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辯護之有效溝通、對抗

記得一位學者在講為什么蘇聯(lián)跟歐美搞芯片對抗，雖然最終聚集了全國的力量，包括設立了專門的負責機構，最終還是沒能趕上或者超越后者。原因在于后者以市場為導向，同時又有全球的協(xié)作國家。

簡言之，這位學者的意思就是世界是需要協(xié)作的，閉門造車根本不能與當下的世界相契合。

廣而言之，一個事物的發(fā)展，無論結果如何，均會受到來自于各方面因素或者力量的影響，包括來自于自身、合作伙伴，抑或競爭對手。正所謂事物間的聯(lián)系無處不在，同時影響事件發(fā)展的因素又多種多樣，千奇百態(tài)。由此造就了這個無法捉摸清楚的世界。

這樣的情況在法律領域同樣存在。一個案件從立案、審查起訴到審結，各種因素參雜其中，結果自然不能唯一、不確定。

但是，法律又給了世界和人們希望的穩(wěn)定帶來了確定性。那么，每一具體事件的不確定性與法律想要追求的確定性又如何統(tǒng)一呢？

實現(xiàn)這種統(tǒng)一使命的手段就是司法，法律追求的確定性最終就落在了司法者的手中。

從刑事訴訟制度的設計來講，司法者包括偵查、檢察和審判機關。其中前兩者的任務側重于發(fā)現(xiàn)并打擊犯罪。與此相對，就需要有與偵查、檢察作用相對的對象完成辯護工作，進而由審判機關作為裁決者居中認定。

在這種模式的設計下，辯護律師與偵查和檢察職能機關就具有法律設定的天然對抗性。

法律定紛止爭。糾紛爭議中必然存在對抗，無論民事糾紛還是刑事案件。那么，刑事案件需要什么樣子的對抗？

首先，我們講一講有效對抗的基礎。對抗需要基礎，那就是對于基礎事實的掌握應當平等。如果在訴訟程序中不能享有同等的權利，則無法形成有效對抗。比如，如果辯護律師沒有閱卷權，則無法形成有效辯護。即便審判，也是摸黑戰(zhàn)爭。

第二，對抗不是糾纏。遙記之前有當事人稱，既然檢方?jīng)]有接受我們的意見，那就反復要求跟他當面溝通，有必要的時候向他的上級機關逐級投訴。最終目的就是通過反復糾纏，實現(xiàn)我們的目的……很顯然，這種方式受到“信訪”思維的影響。當然，這種方式不能一概而論，但如果能有相對緩和又能使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豈不更好。

第三，建立有效的溝通對話途徑。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承辦人都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由此，每個承辦人都會形成不同于他人的辦案風格。我們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確實需要通過一些初步的溝通或者嘗試，了解到具體辦案人員的行為習慣，以及其目前的案件量是否飽和等。在此基礎上，進行有針對性的溝通。

記得早幾年，我辦理的一起詐騙罪案件中，檢察機關在沒有通知辯護律師到場的情況下，就完成了認罪認罰的手續(xù)，量刑建議為有期徒刑（具體期限有些模糊了）。我們得知后，立即聯(lián)系了檢察官，并明確了該程序存在一定的問題。經(jīng)過溝通，我們先提交了書面的不起訴意見，同時又當面交流了對案件的看法。

后，檢察官在審查法律意見后，采納了我們的意見，作出了不起訴的決定。這個案件雖然不具有典型性，但是可以給辯護律師一個基本的經(jīng)驗是，應當充分溝通，了解具體情況（包括案件、承辦人）后，選擇某一或者某幾種有針對性的溝通方式，提出明確且能夠與之有進一步交換的意見，增加溝通的砝碼，以實現(xiàn)辯護目的。

前面我們講的這種溝通，就不是通過激烈對抗實現(xiàn)的。將之理解成對抗沒有錯。但是我想，將之理解為控辯雙方共同尋找解開案件之謎的鑰匙也更加貼切。此時的對抗，實質上并非以激烈的、存在沖突的形式呈現(xiàn)。

任何人都不希望辦錯案。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就必然有溝通的必要性，辯護人實質上也是在幫助尋找解開案件的那把鑰匙。由此，雙方的對抗之心必然能夠有效緩解，進而共同發(fā)現(xiàn)事實，正確適用法律。

對抗不再是以暴制暴的原始對決。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暴力對抗在進入法治文明時代早已不被提倡。同樣，在我們辦理案件過程中，雖然對抗必不可少，但有時候變換一下思路，更能有效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對抗而有意制造沖突。若如此，才是對案件的不理性對待，最終可能致使委托人的權益受到一定的損傷。

第四，該尖銳時一定要勇敢的站起來。既然是對抗，就必然有激烈的時候。記得在一次開庭過程中，我們提出證據(jù)根本就不完整。但是，公訴人卻稱因為實際困難而不能搜集，而且振振有詞。此時，我們當庭就提出了尖銳的意見，如果因為畏難而放棄對公平正義的追求，那即便開庭審理又有何意義？

刑事訴訟具有天然的對抗性，但對抗不是盲目追求的結果，而是為了訴訟結果服務的。選擇時機和方式，有效對抗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