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偽史研究綜述！西方偽史就是一個難破的歷史巨謊！西方偽史漏洞簡要匯總！

2022-12-16 15:54 作者:行道者 0人讀過 | 我要投稿

【譚老師地理工作室】

按語本文是近10年來中國文化界對西方系統(tǒng)偽造古代史、古代文明史這一文化現(xiàn)象研究的綜述（導論部分）。西方偽史研究參與者越來越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專家教授，已出版多部專著，很多研究者自辦新媒體平臺發(fā)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本課題本著去偽存真、去粗存精原則，嘗試對學界研究成果進行歸納整理、分析提煉，為重編世界文明史提供參考資料。

提要：

一、西方窮千年之力系統(tǒng)偽造了一部古代文明史

二、西方古史之偽，是學術問題，也是常識問題

三、西方近代文明從中國來

四、西方為何要偽造古代史

五、西方偽史對中華民族毒害深遠

六、研究西方偽史的正確態(tài)度

一、西方窮千年之力系統(tǒng)偽造了一部古代文明史

（一）我們學過的古代文明史

受過中等以上文化教育的人，大多對人類文明史的發(fā)展脈絡有一個或深或淺、或粗或細的認知。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四個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華帝國。古巴比倫、古埃及文明孕育了古希臘文明，古希臘文明輝煌燦爛650年，偉大的亞歷山大大帝歷經(jīng)10年打下一個橫跨歐亞非1000多萬平方公里的殖民帝國，走向頂峰后迅速衰落。古羅馬只繼承了古希臘文明物的一面，精神文化的一面則被塵封。古印度文明猶如曇花一現(xiàn)，因為太多的外族入侵，除了佛教融入了藏漢文化，再也沒有留下更多的東西。古中華文明延續(xù)了5000年，但是在人類進入工商業(yè)文明時代她未能與時俱進，隨著帝國的傾覆而衰落。幸運的是，歐洲白人世界走過中世紀千年長夜，古希臘文明奇跡般地復興，丟失的古希臘全部找了回來，連古埃及、古巴比倫也一同找了回來。經(jīng)過十七、十八世紀偉大的啟蒙運動，白人世界終于打開了宗教神權的精神枷鎖和封建王權的人身枷鎖，自由的歐洲在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高速路上加速度狂奔，科學技術不斷突破，工業(yè)革命蓬勃興起，普世價值深入人心，文化藝術高度繁榮，并在二十世紀被偉大的美利堅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引領人類文明走進了新千年。

（二）皇帝的新衣被孩子說破

從中學到大學，我們對老師所講和書本所讀的這部古代文明史的真實性從未懷疑過，總是不假思索地信以為真。包括那些皓首窮經(jīng)、燃膏繼晷專職研究古希臘哲學、古希臘歷史、古希臘文學的教授們，也沒有覺得有哪里不對勁。從泰勒斯、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從修昔底德、希羅多德到色諾芬；從荷馬、埃斯庫羅斯到歐里庇得斯；以及那些極具標簽意義的雅典衛(wèi)城、帕特農(nóng)神廟、半圓形劇場、埃及金字塔、波斯波利斯遺址等等，我們和我們的老師都從未懷疑過其真實性。

2010年，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民間學者黃忠民先生（網(wǎng)名“生民無疆”）對古希臘和西方古代史的真實性提出了質(zhì)疑。他用常識和邏輯告訴人們，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是假的、虛構的，并向中國文化界、世界文史界提出了十多個直擊智商的靈魂拷問。他把他對西方偽史的考證分析寫成長文，以“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為題在“天涯社區(qū)”發(fā)布，引起了軒然大波。就像皇帝的新衣被一個孩子說破，更像腦筋急轉(zhuǎn)彎被人說出答案而恍然大悟：古希臘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不符合常識和邏輯，沒有可信的文獻溯源和遺址遺跡年代測定，西方人歷時數(shù)百上千年撒了個一個彌天大謊。

