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仲英

（一）馬仲英（1911-?）原名馬步英，字子才。甘肅河州（今臨夏）人，回族，軍官出身。1927年秋國民軍師長趙席聘任河州鎮(zhèn)守使，征兵要款，觸犯宗教禁忌，激起穆斯林強烈反對。1928年春天馮玉祥的國民軍與甘肅河州穆斯林發(fā)生矛盾，國民軍大規(guī)模清鄉(xiāng)，時馬仲英父親馬寶為馬麒的寧海軍一個營長，有病休養(yǎng)在河州老家。馬寶做為請愿的代表，也被扣留送蘭州，被國民軍懷疑“通匪”而遭逮捕槍決。在軍校學習的馬仲英遂聯(lián)合寧海軍軍官馬騰、馬儀、馬虎山、馬古里拜、馬七三、馬丹巴6個私逃河州，襲擊一隊國民軍運輸隊，繳獲大批武器。到達河州后召集當?shù)貎扇f民眾建立武裝“黑虎吸馮軍”，自稱司令，因為當時只有16歲，被稱為“尕司令”。馬仲英三度圍攻河州，并且提出“不殺回、不殺漢，專殺國民軍辦事員”的口號，先后3次圍攻河州，戰(zhàn)爭一度進展到離蘭州僅60公里的牛心山，蘭州為之震動。1928年夏末馮玉祥調集吉鴻昌、孫連仲、佟麟閣等部對馬仲英發(fā)起反攻，激戰(zhàn)7晝夜后馬仲英戰(zhàn)敗，一路撤退到岷州。12月馬仲英卷土重來，迅速進逼西寧，在遭到青海主席孫連仲（1893年2月2日—1990年8月14日）部的阻擊后轉而襲取湟源，然后退走河西。1929年3月15日馬仲英攻占民勤，自3月15日馬部進城起至3月31日離城止屠殺一直沒有間斷，民勤縣全城不滿一萬人口，被屠殺四千六百多人，其中槍殺的很少，絕大多數(shù)是刀砍死的，還有投井死的。劉郁芬得到馬仲英占據(jù)民勤的消息后即命令駐天水的三十師吉鴻昌（1895年10月18日?—1934年11月24日部開往民勤，進行清剿。吉鴻昌部以急行軍趕到武威，休息兩天后即向民勤前進，馬仲英沿洪水河布置抵抗。2月20日吉鴻昌部到達香家灣，隔河轟炮，馬仲英稍事抵抗即退走。21日吉鴻昌部進至民勤縣城西南之十里墩，馬仲英即連夜撤出民勤縣城，向東逃竄。22日早晨吉鴻昌部進城，吉部劉兆祥旅奉命追擊，追至東渠大廟（距縣城180里），馬仲英已入寧夏，至此吉鴻昌又率李松崐旅由民勤經武威、古浪去寧夏清剿。1929年馬仲英率部進入寧夏，由河州（今甘肅臨夏）率領反馮玉祥的部隊經西寧進入河西走廊，進入永昌城，跟著逼近鎮(zhèn)番城（今民勤縣），與吉鴻昌交戰(zhàn)。

（二）馬仲英退出鎮(zhèn)番后進入內蒙古定遠營，阿拉善旗達王為馬部供應大批糧草，還贈送一些子彈，力勸馬仲英去攻寧夏，以泄門致中（時任寧夏省主席）攻打王爺府的宿怨。這時馬仲英還得到寧海鎮(zhèn)守使馬麒、涼州鎮(zhèn)守使馬廷勷和馬廷賢兄弟的暗中支持，馬廷賢率部與其同行。吉軍乘勝追擊，連克小壩、葉盛堡等地，直逼寧夏城。馬仲英為了保存實力，利于再戰(zhàn)，放火焚毀馬福祥、馬鴻賓的護軍使衙門及其他房產和一些剩余的槍枝彈藥，于1929年6月7日放棄寧夏城。馬仲英向石嘴山敗退時路過平羅，因蘇雨生嚴密防守，不得進城，只好繞道北撤，退到石嘴山。馬仲英與吉鴻昌二戰(zhàn)寧夏城后部隊被馬鴻逵收編，馬仲英自己去了北平，據(jù)說曾受到蔣介石的接見，蔣介石還試圖推薦他去中央軍校學習。此間他還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以作戰(zhàn)參謀的身份參加中原大戰(zhàn)。1929年12月馬仲英部從山西大同繞道天津到徐州投奔馬鴻逵，馬仲英的部隊被馬鴻逵收編后馬仲英遠走北平一年即返回寧夏，旋即攜舊部再叛。1930年冬天突然攻取張掖，然后收編部隊，自稱“甘寧青聯(lián)軍總司令”，開始擴充實力。馬仲英盤踞肅州（今酒泉）和甘州（今張掖）引起青海陸軍新編第九師師長馬步芳的嫉妒，馬步芳遂于1931年夏天進攻馬仲英，馬仲英主力遠在肅州，救援不及而丟失張掖。馬步芳乘勝開始進攻酒泉，恰在此時馬仲英在肅州見到哈密特使堯樂博斯，堯樂博斯勸說馬仲英進軍新疆。馬仲英正被馬步芳打得很狼狽，于是一拍即合，領兵入疆。1931年的新疆處于戰(zhàn)亂之中楊增新遇刺后上臺的金樹仁（1879-1941）難以威撫新疆，新疆各地反金力量不斷起事，反金力量的主力是哈密農民起義軍，這支武裝的頭目是參加過早年鐵木耳起義的和加尼牙孜（1889年－1941年）、哈密王和擔任哈密警備旅長的堯樂博斯（1889年-1971年）暗中支持他。哈密王為取得內地中央政府的支持，暗中派遣堯樂博斯赴南京請愿，堯樂博斯在去南京的途中于酒泉見到馬仲英，兩人相談很是投機。馬仲英和堯樂博斯商議后決定一起入新疆，共同推翻金樹仁的政權。1931年初夏馬仲英詐稱奉命出關、興師援哈，揚言在三個月內打敗金樹仁。5月19日在肅州整裝出發(fā)，當時號稱3個縱隊，每個縱隊各有司令1人。實際上戰(zhàn)斗人員僅有400多人，槍支僅90余支，連同家屬、勤雜人員也不過500多人。

（三）馬仲英計劃在15天內趕到哈密，但是到達星星峽附近時糧草耗盡，馬仲英臨時決定夜襲星星峽，繳獲部分槍械和糧草。然后兵分兩路，一路奔沁城，一路沿大路直去哈密東郊的黃蘆崗。哈密有三城，回城在南，漢城在北。漢城又有新、老城之分，老城在新城和回城之間，文武官署均在此地。新城和老城之間防線很長，老城東、南兩門和新城北門毫無屏障。當時漢城駐軍為朱瑞墀的一個師，部下有步、騎、炮、機槍等13個連，朱瑞墀鎮(zhèn)守新城，熊發(fā)友守衛(wèi)老城。馬仲英進駐黃蘆崗后與加尼牙孜部的配合，馬仲英的參謀長吳英琦率領先鋒夜襲哈密，一舉攻克回城，開始對漢城猛烈攻擊。熊發(fā)友見勢不好準備投降，被朱瑞墀阻止。朱瑞墀認為馬部雖然驍勇善戰(zhàn)，但是沒有重武器，必不利于攻城，果然在金軍嚴密防守下哈密未破。馬仲英的第36師師部駐扎酒泉肅州鎮(zhèn)守使官署，下設軍需、軍法、政訓、參謀、軍械、軍醫(yī)、秘書、副官八處。并設立直屬教導連，由馬仲英的弟弟馬仲杰任連長，專門培訓優(yōu)秀青年，準備培養(yǎng)為部隊的軍官。又設專門的被服廠、軍械修理廠等后勤單位，儼然從“匪”轉變?yōu)橐恢д?guī)部隊。但是其部隊仍然沿用舊習，全部用綽號作為番號，如“牛肉團”、“歪嘴團”、“黑鷹團”、“是非團”、“棗騮團”、“鴨子營”、“黑漢旅”等。其騎兵以馬的毛色編隊，如“黑馬隊”、“白馬隊”、“花馬隊”、“棗騮隊”等，依然一副流寇作風。后來經過馬仲英大力整頓，強征當?shù)剞r民子弟入伍，得眾3000，編為2個旅，由馬仲杰（馬仲英的弟弟）和馬虎山（馬仲英的姐夫）分別擔任旅長，從此軍容整齊、指揮統(tǒng)一。1932年金樹仁任用盛世才進剿和加尼牙孜的哈密軍，和加尼牙孜再次請馬仲英入疆，馬派手下馬世明、馬全祿率部進入新疆，分別攻占吐魯番和襲擊迪化。1933年1月天寒地凍，馬仲英親率主力3000人由酒泉出發(fā)，第二次進入新疆。在他出發(fā)之前先期抵達的馬世明和馬全祿已經和和加尼牙孜一起將戰(zhàn)火燃遍整個東疆，其中馬全祿部在1932年末進抵迪化附近的南山。當時盛世才正督率省軍在鄯善和吐魯番一帶和馬世明、和加尼牙孜纏斗，因而迪化兵力空虛，城內一片恐慌。金樹仁慌忙成立警備司令部，自己親自披掛上陣任司令，又成立城防指揮部統(tǒng)一指揮，保衛(wèi)迪化。

（四）1932年12月省軍一團在芨芨糟子堵截馬全祿，1933年1月25日正是馬仲英經星星峽向哈密進軍的時候馬全祿指揮精銳騎兵突襲省軍，省軍堵截部隊大敗，僅有百人生還。消息傳到迪化后全城震動，1月29日迪化關閉大部分城門，僅留東門一處進出。同時金樹仁命商團荷槍實彈守衛(wèi)城池，迪化所有店鋪關門歇業(yè)，郵政業(yè)務也隨之停止，風聲鶴唳，一夕數(shù)驚。迪化城內僅有省軍700余和歸化軍（流竄新疆被收編的白俄）300多人，為了增加兵員，省府辦公。2月19日馬全祿率領騎兵數(shù)百人開始在迪化四郊神出鬼沒，不斷進行騷擾和進攻，戰(zhàn)斗主要發(fā)生在迪化西門外的西大橋和紅山嘴一帶。從2月21日起戰(zhàn)斗不止，馬全祿一度進入紅山嘴，攻占小校場的無線電臺、北門外高地和西大橋一帶。雙方在西大橋開始激戰(zhàn)，省軍為了奪回無線電臺，竟將這里的民房付之一炬，23日馬全祿不支退走，戰(zhàn)斗暫時告一段落。然而迪化伏尸遍野，目不忍睹，僅3月4日當?shù)卮壬茩C構就運出尸體千余，可見當時戰(zhàn)斗之激烈。馬全祿攻迪化不克，遂轉而四處襲擊迪化郊縣，盛世才率軍回守迪化。盛世才經常被馬全祿的四處騷擾搞得疲憊不堪，往往是一處戰(zhàn)斗未完時另一處戰(zhàn)斗又起，疲于奔命，這種局面正是馬仲英所希望看到的。馬仲英自從第一次入疆后潛心研究再次入疆的計劃，馬全祿在迪化四郊的游擊戰(zhàn)正是實現(xiàn)這一計劃的關鍵。馬仲英西出星星峽，一路順利抵達哈密，在這里他召開一個高級軍事會議，在會議上他宣布自己的龐大計劃：馬全祿繼續(xù)牽制省軍主力于迪化周圍，哈密馬軍主力兵分兩路，一路出哈密，沿天山南路，直取鄯善、吐魯番，再進取迪化；另一路從鎮(zhèn)西沿木壘河、奇臺西進，在迪化和第一路及馬全祿部會合共同攻占迪化；馬仲英則以陸軍新編36師的名義坐鎮(zhèn)哈密指揮全局。3月兩路大軍開始行動，堯樂博斯的南路一路未經歷大的戰(zhàn)斗，順利占領吐魯番。但是馬仲杰（馬仲英寵愛有加的弟弟）的一路卻不太順利，馬仲英自哈密出發(fā)后沿途張貼《為討伐金樹仁告新疆民眾書》，羅列金樹仁十大罪狀，宣揚：“36師奉中央命令。志在排解糾紛，挽救危局，使同胞出水火之厄?！碧栒佼?shù)厝罕娭С肿约?。由于盛世才把持新疆省軍大權，在政變關鍵時刻又支持政變，因而被推選為新疆督辦。

