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樓巍《維特根斯坦十講》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3年5月

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奇特的人，出生于一個富可敵國的家庭，兒時設計過縫紉機，長大后做過風箏飛行試驗，設計過飛機的螺旋槳，研究過數學的基礎，在羅素門下研究過數理邏輯，曾是羅素的學生但很快就成了能夠改變羅素思想的人，喜歡隱居和獨處，具有極高的音樂和藝術修養(yǎng)，作為志愿軍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且表現英勇（幾乎是一種求死的渴望讓他表現英勇），戰(zhàn)爭期間寫下了著名的《邏輯哲學論》，散盡了父親留給自己的巨額遺產，認為自己解決了一切哲學問題之后在奧地利的貧困山區(qū)當了六年的小學老師，想要進入修道院避世而無果，為自己的姐姐設計并建造了一幢房子，否定了自己的前期哲學而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哲學，成為了劍橋的哲學教授，二戰(zhàn)中志愿當了醫(yī)務人員，辭去教授職務潛心寫成了后來膾炙人口的名著《哲學研究》（被當代眾多哲學家評為對他們影響最大的哲學著作），死后留下了兩萬多頁的手稿、打字稿，很少讀經典哲學著作但很喜歡讀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書……

本節(jié)的任務是給出一種簡潔的方法，幫助我們理解維特根斯坦的那些奇特的人生經歷。既然前面談到了維特根斯坦的精神生活，那么我們就來刻畫一下他的精神生活的幾個特點。正是這些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維特根斯坦的整部人生。理解了這些特點，我們也就大致理解了他的人生。

一是對音樂和機械的永久興趣。

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是奧地利人（后來，德國在二戰(zhàn)中合并了奧地利，在德國和英國中，維特根斯坦選擇了英國國籍），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維也納，是家中八個孩子中的老小，有四個哥哥和三個姐姐。他們的父親卡爾·維特根斯坦抗拒傳統(tǒng)教育，十七歲就跑到了美國，兩年后回到奧地利，先是當鋼鐵公司的負責人，后來成為奧地利的鋼鐵大王，母親萊奧波迪是一個銀行家的女兒，極具音樂才能。

維特根斯坦的家庭是一個極其富裕的家庭，同時也是一個極具音樂氣息的家庭，著名音樂家勃拉姆斯常是這個家庭的座上賓。順便說一下，維特根斯坦的哥哥保羅·維特根斯坦在一戰(zhàn)中失去了右手，后來成了著名的“獨臂鋼琴家”，著名音樂家萊伯（Josef Labor）、理查德·斯特勞斯（Richard Strauss）和拉威爾（Maurice Ravel）都專門為他創(chuàng)作過一只手彈的鋼琴曲（這從側面說明了維特根斯坦家庭的顯赫）。

一邊是鋼琴，一邊是鋼鐵，維特根斯坦對音樂和機械的永久興趣可能就源自他的母親和父親，但這種興趣并不是什么業(yè)余的愛好。維特根斯坦這個人的特點就是做什么都不可能停留在業(yè)余級別。比如，幾乎所有的傳記都寫到維特根斯坦的單簧管吹得很不錯，而且有著非比尋常的吹口哨的才能。1949年，維特根斯坦去美國拜訪他的學生馬爾康姆，后者曾記載道：“我對回家的長途火車的主要記憶是我們談論了音樂，維特根斯坦帶著令人驚訝的準確性和表現力用口哨為我吹了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的一些部分?！?/p>

對機械的興趣就更容易刻畫了。

在很小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就在自家地下室自己設計并制造縫紉機了，而這臺縫紉機居然是可以使用的，這讓他的姐姐們紛紛吃了一驚。后來，在去世前幾年，他還經常去逛倫敦南肯辛頓的機械博物館，與那些他心愛的老式蒸汽機整天地待在一起。此外，有很多傳聞說每當某個機械裝置壞了，維特根斯坦總能將它們修好。

維特根斯坦中學階段的志向是學習物理學，他起初想要在維也納追隨玻爾茲曼（Ludwig Boltzmann）學習物理學，但是玻爾茲曼在1906年了結了自己的生命。于是，維特根斯坦先是去了柏林的夏洛騰堡工學院，兩年后去了英國，在德比郡的“風箏飛行高層大氣站”（Kite Flying Upper Atmosphere Station）用風箏做實驗。1908年秋天，他注冊為曼徹斯特大學工程系的研究型學生。在那些年，他熱情地投入到對航空學的研究之中。在風箏飛行試驗的基礎上，維特根斯坦制造了一個用在飛機上的噴氣反作用螺旋槳。

