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洛陽市隋唐史學會委托律師事務所，向電影《長安三萬里》的制片方正式發(fā)函，要求制片方"發(fā)表糾錯、致歉聲明"。影片中關于李白與杜甫初次見面的爭議，在網(wǎng)絡上再次成為焦點。前期洛陽與西安網(wǎng)友之間的罵戰(zhàn)還未消歇，這律師函儼然更要把一個文化事件上升為一件潛在的法律訴訟。

電影是一門藝術，是宣傳教育工作載體，是社會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精神文化消費品不是教科書，不是學術研究成果，不承擔"傳遞歷史真相"的責任，按創(chuàng)作規(guī)律講，為了達到良好的藝術表現(xiàn)效果，電影作品容易出現(xiàn)一些不符合史實的地方。電影《長安三萬里》把李杜初見的地點設在"長安"，并虛構了杜甫早年就生活在"長安"，這樣設計故事情節(jié)，可能是為了電影敘事的時候能夠盡量統(tǒng)一化和便利化，是服務于文藝創(chuàng)作而不是服務于陜西省西安市。

（圖片來源電影長安三萬里官方微博）

眾所周知，我國唐代絕大多數(shù)時間定都于長安，長期以來長安也確實是唐之最重要"名片"。從這個意義來說，有些洛陽網(wǎng)友的激烈言辭和洛陽市隋唐史學會的律師函，乍一看貌似"小題大做"了。

不過從網(wǎng)絡對于洛陽乃至河南網(wǎng)友的反批評看，各方爭來爭去，由于摻雜各種地域偏見，很可能會陷入無意義的口水戰(zhàn)和意氣之爭。錢穆先生在其名著《國史大綱》的序言中說："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 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筆者認為，李杜初見是在洛陽，還是在長安？電影創(chuàng)作能不能把它虛設在長安？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關注這樣的問題，出發(fā)點和落腳點都應該是我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存有"溫情與敬意"，而不是因為身處某一省某一市才刻意爭奪什么東西。持不同意見的網(wǎng)友，不妨先行考量一下各自對于本國歷史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是否心存溫情與敬意。

（圖片來源電影長安三萬里官方微博）

要尊重歷史事實，尊重電影文藝工作者為傳承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尊重電影受眾的不同感受和不同觀點，這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真諦所在。據(jù)說，該片導演謝君偉曾坦承，"李杜相會在歷史記載中發(fā)生在洛陽"。李杜兩人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璀璨明星，人們紀念他們、喜愛他們，歷代讀者學者都關注和研究"李杜"的詩文作品及生平行狀，那么對于已有公論的重要歷史事實，如兩人初次相會的地點在哪里，電影制片方不應只顧創(chuàng)作的便利，卻疏于為史實正名。事實上，在正片播放完后，用字幕等形式對劇情加以補充解釋，本來就是一種常見的措施。

常言道，"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jīng)過不知難。"平心而論，處于后疫情階段，在國人觀影習慣亟待重新培育、外國影片分流觀眾的當下，要做出一款既叫好又賣座的國產(chǎn)電影特別是歷史文化類電影，談何容易？電影《長安三萬里》做出了積極探索，取得了市場營銷的成功，也吸引了許多青少年走入影院感受中國文化，這無疑是值得稱贊的，輿論不必苛責電影制片方的若干不足之處。而且，洛陽作為"滿大街都在穿漢服"的城市，其獨特的文化旅游氛圍早已破圈成勢，在全國數(shù)一數(shù)二，又何須斤斤計較于一部電影對于洛陽的"忽視"？

北宋以后所謂"衣冠南渡"，實際是中國的經(jīng)濟文化中心，逐漸從北方轉移到了南方，然而今時不同往日，隨著改革開放和傳承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斷深入人心，北方也好，南方也好，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一致的。筆者希望，洛陽有關方面與《長安三萬里》制片方的和解乃至合作，就在不遠的將來。（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