（五）1933年1月馬仲英率領6000多人進軍新疆，占領新疆東部。4月12日迪化金樹仁手下的歸化軍（白俄軍隊）和東北抗日義勇軍舊部反叛，推盛世才為新疆督辦。盛世才被推選為督辦后馬上就讓人感受到他的陰冷風格，首先他派人與馬全祿的部下馬德祥勾結，用高官厚祿相利誘，唆使馬德祥殺死馬全祿，進而收編馬全祿余部2000多人，從而消除威脅迪化的一大威脅。然后盛世才又利用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因為分配戰(zhàn)利品而發(fā)生的分歧和矛盾，以劃分南疆給和加尼牙孜為代價誘使和加尼牙孜與馬仲英脫離關系，這樣和馬聯(lián)盟瓦解。馬仲英從此失去當?shù)夭糠稚贁?shù)民族頭目的支持，這成為后來馬仲英無法在南疆立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盛世才的謀略。紫泥泉位于孚遠和阜康之間，阜康距離迪化十分近，在孚遠通向阜康的大路上有個三臺鎮(zhèn)，三臺的西邊就是紫泥泉，這里是從哈密經不放松軍事防備。從5月開始盛世才開始調集大批省軍向阜康方向集中，到6月中旬先后抵達紫泥泉地區(qū)的部隊有：第一路軍，指揮官鄭潤成，兵力1400人；第二路軍，指揮官柴秀齡，兵力900人；第三路軍，指揮官巴平古特，這是在迪化的白俄歸化軍主力，兵力有1000人；第四路軍，指揮官劉萬奎（綽號劉快腿，原來是東北土匪，后跟隨蘇炳文率部下抗日，失敗后經蘇聯(lián)進入新疆），兵力有500人；第五路軍 ，指揮官張毓秀，兵力750人；第六路軍，指揮官哈良玉，兵力700人；炮兵，指揮官楊炳森，兵力300人；敢死隊，指揮官白玉，兵力400人；機槍隊，指揮官王丕綱，兵力260人；此外還有裝甲車隊、輜重隊、衛(wèi)生隊和無線電臺等。馬仲英部大約有7000多人，駐扎在哈密、奇臺和孚遠一線。在5月占領孚遠后新疆臨時政府曾經與馬仲英進行接觸，商談和平解決的辦法，此時盛世才已經成功分化和加尼牙孜，軍中大批軍官尤其是歸化軍強烈主戰(zhàn)。而馬仲英一路進展順利，盡管軍中阿訇希望和平，但眾多軍官也主張繼續(xù)戰(zhàn)爭，在這樣的氛圍中雙方的和平談判最后不了了之。1933年6月7日盛世才手下的歸化軍從阜康開始向紫泥泉方向推進，同時已經和盛世才有密約的和加尼牙孜也開始帶領部下脫離馬仲英向紫泥泉移動，馬仲英為了保護孚遠外郊，被迫推進到紫泥泉，于6月8日晚到達并開始布防。

（六）馬仲英打算利用紫泥泉村進行掩護，進可攻擊，退可防守。而盛世才的戰(zhàn)術打算利用自己優(yōu)勢兵力，直接進攻當面對手，并在這一地帶對馬仲英進行包圍而加以殲滅。為了實現(xiàn)這個戰(zhàn)役目的，盛世才制定如下作戰(zhàn)方案：以第四路劉快腿部加機槍兩連并鋼甲車隊，占領乾溝南北，誘使馬軍進攻，然后堅決就地抵抗阻擊；第三路歸化軍之騎兵掩護第四路的右翼，第六路騎兵掩護第四路左側，當全線總攻時兩支騎兵威脅馬軍兩翼并包圍敵軍；第五路、第二路為二線部隊，其中第五路沿公路右線攻擊前進，第二路則沿公路左線進攻，隨時援助第四路發(fā)起中央進攻；第一路和敢死隊、其他機槍隊為總預備隊，同時炮兵受命集中炮火炮擊紫泥泉村，掩護步兵推進。4月12日下午4點30分劉快腿部開始與馬仲英部隊發(fā)生接觸，雙方立即開始激烈交戰(zhàn)，馬仲英的部隊氣勢兇猛，潮水般一批批沖向省軍陣地。省軍用機槍和裝甲車等重火力頑強抵抗，然而馬軍不在乎兵員傷亡，沖在前面的人剛剛被射中倒下，后面就有更多的人補上，給省軍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省軍陣地數(shù)度被馬軍騎兵突破，盛世才在前沿指揮作戰(zhàn)險些被活捉，盛世才后來心有余悸地回憶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危險的一仗。但是負責堅守省軍中央陣地的劉快腿500精兵發(fā)揮極大作用，劉快腿的部下多為他當年在東北做土匪時訓練的神槍手，槍法嫻熟，百發(fā)百中，彈無虛發(fā)。每次馬軍騎兵從兩側突破陣地時都被這些槍手準確的射擊命中騎手頭部而斃命，如此交戰(zhàn)不久馬軍即傷亡達400余人。馬軍第一線士兵多為進入哈密后補充新兵，戰(zhàn)斗力不如跟隨馬仲英入疆的3000甘肅子弟兵，此時見傷亡巨大，開始畏縮不前。省軍趁機開始發(fā)起總攻，前進到紫泥泉村附近，雙方又發(fā)生激戰(zhàn)。馬軍二線部隊部署在村莊周圍，開始頑強阻擊省軍的進攻。不久天色漸暗，陰云密布，大雨滂沱，并不時突降冰雹。氣溫驟然降至零度以下，士兵無法繼續(xù)戰(zhàn)斗，省軍遂停止進攻，雙方對峙一夜。馬軍出奇臺均配發(fā)單衣褲，在當夜雨雪紛飛中凍死很多，即使挺過寒夜者也是雙手凍僵，幾乎無法繼續(xù)持槍射擊。而省軍士兵配發(fā)皮衣，因而能夠堅持。第二天拂曉修整一夜的省軍又一次發(fā)起猛烈攻勢，不給馬軍絲毫喘息的機會，戰(zhàn)斗開始不久馬軍又傷亡200多人。

（七）馬仲英衛(wèi)隊營近500人原為省軍，在孚遠投降馬仲英，無力再戰(zhàn)，當即借助天色昏暗于陣前投降省軍。致使馬軍陣地出現(xiàn)一個大缺口，防線隨即崩潰，馬軍全軍潰退。馬仲英率自己從甘肅帶進新疆的3000士兵沿公路一路東逃，經木壘河翻越天山南下吐魯番，省軍追兵則于14日勝利占領奇臺。此次戰(zhàn)斗中盛世才大獲全勝，擊斃馬軍600多人，繳獲槍支1000多支，子彈3萬多發(fā)，自己僅有300人的傷亡。馬仲英南逃吐魯番卻是出乎盛世才的預料：盛世才在戰(zhàn)斗勝利后命令參謀長陳中率騎兵追擊，原以為馬仲英會東撤哈密，然后背靠自己甘肅的老地盤，進可攻，退可守，如此以來其仍然是新疆治安之大患，卻不料馬仲英會南下。馬仲英之南下的確令人費解，縱然吐魯番有馬世明活動，但也斷不可自絕退路，喪失回旋余地。況且與和加尼牙孜決裂后已經失去大半當?shù)孛癖姷闹С郑倌舷峦卖敺瑹o疑自尋死地。如果是擔心和加尼牙孜會在哈密斷其后路，那倒不必，因為哈密當時還有馬軍數(shù)百駐扎（這些官兵在馬仲英南下后歷盡千辛萬苦回到甘肅，隨即被馬步芳繳械遣散），而且和加尼牙孜主力也在紫泥泉附近做壁上觀，哈密實際并沒有多少兵力。因此解釋他的南下只能是其年輕氣盛，為了顏面不愿回甘肅寄居馬步芳籬下而已。此后馬仲英盤踞吐魯番，糾集力量再戰(zhàn)迪化，雖然聲勢浩大，但一遭失利則前后退路全無，只得狼狽西去，為最后的失敗埋下伏筆。正當盛世才和馬仲英在紫泥泉大打出手的時候國民政府赴新疆宣慰使、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1883—1937）于1933年6月6日抵達迪化，黃慕松此行新疆肩負南京國民政府的重任，也即平息新疆內亂，將新疆納入國民政府的真正管轄中，從而一改從楊增新開始的新疆“名附中央，實為割據(jù)”的局面。盛世才為了東路與馬仲英的交戰(zhàn)，與黃慕松見面后匆匆離去，但他遍布迪化的耳目卻在時刻監(jiān)視著黃慕松的一舉一動。紫泥泉戰(zhàn)斗后盛世才在奇臺捕獲跟隨馬仲英入疆的日本人大西忠，大西忠化名于華亭，根據(jù)當時在馬仲英部擔任高級參謀的楊波清回憶：大西忠精通破譯電報密碼，在經甘肅去新疆途中被馬部士兵擒獲，后留在36師參謀部專門負責情報工作，由于此人漢語不流利，很多人懷疑他是日本間諜。馬仲英從奇臺敗退時專門命令軍法處四處搜殺此人，但由于大西忠躲藏起來未果。盛世才捕獲大西忠后利用大西忠破譯黃慕松與南京國民政府的來往電報，因而對黃慕松了如指掌。

（八）盛世才攫取412政變的果實后憑借軍事實力逐步排擠412政變發(fā)起人，勢必引起這個集團的不滿。當初發(fā)起推翻金樹仁政權的督辦行營參謀長陳中、省政府秘書長陶明樾，省軍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等人在黃慕松到來之后紛紛向黃慕松靠攏，希望通過中央大員的渠道取得國民政府的支持，從而限制盛世才權利的膨脹。同時黃慕松為了實現(xiàn)國民政府的意圖，精心炮制一個撤督辦成立軍事委員會的方案，也就是撤消盛世才為督辦的新疆邊防督辦公署，代之以新疆軍事委員會，容納和加尼牙孜、原金樹仁政權殘余、入疆之東北抗日義勇軍、馬仲英、伊犁屯墾使張培元等為委員，以盛世才為委員長。黃慕松希望通過這個方案即限制盛世才的權利，又可以平息遍及全疆的動亂，但是黃慕松的一廂情愿與盛世才的打算有著根本的差異。盛世才拋棄國民革命軍參謀部的工作來新疆就有野心，不到3年眼見已經成為半個新疆王，自然不會撒手。1933年6月下旬盛世才突然停止追擊馬仲英，匆匆?guī)вH信部隊返回迪化，6月25日傍晚以開會名義將陳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擒獲，隨即當場槍決。這一血腥手段果然收效顯著，新疆臨時省政府主席劉文龍嚇的嚎啕大哭，要求辭職，省府辦公人員一致向黃慕松要求收回撤除邊防督辦公署的計劃。盛世才暗中指示手下四處散布黃慕松與馬仲英勾結，同時又公開宣布大西忠實為日本間諜，馬仲英乃日本帝國主義走狗，言外之意黃慕松與馬仲英接觸實際是在為日本帝國主義張目。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此時從塔城輾轉回國的東北抗日義勇軍正在陸續(xù)向迪化集中，準備回撤關內繼續(xù)抗日，此言論一出果然激起東北義勇軍義憤，后來從蘇聯(lián)歸來的義勇軍大部分留在新疆卷入內戰(zhàn)，在隨后不到半年的戰(zhàn)爭中付出約5000人的生命。但是接著盛世才統(tǒng)治新疆的10多年中喪生于盛世才黑暗統(tǒng)治中的竟多達1萬余人，這不能不說是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悲哀，也使人更加痛恨盛世才的陰險狡詐（1944年盛世才回內地后原東北義勇軍舊部為報仇，四處尋機刺殺盛世才，搞得他深居簡出，即便后來隨國民黨敗軍逃至臺北也輕易不敢拋頭露面。義勇軍舊部殺盛世才不成，轉而去蘭州將盛世才岳父一家老少滿門刺殺，還在墻壁上用鮮血寫道：十年冤仇一日雪，可見盛世才在新疆激起民憤有多大）。

（九）殺害412政變領導人后黃慕松便被盛世才軟禁在迪化，威逼之下黃慕松只好向南京拍發(fā)電報：“新疆僻處強鄰，情形復雜，隱憂四伏，非定重心難期安靜。查臨時督辦盛世才，臨時主席劉文龍，辛苦維持，業(yè)經數(shù)月。擬請中央既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責任更專，有裨時局，殊非淺鮮。伏祈鑒核，迅賜發(fā)表，以定人心?！毙臐M意足的盛世才方釋放黃慕松。新疆事態(tài)的急劇變化，尤其是盛世才槍殺三人震驚全國，一時間輿論嘩然，連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都不得不紛紛表態(tài)，發(fā)表對新疆時局的看法。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汪精衛(wèi)在1933年7月10日提出解決新疆問題的三大原則：外交要統(tǒng)一于中央；軍事要統(tǒng)一于中央；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馬仲英于7月11日致國民政府，表示服從中央，盛世才、劉文龍也在7月20日致電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表示服從。于是南京國民政府于1933年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會議上無可奈何地任命劉文龍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兼邊防督辦，張培元兼伊犁屯墾使及陸軍新編第八師師長。盛世才殺害陳中等三人震懾迪化反對自己的異己，又軟禁黃慕松，遂又開始考慮對付心腹大患馬仲英。馬仲英自紫泥泉敗退吐魯番后養(yǎng)精蓄銳，一方面東出鄯善，圍攻奇臺；另一方面派遣馬世明重新返回迪化近郊騷擾，同時命令早先進抵阿山附近的馬赫英進逼塔城，還分出少量兵力西去喀什，意在創(chuàng)造更大的地盤。馬世明返回南山后派人刺殺早先反叛的馬德祥，糾集舊部再次騷擾迪化郊區(qū)。盛世才再次調派東北義勇軍和歸化軍在水西溝一帶圍剿馬世明，馬世明一戰(zhàn)即退。1933年7月9日伏擊追擊的東北義勇軍擊斃其指揮劉快腿，迪化局勢再度緊張起來。迫于內外壓力，盛世才被迫施展手腕，假意與馬仲英和談，這和兵困馬乏的馬仲英不謀而合。雙方代表先后在吐魯番和迪化多次會晤，其中馬仲英代表張雅韶還與盛世才在迪化徹夜長談。盛世才提出任命馬仲英為東疆警備總司令，指定哈密為其防區(qū)。而馬仲英卻提出南北疆分治，馬仲英占南疆，盛世才占北疆，各不相犯。雙方分歧很大，和談一度陷于僵局。汪精衛(wèi)三條準則公布后態(tài)度強硬的馬仲英突然轉變，因為國民政府已經正式承認盛世才的地位，同時也沒有忘記遠在伊犁的張培元，而唯獨沒有提及馬仲英。馬仲英雖然年輕，但也知道再固執(zhí)己見則師出無名，因此他完全接受盛世才提出的和平條件。