2012年，黃忠民先生《包裝出來的古希臘文明》出版，很快引起當代著名學者何新先生的注意和研究。作為對古希臘哲學和歷史有著深厚造詣的學者，過去他和所有人一樣，不知不覺陷入了西方人預設的古代史語境，沒有想到關于古希臘的一切全是偽造。當有人指出古希臘文明這個“皇帝沒有穿衣服”時，他恍然大悟，并敏銳地意識到揭露西方偽史的重大意義。這位當代中國最具獨立思考能力的學者開始了對古希臘文獻、考古發(fā)現(xiàn)和遺址文物的溯源研究，研究成果陸續(xù)在他的自媒體平臺發(fā)布，2013年、2015年連續(xù)出版了《古希臘偽史考》、《古希臘偽史續(xù)考》兩部著作。與何先生同時或之后，更多的學者參與到西方偽史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考據(jù)不斷豐富，把西方偽史研究從邏輯質(zhì)疑推向了文獻溯源和考據(jù)考證階段。董并生教授《虛構的古希臘文明》2015年出版，旅英學者諸玄識教授《虛構的西方文明史》2017年出版，浙江大學教授黃河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碧波、文史學者林鵬，以及學術功底十分深厚的孟曉路、陳大漓、文行先生、老周等學者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問世。

醒來方知一場夢，原來早有夜行人。從西方偽史一出籠，同時就有質(zhì)疑的聲音。法國啟蒙運動大思想家狄德羅在《風俗論》中考證了世界各國的歷史和風俗，對修昔底德、斯羅多德虛構歷史嗤之以鼻。17世紀法國古文獻學家讓·哈爾瑞（1646-1729）指出：“絕大部分的‘古代’希臘和羅馬的作者、作品以及文物，都是13世紀晚期以來偽造的”。瑞士學者羅伯特·巴利道夫發(fā)現(xiàn)那些所謂的古典著作都參雜著中世紀語言，因此他在其著作《歷史與批評》中寫道：“不僅古代史（希臘、羅馬、猶太人、基督教），而且中世紀前期的歷史，都是在文藝復興時期偽造出來的”。諸玄識、董并生等西方偽史研究著作，引用了大量西方學者批評古代史學術造假的文獻，包括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斯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愛德華·薩義德《東方主義》等。

二、西方古史之偽，是學術問題，也是常識問題

一個文明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不會憑空而起，必須具備一定的自然條件、歷史條件、物質(zhì)條件、人文條件、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條件等等。

（一）人類文明之所以發(fā)生

中國為什么能產(chǎn)生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是因為中國有地域廣闊、氣候適中、相互連片、交流便利的定居農(nóng)耕區(qū)，能夠承載的人口數(shù)量巨大，從而使人口聚集、社會分工形成、商品交換產(chǎn)生，進而誕生了國家和“中央政府—封國（郡縣）—社區(qū)”社會組織體系。

恩格斯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人類文明只能起源于農(nóng)耕文明，農(nóng)耕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農(nóng)耕的發(fā)展、農(nóng)產(chǎn)品的富足導致人口增加、社會分工形成、交流和交易活躍、人口聚集為城鎮(zhèn)，從而使教育、文化、科研、創(chuàng)作等高層次文明得以產(chǎn)生。中國遠古定居農(nóng)業(yè)廣泛分布于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汾渭平原、伊洛平原、成都平原，還有很多山地間和小流域平原，總面積在60萬平方公里以上（不含35萬平方公里東北平原），年降水量多在500—1000mm之間，四季分明，光照適度，非常有利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這是中華文明形成、發(fā)展、綿延5000年的自然地理條件。

400mm年平均降雨量是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的中遠古時代定居農(nóng)業(yè)和草原游牧的分界線，這是地理歷史學常識。降雨量少于400mm屬于干旱、半干旱地區(qū)，不適宜農(nóng)作物種植，選擇游牧效率最高；超過400mm屬于濕潤、半濕潤地區(qū)，適宜農(nóng)作物種植，選擇定居農(nóng)業(yè)可養(yǎng)活更多人口。但是降雨量過大，比如中非、南亞、南美熱帶雨林氣候區(qū)，由于植被過于茂盛，大型食肉動物過多，既不適合農(nóng)業(yè)種植，也不適合游牧，只能選擇采摘和狩獵。

在同樣一塊土地上，是選擇放牧，還是選擇農(nóng)業(yè)種植，所能養(yǎng)活的人口差別巨大。文化學者王東岳先生在其《東西方文化與文明淵源》中講到，這種差別達到260倍。也就是說，一畝農(nóng)業(yè)土地所能生產(chǎn)的營養(yǎng)物質(zhì)，超過260畝草場放牧所能生產(chǎn)的營養(yǎng)物質(zhì)。但是在古代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飯，一個地區(qū)是選擇農(nóng)耕，還是選擇游牧，完全是自然地理決定的。

