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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遠教授:史學的定法和定論(上)

2022-04-07 11:30 作者:方志遠講明史  | 我要投稿

? ? ? ?必須承認胡適“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對我的重要影響。雖然這句話曾經(jīng)受到嚴厲的批評,但我認為恰恰代表當時的一些學者對空談理論的不滿。我上大學和讀研究生的年代,恰恰又是“理論”遭受普遍質疑的時代。或許是這些原因,使得我比較少關注“理論”而更多注重“實踐”,雖然也關注方法卻極少談論方法。其實,當前關于理論和方法問題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十分豐富,各種學術流派并存的局面也正在形成,本文不擬再置贅言,這里僅對歷史研究中經(jīng)常遇到的兩對方法論命題略加討論。

  一、關于“史有定法”與“史無定法”

? ? ? ?“史有定法”本來是個無須討論的問題。每個學科都有本學科在產(chǎn)生、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賴以生存的研究方法或“本門功夫”。哲學離不開思辨,文學離不開描述,社會學離不開調查,考古學離不開發(fā)掘,歷史學離不開考證。雖然歷史研究同樣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實地調查和實物佐證,但毫無疑問的是,搜集和考證史料即史料學乃是中國歷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或“本門功夫”。如果不以史料學為基礎,卻試圖以思辨、以描述解決問題,恐怕出來的成果很難說是歷史學的主流成果,或許叫哲學或歷史哲學、叫文學或者歷史文學更為恰當。而且,歷史研究以史料學為基本方法,并非是刻意的選擇,而是學科性質所導致的自然和必然的選擇,因為只有通過對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證,才能對歷史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所謂“言必有據(jù)”,此之謂也。傅斯年“史學便是史料學”的主張雖遭非議,但從方法論說,治史必須從治史料始。不治史料而奢談歷史者,非史家也。

? ? ? ?史有定法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即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學術個性和學術定位,都有自己在工作中積累的經(jīng)驗和養(yǎng)成的習慣,都有受世界觀影響而形成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些,既決定了學者展開研究的“程序”、對史料的認定和取舍,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闡明主張的模式和風格。所謂“文如其人”,此之謂也。

? ? ? ?但是,任何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法都不斷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受到其他方法的挑戰(zhàn),都需要不斷融入新的因素、接納新的方法,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特別是近百年來,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相互滲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相互影響,西方歷史學、海外中國學的各種流派及其理論和方法也通過各種途徑對中國內地學術界產(chǎn)生強勢沖擊,不管人們承不承認,歷史研究已經(jīng)進入各種學說并存的時代,“史無定法”成為共識也就十分自然了。

? ? ? ? 英國學者艾·哈登在《人類學史》的導論中說:

? ? ? ?人類學科學范圍之廣以及它們與其他科學的分界線的模糊,使得對它們進行定義和分類成了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但研究工作是沒有也不顧及界限的。那些對此產(chǎn)生憂慮的,不應該是研究者,而應該是圖書管理員和目錄學者,因為他們經(jīng)常搞不清楚應該把卡片放到哪個目錄箱里,或者把書放在哪個書架上。

? ? ? ?不僅僅是哈登所說的人類學,歷史學又何嘗不是如此。

以“技術”為例。歷史研究和其他社會學科的研究一樣,都需要技術。但歷史研究采用的技術往往并不由歷史學家發(fā)明,而是“借用”其他學科的技術或成果。孟森先生在廣泛考辨史料的同時,借用了醫(yī)學知識,根據(jù)順治帝死前的種種記載,認定順治帝其實是得“天花”而死,從而排除了“出家”說。美國學者施堅雅將蘇州城1229年的石刻全圖與1945年的航拍圖對照,發(fā)現(xiàn)“城市形式異常穩(wěn)定”。中國歷史學界長期以來都是采用“抄卡片”的方式來收集和積累資料,但當計算機技術和各種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軟件開發(fā)出來以后,恐怕沒有任何有條件的學者會堅持拒絕使用。運用數(shù)據(jù)庫也正在取代“抄卡片”成為歷史學的“本門功夫”之一。而現(xiàn)代考古學之區(qū)別于古物學和金石學,就是因為它受到自然科學如地質學、脊椎動物學等的影響并直接采用了這些學科的成果和技術。美國化學家利比所發(fā)明的放射性碳測定即碳14測定技術,更成了考古學家進行絕對年代測定的基本手段,成為考古學的“定法”和“本門功夫”。

? ? ? ? 就“理論”來說。在中國,歷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但是,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學已經(jīng)被或正在被海外的理論和方法改造或收編多次。第一次開始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被來自日本和西歐的“資產(chǎn)階級歷史學”改造和收編,于是有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人的新史學。第二次開始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被來自德國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改造或收編,于是有了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人的新史學。而目前,正面臨著第三次被改造或收編,這就是以美國為中心的挾帶著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及諸多自然科學成果等利器的海外中國歷史學。事實上,已經(jīng)有不少大陸學者主動接受了改造和收編,并做出了重要的成果。這種狀況的發(fā)生,不能不說是歷史悠久的中國歷史學的悲哀。但從另一個角度說,又是中國歷史學的幸事。因為在每一次被改造和被收編、反改造和反收編的過程中,都給中國歷史學注入了新的科學因素乃至產(chǎn)生了革命性的進步。

