠”成夏縣十景，為人們瞻仰游賞的勝地四。

溫公墓側(cè)的建置變化，幾乎都與余慶禪院相涉，其中于探討禪院沿革具意義者有三事。

其一是金皇統(tǒng)八年(1148年，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夏令王廷直重摹溫公神道碑并建碑堂立祠溫公事，這是溫公墓園重新設(shè)祠的開始嗎，也是現(xiàn)知涉及余慶禪院布局及其變化的最早記錄。

距紹圣初“奪謚仆碑”五十五年后，夏邑令王廷直，在墓側(cè)一株老杏樹下發(fā)現(xiàn)被仆毀的“忠清粹德之碑”殘石，重予摹刻，余慶禪院守墳僧圓珍參與其事，出私帑在禪院法堂之后設(shè)“溫公神道碑堂”,將斷碑四塊并哲宗題額、王廷直跋“重立司馬溫公神道碑記”,分六石嵌于神道碑堂四壁四，王廷直跋詳敘此事本末：……其碑摹刊將何所立乎?(守墳僧)

圓珍稽首作禮曰：“當(dāng)出私帑于墳院法堂之后特設(shè)一堂，中設(shè)公像，周圍置朱龕以立之，以報溫公之恩遇……專置巨碑，號曰‘溫公神道碑堂’.”

此事意義：一、金代余慶禪院尚完存，有主殿“法堂”,寺院運作正常，僧人尚有“私帑”;二、“溫公神道碑堂”特設(shè)在法堂之后，對探討禪院原布局意義重大；三、除此外金代對禪院未有改作。

以后經(jīng)元到明嘉靖初，作為司馬溫公墳院的余慶禪院未經(jīng)變故2。

其二是明嘉靖元年(1522年),山西巡鹽御史朱實昌(字士光，)重建溫公墓祠并重鐫“忠清粹德之碑”事，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立呂 撰《朱御史修復(fù)宋溫國公司馬先生碑祠記》言

之甚詳12,據(jù)呂熟碑，原寺后舊有二祠，“皆卑隘，其前又障以僧寺”,"乃遵詔例，命……鼎建其祠為一宇：正堂三楹，撇東舊祠附以材作兩廡，廡間三楹，廡南作應(yīng)門”19,同時“斷寺殿之北墉用敞門，除又辟路于寺西墉",使祠獨立成院，“始不混于佛室”,這次改作影響余慶禪院較大，從此溫公祠占用了禪院大殿后院，成為一組獨立的建筑。在這次改作中，障于祠前的余慶禪院大殿僅得幸存，未有增修四。

清雍正六年(1728年)溫公后裔司馬灝文撰《溫公墓祠記略》,記錄明嘉靖改作后祠、寺概略：

……出(夏縣城)西門計二十五里墓右祠堂一所，……明嘉靖間……重修……院東則巡按御史高安朱公實呂《修復(fù)溫公碑祠記》,修撰高陵呂公 嘉靖二年五月立；又巡按山西

康公……買地……奉祀，生員司馬管業(yè)《碑記》,其碑萬歷三十五年閏六月立；康熙四十三年河?xùn)|巡鹽御史劉公子章《重修祠堂碑記》樹于東階，院西有《司馬故里坊碑記》,嘉靖二年即巡按未公實呂拱；又《司馬溫國文正公祠碑》萬歷戊申三月翰林編修蒲坂韓公撰……