（十）然而歸順盛世才的和加尼牙孜卻仍然在托克遜一帶繼續(xù)和馬世明交戰(zhàn)，馬軍一舉殲滅和加尼牙孜大半，和加尼牙孜狼狽退往焉耆。盛世才見勢不妙，連忙派員攜巨款趕去犒賞，但和加尼牙孜部下戰(zhàn)斗力低下，不久又被馬世明擊敗，被迫逃去庫車。馬仲英對和加尼牙孜進攻馬世明十分惱怒，認為是盛世才故意指使，于是借故不肯離開吐魯番去哈密赴任。在盛世才和馬仲英相互猜忌的時候，1933年9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羅文干抵達迪化，羅文干此行名義上是視察新疆事務，事實上是想繼續(xù)履行黃慕松未完成的任務。9月8日羅文干在迪化參加盛世才和劉文龍的就職儀式，9月9日即匆忙趕赴吐魯番與馬仲英會商，9月13日說服馬仲英的羅文干趕回迪化通過電報向南京行政院匯報情況。9月19日南京行政院第116次會議上再次討論新疆事態(tài)，9月26日行政院第127次會議，由汪精衛(wèi)主持，最終對新疆省政府進行改組，任命劉文龍、盛世才、張培元、朱瑞墀、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13人為省府委員，這個名單后經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77次會議認可，由行政院發(fā)表。然而盛世才對此頗有微詞，在羅文干赴吐魯番會晤馬仲英的時候盛世才就明確反對任命馬仲英為省府委員。9月15日羅文干即將離開迪化回內地的時候盛世才突然召開一個軍事會議，在會議上以歸化軍巴平古特為首的主戰(zhàn)派氣焰囂張，這恰好和盛世才內心想法相符，于是會議一結束，盛世才突然將馬仲英派駐迪化的代表張雅韶等三人拘押。1933年9月16日盛世才向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報，把挑起戰(zhàn)爭的罪過推給馬仲英，使羅文干長時間辛苦奔波的和平斡旋結果化為烏有，后來羅文干對采訪的記者哀嘆道：“余至此束手無策，功虧一簣，良堪嘆息。”其實對盛世才不滿者并非馬仲英一人，早先被金樹仁撤去東路剿匪總指揮、此時在伊犁割據(jù)一方的張培元也強烈反對盛世才，9月28日借道蘇聯(lián)返回內地的羅文干來到伊犁為張培元舉行就職儀式，儀式后羅文干將和平要求向張培元全盤托出，希望張培元與省方合作，團結一致。而張培元毫不留情地回答：“我就不讓盛世才當邊防督辦，其他的事情什么都好談?！痹隈R仲英、張培元、盛世才之間攪的筋疲力盡的羅文干力不從心，只好悻悻繞道西伯利亞返回內地。

（十一）羅文干在回南京的途中于天津火車站對記者談及新疆和平破裂的經過和情形說：盛世才于1933年9月15日突然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對馬宣戰(zhàn)，并突然在宴席中拘捕馬仲英派去和談代表等三人，致使和平無法維持，戰(zhàn)火不可避免。盛世才突然扣押張雅韶等和談代表時，馬仲英正在焉耆與馬福元商討想南疆晉軍的問題，3天后馬仲英返回吐魯番得知消息，怒不可遏，隨即號召手下官兵，準備與盛世才決一死戰(zhàn)。馬仲英十分清楚經過紫泥泉大戰(zhàn)后，單憑自己的力量無法戰(zhàn)勝盛世才，于是他有計劃地與同樣和盛世才有矛盾的張培元合作。羅文干西去伊犁后，馬仲英的代表隨后也面見張培元，果然張培元同意馬仲英的計劃，雙方商定夾擊迪化，推翻盛世才。此時的馬仲英占據(jù)新疆廣大地盤，從哈密經鄯善、吐魯番直到焉耆，另外馬赫英的勢力從鎮(zhèn)西向北沿外蒙國境直達阿山南部，而馬世明的勢力則越過達坂城滲透到了柴窩堡。盛世才的防守地區(qū)也只是東到奇臺、西達塔城而已。1933年10月9日，馬仲英在吐魯番舉行閱兵視事大會，宣布要消滅盛世才，而盛世才不甘示弱，第二天在迪化通電全國討伐馬仲英。10月早先趁盛世才與馬仲英大戰(zhàn)迪化南山時已經占據(jù)阿山的馬仲英得力部下馬赫英此時得到馬仲英的命令，指揮2000人馬大舉南下圍攻塔城，就此第二次盛馬大戰(zhàn)開始。戰(zhàn)爭開始，形勢對盛世才十分不利，鎮(zhèn)守塔城的陳繼善連發(fā)急電求援，稱塔城在馬軍包圍下已三日，“形勢危急，若無援軍，后果難料”。盛世才慌亂中調遣督辦公署參謀長劉斌率領歸化軍增援塔城。1933年10月12日盛世才在迪化百姓的歡送下浩浩蕩蕩出發(fā)，兵分兩路，一路出奇臺經七角井攻擊鄯善，企圖切斷馬仲英返回哈密、甘肅的退路。另一路則有盛世才親自指揮直攻通向吐魯番的門戶達坂城。馬仲英得到盛世才大軍來犯的報告，命令駐扎達坂城的沒指頭團長（綽號）迅速占領附近高地固守，同時他親自率領步兵一個旅，會同駐扎托克遜的馬彥良騎兵一團抵達達坂城，憑借高地實施防御戰(zhàn)。10月13日，雙方部隊分別緊張構筑工事備戰(zhàn)。15日清晨，省軍開始發(fā)起攻擊，盛世才仍然使用東北義勇軍做先鋒，猛烈攻擊山灣的馬軍山頭陣地。馬軍居高臨下，槍炮齊發(fā)，打得進攻省軍傷亡慘重，被迫撤回。

（十二）裝甲車、山炮、輜重等作戰(zhàn)器械慌忙渡過孔雀河，歸化軍的裝甲車因為載重過重，竟然把橋梁壓垮，而后續(xù)車輛陸續(xù)到來，士兵忙不擇路，紛紛搶先過河，交通擁擠不堪。馬軍騎兵追到河邊，很多省軍潰兵繳械投降，成建制投降的就有2個連之多。此戰(zhàn)馬仲英繳獲了山炮4門、裝甲車1輛（由于缺乏燃料，后在戰(zhàn)場燒毀）、步槍300余支，機槍多挺，還有大批輜重。這場決戰(zhàn)，達坂城外萬余人的對攻迅速變成一場追擊戰(zhàn)，馬仲英殺紅眼的騎兵從達坂城跟著盛世才的敗軍一路打到烏魯木齊城下。盛世才的裝甲車被馬仲英調到馬富元那里，用來沖擊馬木提的騎兵。而在塔城，馬赫英不費一槍一彈順利占領塔城舊城。10月5日，進攻新城，戰(zhàn)況一度十分激烈，馬軍使用云梯，頭頂鐵鍋奮勇登城，塔城岌岌可危。幸而從迪化趕來了歸化軍黑洛夫斯基一團援兵，盡管援軍指揮黑洛夫斯基在進行巷戰(zhàn)時遭到馬軍士兵的狙擊身亡，還是解除了塔城之圍，馬赫英帶部下退守額敏，旋即被隨后趕來的劉斌部擊潰。這時盛馬雙方雖然各一勝一負，實際上盛世才方似乎更為危急，雖然劉斌解除了塔城之圍，但是盛世才在達坂城下的慘敗，使得迪化周邊戰(zhàn)局十分危險。1933年10月下旬，馬仲英親自率領精銳騎兵約2000人，出天山直攻孚遠，10月27日黎明，馬仲英部從城西北架設兩部云梯開始偷襲孚遠，幸而被守軍發(fā)覺被擊退，馬軍轉而攻擊城垣東北角，又被守軍擊退。入夜，守衛(wèi)孚遠的民團派出人員連夜奔阜康求援。而馬仲英在則指揮部下在城東門挖掘數(shù)條地道，試圖爆破城門并夜襲孚遠，29日下午，馬軍在東城墻北挖掘的地道順利進入城內，被巡邏守軍發(fā)現(xiàn)，守軍急忙使用辣椒、煙桿和茅草煙熏地道，才使馬軍利用地道的進攻戰(zhàn)術破產。10月30日黎明，馬軍引爆了東門下地道的炸藥，同時使用機槍掩護，開始猛攻東門。東城門在炸垮后，守軍動員數(shù)十名少年從兩側擔土填堵，一晝夜竟然將缺口封出，至此馬軍攻勢大減。不久，省軍援軍趕到，馬仲英遂悻悻撤軍。經過半月交戰(zhàn)，盛世才深感軍力之不足，為了達到自己獨霸新疆的野心，他一方面在軍事上竭力阻擋馬仲英的凌厲進攻，另一方面又開始施展政治手腕，這次他的目標是蘇聯(lián)。盛世才與馬仲英的第二次戰(zhàn)爭開始后，盛世才便有目的地與蘇聯(lián)駐迪化總領事孜拉特肯進行密商，孜拉特肯將商談經過詳細匯報給莫斯科，同時盛世才又委派新疆外事處處長陳德立借口去蘇聯(lián)治病，與姚雄一起于1933年10月經塔城赴莫斯科接洽。