? ? ? ? 可見,“史無定法”幾乎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但也應該僅此而已,否則,將走向它的反面。馬克思的一句話曾令歷史學者自豪不已:“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钡?,某些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自居的人卻表達了一個令歷史學者困惑的認識: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之前,歷史學稱不上是科學。黃宗智《華北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與社會變遷》更是煞有介事地宣告:施堅雅關于中國農(nóng)村社會“基層市場共同體”的結論,“原意不過是要矯正人類學家只著眼于小社團的傾向,但結果幾乎完全消滅了他的對手?!?應該說, 這種說法令人困惑不已,它并沒有把握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精髓。

? ? ? ?其實,所謂“科學”方法相對地說更是一個時代范疇。每個時代都有屬于這個時代的科學觀和研究方法。誰能說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方法在兩千年前不是科學的方法?如果我們不承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在探求社會變更、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如果我們動輒質疑前人的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誰敢保證我們的后人不來質疑我們今天稱之為科學的東西的科學性?同樣,施堅雅對于近世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恐怕他自己也不會認為“幾乎完全消滅了他的對手”??梢哉f,沒有任何一個學術流派、沒有任何一種“科學方法”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也沒有任何一種曾經(jīng)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會“徹底退出”的。所有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影響并真正夠得上是“科學”的方法,它們之間都有關聯(lián)性,都有繼承性和被繼承性,而不存在后人的理論和方法對前人的理論和方法的“消滅”。

? ? ? ?就研究主體來說,一個學者如果真正能夠恪守“祖宗家法”或“本門功夫”,堅持論從史出、勤于爬梳并細致考辨史料、嫻熟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論,同時關注當前的學術前沿動態(tài),同樣可以做出重要的成果。關鍵是學者運用方法的能力和所付出的勞動,以及是否具備學術悟性。

? ? ? ?以“技術”而言,雖然碳14已是測定絕對年代的基本手段,但碳14又最忌諱污染,包括自然的和人為的污染,這就仍然需要用傳統(tǒng)方法或本門功夫進行分析和判斷。同樣,計算機的使用和數(shù)據(jù)庫的開發(fā),給歷史學研究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但是,如果以為“全文檢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卻又是大錯而特錯。任何一個歷史現(xiàn)象都是復雜的,都有其存在的種種理由,或許這些因素缺少一個,事情就不可能發(fā)生。因此,對于歷史研究來說,全文檢索的種種軟件,只是將歷史學家從史料“爬梳”中“部分”地解放出來,卻不能代替歷史學家對更大范圍的資料的全面掌握(清代學者章學誠提倡“六經(jīng)皆史”,其義當謂一切文字和實物均可視為史料,而不僅限于史籍),更取代不了運用一定的理論和方法對史料的分析和考辨。

? ? ? ?因此,史有定法和史無定法又應該是統(tǒng)一的,歷史研究既要恪守本門功夫又要博采眾長。當需要進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時,就必須用計量學或統(tǒng)計學的方法;當需要進行實地考察時,就必須用人類學或考古學的方法?!笆窡o定法”強調的是歷史研究不排斥任何學科的有效方法,根據(jù)研究的需要,可以采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并不斷地將其改造為歷史研究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主義早已成為中國內地學者研究歷史的“本門功夫”或“定法”,應該說是成功的例證。相對而言,“史無定法”表現(xiàn)的是歷史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包容性和創(chuàng)新性,“史有定法”強調的則是歷史研究在方法論上的獨立性和穩(wěn)定性。

? ? ? ? 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在當今世界,確實已經(jīng)沒有什么“精純”的“本門功夫”了。但這絲毫不能說明歷史學科不再存在“本門功夫”、不再存在本學科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事實上,無論西方學術思潮曾經(jīng)如何來勢兇猛,如何“收編”或“改造”中國歷史學,乃至唯物史觀成為“本門功夫”之后,中國歷史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仍然是史料學(當然,史料學本身也是不斷發(fā)展的)。一些學者盡管已經(jīng)能夠比較嫻熟地運用海外中國學的理論和方法,但其基本方法也仍然是史料學、仍然是唯物史觀和辯證法。而一些看上去比較熟悉西方人類學或海外中國學的概念和公式、卻無史料學根基并缺乏唯物史觀和辯證法訓練的學者,其成果的千瘡百孔也就不足為怪了。

? ? ? ? 可見,史還是有“定法”的,而中國歷史學更有自己的“家法”。

(作者:方志遠,中國明史學會首席顧問、貝尚視頻獨家簽約作者,小破站課程《方志遠教授講明史:明朝之亡》正在開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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