祠前為救賜余慶禪院，宋元豐間建，至今僧人守墓，山門已頹壞，蔽以墻，從祠前轉(zhuǎn)入禪院。

……(祠)再西百余步立坂而登，即溫國墳?zāi)挂病竦罇|約半里許，則忠清粹德碑… 再前一坊，橡瓦大半傾圮其徑通余慶樣院，當(dāng)時往祠墓之正路，故建坊于此……今禪院大殿后院遺跡中軸線左右尚存古碑五通(其中明嘉靖二碑龜趺巨大),位置與司馬灝文所記吻合，可證這里就是清雍正時溫公祠堂，即明嘉靖朱實昌改作者，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縣令李遵唐[將祠堂移建在今寺院之西、墓園之東，而成墓、祠、寺并列局面(封三:3).后院遂廢國1982年維修余慶禪院大殿在后院燒窯取土?xí)r，探知建筑基址若干，有甬道、殿址，為一院落規(guī)模(但因未全面發(fā)掘，所以尚無法復(fù)原),進一步證實祠堂和禪院的關(guān)系，這樣，現(xiàn)存大殿是圓珍所言“法堂”,即余慶禪院主殿得到確證。

其三是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余慶禪院碑記》和《余慶禪院妝圣像記》二碑所記乾隆四年(1739年)以來重修余慶禪院大殿事，這是禪院建成600余年后對于禪院大殿本身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維修，并且“金妝”了佛殿內(nèi)眾神像。因原“佛殿后觀音一尊面文正公祠堂，嫌不合款，建閣于金剛殿舊基址，而移觀音于其上”四.1980年維修大殿時，發(fā)現(xiàn)“乾隆五年重修”刻字板瓦，與碑記相符。

據(jù)此二碑，乾隆間的維修，只是補葺正殿，對原建筑改動不大；殿內(nèi)神像只是全部金妝，沒有重塑，所以，大殿及其內(nèi)塑像均大體修葺前原物，另，碑中所記建觀音閣事，一可知寺院原有金剛殿，二可知大殿原有面朝后院的觀音像設(shè)。

綜上，余慶禪院的布局和建筑的沿革大體明晰，目前禪院大殿，當(dāng)為其主殿法堂，中軸線上原當(dāng)有金剛殿、山門，后金剛殿廢址上曾建觀音閣。山門前有牌坊，大殿之后清乾隆二十六(1761年)年前為溫公祠堂，余慶禪院大殿建筑從創(chuàng)建到清末未經(jīng)大修，除民國三年(1914年)在牌坊前增建影壁一堵外網(wǎng)，這個布局一直保持到解放初，余慶禪院以法堂為主殿的布局值得注意。

1957年，司馬光墓被公布為山西省第一批文物古跡保護單位。由于當(dāng)時保護范圍只是古墓，沒有提及墓園的建筑，“文革”中余慶禪院大殿內(nèi)的佛像、護法力士和羅漢像遭到破壞，1968年雷擊毀大殿東梢間，沒能及時修復(fù)，東山墻佛臺上的8尊羅漢中的五尊被淋毀，東墻壁畫亦毀，原大殿前的觀音閣在此期間被拆，1978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撥款重修了塌毀的東梢間叫。

1980年9月始，山西省考古所主持了大殿的第一次保護性落架維修，這次維修撇換了明次間四組屋架的大梁和山面、后檐的部分立柱，一根平梁和部分翻和椽子，自行按原樣燒制撇換了部分屋面瓦、脊，維修時基礎(chǔ)、柱礎(chǔ)均未動，雖然這次維修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建筑結(jié)構(gòu)的原貌，但為調(diào)整前后金柱的標高鋸掉前槽金柱櫨斗斗欹約5厘米，并且撇換了全部四椽改變了建筑的原狀，殊為可惜。幸運的是主要梁架節(jié)點斗蘸基本保持了維修前的古老風(fēng)貌，特別是平梁上的蜀柱和其上的櫨斗等都得到完好保存，殿內(nèi)尚存的佛像、羅漢、壁畫都維持原貌，1994年，大殿11尊羅漢頭全部被盜，后追回5尊，惜已無法復(fù)原。

1984年后在整治司馬溫公墓園工程中，拆掉了大殿兩廡的破爛廊房，在原址規(guī)劃重建了兩廡和山門，原來牌坊位置現(xiàn)正在建一處新的牌坊(亦見圖一)。

余慶禪院遺留地面的建筑遺跡僅剩大殿，即法堂，考慮到它和溫公墓、祠三位一體經(jīng)歷的波折，其幸存簡直像一個傳奇。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大殿，是1981年維修后的面貌。