（十三）11月2日，盛世才從前線突然返回迪化，會晤蘇聯(lián)總領事，為了繼續(xù)商議細節(jié)，蘇聯(lián)特地派遣來原塔城外交特派員阿布列索夫接替孜拉特肯擔任駐迪化總領事，實際上阿布列索夫受命全權負責與盛世才的談判。1933年12月，盛世才在迪化與蘇聯(lián)代表波哥丁簽署了秘密協(xié)定。由于此事十分機密，有關協(xié)議的細節(jié)尚無詳細的資料，根據(jù)一些當事人后來的回憶和后來發(fā)生的事件來看（如大衛(wèi)·達林的《蘇聯(lián)與遠東》），此協(xié)議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大致有以下：蘇聯(lián)援助盛世才價值300萬盧布的軍火，其中包括30架飛機（包含機組人員）、機槍、步槍、通訊器材等軍火和戰(zhàn)時物資；蘇聯(lián)承諾蘇聯(lián)紅軍在盛世才認為條件許可的時候入疆平息馬仲英及其他人員的叛亂；新疆統(tǒng)一給于蘇聯(lián)在新疆開采礦山、石油和金礦的讓與權；新疆統(tǒng)一蘇聯(lián)由朱古察修筑一條鐵路到迪化；新疆可以保留歸化軍，但對個別仇恨蘇聯(lián)政權者需要加以清洗，其職務應由蘇聯(lián)代表同意的軍官代替；新疆必須清除對蘇聯(lián)懷有敵意的政府官員；新疆應當推行和扶植共產主義觀念。這些條款也是根據(jù)后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和一些當事人回憶錄中顯露的蛛絲馬跡來推測的，盛世才在1942年7月7日給蔣介石的信中也坦然承認曾經向蘇聯(lián)求援，但是他一口否認求援同時的附加條件，盡管如此，盛世才自己在回憶錄《牧邊瑣憶》也承認蘇聯(lián)在新疆取得的許多權益包括開采獨山子油礦，都是沒有正式文字協(xié)議，而只有口頭承諾。作為與蘇聯(lián)有著漫長國境線的新疆，在政治、經濟上都有密切的聯(lián)系，中國近、現(xiàn)代新疆歷史重大事件，無不帶有蘇聯(lián)的印記。根據(jù)張培元妻妹的回憶，早在盛世才與蘇聯(lián)接洽之前，蘇聯(lián)就曾經與獨霸伊犁的張培元進行過接觸，蘇方暗示只要張培元與蘇聯(lián)合作，蘇聯(lián)可以幫助其推翻盛世才從而扶持張培元，張培元雖然是一介武夫，卻知道民族大義，斷然拒絕說：“（與盛世才的矛盾）是我們中國人的家事，斷無外人插手的可能！”從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觀點上，張培元雖然后來兵敗自殺，在人格上可圈可點。馬仲英也曾經與蘇聯(lián)進行過接觸，從馬仲英身邊高參大多來自蘇聯(lián)留學生上來分析，以及后來馬兵敗后進入蘇聯(lián)來看，這種說法似乎比較可信，有資料顯示，馬赫英進入阿山和塔城后，受馬仲英的命令先后多次與蘇方聯(lián)系，試圖說服蘇聯(lián)支持馬仲英推翻盛世才，但是此時的盛世才利用大西忠大造輿論，宣揚馬仲英實為日本帝國主義在新疆的走狗，令蘇聯(lián)疑竇頓生，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十四）1933年年底，莫斯科塔斯社多次發(fā)表社論，評論新疆局勢，言日英兩國激烈爭奪新疆，均有征服中亞進而進攻蘇聯(lián)的打算，蘇聯(lián)紅軍將在尊重中國主權的情況下幫助新疆地方政府平息局勢。而盛世才在新疆遙相呼應，大罵馬仲英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1933年12月9日，南京《救國日報》登載了張培元致南京國民政府的電報，電報稱伊犁新編第八師已經截獲了蘇聯(lián)運給盛世才的第一批軍用物資，其中包括有服裝、槍械、彈藥、火炮等，并言盛世才以阿山、塔城兩地做抵押，第二批物資正在途中，不久便到。馬仲英派駐南京的代表也稱：盛世才已經與某國訂有密約。因此莫斯科12月11日塔斯社電稱，中國報紙所登載的已將新疆土地割讓給蘇聯(lián)的密約消息，蘇聯(lián)政府當局已就此授權塔斯社予以“切實否認”。盛世才緊張與蘇聯(lián)密商的時候，正值馬仲英圍攻孚遠，塔城附近的馬赫英雖然被迫解除了對塔城的圍攻，但其人馬基本未受損失，此時再次與馬仲英的軍事行動遙相呼應，突然派遣副總指揮李福興率主力偷襲綏來，一時間西線吃緊，劉文龍一天四次向正與馬仲英對峙的盛世才拍發(fā)告急電，通報西路危急，迫使盛世才不得不撤回迪化，再次命令督辦參謀長劉斌從塔城進攻李福興，劉斌率領東北義勇軍和歸化軍果然不負盛世才眾望，經過激戰(zhàn)，李福興指揮的烏合之眾抵擋不住劉斌久經百戰(zhàn)的部隊進攻而瓦解，李福興本人也被生擒斬首，馬赫英帶殘部3000逃向綏來，在呼圖壁西南石梯子被劉斌部悉數(shù)殲滅。1933年11月23日馬赫英由于傷勢惡化而死。馬赫英之死，是馬仲英的戰(zhàn)略上失敗的第一步，盛世才解決了馬赫英，已經牢牢控制了北疆。同時劉斌的部隊開始從塔城向伊犁步步緊逼，試圖逼迫張培元就范。軍事上取得勝利的盛世才又開始整肅內部，他在迪化炮制了一系列所謂的“陰謀暴動案”，借以打擊內部“不穩(wěn)定分子”，“扣押了陰謀叛亂分子，消滅了與張馬兩逆里應外合的危險?！笔聦嵣线@些所謂的“陰謀”案件內被逮捕的人員大多是參加412政變的舊官員，包括東北義勇軍大多數(shù)指揮員和歸化軍頭目，如東北義勇軍將領鄭潤成、楊耀均、蘇國、楊炳森、李丹初；歸化軍指揮巴平古特、格里米肯等數(shù)十人，其中鄭潤成為黑龍江抗日救國軍第15旅旅長，蘇國為黑龍江抗日救國軍總部參謀長，楊耀均為吉林抗日自衛(wèi)軍總部參謀長，楊炳森為吉林抗日自衛(wèi)軍炮兵指揮，這些人后來在1939年左右均被盛世才秘密處死。就連新疆省政府主席劉文龍也被盛世才誣陷為“企圖謀刺”而被囚禁長達10年之久。

（十五）無論盛世才這一行為是否是與蘇聯(lián)密約的一部分，借此舉徹底清除反盛勢力，從而建立起以盛世才為中心的集權制獨立小王國，卻是盛世才關鍵的一招。盛世才軍事上的步步緊逼和政治上打擊異己，令伊犁張培元十分不滿，張培元隨即發(fā)表告新疆全體民眾書，宣稱要與馬仲英合作，在新疆南北實行分治，并徹底消滅盛世才。1933年12月27日張培元在伊犁發(fā)表通電，自封為北疆總司令，表示與南疆總司令馬仲英聯(lián)合討盛。但是由于當時通訊手段落后，馬仲英并不知曉張培元的舉動。自1933年11月開始幾個月時間里馬仲英的軍隊從烏魯木齊開始在蘇聯(lián)軍隊的追擊下一路攻擊前進2000余里，如愿以償?shù)卮虻侥辖?，但馬仲英終于明白他不可能在這里招收50萬士兵征服全中國后再去征服蘇聯(lián)了，這不再是成吉思汗縱橫天下的時代，個人的武勇和神奇所能收獲的東西非常有限。1934年1月1日張培元部攻陷塔城，繳獲蘇聯(lián)運送給盛世才的大批槍械，并擊斃盛世才派到塔城負責守備的原迪化警備司令邢占元，隨后張培元主力楊正中旅開始向迪化方向攻擊前進。盛世才連忙委任剛殲滅馬赫英部的劉斌為伊犁代理屯墾使兼討逆軍總司令，指揮歸化軍第二團、第四團；東北義勇軍于旅、武團；汪、閻二營共3000多人，從綏來向烏蘇進發(fā)迎擊張培元。這時應盛世才的要求，經過精心準備的蘇聯(lián)紅軍兩個旅詭稱“阿爾泰軍”（意思是從阿爾泰募集的歸化軍），從葦塘子進入塔城，掐斷伊犁與前方張培元軍的聯(lián)系。同時蘇軍一個加強團詭稱“塔爾巴哈臺軍”（意思為從塔城募集的歸化軍）。從霍爾果斯進入伊犁，直搗張培元的老巢。進入伊犁的蘇軍炸毀惠遠城南北兩座城門和火藥庫，拔除張培元的大本營，逮捕各級官員。在蘇軍入疆參戰(zhàn)的鼓舞下劉斌部在呼圖壁三道河子相遇楊正中旅，楊旅軍心渙散，大部分官兵不戰(zhàn)而降，楊正中只得帶殘部退守精河。而張培元在伊犁遭到蘇軍釜底抽薪雷霆一擊后頃刻瓦解，張培元見大敵東西夾擊后大勢已去，情急中準備從伊寧翻越天山逃亡阿克蘇。1934年1月6日走到鐵板溝，突降狂風大雪，饑寒交迫中隨從士兵紛紛逃回伊犁。絕望中的張培元無力制止，留下遺書一封，哀嘆：“一誤于羅部長，再誤于楊正中。”遂開槍自殺。

（十六）楊正中得知張培元自殺消息后欲率殘部奪回伊犁，而蘇軍大部隊隨即猛烈攻擊，楊正中寡不敵眾，只得翻過天山進入南疆。后來他們在庫車加入西逃的馬仲英部，楊正中則輾轉逃到敦煌。1934年1月20日省軍開進伊寧，盛世才任命劉斌為伊犁屯墾使兼伊犁警備司令，宮振翰為伊犁區(qū)行政長，進入伊犁的蘇軍自行撤回。而張培元的新編第八師殘部被盛世才改編為新疆邊防軍第七旅，自此張培元勢力在短短20天的時間內土崩瓦解，令南京國民政府和世人目瞪口呆。馬仲英并不知道張培元失敗的消息，張培元通電討盛的時候馬仲英派駐迪化準備與盛世才談判的代表蘇繼善得知消息，星夜返回吐魯番向馬仲英匯報。馬仲英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于是在1934年1月12日晚指揮萬人突然包圍迪化，準備速戰(zhàn)速決，一舉消滅盛世才。盛世才在迪化親自任城防總司令，任命楊耀均為前敵總指揮（后以哈玉良接替）；在烏拉泊、倉房溝部署別克迭耶夫為旅長的歸化軍兩個騎兵團；在大灣、寧夏灣、飛機場一帶部署張風儀、尤得勝、孫慶麟、蔣有芬的部隊。命令孟熙步兵旅會同一個團守衛(wèi)紅山、六道灣、堿泉子溝、水磨溝；楊樹堂旅守衛(wèi)西大橋；盧毓林和商團守衛(wèi)南關和西關；督辦公署教導營和軍校學生、中等師范學生守衛(wèi)漢城和滿城；盛世騏指揮衛(wèi)隊團負責護衛(wèi)督辦公署。省軍在迪化駐軍約有9000人，加上各大中學校學生、商團、民團后總數(shù)有2萬之眾。1934年1月12日晚省軍防守部隊與馬仲英主力在迪化郊區(qū)芨芨槽子激戰(zhàn)竟夜，省軍不支退守城區(qū)。13日凌晨馬軍已經將迪化圍得如鐵桶一般，馬軍騎兵勢不可擋，潮水一般猛攻南梁。省軍則頑強阻擊，雙方各不相讓，打的難解難分，傷亡都很慘重，形成對峙局面。1月16日馬仲英見南梁進攻進展不順，便集中力量轉而攻擊省軍防守薄弱的飛機場、無線電臺等地。17日凌晨兩地均被馬軍順利占領，省軍防線出現(xiàn)一個大缺口。17日上午由于省軍主力當時都在城外設防導致迪化城內空虛，情急之下盛世才組織大批學生臨時參戰(zhàn)守衛(wèi)城池，并緊急組織民團、商團3000多人，僅發(fā)放長矛、斧頭登城防御，同時再次緊急請求蘇聯(lián)紅軍援助。據(jù)盛世才當時的副官趙劍鋒回憶：在馬仲英圍攻省城的三十多天中盛世才每隔一兩天就在夜晚派車接蘇聯(lián)駐迪化總領事阿布列索夫到督署商談軍事，主要是促請?zhí)K聯(lián)政府出兵幫助之事。

（十七）馬仲英占領飛機場時奪取一架飛機，馬仲英隨即強迫駕駛員張緒芝駕駛飛機。馬仲英坐飛機上持槍威脅駕駛員向盛世才的督辦公署投彈，張緒芝無奈投出三枚手榴彈，同時還投下勸降的傳單，均未起到絲毫作用。1月18日蘇聯(lián)紅軍從塔城派出飛機前來援助盛世才，這些飛機使用重型炸彈不間斷轟炸馬軍陣地。當時參與轟炸的蘇聯(lián)飛行員亞歷山大巴爾敏回憶說：“我們奉政治局的命令，運送一些飛機和炸彈到新疆邊境，在那里停留一些時候，因為通迪化的公路被叛軍阻斷。最后由駐扎在那里的紅軍空軍負責這項運輸，他們把我們運交盛世才的貨物交付了，辦法是將炸彈直接投擲到迪化周圍的叛軍頭上，并將飛機直接降落在這一圍城的機場。我奉命將炸彈以及其他貨物的清單交給盛世才，這一來盛世才可以打擊其敵人并使伊斯蘭教陣營中的纏回不敢有所行動?！碧K軍的轟炸收效極大，此后凡是晴天蘇軍飛機就成群結隊進行轟炸，給馬軍造成很大傷亡。1月19日凌晨馬仲英集中優(yōu)勢兵力，利用蘇軍飛機未到的時間突然對南梁發(fā)起猛攻，守衛(wèi)在這里的省軍不支潰退。危急中盛世才趕到前沿，接連親手槍決三名潰兵才震懾全軍、穩(wěn)定防線，潰散的省軍在盛世才的威逼下拼死一戰(zhàn)，在增援來的歸化軍援助下又搶回丟失的陣地。一天惡戰(zhàn)后馬軍傷亡高達千人，再無氣力對迪化發(fā)起大規(guī)模進攻。正當馬仲英與盛世才在北疆拼殺之時，1933年11月12日以沙比提大毛拉一手組織的所謂"東突厥斯坦獨立會"在喀什疏勒縣城召開，通過“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組織綱領、各部廳實施法案、施政綱領和憲法。會上選舉政府成員，制定國旗、國徽，這是在英帝國主義支持和精心策劃下極少數(shù)泛伊斯蘭主義分子和泛突厥主義分子打著民族和宗教的旗號，以建立"伊斯蘭教獨立王國"的名義欺騙各族人民和穆斯林群眾，在喀什拼湊的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分裂政權。11月13日上午他們在喀什升起所謂國旗，又召開所謂民眾大會和懸旗典禮。再以沙比提大毛拉為首的政府成員步入會場，登上主席臺后大會主持者宣布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正式成立。

