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本彬老師簡介

梁本彬，重慶第二師范學院副教授，云彬翻譯社區(qū)負責人，累計翻譯完成人文社科圖書20余部，數(shù)百萬字，包括《法國外籍兵團》《希特勒的秘密武器》《德國海軍》《德國空軍》《歷史與記憶中的第三帝國》《尼赫魯世界史》《改變世界的二十場戰(zhàn)役》《烏托邦的故事》《平均的終結》《堅不可摧》《1870年以來的法國》等。發(fā)起成立的云彬翻譯社區(qū)已經成功組織國內數(shù)百位翻譯師生，為數(shù)十家出版機構翻譯完成圖書500余冊，涵蓋中、英、法、德、日、韓、西、意、俄、土、波等語種，題材涉及文學、歷史、軍事、傳記、心理學、經濟、科普、文化、藝術等諸多領域。有較為豐富的翻譯協(xié)作經驗，熟悉出版翻譯出版的要求。

問題四：梁老師您能否簡單談談AI技術如何賦能圖書翻譯項目管理？

我與徐彬老師發(fā)表在《外國語文》2021年上的論文《AI時代圖書翻譯出版的技術應用現(xiàn)狀及展望》，對這個問題做了一定的探討。目前來看，很多MTI院校師生都在用翻譯技術輔助圖書翻譯項目管理，具體內容包括進度管理、術語管理、語言資產管理、譯審流程管理、自動質檢、翻譯協(xié)作管理等，目的在于通過智能化的翻譯技術，對圖書翻譯作為完整的項目進行各環(huán)節(jié)的管理。這方面很多MTI教師都有來自實踐項目的真實體會。

然而，目前圖書出版行業(yè)對翻譯管理技術的關注不夠，應用案例也屈指可數(shù)。借助云彬翻譯社區(qū)構建的與出版社編輯的溝通機制，我對國內數(shù)十家出版社的幾十位編輯進行過或長或短的采訪，發(fā)現(xiàn)出版社極少像其他語言服務企業(yè)那樣，對翻譯圖書項目實施以技術為載體的全流程管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社在圖書翻譯項目監(jiān)管中，存在明顯的譯文生產階段與譯文審校階段脫節(jié)的現(xiàn)象。

現(xiàn)在不少圖書出版中的問題，大致都可以歸結為缺乏基于AI技術實施圖書翻譯出版全流程管理造成的。如很多出版社數(shù)十年專注于特定題材的圖書翻譯出版，但是由于翻譯過程一直是按數(shù)字化時代之前的模式操作，至今沒有形成可供譯者使用的術語資源和雙語語料資源。有文獻資料顯示，在傳統(tǒng)的審稿模式之下，一個成熟的編輯一年能完成的翻譯圖書審稿量也就在4本上下，面對每年數(shù)百萬冊的圖書引進翻譯項目，圖書翻譯的出版速度和質量之間就形成了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實際上語言服務企業(yè)在快速處理大型翻譯項目方面的經驗和模式，是值得出版行業(yè)借鑒的。

可喜的是，最近GPT火出圈之后，個別出版社已經快速完成觀念轉變，不再拒絕圖書翻譯過程中使用機器翻譯等，而是積極策劃組建新的部門，充分融合AI技術實施圖書翻譯管理，并且招募熟練運用翻譯技術翻譯圖書的項目團隊。

出版行業(yè)有其自身特性，要完全將AI技術融入圖書翻譯的生產管理流程之中，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也需要更多的實踐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AI技術深度融入圖書翻譯出版行業(yè)的內容生產和過程管理，我國的圖書翻譯出版質量和效率必將得到有效提升，無論是對于譯者，還是讀者，還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決策者和實施者，都是利好的消息。

問題五： 在機器翻譯技術+AI技術的雙重沖擊下，您如何看待圖書翻譯的市場前景？

根據(jù)翻譯的內容和目的，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重復性的翻譯，也就是當前翻譯的內容要與此前翻譯的內容一致，如術語、固定表達、譯文引用等；二是創(chuàng)造性的翻譯，也就是說原文的內容是全新的，無論是表達方式，還是術語，都不曾有過，因此也沒有可資借用的參考譯文；語言是隨著社會實踐的發(fā)展變化而不斷更新和豐富自我的，只要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不停歇，語言就會不斷有新的表達方式和內容出現(xiàn)，創(chuàng)造性的翻譯就會一直有需求；三是介于重復性和創(chuàng)造性之間的翻譯，任何語言的更新?lián)Q代，必定是基于現(xiàn)有內容而逐漸更新的，因此語言中必定有重復性的內容，也有創(chuàng)新的內容，這也是翻譯中的常態(tài)，在重復此前譯文的基礎上，又要有創(chuàng)新的譯文出現(xiàn)。

圖書是對社會生產生活的真實記錄，內容既有對之前的重復，也有根植于當下的創(chuàng)新。無論是機器翻譯，還是基于語料而形成翻譯記憶的計算機輔助翻譯，其核心都是對現(xiàn)有語言數(shù)據(jù)的學習和模仿，在理論上永遠比語言更新的節(jié)奏要慢半拍，面對創(chuàng)新性的語言表達形式，合格的人工譯者永遠具有用武之地。毫無疑問，AI技術會提高圖書翻譯的效率，對于那些需要重復的內容，也能更好地保證質量，這方面人工譯者必須得承認AI技術的優(yōu)勢。而且可以肯定是，面對AI技術的巨大潛力，出版社對圖書翻譯譯者的要求會更高，出版社要求譯者做的，已經不再是達到機器翻譯水平就行，而是要對機器翻譯譯文實施編審。