二 余慶禪院的大殿

大殿是余慶禪院建筑群惟一的古代建筑遺跡，大殿面闊五間，進深六椽，為前后牽對四椽鬢通檐用四柱的廳堂式結(jié)構(gòu)，單檐布瓦

懸山頂，立于高90厘米的臺基上.前為檐廊，金柱明間裝板門，每扇門板上施門釘6路，每路9枚，合54枚，門釘形制為八瓣蓮花狀，高凸于簡素的門板之上，窗為板欞窗，柱為梭柱，檐柱施四鋪作斗 無補間，柱間施闌額，上施普拍枋在角柱出頭。山面出際深遠，博風(fēng)板正中施懸魚，無惹草，原有彩畫尚留些許痕跡，建筑“外觀無繁縟裝飾，簡潔異常，令人如對高僧逸士，超然塵表”網(wǎng)(圖八、九)。

(一)臺基

禪院地勢南低北高，殿基位于北方臺地之上，目前臺地高于院內(nèi)地平93厘米，經(jīng)過幾百年的歲月，院內(nèi)地平已經(jīng)絕非宋代標高，此數(shù)字僅說明目前殿基與院子的相互關(guān)系。待對殿后廢墟發(fā)掘清理后或許能夠找到較為準確的數(shù)字。

殿建于高90厘米的磚臺上，磚臺四面砌壓闌條石，無月臺，正面居中設(shè)石臺級七步，兩側(cè)垂帶石砌象眼，當(dāng)是維修所作，

(二)平面

殿面闊五間，通面闊17300厘米；進深三間六椽，通進深11800厘米，面闊進深之比為10/675.柱子24根，配列頗似《營造法式》卷三十一《大木作圖樣下“殿閣地盤第十》所列“雙槽”的布局(圖二)。明間面闊約37厘米，較次間梢間稍闊，從外觀看，五間殿開間基本相同。前檐有深一椽之檐廊，前槽金柱砌墻并安置門窗。金柱當(dāng)心間安板門，次間裝板欞窗。兩山墻和后檐現(xiàn)包磚，內(nèi)仍為土坯墻，后檐墻正中原有門通后院，后封堵，據(jù)前述當(dāng)在明嘉靖改作時。

因采用不同的屋架結(jié)構(gòu)，殿兩山和明間次間列柱方式不同，這樣的布局為宋代廳堂式建筑所常用，蓋為獲得較大的室內(nèi)空間以滿足使用。

殿后金柱間砌以扇面墻，前為磚砌佛臺，佛臺高60厘米，左右長11350厘米，深404厘米，佛臺上泥塑三尊佛，均結(jié)踟趺坐在六面雙層須彌座上，主佛前侍立二菩薩，佛臺前西角立一木雕力士緊鄰佛座側(cè)，且打破了原來佛座的底座，應(yīng)為佛像之后的安置，原東側(cè)有與之相對的另一木雕力士，“文革”時毀。

兩側(cè)山墻均砌磚佛臺，上各塑八尊羅漢，合為十六羅漢，據(jù)乾隆十一年重修碑，扇面墻后原似有觀音像設(shè)，現(xiàn)已不存。

(三)柱和

殿柱均為梭柱，柱頭作覆盆卷殺，柱中徑最大，柱底稍收，呈圓潤之輪廓線，直徑以明間前檐柱、金柱為最粗壯，直徑約48厘米，高分別

為338.511厘米，與柱徑之比為7/1.105/1.其余檐柱均約37厘米到38厘米，柱高與徑之比約在8/1-9/1之間，與現(xiàn)已知的唐遼宋早期建筑相埒，又，檐柱“高不越間之廣”,故外觀看殿身不高，柱皆較古壯，殿內(nèi)金柱包于扇面墻內(nèi)，柱高499、徑30厘米，高徑比為16.6/1,