（二）古希臘不具備發(fā)生高度文明的條件

希臘半島山多地少，河流短急，典型的地中海氣候。旱季干熱，氣溫23—33°C，降雨少，蒸發(fā)量大，不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冬季濕冷，氣溫6—13°C，陰雨連綿，光照不足，同樣不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F(xiàn)在的希臘半島可耕地面積只有3萬平方公里，多為丘陵山地分割的小塊土地，河流短急，季節(jié)性干涸，湖泊很少，200多個島嶼均無河流湖泊，所以自古至今希臘半島和島嶼極度缺乏淡水資源，更不利于農(nóng)耕灌溉。這樣的自然地理條件，即便是定居農(nóng)業(yè)，也養(yǎng)活不了多少人口。朝鮮半島和希臘半島兩千年間地形變化都不大，朝鮮半島可耕地約3.8萬平方公里，比希臘半島多0.8萬平方公里（含島嶼）。由于朝鮮半島降雨量比希臘半島豐沛，四季分明，地力肥沃，單位土地上能夠養(yǎng)活的人口一直比希臘半島要多很多。1600年到1900年間，在50年以上不發(fā)生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和連續(xù)自然災害情況下，鐵器農(nóng)業(yè)時代朝鮮半島人口數(shù)量一直穩(wěn)定在1000萬上下，人口增長較多就會鬧饑荒。而在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條件下，朝鮮半島總人口已經(jīng)達到7770萬，是鐵器農(nóng)業(yè)的7倍，尚未考慮北朝鮮拖后腿的因素。而同樣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希臘半島目前的人口才1070萬，糧食尚不能自給。由此可以推算，希臘半島在鐵器時代最多可養(yǎng)活145萬人。再以鐵器農(nóng)業(yè)和原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進行比較，我國漢代人口峰值為5959萬人，唐代為5291萬人，北宋4000萬人，元代5365萬人，明代萬歷年間6054萬人。而夏商周我國人口始終未超過2000萬，周成王時1375.5萬，秦統(tǒng)一六國時約2000萬?？梢姡F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大約是原始（鐵器前）農(nóng)業(yè)的2—3倍。以此推算，古希臘時期希臘半島如果是定居農(nóng)業(yè)，可生養(yǎng)的人口在50—75萬之間。如果不是定居農(nóng)業(yè)而是游牧，那么古希臘時期半島所能承載的人口就少得可憐，可能只有2—10萬人口。

（三）古希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不可能從外部輸入

西方偽史編造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為掩蓋一個謊言不得不編造更多的謊言，其中“古希臘是殖民國家”就是眾多謊言之一。謊稱地中海周邊有大量的土地和發(fā)達的古代農(nóng)業(yè)文明，古希臘一直是通過貿(mào)易或殖民獲得充足的糧食。且不說古希臘有沒有足夠的兵員搞海外殖民，僅從自然地理條件和大宗糧食長途運輸成本看，古希臘數(shù)百年間靠海外輸入糧食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希臘化殖民純屬瞎編亂造。

第一，鐵器時代以前希臘半島周邊沒有余糧

地中海以東這個地區(qū)沙漠戈壁廣布，土地稀缺，全球著名的干旱少雨地區(qū)，在阿拉伯帝國之前，眾多游牧部落為爭奪有限的草場、水源而征戰(zhàn)不息；臨近希臘的小亞細亞是安納多利亞高原的一部分，中古以前多森林和高原草地，可耕地較少；所謂新月沃地，目前的利比亞也只有3.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耕種，伊拉克11.8萬平方公里可耕地，考慮到兩河造陸能力，2000年前可耕地大打折扣，應該不足6萬平方公里，且下游鹽堿化嚴重。受地中海氣候影響，新月地區(qū)古代農(nóng)業(yè)并不發(fā)達。摩西帶領族群出埃及到“流著牛奶與蜂蜜”的上帝應許之地，可見古代的“新月沃地”是牧區(qū)而不非定居農(nóng)業(yè)。

埃及西方偽史非常重視古代埃及對古代希臘的支撐作用，可能是看重了尼羅河三角洲的肥沃土地。實際上，目前埃及有人居住的國土面積僅為3.6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3.6%，大部分在尼羅河三角洲。根據(jù)古地圖和程碧波教授、陳大漓先生的考證，尼羅河三角洲大部分是最近1000年沖積而成。這是因為3000年前尼羅河并不注入地中海，而是先注入古乍得湖，由于泥沙沖積和撒哈拉沙漠南侵，迫使尼羅河改道，向北注入北緯25°附近古湖，古湖被大沙漠湮滅后，尼羅河繼續(xù)向東改道，最終被大沙漠逼到紅海西岸南北向狹長山脈山前沖積帶重造河谷，向北注入地中海。由于入?？诘貏荻盖?，幾乎沒有大陸架，海深達4000米以上，尼羅河必須先造大陸架，然后才能出現(xiàn)三角洲平原。