1926到1929年間，維特根斯坦為他的姐姐設計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姐姐原本是委托建筑師保羅·恩格爾曼（Paul Engelmann）來設計這幢房子的，后者是維特根斯坦的朋友，他邀請維特根斯坦參與這項工作，結果維特根斯坦逐漸取代了他。維特根斯坦去掉了房子圖紙上一切無用的部分，或者說去掉了所有的裝飾，只留下了具有明確功能的部分。這幢房子以絕對精確的測量、嚴格的比例、完全不考慮成本和時間的用料而聞名于世。據說一個鎖匠曾經這樣問維特根斯坦：“工程師先生，請你告訴我，這里或那里的一毫米真的對你這么重要嗎？”鎖匠話音未落，維特根斯坦就大聲說道：“是的！”嚇了鎖匠一大跳。它的冷峻和素樸曾讓他的姐姐感慨道：“這是給上帝住的房子！”人們很難將這幢房子歸入到某個建筑流派之下，但是那水平的屋頂和材質，那些混凝土、玻璃和鋼鐵，會讓人想起典型的現代派建筑。

二是對一切矯揉造作和裝模作樣的厭惡和摒棄。

這一點很重要。

像“煞有介事”、“裝模作樣”這樣的詞，是不可能用到維特根斯坦身上的，他自己也十分討厭這樣的人和事，他的為人是率真的、直來直去的（有時甚至有些粗暴），他的穿著整潔而簡樸，但前面那兩個詞對于很多知識分子（比如劍橋大學的精英分子）來說卻是很適用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有一個供人聚餐的地方，聚餐者據說應該穿著體面、談吐優(yōu)雅，維特根斯坦只去過一次，但卻因為沒打領帶而被副院長責備了。維特根斯坦對他的學生說過，那里那些裝模作樣的人和同樣裝模作樣的談話讓他十分厭惡。

我覺得，魯迅先生之所以不待見所謂的“四條漢子”，也是這個原因吧，他在給徐懋庸的一封回信中曾經寫過：“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tài)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魯迅先生的文筆是好的，寥寥幾筆，就把我們生活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那種洋服筆挺、裝模作樣、煞有介事、氣宇軒昂（硬撐出來的）、仿佛一出現就是世界中心、總要他人俯首的名人、學者、教授的形象勾勒出來了。至于魯迅先生自己，經常是“蓬頭垢面談詩書”的。

維特根斯坦肯定不是這樣的“教授”，雖然從1939年開始到1947年，他確實是劍橋大學的哲學教授，但他實際上只當了幾年，因為二戰(zhàn)中他去了倫敦的蓋伊醫(yī)院當了護工，后來又在紐卡斯爾的一個醫(yī)學實驗室工作。1947年的年底，他就辭去了教授職務。我們可以猜測，在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心里，他從來沒把自己當作那樣的“教授”。

精英和自詡精英是有區(qū)別的，但維特根斯坦兩者都不喜歡，自詡的精英就不必浪費筆墨了，即使是那些真正的精英（維特根斯坦1929年回到劍橋以后肯定遇到很多這樣的精英），他們在自身的領域可能是很杰出的，這里有經濟學家、哲學家、數學家，等等，但那又怎么樣呢？這里無疑有兩個“不成正比”：一是你表現出來的“模樣”和你真正的學識、智力是不成正比的；二是你優(yōu)渥的社會地位、生活條件與你對社會、對人類做出的貢獻是不成正比的。在這個意義上，那些浮在面上的社會精英其實都是裝模作樣的，或者說都是形式大于內容的（可能所有的時代都一樣）。這里的“形式”就是他們表現出來的東西，就是他們從社會中巧取到的東西，這里的“內容”就是自身的學識、智力和對社會的貢獻。

這也是為什么維特根斯坦要將自己繼承的所有財產散光的原因。

1913年，維特根斯坦的父親去世了，他獲得了一份巨大的遺產，但他毫不猶豫地將這些錢散光了，一部分匿名捐贈給了奧地利的一些貧困藝術家和詩人（比如里爾克和特拉克爾），剩下的全部贈送給了他的兩位姐姐。他的想法很明確，把很多錢交給有錢人，有錢人的生活不會有太多的改變，但是，把很多錢交給窮人，那么窮人勢必會墮落或瘋狂。

