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民間集體創(chuàng)作的匯編。

《詩經》除了周王朝樂廣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

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

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yè)，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狩）。歲二月······巡守（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漢書·藝文志》：“《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拾分母校柙佒暟l(fā)。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十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p>

《食貨制》：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牗戶而知天下。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語：“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xiāng)移于邑，移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牗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qū)搜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里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tǒng)和用韻規(guī)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

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qū)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制作樂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yè)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

平心而論，《詩經》中的作品來自不同的地域，押韻大致整齊，應當是有人專門搜集整理的結果。

由此可知，《詩經》作為我國最早一部詩集，其中一部分作品為貴族文人所作，但大部分已不可考。《詩經》的成書與古代的采詩制度密切相關。

多年以后余華的代表作《活著》就是借助一位“采詩官”的視角來展開故事敘述的?！拔摇笔且幻卩l(xiāng)下田野間搜集民歌的青年，在田間閑逛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有趣的人，而遇到福貴后，他向“我”講述了他頗為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讓我頗為震撼，所以福貴成為了小說真正的主角。

在《活著》的敘述中，以福貴的第一人稱敘述為主，并適當穿插著“我”的第三人稱敘事，使福貴講述的人生故事成為地頭田間人們閑聊的一個模版。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只是福貴的故事恰好被一位現代“采詩官”捕捉到，并且寫成了一部小說。

而這種敘述模式本身也是對小說敘述模式的解構，游離于真實與虛構之間，似真似幻，亦真亦幻，從而產生獨特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