撒哈拉沙漠古湖分布，尼羅河曾先后注入乍得古湖和25°古湖

尼羅河曾注入乍得古湖

在氣候方面，埃及全境干燥少雨，氣溫高，蒸發(fā)大。從北往南雨量急劇減少，地中海沿岸狹長地帶年降雨量也只有100-205mm，開羅地區(qū)年降雨量18mm，開羅以南常年無雨，蒸發(fā)量卻高達1000——2000mm，這么大的蒸發(fā)量幾乎完全不可灌溉，當然也就無地可耕。

公元1400年尼羅河入?？谶€是海灣

意大利半島臨近希臘半島的意大利半島雨量充沛，但土地比較貧瘠，目前的可耕地也只有3萬平方公里，和希臘半島一樣，盛產(chǎn)葡萄和橄欖，糧食產(chǎn)量很低，至今不能自給。

歐洲內(nèi)地歐洲地區(qū)多在阿爾比斯山——黑海北緯45°線以北，相當于我國長春市以北，光照時間短而弱，冬季漫長。其中西歐受墨西哥灣暖流控制，平均氣溫高，降雨量豐沛,原始森林廣布,在鐵器時代前無法大規(guī)模開墾土地。黑海以東是廣袤的歐亞大草原，氣候寒冷,干旱少雨，一直是古代的游牧區(qū)。

總之,希臘半島周邊沙漠、戈壁、山地、森林、草原面積廣大，可耕地總量少，碎片化分布，沒有像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這樣廣闊的大平原，加之地中海氣候熱季干旱，冷季多雨，農(nóng)業(yè)種植從古至今都比較落后。所以在西亞、南歐和歐亞大草原以游牧為主，在西歐地區(qū)則以狩獵為主，即便有農(nóng)業(yè)種植也都是小規(guī)模，無法提供足夠的糧食。這些地區(qū)生活方式之所以至今仍是以肉食、奶類、果酒為主，就是古代采集、狩獵、游牧生活方式的遺存。

第二，古希臘不具備遠途輸入糧食的條件

有中國古希臘史專家也為解決古希臘糧食問題發(fā)愁，提出到黑海地區(qū)、波斯、印度買糧或殖民掠奪的可能性，其實斷不可為。

從中國東北邊境到亞得里亞海東岸，都屬于廣袤無際的古代歐亞大草原，亞得里亞?！诤５貐^(qū)屬于歐亞大草原的西部，是歐洲三大蠻族之一的斯拉夫人和中亞、西亞游牧民族交匯處，民風彪悍，氣候干旱，無法開墾種植，只能選擇游牧生活，怎么可能在公元前有大量余糧供古希臘人販運？

波斯地區(qū)屬于伊朗高原，不是山地就是沙漠，地主家也沒有余糧。波斯乃千年帝國，實力遠在希臘之上，殖民波斯根本不可能。偽史描述亞歷山大大帝以區(qū)區(qū)3萬赤腳大兵，手持青銅長矛，10年時間就征服了包括波斯在內(nèi)的一千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并實行希臘化殖民統(tǒng)治，完全是侮辱智商的天方夜譚。且希臘到波斯海路太遠，陸路要翻越沙漠戈壁和高山峻嶺，沿途邦國林立，民族眾多，距離數(shù)千公里販運一車糧食估計要消耗10車，完全不可行。

印度是一個弱農(nóng)業(yè)文明區(qū)，教科書上所謂的印度文明過于夸大。印度河平原總面積26.6萬平方公里，塔爾沙漠占去了20萬平方公里。這里氣候炎熱，沙漠地區(qū)最高氣溫達50°C，三角洲地區(qū)也在40°C以上，年平均降雨量不到300mm，蒸發(fā)量達4000mm左右。當代有比較發(fā)達的灌溉農(nóng)業(yè)，遠古時期則以游牧為主，僅河灘和三角洲地區(qū)適合農(nóng)業(yè)種植。恒河平原土地肥沃，但年降雨量超過10000mm，且災難性風暴頻繁，典型的熱帶雨林氣候，是大型食肉類動物的樂園，在遠古時期同樣不適合農(nóng)業(yè)種植。