據說維特根斯坦曾經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向銀行會計核查，要保證自己的賬戶里面不剩下一分錢。可以這么說，維特根斯坦將自己良好的出身（有人酸溜溜地說他是“銜著金鑰匙出生的”）和繼承的財富視為一種累贅，一種徹底偶然的東西，而他的人生目的之一，就是盡量去掉自己身上那些偶然的、多余的東西。那么，他將什么視為與人生選擇有關的必然的東西呢？換言之，什么才是符合必然性的生活呢？很簡單，一個人只有對社會或者對他人有貢獻，只有真正的勞動者，才有資格獲得屬于自己的那份生活資料（這也基本解釋了維特根斯坦在奧地利的貧困山區(qū)當了六年的小學老師的人生經歷）。

這也是為什么維特根斯坦如此想要移民蘇聯的原因。

因為當時的蘇聯對他來說就代表著那種符合必然性的生活。1935年，維特根斯坦有了去蘇聯定居的計劃，他甚至系統(tǒng)地學習了俄語，但他的愿望沒能實現。電影《維特根斯坦》里有這樣一個軼事，簽證官對他說：“去蘇聯以后，您要么去莫斯科大學教哲學，要么去喀山大學教哲學?！本S特根斯坦生氣地說他要在農田或工廠里從事體力勞動。這番爭論的結果就是簽證官對他說“維特根斯坦先生，我建議你多讀點黑格爾”，維特根斯坦說“讀黑格爾會讓我抓狂”。兩人的對話就這樣結束了。

對矯揉造作和裝模作樣的厭惡，也解釋了維特根斯坦對某些質樸的美國文化的喜愛。

維特根斯坦認為歐洲文化是矯揉造作而不真摯的，相反，他很喜歡某些美國的電影和偵探小說。他曾說過：

一部傻傻的、天真的美國電影，可以它的全部傻氣并借助這些傻氣來給人以教益。一部愚蠢而不天真的英國電影不會帶來任何教益。我經常從一部傻傻的美國電影中獲得教益。

維特根斯坦最喜歡的偵探小說家是諾伯特·戴維斯（Norbert Davis）。有一段時間，馬爾康姆常從美國給他寄一種由“斯崔特&史密斯”（Street & Smith）出版集團（1855年由Francis Street和Francis Smith創(chuàng)辦）發(fā)行的偵探雜志。維特根斯坦非常喜歡這本雜志，順便在給馬爾康姆的信中批評了英國的學術雜志：

你的雜志好極了。我搞不懂的是，如果人們能夠讀《斯崔特&史密斯》，那么他們如何能夠去讀《心靈》這樣的雜志。如果哲學與智慧還有關系的話，那么《心靈》中肯定根本沒有一丁點的智慧，而在偵探小說中還經常會有一點。

順便說一下，長久以來，《心靈》雜志都被視為世界最頂尖的哲學雜志之一。

對精英或者精英文化的厭惡，也解釋了維特根斯坦喜歡離群索居的傾向。

從1913年秋，直到1914年一戰(zhàn)爆發(fā)，維特根斯坦都隱居在挪威卑爾根東北部的一個農場里，他甚至在一個湖邊的山腰上建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小屋。這個小屋成為了維特根斯坦深入思考邏輯和哲學問題的樂園。1926年，維特根斯坦辭去了鄉(xiāng)村小學教師的職務，真誠地想要去修道院過一種隱居的生活，甚至在維也納周圍找到了一份“修道院園丁助理”的工作。1948年，他又去了愛爾蘭，隱居在一間海邊小屋內。他每天都在海邊散步，與本地幾位純樸的漁民交上了朋友。他甚至還馴養(yǎng)了幾只海鳥，這些海鳥每天定時飛過來，讓維特根斯坦給它們喂食。

三是對精神活動的純粹熱愛和全身心投入。

劍橋大學還有一個名為摩爾的教授（本書的第十講會提到他），曾經中風過，醫(yī)生不讓他過于激動和勞累，摩爾的夫人嚴格執(zhí)行醫(yī)囑，不讓摩爾和任何人進行超過一個半小時的哲學討論。維特根斯坦聽了十分生氣，他認為摩爾不該被他夫人管控，而是想討論多久就討論多久，如果真的在討論哲學時死了，那真正是死得其所，死于工作。

這件小事說明了維特根斯坦對精神活動的態(tài)度：對于一個人來說，精神活動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延長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而且，從事精神活動就應該全身心地投入，而不該有所保留。

不過，維特根斯坦認為一個人的精神活動必須是純粹的，不應該夾雜任何其他的動機。以研究哲學為例，他認為一個人只能基于對哲學本身的熱愛，才能從事哲學研究工作，任何其他的動機，比如獲得名聲、榮耀等，都是錯誤的，“虛榮是思想的死亡”。