望之較細，亦梭柱，后檐柱只西起第三柱頭卷殺為覆盆，其余均為前后抹斜的做法，當(dāng)為乾隆十一年或以后修葺時改換。

檐柱柱底有木口殘跡，為橫紋平木，現(xiàn)殘存約2厘米，此殿木柱 的遺存或可以作為元以前如《營造法式》所規(guī)定使用木柱 的一個實例網(wǎng)(圖-O),

柱口下無露明的礎(chǔ)石。從板門門檻下地與柱的關(guān)系看，確似無露明柱礎(chǔ)。

角柱柱礎(chǔ)構(gòu)造頗特殊，外觀看似鼓式礎(chǔ)，實為1980年維修時用水泥砂漿抹成，剝掉砂漿，內(nèi)為一木墩橫置作礎(chǔ)于角柱下，材質(zhì)與角柱同樣古老。

柱均有側(cè)腳和生起，由于年久，前檐柱稍前傾，使向心的側(cè)腳被抵消，1980年山西省考古所測得角柱生起為4.5厘米，側(cè)腳3.2厘米，均與《營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下·柱》規(guī)定相仿佛。

(四)斗口

殿斗蒙頗簡單，只前檐柱頭各施一朵，無補間鋪作。柱頭斗口為四鋪作單囂計心造，櫨斗為八瓣海棠斗(圖一一)。

自櫨斗向外第一跳為華囂翻端施交互斗上承令、耍頭.令口上施替木托撩檐口華融后尾為華噩一跳，偷心，上承作為耍頭后尾的第二跳華囂在與一跳華交互斗對位處，刻出爵眼，此華囂承口牽.華鰓均為足材題.牽前伸為襯枋頭抵令囂之上的替木與撩檐囂以助承檐椽。櫨斗左右出泥道.泥道題上施三道柱頭枋，下層隱刻慢囂與上層枋之間墊以散斗，第三道枋之上開剜口承檐椽。耍頭出挑長于華邈外形與梁思成著《營造法式注釋》之《大木作制度圖樣四》所繪宋代耍頭標準式樣不同，為出鋒內(nèi)凹式，疑即為《營造法式》卷一《總釋上·爵頭》條之“胡孫頭”14,替木長度稍短于枋上隱刻之慢囂端頭稍上抹，不作卷殺。

梢間柱斗翻與明次間稍異，正心枋出際均抹斜出鋒，第一層枋伸出長同泥道爵第二跳稍長于此，短于撩檐齷、替木出際之長，外輪廓之端點可連成一條斜上直線(圖一二)。

此殿斗露共六朵，保存均可謂完好。只東梢間柱斗囂有幾個散斗斗欹平直，應(yīng)為清代以來維修所更換者，余散斗皆有較深的內(nèi)凹，爵端卷殺三瓣四瓣均有.令囂四瓣。

斗總高為84厘米，與柱高之比為1/4.此殿材廣20厘米，合宋尺網(wǎng)6.6寸；厚14.5厘米，4.4寸，五等材，每分1.45厘米。與《營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一·材》“第四等：廣七寸二分，厚四寸四分，……右(上)殿三間，廳堂五間則用之",即五間廳堂用四等材的規(guī)定比恰低一等(圖五、圖六),是否因為屋頂?shù)燃壿^低而減小用材，存疑。

斗黝可注意者，一是櫨斗式樣，這是此類櫨斗式樣的孤例4,二是令口、泥道口、慢口的長度，令囂長90厘米，合62分；泥道囂長98厘米，合67.6分；慢 長165厘米，合113分?！稜I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一·口》規(guī)定泥道囂62分，令口72分，慢92分，現(xiàn)令酸短，而余均長于法式規(guī)定，唐遼宋早期建筑令翻均短，有逐漸增長的趨勢。三是“胡孫頭”式耍頭。最早使用的例子，目前所知是正定隆興寺摩尼殿柱頭鋪作內(nèi)轉(zhuǎn)，而晉西南地區(qū)此式流行在金代和以后。