人類來自叢林，戰(zhàn)爭是生存狀態(tài)，族群之間必然為爭奪土地、草場、水源而戰(zhàn)，為爭奪食物而戰(zhàn)。在古代邦國林立、族群對抗，相互征伐的情況下，一個地區(qū)數(shù)百年間依賴糧食進口是完全不可能的，斷糧一個月人口就可能全部死絕。

（三）古代西方文明不符合常識

古希臘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除了不具備農(nóng)業(yè)文明的支撐之外，創(chuàng)造燦爛文明所必須的生產(chǎn)工具、語言文字、書寫載體、計數(shù)方法等等也查無實證。

無鐵制工具目前在希臘、埃及、意大利、土耳其等地有很多所謂的古代文明象征的遺址、遺跡和文物。比如埃及金字塔、盧克索神廟，雅典衛(wèi)城、帕特農(nóng)神廟、波斯波利斯遺址等等，都被認為是2500年前甚至4000年前的遺跡。這些遺跡大多是大型或巨大型石料建筑物。常識告訴我們，開采這么巨大的石料，雕刻花紋圖案需要鋼鐵工具，但是沒有證據(jù)證明1000年前西亞、歐洲已經(jīng)冶煉鋼鐵，甚至連冶煉鋼鐵所必須的煤炭開采也沒有。13世紀的馬可·波羅，16世紀的利瑪竇，他們都去過很多地方，在他們進入中國之前都對煤炭聞所未聞。馬可·波羅在中國游記中介紹中國人用黑色的石頭燒火，竟然被很多歐洲人罵為騙子。利瑪竇在北京看到家家戶戶用類似天然瀝青的焦狀物燒火取暖，也不知道是何物?？梢?，至少在公元1600年之前，歐洲和西亞地區(qū)還沒有開采、使用過煤炭。

字母計數(shù)法無法運算按照歐洲人自己的說法，古希臘、古羅馬使用字母計數(shù)法，沒有十進制或其它進制規(guī)則。但是用字母計數(shù)法根本無法進行簡單的加減乘除計算，無法正常進位，當然也不可能產(chǎn)生歐幾里得幾何學。歐氏幾何學必然是在阿拉伯數(shù)字產(chǎn)生之后才有可能。

古希臘計數(shù)法、古羅馬計數(shù)法系近代偽造，且無法運算，無法進位，不可能有數(shù)學和幾何學

無書寫材料近兩百年間世界各國整理、翻譯、出版了海量的古希臘哲學家、政治家、歷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的著作，據(jù)說古希臘文人用莎草紙作為書寫工具。但是在十八世紀以前，沒有任何人知道莎草紙。實際上，十世紀以前，整個歐洲、西亞、北非根本沒有紙張，沒有大規(guī)模使用的書寫材料。即便有所謂的羊皮紙和莎草紙，也不能被普遍使用。莎草紙極易損毀變質(zhì)，不耐折疊，厚度較大，動輒幾十萬字的古希臘著作無法用莎草紙裝訂成冊和長期保存。羊皮紙則價格昂貴，難以加工，目前存世的羊皮卷只有《圣經(jīng)》、古地圖等少量晚近典籍，說明羊皮紙沒有被普遍使用。

中譯10卷本《亞里士多德全集》300萬字，寫在哪里？

孔子六書寫在竹簡上

（四）希臘化殖民子虛烏有

根據(jù)西方文明史，古希臘后期亞歷山大大帝從同一希臘半島開始，率領3萬赤腳大兵依靠青銅長矛和短劍海外征服，10年時間拿下地中海到蔥嶺、從埃及到印度廣大地區(qū)，并實行希臘化統(tǒng)治，從而給希臘攫取了源源不斷的糧食和財富。這故事聽起來很鼓舞人心，亞歷山大大帝簡直是神一樣的存在。但是一回歸常識，就不可避免地令人陷入沮喪：古希臘是銅器時代，不是鐵器時代更不是火器時代；古希臘大概率還沒有發(fā)明橋型馬鞍和馬鐙（4世紀匈人騎兵讓歐洲目瞪狗呆，十字軍東征才有真正的騎兵）；古希臘沒有足夠的兵員和后勤補給；希臘化地區(qū)幅員遼闊，民族邦國林立，語言文字五花八門，實施統(tǒng)治需要龐大的官僚與軍事體系；亞歷山大僅活到32歲，死后希臘帝國隨之崩塌，短短10年不可能希臘化任何地區(qū)。