這也解釋了他對作為一個行業(yè)的哲學的蔑視。因為，在這個行業(yè)中，哲學研究變成了謀生的手段，而不再是純粹的精神活動了。他嚴肅地奉勸自己的每一個弟子不要當“學院派”，不要在大學里從事專業(yè)的哲學工作，但后來這些弟子大多都進入了哲學這個行業(yè)。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他們，如果他們不進入學術界，那么維特根斯坦的大多數著作可能都無法出版。

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的全身心投入，還可以體現在他遺留下來的手稿、打字稿、口述的筆記上，它們加起來居然有兩萬多頁！而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著作、文本，恐怕只是九牛一毛罷了。對于維特根斯坦來說，哲學研究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他曾經對別人說過，如果他的心智不再適合做哲學了，那么他應該立刻死掉。

這也解釋了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思想被誤解和篡改這回事是多么的憤慨。

對于精神活動的全身心投入帶來了對于思想表達的極高的標準，維特根斯坦不允許別人在引用或使用他的看法時對他的看法有絲毫的更改。

維特根斯坦死后兩年，即1953年，他的弟子出版了他的遺著——《哲學研究》，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我本已放棄在有生之年出版我的著作的想法，一直到不久以前，雖說這個想法時不時地會被激活，其主要原因在于：我沒法不知道那些我已經在講座、打字稿和討論中給出的成果在流傳中常常遭到誤解并多少被稀釋和曲解了。我的虛榮心因此受到了刺激，平復起來還真有點困難?！保ā墩軐W研究》序言）

這是一個遲遲不愿意出版自己的著作，卻又總是毫無保留地與別人分享自己思想的人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隨便舉個例子吧，1926年以后，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和所謂的“維也納小組”的成員進行過定期的哲學討論，有個人記錄了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和例子，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并且發(fā)表了。對此，維特根斯坦十分憤慨。他憤慨的倒不是別人剽竊了他的思想和例子，而是這些思想并沒有得到正確的表達，而是被曲解了，被“稀釋”了。

順便說一下，有人說維特根斯坦總是將自己的思想“鎖”起來，以造成一種神秘感，這肯定是不對的，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維特根斯坦就一直在給學生授課，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思想傳授給學生，而且，維特根斯坦在30年代中期給學生口述的兩份筆記，即《藍皮書》和《棕皮書》，早就被油印出來，在很多英國哲學家和學生中間廣泛傳播了。

四是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和文明持一種疏遠的態(tài)度。

1929年，在為一本書（即《哲學評論》，生前沒有出版）寫的序言中，維特根斯坦寫道：

這本書是為那些贊同本書的寫作精神的人而寫的。我認為這種精神不同于英國、美國文明的主要精神……文化就像一個龐大的有機體，為它的每一個成員指派了他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他能以整體的精神展開工作，而他的力量可以頗為正當地用他在這個整體中的成就來衡量。然而，在一個沒有文化的時代，力量被分散了，個體的力量被對立的力量和摩擦阻力消耗掉了。個體的力量并沒有表現在它走過的路程中，或許只是表現在克服摩擦阻力所產生的熱量中。但能量仍是能量，即使這個時代所呈現的景象并不是一部偉大的文化作品的形成（在這里，最優(yōu)秀的人為同一個偉大目標而努力），而是這樣一個不太莊嚴的景象，即人群中那些最優(yōu)秀的人只不過在追逐自己的目標，我們仍然不應忘記這景象并不是關鍵所在。

即使我很清楚一種文化的消失并不意味著人類的價值的消失，而只是某些表達這價值的手段的消失，但事實上我仍然不帶任何同情地觀望著歐洲文明的動向，也不理解它的目標，如果它有目標的話。所以，我實際上是為散落在世界各個角落的朋友而寫作的。

那么，這種文明是怎么樣的呢？維特根斯坦說：

我們的文明是被進步這個詞所刻畫的。進步是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特征之一。它是典型構造性的。它的活動就是構造越來越復雜的結構。清晰性不過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本身。

與此相反，對我來說清晰性和透明性就是目標本身。

讓我感興趣的不是建起一座樓房，而是讓所有可能的樓房的根基在我面前清晰可見。

這些話已經很清楚地體現了維特根斯坦與自己所處時代和文明的不一致，以及不一致的原因，已經沒必要再過多解釋了?？傊覀兛梢詫⑵淅斫鉃檫@樣的兩種對立：一是“用越來越復雜的結構和制度來掩蓋自身在根基上的不清晰性的文明”與“對清晰性本身的追求”的對立；二是“人類在魚龍混雜地追逐自己的目的（私利）的時代”與“一種偉大的文化將人類緊密地團結起來而形成一個有機體的時代”的對立。

這也是維特根斯坦的理想和所處的現實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