(五)梁架

柱間施閑額，闌額上施普拍枋.斗口置于普柏枋上。閑額斷面廣27、厚8.2厘米，較一材稍高但薄，普拍枋斷面為30×14厘米，略等于一材之厚，但廣大于一材10厘米，普柏枋在角柱出頭，端頭直截式；闌額不出頭(圖三),

梁架有兩種型式，明間、次間四榀梁架相同，為前后圈牽對四椽額通檐用四柱的廳堂式結(jié)構(gòu)(圖四、一三).如前所述這樣的梁架布局反映在平面上可以獲得較大的室內(nèi)空間，

前檐四鋪作斗口承圈牽，入前槽金柱，下施一實拍插 圈牽穿金柱出為單材慧式端頭.金柱柱頭亦置海棠櫨斗，櫨斗承四椽囂四椽口出頭；左右施令慰承替木和下平鬻，四椽口下平直，前后稍有卷殺斜項入于櫨斗，四椽后尾架在扇面墻金柱的櫨斗之上，櫨斗亦為海棠斗，櫨斗左右亦出令髓、替木承下平額，金柱間施闌額，四椽能兩端均出頭。目前殿內(nèi)四椽齲全部為1980年維修時所改換，為保證梁底取平，前槽金柱櫨斗斗欹削去5厘米。四椽囂在上平顫縫位，各置一駝峰，類似鷹嘴駝峰，外輪廓作三瓣忍冬卷草式樣，是目前所見駝峰中最為華美的(圖一四)。駝峰上施方形櫨斗，承托平梁，并施令愚替木承上平額.平梁入櫨斗處亦稍有卷殺斜項，平梁出頭，施托腳，駝峰間施以順額串.平梁之上，置圓形蜀柱，徑22厘米，稍大于一材，上置櫨斗亦為海棠式如柱頭斗愚櫨斗承雙材襻間隔間相閃，下層外端斜殺，上層出為半令上托替木承托脊 在替木和襻間隱刻令口、散斗，蜀柱左右各施叉手兩根，一從櫨斗口出撐雙襻間，斷面24×10厘米，另一叉手抱脊口斷面18×7厘米，叉手腳落在平梁上，蜀柱之間施以順脊串。一抵襻間枋、一抵抱脊慰的雙叉手，《營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侏儒柱·造叉手之制》未載，宋金建筑使用雙叉手的目前所知，含余慶禪院大殿僅三例，另兩例為山西陽泉關(guān)王廟正殿(1122年、宋宣和四年)和山西平遙文廟大成殿(金) (圖一五),

山墻梁架為前后乳靜牽對平梁通檐用四柱式。

兩山出際為122厘米，約合宋尺4尺，與《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棟》條“凡出際之制……六椽屋，出三尺五寸至四尺……"之規(guī)定相合。

因維修時各柱標高基本未變，所以雖經(jīng)多次翻修，屋面舉折還基本保持原狀，屋面坡度為3.15/1.

(六)裝修

裝修施于前槽金柱間，明間辟門，次間安窗，兩梢間砌墻。

明間兩扇板門，高307.5厘米(合宋尺9.6尺),每扇門寬144厘米(4.72尺),門框基本方形，門構(gòu)造與《營造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所記載的形制相似，但門額施門簪2枚，原為橫長四瓣柿蒂，現(xiàn)已毀，僅留輪廓印跡。

門板施鑄鐵門釘6路，每路9枚，共合108枚。釘高5厘米，底徑10.8厘米，鐵鑄八瓣蓮狀金鐘，當(dāng)為《法式》所謂之“浮蹤打”147,鑄藝精美，每扇門安鋪首一枚，亦鐵鑄，門厚6厘米，背

六條，高10、寬9厘米，頗粗壯，門高寬之比與“廣與高方”之板門之制相吻合，惟門板幅六塊未及“門高一丈至一丈三尺用幅七枚”之?dāng)?shù)(圖一六、一七)。

