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作者鐘焓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UP主系轉載

　　「中國」一名在滿文史料中的較早出現(xiàn)，大致可以追溯到滿洲入關之前的清太宗天聰三年（1629）《滿文老檔》的相關記事中。這條史料最早由神田信夫檢出，即為袁崇煥遣鄭伸、任得良同杜明忠致后金皇太極書信的滿文譯文，文中最后的內容為「中國的例法如此，汗勿怪之」(dulimbai?gurun?i?kooli??ajin?tuttu，han?ume?ferguwere)。神田氏還從日本某舊書肆找到了該滿文書信的漢文原件寫真帖，上述滿文內容的對應原文為「中國之功令如此，汗毋訝焉」?！?〕

　　據(jù)此可知，在滿文創(chuàng)制使用不久的天聰年間，后金政權通過翻譯途徑在其書面語言中借入了「中國」（dulimbai?gurun）一詞，以指代當時與后金互為敵國的明朝?？磥?，在清朝入關以前，滿洲統(tǒng)治者尚未以「中國」作為其建立的國家政權的自稱。

　　不過到清朝入關之后不久的康熙前期，隨著統(tǒng)一全國進程的最終完成，滿洲統(tǒng)治者也相應調整了政治觀念，轉而將清朝看成是中國歷史上繼明朝而起的又一個正統(tǒng)王朝。因此，滿語中的「中國」（dulimbai gurun）順理成章地被滿洲統(tǒng)治者采納為本朝的自稱用語。

　　明清鼎革之際在中國長期生活、最后客死北京的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es）于康熙七年（1668）用葡萄牙文寫作了一部關于中國歷史與現(xiàn)狀面貌的概述著作，在1688年被譯成法文出版，次年又被轉譯成英語。該書就是在西方早期漢學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國新史》。

　　值得注意的是，安文思在該書首章關于中國國名的部分中敘述如下：東韃靼人（按，指滿洲人）曾蔑稱中國為NicaCorum，意思是「蠻國」；而現(xiàn)在他們已在這里定居，并成為它的統(tǒng)治者，故稱其為TulimpaCorum，即「中央的國家」。〔2〕

　　這段記載中的Nica Corum顯然是滿語nikangurun（漢國）的轉寫，其在清朝入關以前多被用來指代明朝，且時常帶有輕蔑的意味。隨著明清易代的完成，nikangurun的用法在滿語中逐漸減少，但nikan（尼堪）所具有的「漢人」或「蠻子」的義項仍舊保留在入關后編竣的滿語辭書中?！?〕至于隨后出現(xiàn)的Tulimpa Corum（中央之國），無疑就是滿語dulimbai gurun（中國）的轉寫。

　　安文思的記述明確反映出，及至康熙前期，業(yè)已入主中國的滿洲統(tǒng)治者不再避諱沿用中國的名稱，故在滿語中以其直譯形式dulimbai gurun來指代自己的王朝政權，可以說滿語中的「大清國／清朝」（daicing gurun）與「中國」（dulimbai gurun）逐漸具有了同一性。

　　因此，到康熙二十八年清俄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時，該條約的幾個不同文本中均出現(xiàn)的是「中國」的有關譯名。條約的滿文本中出現(xiàn)的是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hūwangdi（中國的神圣皇帝）、dulimbai gurun（中國）、dulimbai gurun-i harangga（中國的所屬地）、dulimbai gurun-i niyalma（中國之人）、dulimbai gurun-i bithe（中國的文字）等。其中最后一例出現(xiàn)的記錄條約內容所采用的dulimbai gurun-i bithe（中國的文字）實際上是同時包括清朝官方通用的滿漢兩種文字。

　　而在其對應的拉丁文本中，出現(xiàn)的與「中國」有關的詞語用例則寫作Sancti Sinarum Imperatoris（中國的神圣皇帝）、Imperium Sinicum（中華帝國）、Imperi Sinicidominio（中華帝國的屬地）等，此外用來記載條約內容的「中國、俄國和拉丁三種語言」在拉丁文本中也作Sinico Ruthenico et latino idiomate。顯然這里的「中國語言」同樣是包括了滿漢雙語，因為在后來杜赫德（Du Halde）于1735年根據(jù)上述拉丁文完成的法文譯本中，即將「中國語言」拆譯成韃靼語—漢語（en langue Tartare，Chinoise）。

　　而在條約的俄文本中，清朝皇帝則被表述成俄語的「中國博格多汗」（Китайского Бугдыхан）或者「中國汗」（Хинского Хан），其統(tǒng)治的國度則被表述成「中國」（Х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條約中俄語的「中國」既使用了其固有的詞源———來自契丹一詞的Китай，又使用了借自西歐語言中指代「中國」的Chin(a)／Kina的俄語借詞形式Хин?！?〕