以后甚至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場景，出版社編輯自己用機器翻譯，然后對譯文進行深度譯后編審，直接達到出版要求。因此未來的圖書譯者應該是具備了一定的出版編輯視野和能力的高水平譯者，具備根據(jù)出版政策、市場預期、讀者期待而進行譯文“改寫”的能力，而不再是簡單的原文翻譯能力。價值判斷和決策，都是人類文明存續(xù)的基石，無論AI技術多么強大，它們都不可能剝奪人類的決策權。就圖書翻譯領域而言，要在AI技術面前立于不敗之地，譯者需要具備根據(jù)機器翻譯譯文、政策、市場、出版方、讀者而做出價值判斷并拿出具體決策結果的能力。

問題六：引用文匯網新聞稿“近幾年外國公版書重復出版達到高峰，但一哄而上的熱鬧背后存在良莠不齊、低水平“炒冷飯”等現(xiàn)象，有的版本隨意‘抓取’幾個已面世的中譯本，復制拼貼、改頭換面，手法粗糙，書中不乏謬誤?！闭垎柫豪蠋?，作為圖書譯者，該如何堅持行業(yè)自律，提高圖書翻譯質量，做好“文化的擺渡人”？

對于公版書翻譯，我們還是要一分為二來看。一方面，翻譯作品都是有時代局限性的，它和原作不同。原作出版后，如果作者不做修訂，那么原作就成了定本，若干年之后依然有存在價值，如世界各國的古代典籍等。雖然《論語》《史記》在數(shù)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沒有更新，但是依然是經典，讀者群體還是非常龐大。但是翻譯作品就很難享受到這個待遇。嚴復的《天演論》雖然堪稱晚清時期的潮品，但是到了今天，已經很少有讀者問津，因為《天演論》的桐城派風格的語言已經與現(xiàn)在的讀者有了隔閡，閱讀負擔沉重，最后就成了學者圈里的小眾讀物。因此有學者指出，外文經典的譯文要不斷現(xiàn)代化，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鮮活的語言，更準確地傳遞經典作品的思想內容，更好地服務于當下的讀者。公版書不斷有新的譯本面市，從理論上看是好事，給了讀者更多選擇的空間，質量低下的譯本自然會被淘汰。

市面上的圖書本質上是一種商品，翻譯出版的公版書也不例外。圖書的商品屬性必然會讓一些缺乏職業(yè)操守的出版社和譯者走捷徑，賺快錢，東拼西湊出所謂的最新譯本。我對公版書的經典譯本始終持敬畏態(tài)度，雖然任何譯本都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我還是不會貿然接受公版圖書的翻譯任務，除非我自信對該作品有深入的研究，譯文質量能超過現(xiàn)有譯本，或者這本書雖然已經成為了公版書，但是還沒有中文譯本，值得動筆翻譯。我自己也翻譯過兩部公版書，一套是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撰寫的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也就是后來以四個版本同時出版的《尼赫魯世界史》《爸爸尼赫魯寫給我的世界史》。這套英文世界史首次出版于1934年，是當時少有的從第三世界視角寫成的世界史，早已成為英語世界的經典讀物。遺憾的是，該書問世近一個世紀以來，國內一直沒有中文全譯本。2015年我接受中信出版社邀請，和幾位同事一起，用時半年，完成了這本皇皇巨著，譯文字數(shù)為100萬字。為了翻譯這本書，我們查閱并引用了幾十本典籍資料，添加了數(shù)百條譯者注。銷售數(shù)據(jù)也較為喜人，幾個版本的豆瓣評分都在8分以上，也算是對得起讀者。前幾年我在重慶圖書館兒童讀物區(qū)，悲喜交加地看到，單行本的《尼赫魯世界史》已經被翻閱得不成樣子了，黑乎乎地蜷縮在書架上，夾在一眾亮閃閃的新書中間，煞是扎眼。2018年，我和同事一起給北京大學出版社翻譯了另一套公版書The Story of Upotias，也就是后來出版的《烏托邦的故事——半部人類史》。這本書是研究烏托邦作品的經典讀物，雖然是公版書，但是國內沒有中譯本。在翻譯過程中，我們查閱了大量書中提到的烏托邦作品，全書譯文版面字數(shù)22萬字，添加顯性譯者注319條，隱性譯者注不計其數(shù)，因為書中內容確實古拗，參考文獻繁多，唯有小心謹慎，才能對得起讀者，才能給自己一個交代。

對翻譯教師而言，署名譯著的功效不言而喻。能評職稱、能幫助項目結題、能指導學生實踐、增加自己的社會影響力，這些都是署名譯著呈現(xiàn)出來的功利性價值。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翻譯出版的圖書屬于公共文化產品，具有文化屬性，是傳播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因此譯者不管如何看待圖書翻譯的實用價值，一定不要矮化、弱化圖書翻譯的跨文化交際價值。翻譯教師作為未來譯者的引路人，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對學生，都是被賦予了信任和榮譽的。這是譯者自律的依據(jù)，也是不斷提升譯者職業(yè)操守的必然選擇。

總體而言，翻譯教師都是非常愛惜自己的聲譽和羽毛的，對待翻譯的態(tài)度也堪稱楷模，翻譯能力也得到出版社認可。云彬翻譯社區(qū)近些年組織數(shù)百位翻譯教師，為國內20多家出版機構翻譯完成圖書500多本，涉及10余個語種，這些累累碩果就是我國高校翻譯教師翻譯能力和職業(yè)操守的極好體現(xiàn)。正因如此，我才盡可能在我們翻譯的每一本書上都附上譯者簡介以及我的個人微信號，一來是持開放的態(tài)度，接受讀者朋友的批評和反饋；二來也是為了自律和他律。要當好“文化的擺渡人”，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負讀者的期許，才能經受市場的考驗，才能對得起學生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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