（十八）拼湊組織機構，總統(tǒng)為和加尼牙孜阿吉，國務總理為沙比提大毛拉，還設內政部長、外交部長、軍政部長、財政部長、教育部長、農商部長、衛(wèi)生部長等。這是一個封建神權與君權相結合，由反動的宗教上層主政的分裂主義政府。這個分裂政府成立后沙比提大毛拉派出大批代表周游列國、四方乞討，妄圖得到外國承認和國際輿論支持，這些代表分別到過印度、阿富汗、伊朗、英國、美國、德國、意大利、蘇聯(lián)等國，要求那些國家對他們的政府在政治、經濟上給予承認和支持，尤其給予軍事援助。這些分裂分子實行極狹隘的民族主義政策，制造東突厥斯坦是操突厥語系民族居住地的謬論，妄圖把漢族和回族人民逐出新疆。由于馬仲英勢力對他們造成極大的威脅，他們特別仇恨回族，眾多漢、回百姓死于非命。馬占倉是焉耆回族，是馬仲英在喀什的代表，他與喀什原行政長官馬紹武合作，得到兵源和武器補充。他們與分裂分子勢不兩立，曾與分裂武裝幾次交戰(zhàn)，被分裂武裝圍困在疏勒城長達11個月。1934年1月馬仲英與盛世才交戰(zhàn)敗退南疆后為了給被東突圍困在疏勒的馬紹武、馬占倉的回族部隊解圍，派部將馬世明、馬福元、鮮福海從阿克蘇向喀什分裂政府進攻，他們在巴楚、伽師相繼擊敗東突軍隊。1934年2月6日馬仲英部又擊潰圍攻疏勒的沙比提大毛拉及穆罕默德·伊敏的軍隊，為困守11個月的馬占倉、馬紹武解了圍。3月28日馬福元、馬紹武、馬占倉率部聯(lián)合向盤據(jù)疏勒附近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部隊發(fā)起總攻，沙比提大毛拉的士兵多為強征來的四鄉(xiāng)農牧民，未經嚴格訓練，在久經沙場、訓練有素的馬仲英部隊的攻擊下被打得丟盔棄甲、一敗涂地。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當即土崩瓦解，其政府首腦或被捕，或者率殘兵敗將落荒而逃。這個分裂祖國統(tǒng)一、破壞民族團結的政權一出籠立刻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對，馬仲英占領喀什后穆罕默德·伊敏退回和闐，又建立所謂“和闐伊斯蘭王國”。7月中旬馬仲英帶少數(shù)隨從去蘇聯(lián)學習，部隊交給馬虎山開往和闐，和闐伊斯蘭王國也隨之被消滅，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印度，至此南疆出現(xiàn)的分裂政府徹底滅亡。1883年沙比提出生于新疆喀什噶爾附近的阿圖什，1920年代畢業(yè)于楊增新創(chuàng)辦的新疆俄語法政專門學校，之后前往埃及、土耳其、印度、阿富汗斯坦、蘇聯(lián)等地游學，并掌握英語、土耳其語等語言。

（十九）沙比提看到穆斯林國家并不支持新疆的泛突厥運動，轉而投靠英國。1933年2月新疆墨玉、和闐一帶發(fā)生反對新疆省主席金樹仁的暴動，穆罕默德·伊敏成立“和闐臨時政府”，自封為帕夏，沙比提被推舉為總理。8月沙比提來到喀什噶爾與伊敏等攻占疏附（喀什噶爾回城），控制和闐、喀什的大部份地區(qū)。此后沙比提大毛拉時常出入英國駐喀什噶爾領事館，尋求英國對其建立伊斯蘭教國家的支持。11月12日夜伊敏、沙比提等人召開會議，宣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推舉哈密人和加尼牙孜為總統(tǒng)，沙比提任總理。1934年2月5日馬仲英的部下馬福元、馬占倉與喀什行政長馬紹武攻克疏附，東土耳其斯坦政權瓦解，政府官員四散而逃，沙比提逃往莎車。5月倒向省政府的和加尼牙孜抓捕沙比提，押解往省會迪化，同年沙比提在迪化被處決。穆罕默德·伊敏早年的事跡不詳，在發(fā)動和闐暴動前在伊斯蘭經學院任教師。1930年代初和加尼牙孜等人發(fā)動哈密暴動，隨后幾年間反對金樹仁省政府的起事逐漸蔓延至全省，1932年穆罕默德·伊敏與其兄弟阿不都拉·布格拉組建“民族革命委員會”。1933年1月南疆局勢失控，庫車、阿克蘇相繼被亂軍占領，駐喀什噶爾的省軍師長金樹智（金樹仁之弟）自殺，喀什行政長、南疆剿匪司令馬紹武僅能保住喀什噶爾。1933年2月15日伊敏在和闐以北的墨玉縣截獲省政府由印度運來的軍火，隨即發(fā)動暴動。2月下旬伊敏與其兄弟艾米爾·沙依甫、滿素爾、買買提·尼牙孜·艾蘭木等攻占墨玉縣政府，馬紹武無兵可調，伊敏進而攻下和闐舊城。同年2月20日“民族革命委員會”在和闐集會，宣布成立“和闐臨時政府”（后改稱“和闐伊斯蘭政府”），伊敏自稱“帕夏”。推舉墨玉的哈孜穆罕默德·尼牙孜·艾來木為“總統(tǒng)”，沙比提大毛拉為“總理”，隨后伊敏、沙比提派兵攻下且末、皮山、葉城、澤普、莎車諸縣。4月伊敏領兵來到伽師縣與和加尼牙孜的部下鐵木爾、馬紹武手下的叛軍烏斯?jié)M聯(lián)合進攻喀什噶爾，5月2日鐵木爾攻下疏附（喀什噶爾回城），馬仲英的屬下馬占倉與馬紹武退保疏勒（喀什噶爾漢城）。8月9日馬占倉誘殺鐵木爾，攻下疏附城，但旋即被烏斯?jié)M、伊敏奪回。不久伊敏聯(lián)合鐵木爾殘部將烏斯?jié)M囚禁，控制疏附。11月12日夜伊敏、沙比提等人召開會議，宣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推舉和加尼牙孜為“總統(tǒng)”，沙比提任“總理”。該政府的軍政實權仍掌握住伊敏的“民族革命委員會”手中，伊敏的兩個兄弟分別控制著莎車和英吉沙，伊敏則管轄和闐。

（二十）1934年2月5日馬仲英的部下馬福元聯(lián)合馬占倉攻克疏附，東土耳其斯坦政權瓦解，官員四散而逃，伊敏逃回和闐。4月伊敏推舉其兄滿素爾為“帕夏”，建立“和闐伊斯蘭王國”。6月12日馬仲英的先頭部隊馬如龍攻克和闐，滿素爾被殺，伊敏逃往喀喇古塔格（黑山），“和闐伊斯蘭王國”滅亡。6月底馬仲英的姐夫馬虎山率36師主力從皮山來到和闐，7月26日伊敏逃往印度的列城，后來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爾。1940年穆罕默德·伊敏的維吾爾文著作《新疆近代史》在克什米爾出版，同年重慶國民政府派艾沙等人訪問阿富汗，與伊敏取得聯(lián)系，并邀請其前往重慶。1942年印度政府以間諜罪將伊敏逮捕，經國民政府交涉后伊敏回到新疆。此后伊敏加入中國國民黨。1945年5月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伊敏任候補中央監(jiān)察委員、中央組織部專員。1946年出任新疆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1947年任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1948年12月伊敏被任命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新疆省，穆罕默德·伊敏再次流亡印度。1964年在土耳其死亡。馬仲英到喀什之前駐喀什的外國使節(jié)爭相前往迎接，英國領事尤為熱情，想拉攏馬仲英倒向英國，馬仲英卻出人意料地接受蘇聯(lián)領事的邀請。馬仲英后來對部下講：“我們這次出關為的是反對封建統(tǒng)治、反對帝國主義，這里的情況與內地不同，新疆有幾千里邊境與蘇聯(lián)相接，各方面都要跟蘇聯(lián)打交道。盛世才依靠蘇聯(lián)打敗我們，沙比提依靠英國被我們消滅，這說明蘇聯(lián)是真心幫助人的，英國是欺騙人的。我們要是不依靠蘇聯(lián)，也要上英國的當，這個現(xiàn)成的事例，難道大家還沒看清楚嗎？”盛、馬征戰(zhàn)有年，積怨極深，盛世才不容馬仲英染指新疆，派大部隊追來。后來蘇聯(lián)領事出面調停，開始同盛方談判，經多次接觸后雙方締結協(xié)約。馬仲英答應交出軍權，只帶少數(shù)幕僚去蘇聯(lián)學習，而留在喀什的36師由其姐夫馬虎山統(tǒng)領，從此結束馬仲英在國內的軍事生涯。1934年7月中旬馬仲英由蘇方代表、蘇聯(lián)駐喀什領事館秘書康斯坦丁諾夫等人陪同，與蔡雪村、吳應祺、葛薺云及部分青年軍官約280余人和一支近30頭駱駝組成的駝隊，攜帶大批金銀細軟由喀什起程，經烏恰縣的斯姆哈納（今屬烏恰縣吉根鄉(xiāng)），從伊爾克什坦邊卡進入蘇聯(lián)，馬仲英本人學習飛機駕駛。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進入甘肅，馬仲英和蘇聯(lián)人準備迎西路軍入疆，因后來西路軍兵敗而沒有成功。1935年出走蘇聯(lián)學習軍事，后失蹤。1937年新36師徹底瓦解，被盛世才收編。

（二十一）張培元（1894年-1934年）出身清貧，聰明能可，工書法，擅皮黃，奉母至孝。早年雖不有無賴之行為，但中年后以自身本事身于亂世，且能贏得人心，只可惜在與盛世才的爭斗中失敗于外部力量之干涉下，自戮身亡。父親張升貢生出身，長文學，擅書法，但死得較早。培元生得方面大耳，頭大軀壯，耳幾垂肩，有非常人相，人稱“張大耳”。他個人也追慕漢代張良，自比留侯。他少年時就讀于貴德河陰高等學堂，學業(yè)優(yōu)于儕輩，十七、八歲時意欲赴省城，但苦于乏資。有次西寧東郊樂家灣舉行賽馬會，張培元在場，他看中西寧辦事大臣兒子之馬，遂上前套近乎，提出借騎一試。騙到馬后一鞭直奔蘭州，到蘭后將馬賣掉。投入甘肅師范學校，之后又入甘肅軍事教導團學習，他勤奮苦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從軍事教導團畢業(yè)后在蘭州軍營中任下級小職，無所作為，經濟上也很緊促，常常借別人之錢，寄回家鄉(xiāng)以奉養(yǎng)母親，因此他郁郁不得志。民國初年冬一日債主逼培元還錢，培元無奈說：“跟我去拿?！彼麑鲙У近S河邊上說聲到了，便騰身跳下，奮力將河面冰層撞開一個洞，自己落入水中。債主以為他必死無疑，驚慌逃走，不料冰有兩層，培元被擱在下面一層上，未能落入河中。過了一會兒他爬上來，知道無法再在蘭州呆下去便西出陽關，投奔新疆督辦楊增新。當時楊增新閉關偃武，侈言無為，見培元來投便隨便安排為軍務處科員。此職平時沒有多少事可作，與培元胸襟不適，于是培元在應卯之余與迪化（即今烏魯木齊）商人接觸甚密，欲圖買賣，增加經濟收入。他在烏魯木齊南關租設鋪面，雇員開辦商棧，結果收不如支，欠了一大筆債，最后只身逃離新疆，省府曾下令通緝。培元入關之后到處漂泊，幾年間沒有找到立身之地，后來他反復思考，以為還是只有在新疆才會有發(fā)展前途，于是在1917年夏天懷揣楊增新在甘肅之一位舊僚的推薦信毅然再次出關投楊增新，表明如能錄用必當悔過立功，以報恩。楊增新見培元相貌黨堂、精明干練便不究既住，派他為吉木乃騎兵獨立連連長，木乃任職。不久白匪軍一千余人潰逃至吉木乃，而吉木乃只有一連兵力，眾寡懸殊，群情驚慌。但培元若無其事，命令士兵在戰(zhàn)壕前沿排列許多石頭，再在石頭上置放軍帽，作為疑兵。白匪軍見中方兵員充足，不敢進攻。當時吉木乃有個商人叫郭永隆，面目與新疆烏魯木齊專員桂芬酷似，培元叫郭冒充桂芬，佯稱省方派來的外交特派員，與白匪軍頭目交涉。