門下檻高40厘米，足兩材，門腰22厘米，也足一材，門額廣32厘米，足一材半，均大于《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板門》諸規(guī)定。

兩次間用條磚砌檻墻高153厘米，上中設(shè)直板欞窗兩扇，每扇直欞11根，合22根，較《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板欞窗》"間廣一丈用欞一十七根”之制相差較大。

明間門額上掛橫匾一，高108、寬216厘米。上書“別有天地”四字，為乾隆二十九年制，撰書人名曰“□君忠”,已被鏟毀。匾沿瀝粉萬字牡丹。

(七)瓦獸件

屋頂為筒瓦屋面，不施琉璃。檐口用勾滴、勾頭、筒瓦規(guī)格不一，為歷次維修增補所致，正

脊高30.5厘米，垂脊高25厘米，皆為瓦條脊筒，正脊兩端安吻，口吞正脊，尾部批卷向外，脊剎下部為一門庭式樣，寬47、高41厘米，上立寶象馱仰蓮座并寶珠和戟叉，脊部瓦飾均為后代重修的遺跡，已非原物。1980年維修時曾發(fā)現(xiàn)“乾隆五年維修”刻字板瓦，現(xiàn)存殿內(nèi)，現(xiàn)屋頂正中色淺之瓦壟仍為清乾隆時物。

(八)像設(shè)

殿內(nèi)后槽扇面墻前為磚砌佛臺，佛臺高60厘米，左右長11350厘米，深404厘米，佛臺上泥塑三尊佛，均結(jié)踟趺坐在六面雙層須彌座上，有背光。連佛座通高近5米，合宋尺一丈六尺，正中主佛后扇面墻上，兩側(cè)繪有色澤較新迦葉、阿南二弟子，前侍立二菩薩，故主尊當(dāng)為釋迦牟尼。東側(cè)一像座上用朱砂寫“阿彌陀佛”四字，應(yīng)是前述清乾隆間重妝時所留，據(jù)此則另一佛應(yīng)是東方藥師佛，佛臺前西角立一木雕力士緊鄰佛座側(cè)，原東側(cè)有與之相對的另一木雕力士已毀(圖一八)。

佛像均經(jīng)乾隆時金妝。但體量巨大面貌豐滿，不似元以后像，要者，宋以后歷代未見重塑金像記載。中間和東面一尊像在解放后曾被剖腹取寶，但究竟有什么發(fā)現(xiàn)未見記載，第三尊未遭破壞。

兩尊脅侍菩薩，體態(tài)豐盈，面相莊嚴，尚沒有后世的世俗氣息，現(xiàn)存的木雕力士，頗古壯(圖一九)。

兩側(cè)山墻塑十六羅漢是宋代禪宗寺院流行的布局1,東墻羅漢已毀，西側(cè)羅漢僅存身體，從資料照片看，羅漢皆神形生動，穿鉤紐式袈裟，不似中土僧人形象，羅漢臺外壁彩畫，最外一層局部繪畫泥皮脫落后露出里面一層泥皮，繪紅底白色卷草寫生花，線條生動不似元以后手筆(圖二〇)。

據(jù)乾隆十一年重修碑記碑所記，扇面墻后原有觀音像設(shè)，是否如通常所見宋代流行的水月觀音，現(xiàn)已不知，東墻羅漢身后山水壁畫，是民國年間所作。

(九)其他

殿內(nèi)梁架、斗睡尚留彩畫殘跡。

1980年大殿維修時在佛臺發(fā)現(xiàn)宋條磚和方磚若干，磚背有菱形回紋、圓形凹凸紋，現(xiàn)存殿內(nèi)。

一元延囂五年(1318年)鑄鐘掛在大殿前檐廊之次間柱之間，柱上設(shè)木質(zhì)掛鐘構(gòu)件如箭囊，當(dāng)為古物，鐘徑高相埒，故比例稍偏，鐘面三分，各面均有銘文，見注[22](圖二一),