　　又雍正元年（1723）刊行的《異域錄》滿文本中，「中國」（dulimbai gurun）更是屢屢出現(xiàn)。此前趙剛的論文業(yè)已指出，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出訪土爾扈特的是書作者圖理琛慣用「我們中國」（meni dulimbai gurun）的表述來突出自我認同。而這種表述一般出現(xiàn)在圖理琛等清朝使臣與俄方接待官員及土爾扈特阿玉其汗的當面交談中，故尤其凸顯了這些滿洲官員在外交場合中所表現(xiàn)出的「中國」意識。

　　如清朝使臣面告俄國西伯利亞總督加加林公爵，「我們中國，都以忠孝仁義信為本而行」（meni dulimba-i gurun，gemu tondo hiyoo?un gosin jurgan akdun be da obufi dahame yabumbi）；又如當阿玉其汗詢問清使國內物產(chǎn)情況時，后者習慣回答到「在我們中國，五谷又各種豆都種」（meni dulimba-i gurun de，sunja hacin i jeku jai hacingga turigemu tarimbi），「我們中國有各種果子」（meni dulimba-i gurun de hacingga tubihebi）等?！?〕不僅如此，甚至連阿玉其汗表示謝恩的話，在書中都被潤飾成「臣我，因為幸屬中國……」（ambanbi，jab?an de dulimba-i gurun i harangga ofi），〔6〕以刻意制造出一種絕遠邊裔之人賓服中國的政治歸屬形象。

　　這也正如作者在最后向皇帝上奏時所恭維的，「從古以來，中國人沒到的地方的人，傾心服從」（julgeci ebsi dulimba-i gurn i niyalma isinahakū ba i niyalmai gūnin hungkereme dahah-angge），〔7〕表明清朝皇帝誠然樂于以中國君主的身份聽聞下屬上奏此類頌詞。

　　根據(jù)相關索引，滿文本《異域錄》內總共先后出現(xiàn)了23次「中國」（dulimba-i gurun）的用例，〔8〕而且作者圖理琛還是在先完成滿文本后，復將其譯成漢文?！?〕由此更可看出，以自己作為中國臣民的歸屬意識，在像圖理琛這種于康熙中后期步入仕途的滿洲官員那里業(yè)已根深蒂固。對他們來說，作為效忠對象的中國與大清彼此完全可以等同。

（節(jié)選自鐘焓《北族王朝沒有中國意識嗎 ———以非漢文史料為中心的考察》）

　　〔1〕神田信夫：《袁崇煥の書簡》，《清朝史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年，第149—156頁。該文初刊于1962年，作者后來在修訂時特地增入了一則補記，系據(jù)1937年《青丘學叢》刊載的相應圖版，推論漢文書信所出的寫真帖本自稻葉巖吉的相關舊藏。王鐘翰先生曾注意到這一史料，但以為神田氏所見的漢文書信是原件及其寫真帖，實際上神田信夫在書肆寓目的只是貼在照相簿上的原文寫真件。參見王鐘翰：《論袁崇煥與皇太極》，《清史新考》，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30—131頁。

　　〔2〕安文思：《中國新史》，何高濟、李申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3頁。

　　〔3〕關于nikan（尼堪）的詞源及義項的考察，參見伯希和：《南家》，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二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71—73頁；黃彰?。骸墩摑M文nikan這個字的含義》，《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588—593頁；JohnTang，“Encore à propos du nom Nankiās note par Paul Pelliot,” 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vol.7, no.2, 2015, pp.119-124.

　　〔4〕以上關于《尼布楚條約》中各種文本中所見的「中國」詞例，均引自W.Fuchs，“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Nertschinsk vom Jahre 1689：Eine Textkritische Betrachtung,” Monumenta Serica 4/1939-1940, SS571-593. 其中Хин一詞不要與「清」混淆。

　　〔5〕今西春秋：《校注異域錄》，奈良：天理大學，1964年，第164、142、145頁。

　　〔6〕今西春秋：《校注異域錄》，第176頁。

　　〔7〕今西春秋：《校注異域錄》，第183頁。

　　〔8〕今西春秋：《校注異域錄》，第210頁。其中兩處滿文的「中國」在原刊本中稍有訛誤，參見G.Doerfer,? “Ein mandschurischer Reisebericht über Russland，”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40/1968, S156.

　　〔9〕今西春秋：《校注異域錄》，第35—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