（二十二）郭永隆裝出一付外交專員的派頭，聲稱：“你軍全副武裝來到中國境內為國際公法所不容，你軍實際情況我們有所了解，你軍如果對中國百姓毫無侵犯則新疆政府可以酌情救濟些糧草。如果軍紀敗壞，釀成禍端，則新疆邊防軍為了保衛(wèi)國土決不寬容。”白匪軍見此情形，引兵遠去，吉木乃地區(qū)于是平安無事。對此屆增新大為贊賞，將培元直接從連長提升為團長。培元升團長后仍然活動于北疆地區(qū)，以其頭腦清晰、能文能武、長于韜略、廣有人緣而日益有威信。1928年7月7日新疆軍務廳廳長樊耀南刺殺楊增新，當時培元在烏魯木齊任講武堂教官，他擁戴民政廳廳長金樹仁任新疆主席兼督辦，金樹仁上臺后升培元為旅長兼新疆政府軍事處處長。次年伊犁鎮(zhèn)守使牛時被調到焉耆道，便任培元為伊犁鎮(zhèn)守使之職，1930年鎮(zhèn)守使改為屯墾使（屯墾使即清代的伊犁將軍，民國初年改稱鎮(zhèn)守使）。他調任伊犁屯墾使后便在北疆擴充兵力，發(fā)展羽翼，很快就將屬下部隊擴大為師，并自兼師長。金樹仁統(tǒng)治新疆后政治、經濟極為糟糕，不滿之聲到處皆是。1931年初激起“哈密事變”，哈密的少數(shù)民族除自身發(fā)動武裝暴動外還邀請潰逃到酒泉的馬仲英入新，把哈密新舊兩城包圍起來，一時新疆震動。金樹仁幾次派援兵東下皆被馬仲英擊潰，駐喀什師鄂莫在晉省途中又病死。于是在這年夏天金樹仁急調張培元為前敵剿匪總司令，以盛世才充其參謀長，率馬步軍隊及白俄組成的歸化軍共兩萬多人，遠擊馬仲英。培元兵分三路東下迅速將馬仲英擊退，馬仲英的弟弟馬仲杰被打死，培元進入被圍困六個月之久的哈密城。由于這次戰(zhàn)斗讓張培元聲望愈高，但是在張培元率部繼續(xù)追擊馬仲英時金樹仁為保存自己勢力而將其調回伊犁，另派塔城都統(tǒng)黎海如為東路總司令以代替張培元。培元回到伊犁對金樹仁有了猜疑，并感到不安。后來盛世才倒戈反金，金樹仁調培元解烏魯木齊之圍，培元不予動兵。1933年4月12日烏魯木齊發(fā)生政變，金樹仁被迫下臺出走。當時新疆形勢非?；靵y，對于誰能繼任督辦一職時人們議論紛紛，多以為就地位、聲望、資格而論應屬張培元，培元也自以為省方必有電來商。然而盛世才在烏魯木齊捷足先登，宣布代任督辦。盛世才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為了發(fā)展其個人勢力，上任后便與蘇聯(lián)交往甚密，而培元以保衛(wèi)國土為其信念，所以二人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國民黨政府對此深有察覺，1934年8月國民黨中央宣布劉文龍、盛世才、張培元為新疆省政府委員，劉文龍任主席，盛世才任督辦，培元任伊犁屯墾使兼新編第八師師長。意在以培元牽制盛世才，同時國民黨中央外交部長兼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干先到烏魯木齊監(jiān)視劉。

（二十三）盛世才就職，接著到伊犁監(jiān)視培元任職，并乘機對培元面授機宜，主要是要他與馬仲英和好，聯(lián)合反盛。還要他聯(lián)絡歸化軍，鞏固國防。1933年10月羅文干離開伊犁回南京，張培元便派人與馬仲英取得聯(lián)系，相約在冬天南北夾攻烏魯木齊，消滅盛世才。恰在這時盛世才為了武裝自己的所屬部隊從蘇聯(lián)購得一大批軍械，當裝滿武器彈藥的幾輛卡車途經烏蘇時培元令其駐精河團團長楊得祥全部截留。盛世才派人交涉索取，培元以“此項軍械未經中央核準，由鄰邦購械入境，通過伊塔大道，我有責任搞清楚”為辭不擬交還，于是兩人關系更為緊張，盛決意伺機消滅培元。1934年元月張培元正式舉兵南下省城，他派楊正中為前敵總指揮，率兩千人為前鋒，至石河子地方與盛世才的部隊相遇，激戰(zhàn)半日一夜后楊正中失利潰退。培元任職伊犁之后勤于邊防，頗有名聲，蘇聯(lián)方面未敢輕易越境，并與張培元保持良好關系。盛世才自感勢力上遠遠不是張培元的對手，更難對付張馬聯(lián)軍，便通過蘇聯(lián)駐烏魯木齊領事館、同蘇聯(lián)達成一種秘密協(xié)議。所以張培元舉兵南下時蘇軍兩千多人便從霍爾果斯入境，換上盛運去的中國軍服，冒稱是“塔兒巴哈臺軍”（意思是新疆政府所屬的塔城的歸化軍），乘虛用飛機、大炮等武器，接連攻克伊寧、綏定、惠遠諸城。張培元后方受到意外的奇襲，又接連得到楊正中失利消息，自知后方失守，前線失敗，腹背受敵，很難支持。便將權力交給商會和各法團，并留參謀長安熙朝協(xié)助維持地方，自帶親信數(shù)十人出走，準備逃遁南疆。他們行至鐵板溝碼札地方，暮色濃黑，慘風凄切，他心情異常沉重，就地夜宿。正在此時隨從報告附近有人馬行動，再加上白天有蘇軍飛機追擊轟炸，培元感到形勢全非、前景昏暗，很可能成為他人俘虜。他怕被俘后受辱便起了自殺之心，于是令隨從全出，關起門來，伏案疾草遺書：“河山破碎，地方糜爛，奉職無收，再無面目見地方父老?！比缓筱逶∫环?，開槍自殺。1934年1月6日11月21日張培元剛四十歲，培元自殺后楊正中率部撤回北疆，因蘇軍再次入境，楊正中只好率部南下，被馬仲英收編。不久新編第八師的番號被撤銷，伊犁勢力逐告結束。張培元出身清貧，聰明能可，工書法，擅皮黃，奉母至孝。早年雖不有無賴之行為，但中年后以自身本事身于亂世，且能贏得人心，也算是英雄大丈夫，只可惜在有可能奪取烏城之機竟死于外部力量之干涉下。

分離主義

（一）分離主義目標是從現(xiàn)存的主權國家中分離出一部分領土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分離主義的核心推動力一般是來自該國內的某少數(shù)族群，并且該族群有自己的集體認同和自己宣稱的家國領土。分離主義是單方面的行為，其分離的要求且并不為當事國政府所接受，所以分離主義不是經過和平協(xié)商與談判的程序達成協(xié)議轉移主權或成立自己獨立國家的行為，也不是非殖民化情況下的民族獨立行為。前者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手，絕大多數(shù)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這些嚴格講都不是分離主義。可見分離主義有其特定含義，一般是指國內少數(shù)族群針對其所在的主權國家的單方面要求分離的行為，其正式表現(xiàn)方式一般是單方面宣布獨立（可以是通過在其主導地區(qū)的全民公決支持獨立的方式或在選舉中選出主張分離主義的政府的情況下宣布獨立），而其分離成功的標志一般是新政權為國際社會大多數(shù)國家正式承認，而且成為聯(lián)合國的正式會員國。盡管分離主義的要求廣泛存在，但是真正取得最后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手，絕大多數(shù)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這些嚴格講都不是分離主義。可見分離主義有其特定含義，一般是指國內少數(shù)族群針對其所在的主權國家的單方面要求分離的行為，其正式表現(xiàn)方式一般是單方面宣布獨立（可以是通過在其主導地區(qū)的全民公決支持獨立的方式或在選舉中選出主張分離主義的政府的情況下宣布獨立），而其分離成功的標志一般是新政權為國際社會大多數(shù)國家正式承認而且成為聯(lián)合國的正式會員國。盡管分離主義的要求廣泛存在，但真正取得最后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就可能產生分離主義的條件中少數(shù)民族要求分離的可能性最大，絕大多數(shù)分離主義實際上就是民族分離主義。當然少數(shù)民族本身是有其多樣性的，并非所有少數(shù)民族都有分離主義的傾向或可能。據(jù)哈夫和 格爾的劃分有四種在現(xiàn)代國家中普遍存在的少數(shù)民族團體可能在國內政治和社會關系中造成分歧和沖突，一是最常見的種族民族主義族群，二是原住民，三是種族階級，四是族群競爭團體。

（二）前二者一般有“想象共同體”特征的集體認同、文化傳統(tǒng)和曾經獨立或自治的歷史，同時也有與共同體歷史命運緊密相連的聚集居住的住民領土，但現(xiàn)在又不是獨立的政治體，比如巴勒斯坦人、庫爾德人、車臣人、和美洲的印地安人（原住民）。因為以上原因他們要求分離或獨立的愿望常常被歸于民族自決的范疇，具備一定的道德正義性。而第三種主要是在社會經濟分層中處于下層的少數(shù)民族，如美國黑人或是在德國的土耳其人。最后所謂的族群競爭團體是在經濟地位上并不處于下層，但可能在社會政治地位上受歧視的少數(shù)民族，如在東南亞諸國中的華人或二戰(zhàn)前許多歐洲國家中的猶太人。因為后兩種族群均散居于所在國家內并沒有可以稱為居住聚集地的住民領土，雖然他們常常面對主流社會或民族的歧視，但可能引起的社會沖突一般沒有分離主義的因素。分離主義一般主要來自前二種族群，由此可見分離主義發(fā)生的前提條件是領土、人口和歷史文化認同的統(tǒng)一，同時也因為分離主義挑戰(zhàn)的是現(xiàn)存的主權國家。當事國政府一般都強烈反對分離主義分解國家的要求，并且視分離的要求為非法行為。分離主義在當事國導致不同表現(xiàn)方式的社會沖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的民族沖突劇增，民族分離主義成為世紀末的一種重要現(xiàn)象，民族問題正成為當前局部和地區(qū)沖突的主要原因。科索沃戰(zhàn)爭到俄聯(lián)邦車臣戰(zhàn)爭，無不是民族分離主義禍害所引發(fā)。從20世紀90年代起伴隨著社會主義體制在蘇聯(lián)東歐的傾覆，前蘇東地區(qū)一些多民族國家相繼解體，并對歐亞非許多地區(qū)形成巨大沖擊，卷起一股民族分離主義的浪潮。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的民族問題凸顯出來，進入21世紀后此現(xiàn)象仍將蔓延。南斯拉夫的解體是20世紀末多民族國家解體中最為殘酷的一個，在解體過程中幾乎每次脫離都引起一場激烈的戰(zhàn)爭，只是時間長短、規(guī)模大小不同而已，而科索沃阿族的分離運動在美國為首的北約插手之下演變成一場力量對比極為懸殊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侵略南聯(lián)盟的戰(zhàn)爭。

（三）蘇聯(lián)解體并未使俄羅斯的民族問題徹底消失，一些更小的民族仍為脫離俄羅斯聯(lián)邦而蠢動。車臣分離主義一度成為俄政府頭痛的問題，在車臣的影響下整個北高加索地區(qū)的民族分離主義傾向日益增長，成為俄聯(lián)邦中最動蕩的地區(qū)，為俄羅斯原本已困難的政治經濟形勢火上澆油。盡管俄政府軍打贏第二次車臣戰(zhàn)爭，但最后剿滅殘匪的戰(zhàn)斗恐怕還要延以時日，另外以韃靼為代表的伏爾加河流域以及西伯利亞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分離主義傾向始終存在。在亞太地區(qū)和其他地區(qū)如緬甸、菲律賓、印尼和南太平洋群島上存在著多種民族矛盾和分離運動，斗爭時起時伏。印尼吞并的東帝汶重獲獨立地位刺激印尼的民族和地區(qū)分離主義，從最西端蘇門答臘島北部盛產石油天然氣的亞齊特區(qū)到最東端的新幾內亞島西部的巴布亞省（原伊里安查亞?。?。分離主義不斷滋生。菲律賓棉蘭老島摩洛人穆斯林分離主義組織始終未放棄獨立的希望。巴布亞新幾內亞布干維爾島和所羅門群島也長期存在著民族沖突和分離要求，南太平洋島國斐濟土著人與印度族爭權也引發(fā)政變和動亂。在非洲大陸上,幾個長期內戰(zhàn)的國家，問題也都與民族問題有關，冷戰(zhàn)后隨著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門格斯圖政權被推翻，厄立特里亞脫離埃塞俄比亞獲得獨立。埃（塞）厄雙方曾經為領土問題大動干戈，這實際上是上次分離的遺留問題。蘇丹南部黑人正在進行一場反對居國家主導地位的北方阿拉伯穆斯林中央政權的戰(zhàn)爭，最終結果是南北蘇丹分裂。非洲大湖地區(qū)的幾場沖突實質上都是民族沖突，盧旺達布隆迪兩國的胡圖族與圖西族進行一場又一場血腥的屠殺，最終以圖西族的勝利告終。這場沖突也牽涉到鄰國剛果（金），即原來的扎伊爾。歷史上遷徙到剛果（金）東部的圖西族即現(xiàn)在的班亞穆倫格人，在幫助剛果（金）原總統(tǒng)卡比拉推翻蒙博托政權后又因權力問題同卡比拉反目為仇，目前在鄰國的支持下成為盤據(jù)東部地區(qū)的反政府武裝，造成東部地區(qū)事實上的分離狀態(tài)。