(十)建筑的特點和年代

如前所述，大殿建筑形制與《營造法式》有合者亦有不合者，又許多為早于《營造法式》的唐、宋初的建筑特點，且其像設(shè)也可能是較早的布局.所以，關(guān)于余慶禪院大殿的年代，從沿革和建筑面貌綜合考慮，在沒有更新的材料發(fā)現(xiàn)之前，我們初步認定在元豐八年到元題三年之間(1085～1088年),相當(dāng)于遼道宗大安元年到四年，比《營造法式》頒行早15年。

三 幾點看法

(一)晉西南地區(qū)宋代建筑的重要實例

晉西南地區(qū)古建筑遺物以元代建筑為主，對金代建筑的了解過去主要來自于金代仿木結(jié)構(gòu)墓葬提供的材料，而宋代建筑則幾乎沒有過報道的實例，以至于學(xué)術(shù)界一向認為晉西南地區(qū)沒有堪與晉東南地區(qū)比較的宋代古建筑的實例遺存。這情況已經(jīng)對整個山西地區(qū)古建筑的研究造成影響，特別是晉西南地區(qū)華美精致的金代建筑的來源問題，一直是一個使研究者頗感困惑的問題，而余慶禪院大殿建筑正可成為一個承前啟后的重要實例，雖然我們不能完全確定它自宋元豐八年(1085年)創(chuàng)建以來沒有經(jīng)過大的變動，但其現(xiàn)狀所表現(xiàn)出來的古老的特點不能忽視，余慶禪院大殿的存在，無疑給晉西南地區(qū)此時期前后建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相對可靠的標尺。

且山西乃至全國宋金時代之古建筑以歇山為多，懸山建筑目前所知重要者只有平順龍

門寺西配殿(五代)、大同華嚴寺下寺海會殿(遼，已毀)、五臺山佛光寺文殊殿(金),而晉西南地區(qū)此時期懸山建筑，且是作為寺院主殿的懸山建筑僅此一例。

(二)宋代墳寺的實例

北魏馮太后方山永固陵側(cè)建有寺院并影響了北朝晚期甚至北朝以后的陵園布局5,唐代帝陵側(cè)也有建寺院的門，宋朝繼承了這個風(fēng)氣并有所發(fā)展，不僅皇陵側(cè)建有寺院——據(jù)統(tǒng)計，北宋皇帝的每個陵旁都建有禪院，且有相當(dāng)?shù)囊?guī)模四——在貴族的墓地建置寺院即所謂墳寺也很流行，甚至成為當(dāng)時佛寺的一個重要類型 .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治平元年甲辰(1064年)公知諫院·三月十四日論永昭陵建寺》條，記錄司馬光對英宗在仁宗永昭陵建寺一事的諫議，略云：

竊聞中旨，于永昭陵側(cè)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于墳側(cè)置寺， 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至國家守衛(wèi)山陵，有司備具。若云：“資薦求?！?則仁宗皇帝寬仁恭儉，恩洽四海，何待別置一寺，更度數(shù)僧，然后得生天堂樂處也?現(xiàn)仁宗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并特與名額，計創(chuàng)漆千有余處，而數(shù)月之間，宮車晏駕，其無驗亦已明矣，今國喪之后，帑藏空虛，百姓罷敞，乃復(fù)興此無名之役，殊非中外所望，逆禮傷孝，蠹財勞人，徒使僧徒妄求恩澤。臣竊為朝延惜之。

這條材料說明，陵側(cè)建寺是宋代帝陵的傳統(tǒng)建置。司馬光以“帑藏空虛”反對復(fù)興此役，主因是溫公一向不信佛法，然皇室并未采納他的意見，仁宗陵墓旁建有昭孝禪院，遺址在今河南鞏縣康店村寺溝，然而以上諫議同時表明溫公對臣僚之家于“墳側(cè)置寺”并不反對，似認為頗合理情，溫公這種出于仁孝而對佛的態(tài)度，常被后人嘲諷：“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jīng)追薦，祖考之訓(xùn)”1561。到明代，御史朱實昌曾因溫公不信佛而差點拆毀余慶禪院。