3萬赤腳大兵10年征戰(zhàn)10萬公里創(chuàng)建1000多萬平方公里殖民帝國，很侮辱智商

所以，種種的不可能，歸根結蒂是古希臘羅馬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的不可能。眾多西方偽史研究者已發(fā)表出版不少論文論著，從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人類學、地理學、地圖學、版本學、辨?zhèn)螌W、氣候變遷、地理變遷等不同的角度對西方偽史、文獻托偽、文物造假、遺跡造假等進行了全面考證，以后將分類綜述評論。

三、西方近代文明從中國來

（一）古代西方民族全是蠻族

在紀元前，甚至在十世紀前，世界上只有一種文明，就是中華大地上的華夏文明。印度河—恒河平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弱文明”，但是除了佛教未能對世界產(chǎn)生更多的文化影響。所謂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則是根本不存在的子虛烏有。歐洲、西亞地區(qū)在紀元前普遍處于狩獵、游牧的原始狀態(tài)，《圣經(jīng)》記述的以色列人顛沛流離史，也是整個西亞和歐洲所有民族的生存方式；匈奴人——匈人——突厥人——塞爾柱人——土耳其人，這樣的族群演化過程，是古代中亞、西亞、歐洲廣大非定居農(nóng)業(yè)區(qū)所有民族的演化模型。中國歷史文獻中的胡、戎、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回鶻、契丹等等，均是在相互征伐過程中不斷融合重組，留下的是基因，消失的是族群。

發(fā)生在公元4世紀的匈人西侵改變了歐洲的社會形態(tài)和生活方式。公元前1世紀被漢武帝打敗的匈奴殘部西遷到阿姆河—錫爾河—里海地區(qū)生息繁衍，到5世紀時以匈人面目出現(xiàn)重新強大為“上帝之鞭”。公元5世紀中葉，匈人大單于阿提拉率領鐵騎橫掃歐洲大陸，造成歐洲各蠻族的大遷徙、大分化、大重組。由于受“阿爾卑斯山脈—亞得里亞海—巴爾干半島山地—愛琴?！锖！喖殎喩降亍布{托利亞高原”天然屏障的阻隔，在匈人西侵之前，白人世界與西亞、地中海沿岸諸民族交流融合不太明顯，亞平寧半島和巴爾干半島原住民并非白人，而是地中海人，與小亞細亞有比較多的血緣關系，在亞平寧半島建立的羅馬帝國，也是地中海人的帝國。所以隨著猶太人在西亞—地中海沿岸的遷徙，猶太教中分離出來的基督教在該地區(qū)得到了廣泛傳播。匈人西侵，北方蠻族大量涌入亞平寧半島和巴爾干半島，與地中海沿岸民族發(fā)生融合。

阿提拉死后，匈人逐漸式微。在抵抗匈人入侵和爭奪地盤過程中，歐洲形成一些強權勢力，形成早期國家。亞平寧半島地中海人的羅馬帝國也被反客為主的日耳曼人推翻取而代之，地中海人的羅馬帝國在小亞細亞半島上的君斯坦丁堡建都，即東羅馬帝國。東西羅馬的并立，標志著歐洲特別是西歐作為一個人文區(qū)域的形成。

（二）“中學西漸”與歐洲歷史上三次大規(guī)模文化輸入

歐洲是從原始狀態(tài)的蠻族社會走進新千年的。第一個千年，這里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世界，只有拉丁文一種文字，主要被教會上層掌握，包括各國貴族和國王都是不識字文盲。正如啟蒙運動大思想家狄德羅所說：“500年前，整個歐洲沒有文字”。但是要治理國家，要走向世界，就要和文明世界接軌，采取拿來主義，使歐洲盡快走出愚昧落后。這不一定是自覺的，但一定是必然的。

在歐洲引領世界文明之前，至少經(jīng)歷了3次影響深遠的文化輸入。

第一次是公元4世紀基督教文化進入西歐?；浇贪l(fā)源于西亞猶太人部落，由于受猶太教的排擠，耶穌蒙難后12使徒被迫離開族群，向小亞細亞、巴爾干地區(qū)、亞平寧地區(qū)傳教，并在羅馬地區(qū)形成教會文化中心。最初的300年間（也許更短，因為古代西方?jīng)]有以年計算的歷法），基督教深受羅馬帝國的迫害。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并使其合法化，狄奧多西大帝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并大量啟用有文化的教士進入各級政府參與帝國管理，使基督教登堂入室。奧古斯丁改造基督教教義，創(chuàng)立神學和神學院，使基督教從單純的宗教組織轉(zhuǎn)變?yōu)槲幕M織，并開創(chuàng)了經(jīng)院哲學、邏輯學、修辭學和文學等早期學術。