（四）從巴爾干半島起，經過小亞細亞、南北高加索、兩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亞細亞、南亞次大陸、中南半島、南洋群島，直至南太平洋的一條斜線上集中當代世界諸多最為突出的民族宗教沖突和分離主義。有學者認為在21世紀世界國家的數(shù)目將會繼續(xù)增多，其中一些將是分離主義的產物。特點：訴諸暴力和恐怖主義活動手段，暴力和恐怖主義活動是當前民族分離主義常用的手段，比如科索沃解放軍就是一個以暴力手段爭取分離的恐怖組織。在科索沃戰(zhàn)爭前就經常使用恐怖手段襲擊塞族軍警、行政人員和無辜百姓，戰(zhàn)后改頭換面，繼續(xù)采取瘋狂的報復行動，殺害、驅逐留在北約占領區(qū)內的塞族人，制造一系列新的人道主義災難。前印度總理英·甘地被反對鎮(zhèn)壓錫克人獨立運動的錫克族衛(wèi)士近距離開槍打死，車臣分離主義分子更是動輒綁架人質，包括外國人、記者、談判官員，并隨意加以殺害。在車臣暗殺事件層出不窮，許多俄國人甚至是軍政要人死于恐怖襲擊。愛爾蘭共和軍、西班牙巴斯克人分離主義組織“埃塔”也經常采用恐怖手段以期達到自己的目的，菲律賓摩洛人伊斯蘭分離主義恐怖組織“阿布沙耶夫”越境從鄰國綁架21名外國和本國人質長達一個多月，緬甸克倫族分離主義游擊隊“上帝軍”也在泰國綁架人質；煽動極端民族主義，進行民族清洗和仇殺，這一特點在前南斯拉夫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在波黑和克羅地亞戰(zhàn)爭中對立雙方在戰(zhàn)場上采取民族清洗和仇殺的手段使大批無辜者遭殃，在科索沃戰(zhàn)爭前塞族人鎮(zhèn)壓阿族人，時有傷及平民等事件發(fā)生，戰(zhàn)后阿族則野蠻清洗塞族人。在非洲大湖地區(qū)各國中民族清洗式的屠殺達到瘋狂的地步，造成上百萬人死亡，在庫爾德斯坦、在斯里蘭卡泰米爾地區(qū)、在俄聯(lián)邦的車臣戰(zhàn)爭中、在北愛爾蘭新舊教徒沖突中這種情況也時有所聞。人們以民族劃線，非我族類者不分男女老幼皆是該殺的“敵人”，頗有些古老的血親復仇味道；

（五）利用宗教獲取支持，使用“圣戰(zhàn)”雇傭兵。當代世界的民族分離主義愈來愈多地打起宗教旗幟作為鼓動和爭取國際支持的手段，現(xiàn)在最常見的是以伊斯蘭為旗幟的分離主義運動，車臣民族分離主義屬這方面的典型。車臣匪徒打著伊斯蘭圣戰(zhàn)的旗幟煽動分離情緒來獲取世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人力物力支援，在科索沃、棉蘭老也都有類似的情況。愛爾蘭的民族矛盾更強調新舊教之間的對立，泰米爾猛虎組織則以印度教信仰同政府和僧伽羅人信奉的佛教對立，南蘇丹黑人則以基督教和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來對抗中央政府的伊斯蘭化。雇傭兵的使用正成為當代民族分離主義的新動向之一，在車臣戰(zhàn)爭、科索沃動亂中都有此現(xiàn)象。在這些雇傭兵中有些純粹是為錢而戰(zhàn)，有些則是“志愿”冒險家，這些人往往得到外國政府的支持和訓練，以所謂支持同教的兄弟或同族兄弟的名義參加別國的分裂戰(zhàn)爭；民族“母國”插手鄰國分離主義運動，現(xiàn)在世界上不少跨界民族“母國”甚至希望將所有鄰國內有本血統(tǒng)民族的地區(qū)統(tǒng)一起來，以建立“大XX國”。如“大阿爾巴尼亞”就是要把南聯(lián)盟的科索沃、馬其頓阿族區(qū)與阿爾巴尼亞合并，大突厥斯坦則鼓吹要將從小亞細亞半島到中國新疆的講突厥語的各民族全部統(tǒng)一在土耳其的領導之下，另外還有“大匈牙利”、“大塞爾維亞”、“大圖西國”、“三蒙統(tǒng)一”的“大蒙古國”等等；國際強權勢力的介入，科索沃的民族沖突可以說集中當代世界民族沖突的所有特征，既訴諸暴力恐怖手段，又搞民族清洗和仇殺，既有民族母國的插手，又有國際強權的干涉。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人道主義為借口，用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的霸權邏輯對南聯(lián)盟實施猛烈的空中打擊，在南聯(lián)盟拒不屈服的情況下美國又威脅南將失去對科索沃的主權。歐盟提出國際托管的方案，由于此次美國和北約得逞。在今后類似的沖突中國際強權勢力將會更多地插手，以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六）在庫爾德問題上美國一方面幫助土耳其抓獲厄賈蘭；一方面又繼續(xù)保持伊拉克北部的禁飛區(qū)，策劃伊北部庫爾德人聯(lián)合反對薩達姆政權，這在客觀上將助長伊北部最終脫離伊拉克。美國早已插手蘇丹南部的分離戰(zhàn)爭，也曾多次插手波黑戰(zhàn)爭，又搞垮米洛舍維奇而鼓動黑山共和國脫離南聯(lián)盟。西方國家到處支持不聽從其旨意的多民族國家內部的分離主義運動將是21世紀的一種危險傾向，應當引起高度警覺。民族分離主義產生和持續(xù)不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歷史的，也有現(xiàn)實的；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而且往往是各種原因綜合交織。原因：歷史宿怨，現(xiàn)在世界上的多民族國家絕大多數(shù)是在封建時代建立的，毋庸諱言封建統(tǒng)治者對少數(shù)民族，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主體民族對國內其他被統(tǒng)治民族，不可避免地會采取某種歧視壓迫、剝削掠奪的不平等政策。武力是當時解決民族紛爭常用的手段，更有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甚至是用武力吞并的，如蘇聯(lián)的一些民族地區(qū)。這種歷史上的恩怨在各民族關系中必然會留下印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特別是有一些國家進入現(xiàn)代后仍未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民族關系，使歷史上沖突紛爭留下的宿怨積淀下來，遇到合適的時機,就會爆發(fā)出來；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由于歷史原因，一些多民族國家內部某些少數(shù)民族的發(fā)展長期滯后，與主體民族差距不斷拉大，導致少數(shù)民族對主體民族不滿，從而產生分離情緒。有時情況則相反，有些少數(shù)民族發(fā)展較快，甚至超過主體民族，不愿意承擔對其他落后地區(qū)。特別是主體民族的落后地區(qū)的援助任務，認為是負擔，被拖了后腿，這兩種情況在前南斯拉夫地區(qū)都有表現(xiàn)。還有些是爭奪對資源的控制權和收益的分配權，如伊拉克庫爾德人與政府幾次達成自治協(xié)議，但均因石油資源的控制權和利益分配問題而流產。印尼亞齊要求分離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對中央政府壟斷資源和由此帶來的收益不滿，巴新布干維爾島的獨立運動也是要謀求銅礦控制權和收益，這種情況在一些富資源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出現(xiàn)得愈來愈多；

（七）民族政策失誤，有些是民族政策不平等，對少數(shù)民族實行高壓政策和強制同化?；螂m然名義上給自治權，但又處處限制形同虛設，蘇聯(lián)在民族問題上犯過不少類似的錯誤，在蘇丹的北方阿拉伯穆斯林的中央政權對南方黑人地區(qū)強制實行伊斯蘭化。也有些則是民族政策失之偏頗，導致離心傾向加劇，如前南斯拉夫。南聯(lián)盟在重組后注重維護國家統(tǒng)一，糾正原來的一些做法，但又走向另一極端，取消科索沃阿族人的自治權，為那些分離分子提供口實；權力之爭，一些國家境內各民族的綜合實力對比不太懸殊，同為國家主體之一的民族爭奪對國家的領導權，結果導致沖突，有些則解體，如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之間、克羅地亞人與塞爾維亞人之間、普什圖人與塔吉克人之間、泰米爾人與僧伽羅人之間等；少數(shù)極端主義者刻意地煽動、操縱和利用，他們利用民族之間的矛盾和國家出現(xiàn)的政治經濟困難，刻意夸大、渲染、煽動民族仇恨，制造動亂，甚至投靠外部勢力，蒙蔽、裹脅、逼迫本族群眾參與分離主義運動。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想利用民族分離運動達到自己的政治野心，滿足其權力欲望，甚至是邪惡企圖。如車臣前總統(tǒng)杜達耶夫、緬甸前“撣邦獨立國”領袖坤沙，前者是權力黑手黨，后者則是不折不扣的大毒梟；外部勢力的插手，這里既有民族“母國”，如阿爾巴尼亞支持與之同一民族的科索沃分離分子，也有某些出于自己利益考慮的鄰國，如敘利亞、希臘支持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分離主義者，因為敘希兩國均同土耳其有著國家矛盾和地緣戰(zhàn)略利益的沖突。還有以同一宗教和教派為名義的國際宗教勢力或國家，如以伊斯蘭教的名義。更有國際強權勢力，為達到其霸權主義的國際戰(zhàn)略目標和地緣安全目的的干涉，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科索沃分離勢力的公然武力支持和保護。

（八）今日世界中多民族國家都面臨著自己的民族問題。但并不是所有的多民族國家都會分裂。一方面民族政策和防范措施起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國家的穩(wěn)定和實力也起著重要的作用。防止民族分裂的對策應該建立在以下幾方面的基礎上：正確的民族政策是使民族問題長治久安的先決條件，多民族國家要想阻止民族分裂的產生和發(fā)展，正確的民族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一整套正確的民族政策，給予少數(shù)民族政治上真正的平等，在經濟上共同發(fā)展，就難以爭得少數(shù)民族的人心，使少數(shù)民族對國家有堅定的認同感。平等的民族政策是主體民族和少數(shù)民族團結一致，建立和擁有共同國民意識和國家效忠意識的基礎，只有平等的民族政策才能給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理論”釜底抽薪，從而使其喪失群眾基礎，近年來一些國家的民族分裂分子之所以得逞同一些國家的中央政權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失去人心有相當關系。武力是制止民族分裂的重要手段，但如果不注重人心的向背，取得的成果是難于長久保持的，如土耳其庫爾德地區(qū)的分離運動就是屢打屢起、綿延不絕；堅定的反分裂立場和有效的預防措施是維護國家統(tǒng)一不可或缺的手段，應該看到盡管民族平等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先決條件和爭取人心的重要基礎，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民族分離主義。不管民族政策多么平等，各族人民的經濟發(fā)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得多么快，仍舊會有少數(shù)的野心家、陰謀家以及外部勢力煽動和從事分裂活動，對此鮮明堅定的反分裂立場和必要的強制措施是維護國家統(tǒng)一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民族政策上不可左右搖擺，在防止主體民族的大民族主義同時也應堅定不移地反對“小民族主義”，在處理民族分裂問題上不能優(yōu)柔寡斷、投鼠忌器、使之坐大。在民族自治權問題上既不能否認民族權利，或搞名義自治，實際操縱，如蘇聯(lián)那樣。也不能像前南斯拉夫后期那樣，各共和國乃至自治省輪流坐莊，一票否決，造成中央失去其權力，地方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盛行，使“友誼”的聯(lián)盟成為“仇恨”的淵藪；

（九）國家政治穩(wěn)定和國力強盛是維護民族團結的重要保證，在新世紀轉換時期發(fā)生的一系列多民族國家解體現(xiàn)象并不單單是民族問題，而且是國內政治轉折的伴生物。20世紀末的幾次多民族國家分裂都是伴隨著社會制度的劇變出現(xiàn)的，蘇聯(lián)、南斯拉夫以及埃塞俄比亞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如此。民族分裂是這些國家劇變的原因之一，但絕對不是其主要原因，而原有政治制度的崩潰則是國家解體的催生劑。只有堅持不懈地維護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才能不使民族分裂分子有鉆空子的機會，只有國力的不斷增強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主體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狀態(tài)，使各族人民對共同的祖國擁有發(fā)自內心的自豪感、認同感。現(xiàn)在最危險的是來自外部的支持和干涉，特別是國際強權勢力為一已私利對其敵國的民族分裂主義的慫恿、包庇和支持，尤其是打著“人權高于主權”的旗號對主權國家的民族問題橫加指責和干涉的作法，這種“新干涉主義”是霸權主義的一種新的表現(xiàn)形式和變種之一。有關國家應加強聯(lián)合，采取共同立場，堅決抵制和斗爭，防止這種危險傾向的進一步得逞。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退踞臺灣地區(qū)，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與中央人民政府對峙，由此產生臺灣問題。解決臺灣問題，實現(xiàn)中國完全統(tǒng)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國政府為此進行不懈的奮斗。1979年后中國政府以極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自1987年底以來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但是九十年代以來臺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逐步背棄一個中國原則，極力推行以制造“兩個中國”為核心的分裂政策，一直發(fā)展到公然主張兩岸關系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嚴重損害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基礎，危害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危害亞洲太平洋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中國政府始終如一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圖謀。中國政府與以李登輝為首的分裂勢力的斗爭，集中表現(xiàn)在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還是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問題上。