反對佞佛如溫公者陳乞在先塋創(chuàng)置余慶禪院，說明當(dāng)時貴族臣僚之家修建墳寺確很流行，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詔奪元馨鋪臣墳寺，說明墳院置寺者，不惟溫公一族，從反面說明墳寺在貴族之間的普遍性。

《佛祖統(tǒng)紀》卷四八有一段關(guān)于有宋一代功德墳寺情況的記載：“淳十年(1250年)三月，臣僚上言：‘國家優(yōu)禮元勛大臣近貴戚里，聽陳乞守墳寺額，蓋謂自造屋宇，自治田產(chǎn)，欲以資薦祖父，因與之額……凡勛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除免科敷之類，聽從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額寺院與之……”此雖為南宋理宗時事，實為有宋一代的情況。

另，從皇陵到溫公祖塋之墳寺均額為禪院，是墳寺可注意的特點，溫公墓園之余慶禪院恐怕是墳寺僅存的遺跡，本禪院以法堂為中心布局。法堂內(nèi)之像設(shè)，是不是法堂和佛殿在墳寺之類小型寺院中的供奉組合，值得考慮。且溫公家族墳寺正殿以懸山為頂，是否說明墳寺的等級較低?

言宋代佛教史的書籍基本上都把墳寺列為關(guān)系寺院經(jīng)濟的主要內(nèi)容，余慶禪院或可以成為一例實物材料。

(三)河南京畿的影響

從地理、建治和交通看來，夏縣的建筑與河南京畿的聯(lián)系值得考慮。《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三·陜西路》條：“陜州：保平軍府，(轄)陜縣、平陸、夏縣、靈寶、芮城、湖城、閱鄉(xiāng)?！逼涞赜蚣唇顸S河三門峽流域(圖二四)。

俗話說“水性使人通”,且溫公為宋朝重臣，常年居汴梁、洛陽，而禪院創(chuàng)置于溫公在世時，其工匠、式樣受京畿地區(qū)的可能影響，不能不考慮，溫公故后，營葬事者為內(nèi)府官員，溫公神道碑樓又為官建，種種這些也說明禪院建筑可能受到河南京畿的影響，所以，余慶禪院大殿和大約同時期的晉東南地區(qū)建筑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當(dāng)為合理。

目前所知河南宋代地面木結(jié)構(gòu)建筑僅存兩座，一為被認為建于宋初之河南濟瀆廟寢殿

6,一為晚于《法式》之少林寺初祖庵大殿。這兩座殿和余慶禪院建筑時間和空間距離都不算太遠，濟水為“四瀆”之一，故濟瀆廟等級較高，寢殿為五間單檐歇山殿，斗脫為“疏朗碩大”的五鋪作重拱偷心造，使用普拍枋且在角柱對接，閑額不出頭；但殿身較低，檐柱粗壯，屋頂平緩，開間幾乎相等等特點與余慶禪院風(fēng)格相似，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因少林寺為禪宗祖庭，故等級也較高，為三間單檐歇山頂。這個建筑被學(xué)術(shù)界公認為受《法式》影響直接且與《法式》制度最為接近的宋代建筑實例。它使用圓櫨斗和訛角櫨斗，被認為是受《法式》圓櫨斗制度影響的結(jié)果。最近有學(xué)者更以初祖庵大殿為例來說明《法式》編纂中的南方因素，余慶禪院大殿使用的海棠櫨斗，《法式》卷六《大木作制度上》雖未記載，但也應(yīng)屬于非方櫨斗的“準”圓櫨斗范疇，考慮到它結(jié)構(gòu)構(gòu)造的諸多較早的與濟瀆廟更為接近的特點，和它在地域和地域之外與京畿地區(qū)的可能關(guān)聯(lián)，或許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探討河南地區(qū)建筑和《法式》關(guān)系的一個旁證實例。

執(zhí) 筆：李志榮(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

繪 圖：左拉拉根據(j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測圖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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