第二次是公元8世紀開始持續(xù)400多年的所謂“古希臘”文化復興和近代大學的誕生。古希臘本來是子虛烏有的概念，文藝復興時期出現(xiàn)了不少亞里士多德著作，但是并沒有刻意突出古希臘。根據(jù)何新先生的考證，古代希臘并不在希臘半島上，而是黎凡特地區(qū)的Hellao。雖然《圣經(jīng)》關于神造世界和神諭神跡荒誕不經(jīng)，但其中體現(xiàn)的猶太人生活狀態(tài)和記載的地名、人物大多是真實可信的。《圣經(jīng)》提到過雅典，提到過伊壁鳩魯學派、斯葛多學派，但是沒有提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這些更加響亮的名字和事跡。事實上，文藝復興所復興的不是古希臘、古羅馬，而是對西亞、阿拉伯文化的引進、吸收、再創(chuàng)作。而西亞、阿拉伯文化則來自阿姆河、錫爾河“小兩河流域”中亞地區(qū)，特別是“昭武九姓”所在的河中地區(qū)。該地區(qū)本來就是漢人或漢化西域人，“昭武九姓”原在祁連山下（今甘肅昭武縣一帶）生息繁衍，從事農(nóng)牧業(yè)和商業(yè)，西漢時期被匈奴驅(qū)趕，翻越蔥嶺來到河中地區(qū)，一直與華夏主文化區(qū)保持著文化和商業(yè)交流，自稱漢人，波斯人稱其“圖蘭”（本意為“中國人”）。所以文藝復興時期西方興起的哲學、藝術、數(shù)學、天文歷法、地圖學、醫(yī)學、造紙術、印刷術等等，都是通過“昭武九姓”中轉(zhuǎn)“西漸”的結果。

昭武九姓漢代西遷，唐代由安西都護府管轄

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逐漸開創(chuàng)了一種以大學、學院為平臺的新型文化形態(tài)，有組織、系統(tǒng)化地開展對自然和人文的研究探索。這種文化形態(tài)具有強大的研究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和文化積淀傳承能力，是中國古代私塾式、個體化文化研究傳承形態(tài)所不可比擬的。1154年羅馬皇帝批準歐洲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成立，到1600年已發(fā)展到108所大學，設立學士、碩士和博士三級學位。這些大學有的是教會創(chuàng)辦，有的是國王或貴族資助，教授們既信仰神學，也研究科學。但是由于科學總是與教義相悖，為了避開宗教裁判所的懲罰，此時的學術成果不得不托名作偽，這就是所謂古希臘文化的最早來源。由于基督教《圣經(jīng)》本身就是虛構，所以無論是教會還是世俗，都不介意甚至鼓勵這種偽造。亞里士多德學說的出現(xiàn)，本來是世俗王權挑戰(zhàn)教皇神權的理論武器，偉大的阿奎那教父不在意亞里士多德的真?zhèn)?，而是機智地吸收合并了亞里士多德學說，給神學引入哲學智慧，基督教和教皇迎來高光時刻，同時也為宗教跌落神壇譜寫了序曲。

第三次文化輸入是16世紀末興起的耶穌會傳教士征服中國運動，開創(chuàng)中西文化直接交流新時代。這次文化輸入是大航海和海外殖民背景下，教會和世俗力量密切配合，有組織、有目的、有針對性的文化剽竊和文化殖民行動。傳教與殖民本來就是如影隨形，西歐艦船與槍炮打到哪里，傳教士也就會跟隨到哪里，傳教經(jīng)費也主要由殖民當局提供。西歐傳教士之所以先于軍艦與槍炮到達中國，完全是武力征服失敗后的另一種選擇，具有軍事間諜和科技文化間諜的性質(zhì)。荷蘭搶奪葡萄牙東方殖民地，就是依靠傳教士的情報和策反土著而取勝。