（十）中國于1993年八月發(fā)表《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tǒng)一》白皮書，系統(tǒng)地論述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的由來、中國政府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和有關政策，現(xiàn)在有必要進一步向國際社會闡述中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和政策。西藏問題近代中國的西藏問題，其核心是反分裂斗爭，它又是當代西藏問題的歷史根源。因而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正確全面、實事求是地研究和闡述西藏近代反分裂斗爭的歷史內容具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也是維護祖國統(tǒng)一、加強民族團結、促進西藏的穩(wěn)定與進步，同國內外藏獨及分裂主義勢力進行斗爭的迫切需要。鑒于西藏近代反分裂斗爭的復雜性，要正確全面地了解西藏近代反分裂斗爭就必須首先澄清反分裂概念的含義和西藏近代反分裂斗爭的具體內涵。近來在藏史研究中有人提出分裂與反分裂斗爭即是獨立與統(tǒng)一的斗爭，對于西藏地區(qū)而言就只能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同國內外主張西藏獨立的各種勢力的斗爭，不能也不應包括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侵略、干涉中國西藏地區(qū)的歷史內容。用這個標準來衡量西藏地區(qū)近代反分裂斗爭的起點最早只能始于清末，即20世紀初。反分裂斗爭與反侵略戰(zhàn)爭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又是兩個緊密聯(lián)系而又相互交錯的概念。對于西藏地區(qū)而言至遲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方對中國西藏的侵略干涉同時已涉及分裂問題，此后的侵略與分裂更無法分割開來，這是因為西方殖民主義是分裂西藏和藏獨問題出現(xiàn)的總根源。而英帝國主義又是侵略和培植西藏親英分裂主義勢力及制造“藏獨”活動的總導演、總根源，其中作為西方殖民主義侵略西藏開路先鋒或者說是前奏的是從17世紀即已開始的傳教活動。到18世紀則是以東印度公司為工具的英國殖民主義企圖以“商品重炮”來轟開中國西藏大門的活動。盡管西方傳教士的滲透活動和東印度公司的“商戰(zhàn)外交”尚沒有直接從領土或主權上涉及對西藏的侵略和分裂，但是這些活動在客觀上不同程度的均服務于英國的戰(zhàn)略目標，即以印度為中心基地而逐步建立包括中國西藏及大陸在內的東方殖民體系應當看做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義分裂中國西藏的前奏和序曲，必須進行研究和論述。

（十一）早在1600年英國即已在印度成立從事殖民掠奪的東印度公司，18世紀中葉將印度變?yōu)槠渲趁竦睾蠹窗延《纫暈?/span>大英帝國逐步建立包括中國西藏及中國內地在內的東方殖民體系的中心基地，稱為“英王皇冠上閃亮的明珠”。為此大英帝國的戰(zhàn)略家們在19世紀初開始提出所謂“拱衛(wèi)印度安全”的“三個緩沖區(qū)、兩個同心圓”的侵略思想，其中第一個緩沖區(qū)和第二個同心圓就將中國西藏納入其中，要求逐步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來，變成“英國管理下的西藏”，從而達到為進一步控制中國、保衛(wèi)以印度為核心的東方殖民體系的政治經濟利益和地位。而在第一個同心圓中則將印度西北邊境地區(qū)—尼泊爾—錫金—不丹—東北邊境即與西藏接壤的喜瑪拉雅諸山國納入其中，正是從這一戰(zhàn)略構想出發(fā)，英帝國主義者從18世紀開始陸續(xù)從印度西北入侵喜瑪拉雅諸山國，進而在入侵中國東南地區(qū)的同時對西藏地方進行經濟、政治、軍事侵略，以謀分離中國的西藏，這已成為它既定的方針步驟之一。因此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在取得大吉嶺為進入喜馬拉雅諸國的根據(jù)地，侵占原屬于中國西藏地方的拉達克地區(qū)后又陸續(xù)侵占或控制錫金、不丹、尼泊爾等喜馬拉雅諸國，為此后的兩次侵藏，以謀將西藏納入自己殖民統(tǒng)治范圍奠定基礎。西藏近代反分裂斗爭史的正式展開是與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基本同步的，即最早可以從1855年的尼藏戰(zhàn)爭算起，至遲也應從19世紀70年代簽訂《中英煙臺條約》算起。這是因為英帝國主義發(fā)動公開入侵西藏的侵略戰(zhàn)爭之前先是慫恿尼泊爾侵藏，曾向英國要求過援助的尼泊爾想使西藏從清帝國的控制下徹底獨立出來，并接受尼泊爾的保護，而英國確實向尼泊爾提供武器。英國又于1876年簽訂《中英煙臺條約》關于英人入藏的附款，從西方對這一附款顛顛倒倒地解釋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英帝國主義一方面利用晚清政府對列強的妥協(xié)退讓和掌握著對清政府在藏主權的是否承認來驅使清廷同意其進入西藏，另一方面又利用清政府的腐敗和噶廈對清廷的不滿來實現(xiàn)使西藏脫離中國進入英帝國主義殖民勢力范圍的雙重企圖。

（十二）印度LFA是阿薩姆邦的分離組織從1979年起從事反政府武裝活動，聲稱要奪取阿薩姆邦，迄今已經造成超過2萬人死亡。阿薩姆邦是印度東北部的一個邦，幾乎被孟加拉國和尼泊爾隔斷，只有一條狹窄的通道與印度本土相連，印度為了改善該邦的孤立狀況于1976年吞并錫金（正好位于通道上）。該邦歷史上原來是一個獨立王國，1820年被緬甸吞并，英國占領緬甸和印度后被殖民當局劃歸印度。主要居民為黃種人，信奉原始宗教、佛教等，與信奉印度教的本土在人種、宗教上的巨大差異，是分離活動激烈的原因。截至目前在“埃塔”為爭取西班牙巴斯克地區(qū)獨立而發(fā)動的暴力襲擊中共有800人喪生，1937年佛朗哥將軍占領巴斯克地區(qū)，取消巴斯克自治權，當?shù)氐莫毩⑦\動受到壓制。1959年“埃塔”成立，以爭取巴斯克地區(qū)獨立為宗旨，計劃建立一個獨立的巴斯克國家，“埃塔”全稱是“巴斯克祖國和自由”。1961年“埃塔”展開暴力行動，首次策劃制造火車顛覆事件，1968年“埃塔”槍殺第一個犧牲品---一個地方秘密警察負責人。1978年"埃塔"的政治派別“赫里·巴塔蘇那”組建完畢，1980年118人死于“埃塔”制造的血腥事件，“埃塔”暴力達到頂峰。1995年“埃塔”企圖炸死反對黨領導人（現(xiàn)在的政府首相）阿茲納爾，1996年5月右翼多數(shù)黨贏得西班牙大選，有人預測政府更換后仍會繼續(xù)執(zhí)行鎮(zhèn)壓“埃塔”的政策，“埃塔”也視多數(shù)黨為佛朗哥統(tǒng)治的繼承者。1997年“埃塔”展開對抗地方多數(shù)黨政治家的行動，1997年7月“埃塔”綁架、殺害西班牙議員布蘭科，引發(fā)國民的憤怒，致使600萬西班牙人涌上街頭舉行示威活動。1997年12月23名“赫里-巴塔蘇那”地方領導因與"埃塔"勾結被判入獄，1998年3月西班牙主要政黨提出與“埃塔”對話，以結束巴斯克地區(qū)的暴力事件，但西班牙政府沒有過問此事。

（十三）1998年6月“埃塔”制造最后一樁謀殺案，用汽車炸彈炸死西班牙議員扎納雷恩。1998年11月“埃塔”單方面宣布30年來首次的?；鹇暶鳎；鹦袆訌?1月18日起生效，1999年11月28日“埃塔”廢除停火協(xié)議。印度尼西亞亞齊分離主義組織在2002年11月1日說他們愿意與政府簽署一項停戰(zhàn)協(xié)議，結束長達26年的戰(zhàn)爭。分離主義組織首領巴赫蒂亞爾·阿卜杜拉表示可能在2002年齋月結束后立即和政府簽定這項停戰(zhàn)協(xié)議，印尼軍方官員表示如果未來的和談工作開展順利，印尼將通過一項關于赦免亞齊分離主義分子的決定。分離主義組織堅持要求國際調停者介入對未來停戰(zhàn)的監(jiān)督工作，促使停戰(zhàn)工作順利展開，阿卜杜拉說他們正在討論參與國際監(jiān)督工作的國家數(shù)目和具體國家，此外對國際社會介入亞齊特區(qū)問題一直持堅決反對態(tài)度的印尼政府近來在此問題上也有所松動。亞齊特區(qū)位于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部，當?shù)胤蛛x主義組織要求亞齊特區(qū)成為獨立的國家，但印尼政府堅持亞齊特區(qū)作為印尼領土的一部分存在，自1976年以來當?shù)胤蛛x主義武裝分子和政府軍之間的戰(zhàn)爭已造成至少1.2萬人死亡。已被裂解的國家：外蒙古（蒙古國）從中國獨立；孟加拉從巴基斯坦獨立；捷克斯洛伐克分開為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厄立特里亞脫離埃塞俄比亞；東帝汶脫離印度尼西亞；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lián)邦共和國分解為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克羅地亞、馬其頓共和國、斯洛文尼亞、黑山；蘇聯(lián)分解為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白俄羅斯、愛沙尼亞、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拉脫維亞、立陶宛、摩爾多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克蘭與烏茲別克斯坦；新加坡共和國從馬來西亞獨立為共和國。

（十四）未受國際認可：阿布哈茲、亞齊、車臣、巴斯克、納戈爾諾-卡拉巴赫、邦特蘭、索馬里蘭、南奧塞梯（俄羅斯、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和瑙魯等九國承認）、德涅斯特河東岸共和國（存在爭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僅土耳其承認）、西撒哈拉、科索沃、克里米亞、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南奧塞梯共和國和俄羅斯承認）、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南奧塞梯共和國和俄羅斯承認）。存在分離勢力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海外藏獨勢力）、新疆（海外疆獨勢力）；?阿爾及利亞?—?卡必利亞巴巴里人主張自阿爾及利亞政府獲得自治；安哥拉，卡賓達；比利時?— 存在有弗拉芒族與瓦隆族的分離運動，但弗拉芒族較為突出；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波黑塞族共和國和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塞族民族主義者；巴西?—?其境內的分離主義者想要將南部分離出來；緬甸 —?克倫族（克倫民族聯(lián)盟，緬甸東部）及克欽邦；加拿大 —?魁北克省（魁北克黨,?魁北克集團）、西加拿大（亞伯達分離黨,?西部獨立黨）；剛果民主共和國?—?加丹加地區(qū)；法國 —?科西嘉、布列塔尼、北加泰羅尼亞、薩瓦；德國 —?巴伐利亞、?阿勒曼尼分離主義；印度 —?喀什米爾、?錫克教徒、波多、?阿薩姆邦、那加蘭邦、钖金；印度尼西亞 —?亞齊、廖內、摩鹿加群島、西巴布亞、伊里安查亞；伊朗 —?庫爾德人、阿拉伯人與亞述人；意大利 —?南蒂羅爾、西西里；摩洛哥— 由鄰國阿爾及利亞資助及主持的波利薩里奧挑戰(zhàn)摩洛哥于西撒哈拉的宗主權；尼日利亞?—?比夫拉；巴基斯坦?—?喀什米爾；菲律賓?— 南部穆斯林分離主義者（莫洛）；俄羅斯 —?車臣、西伯利亞、卡累利阿、韃靼；塞內加爾?—?卡薩芒斯；南非?—?祖魯區(qū)；西班牙 —?巴斯克區(qū)（埃塔）、卡塔隆尼亞、加利西亞自治區(qū)與加泰羅尼亞自治區(qū)；斯里蘭卡 —?塔米爾（塔米爾之虎）；蘇丹?—?原始宗教部落與南部基督徒；圣基茨島和尼維斯?—?尼維斯；敘利亞?—?庫爾德；泰國 —?南部省份馬來分離主義者；英國 —?北愛爾蘭（新芬黨、社會民主與勞動黨）、蘇格蘭（蘇格蘭國家黨、蘇格蘭社會黨）、威爾士及康沃爾；美國 —?阿拉斯加州、卡斯卡底州、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夏威夷州、波多黎各、佛蒙特州；日本 —?琉球群島、北海道；越南 —?湄公河三角洲（下高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