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分

【原文】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

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奸為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guān)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guī)其情者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闚彼，發(fā)奸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奸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奸類發(fā)矣。奸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shù)不任人。是以有術(shù)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nèi)必治，任數(shù)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shù)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shù)也。故有術(shù)之國，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奸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奸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nèi)，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故實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刑賞之不分白也。

【翻譯】

凡是國土廣大君主尊貴的，從來沒有不是法制嚴厲而可以達到在天下令行禁止的。所以君主劃分爵位，制定俸祿，法制必定嚴厲而苛刻。國家得到治理，民眾就會安寧；政事混亂，國家就危險。法制嚴厲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則不符合事情的實際。況且拼命賣力，是民眾所具有的，按人之常情沒有不是想用拼命賣力去獲得想要得到的東西；他們的喜好和厭惡，是君主能夠加以控制的，民眾喜好的是利祿，厭惡的是刑罰。君主把握民眾好利惡害的心理來駕馭民眾的力量，和實際情況不應該有什么差錯了，然而法禁松弛政事有過失，是由于賞罰不得當。君主治理民眾不掌握法制而使他們?nèi)簭纳?，像這樣，那就等于沒有法制了。

所以決定國家是治還是亂的道理，應把致力于區(qū)分刑、賞的界限作為最迫切的任務。治理國家的人沒有一個沒有法制，然而有的起作用，有的名存實亡；名存實亡，是因為沒有掌握刑賞界限的緣故。治理國家的人，他的刑、賞沒有不確定界限的；有的人用不同的標準作為界限，不能說是界限；至于明察的君主所確立的界限，是按照唯一的法制來劃界的。因此民眾都尊重法制而畏懼禁令，希望不要犯法判罪而不敢期待獎賞。所以說：不用等到用刑獎賞，民眾就已努力做事了。

因此，那種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為首要的任務。這是為什么？因為禁奸的法律與人之常情相通，關(guān)系到治國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察覺的奸邪行為的方法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務必使民眾互相窺探彼此的情況。然而使民眾互相窺探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就是：同里的人犯罪，互相牽連受罰罷了。禁令倘若牽連到自己，從情理上講不得不相互監(jiān)視，唯恐別人犯罪，自己受到連坐。有奸邪想法的人不讓他們隱蔽起來，因為監(jiān)視的人很多。這樣，民眾自己小心謹慎，對別人加以監(jiān)視，告發(fā)壞人的隱密。告發(fā)奸邪者的人免罪受賞，有奸邪不報的人一定要連帶受罰。這樣，各種各樣的壞人就被揭發(fā)出來。連細小的奸邪行為都不容發(fā)生，是由于私人告密和實行連坐所起的作用。

最高明的治國原則是，依靠法術(shù)而不依靠個人。所以有統(tǒng)治術(shù)的國家，不根據(jù)個人的聲譽而用人，國家就會無敵天下，國內(nèi)也一定會太平安寧，這是因為使用了法術(shù)。喪失主權(quán)的國家，讓敵兵在自己領土上公然橫行，不能防御和制止，是由于任用個人而不運用法術(shù)的緣故。自己放任別人攻打自己，是因為只依靠個人；有力量進攻別國，是因為推行法術(shù)。所以，有治國方術(shù)的國家，要去除空談而運用法制。

凡是表面符合論功行賞條例而又是不正當?shù)墓冢y以知曉；那些被辭令掩飾的錯誤，難以發(fā)現(xiàn)；所以刑罰和獎賞就被這些表里不一的情況所迷惑了。所謂依照論功行賞的條例而難以識別的功勞，是奸邪的功勞；臣下那些難以發(fā)現(xiàn)的過錯，就是錯誤的根源。依照常理則不能發(fā)現(xiàn)奸邪的功勞，只以常情來衡量，就看不出奸邪的根源，這樣獎賞和刑罰這兩件大事怎么能不都發(fā)生差錯呢？因此，有虛假功勞的人在國內(nèi)獲取了名聲，游說之士在國外為自己謀劃，所以愚、怯、勇、慧四種人互相勾結(jié)，用虛偽無用的學說來迎合世俗，取悅于社會。所以這些國家的法制不執(zhí)行，刑罰不施加給罪人。這樣，刑罰和獎賞怎么會不發(fā)生不一致的情況呢？事實本來是有所表現(xiàn)的，但按照常理考察卻失去了應有的度量，度量的失誤，并不是法制所造成的，而是因為法制雖已制定，卻又去依靠個人的智慧。放棄法治而依靠個人的智慧，接受職事的官吏怎能得到要領呢？辦事的要領與事情的實際不相稱，法治怎么會不出現(xiàn)過失而刑罰又怎能不煩亂呢？因此，獎賞和刑罰受到干擾，出現(xiàn)混亂，治國之道發(fā)生錯誤，這是由于刑賞界限不分明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