1510、1511年，葡萄牙殖民軍先后侵占印度果阿地區(qū)、馬六甲、東南亞，并開通了與中國的商業(yè)貿(mào)易。1515年葡國使臣Tome Pires第一次提出攻打中國的建議，1517年葡萄牙使團奉馬六甲總督之命帶艦隊出使中國，在東莞登陸遭拒后鳴火槍示威，后經(jīng)賄賂當?shù)毓賳T，得以在屯門島暫居，等候朝廷答復。他們在此設立營地，宣示主權，制造武器，劫掠商船，生吃人肉，引起官民恐慌。1521年明武宗去世，廣州官方以國喪為由驅(qū)逐使團離境，使團艦船向中國海巡隊發(fā)起武力攻擊，經(jīng)過40天激戰(zhàn)，最終失敗逃走。1522年葡國艦隊再次進攻廣東沿海，經(jīng)過激烈海戰(zhàn)，傷亡35人，被俘42人，再次失敗倉惶撤退，之后大明實施海禁，加強了對沿海地區(qū)的封鎖。1548年、1549年，葡萄牙軍艦再次嘗試武力征服，在浙江雙嶼、福建走馬溪進犯，又遭慘敗，之后再也不敢對大明用兵。不久荷蘭人與葡萄牙爭奪東方殖民地，亦試圖武力進犯中國，攻打澳門被中葡聯(lián)軍擊敗。這才使西方人意識到，當時條件下不具備武力征服中國的能力。

1552年葡萄牙印度總督希望修復與中國的商貿(mào)關系，再次派出使團，耶穌會神父沙勿略爭取到了使團名額，并建議尊重中國文化習俗，消除中國人對西方人的戒備和敵視，以開辟中國教區(qū)和商貿(mào)為幌子，打入中國內(nèi)陸，得到印度總督認可。1553年，使團通過賄賂地方官員，得以在澳門島暫居，之后變?yōu)樽饨?，作為與中國通商的據(jù)點。1582利瑪竇神父自澳門成功進入肇慶居留，經(jīng)過16年的不懈努力，北上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一路賄賂地方官員，結交上層知識分子，開創(chuàng)了中國教區(qū)傳教事業(yè)。到1604年，僅在南昌逗留的傳教士就多達300人，明末在華傳教士超過500人，其中法國籍傳教士占到39%，大多與法國國王、具有新興資本主義背景的共濟會、梅森會、高盧主義者等組織有關，這也是法國最先興起中國文化熱和啟蒙運動的主要原因。

明末清初，傳教士把數(shù)以萬計的中國古籍帶回歐洲，撰寫出版了很多介紹中國學術和科技的著作，很多傳教士成為著名的漢學家。這次文化輸入不僅全面啟蒙了西歐科學、技術、思想、文化，而且18、19世紀編造的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典籍、歷史、編年史等等，都是模仿中國典籍中的體例、概念、故事情節(jié)。比如希羅多德《西波戰(zhàn)爭史》中的溫泉關300勇士對抗2萬波斯精銳，明顯是抄襲公元74年西域都護府疏勒城300守軍在耿恭率領下大戰(zhàn)匈奴2萬圍城軍的故事，并揉進了古代中國關隘戰(zhàn)例故事。在西方歷史上，只有城堡概念，并沒有關隘概念。

（四）世界古代文明是一個“中學西被”的過程

從西漢開始，中國與中亞、西亞的交流和商貿(mào)日益頻繁。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先后到達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等廣大地區(qū)，之后漢庭不斷派出使者，除中亞、波斯來往頻繁，還到達了更西的庵蔡（咸海、里海地區(qū)）、條支（敘利亞）、梨軒（地中海沿岸）一帶，開辟了絲綢之路，西亞客商絡繹不絕。盛唐時期，西域、歐洲還處于游牧或奴隸制時期，大唐是域外各民族向往的燈塔國，史籍記載有70多個國家不斷有使者、客商、留學生到達長安。朝廷在長安設有鴻臚寺、商館、太學等,專門接待、安置外國人，對中亞、西亞地區(qū)文明開化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唐代還在中亞地區(qū)設置安西都護府，專司對中亞地區(qū)的管轄。宋代與西域的交往更加密切，中亞地區(qū)的喀拉汗國認同自己是“秦人”，喀拉汗王自稱“中國王”（桃花石汗）。西遼則完全漢化，西亞、歐洲各國均稱西遼為“契丹”。

中國與西域各國的交流，首先是商貿(mào)和文化的交流，中華帝國燦爛的文化、先進的技術傳入中亞、西亞廣大地區(qū)。中國醫(yī)學、數(shù)學、天文、歷法、測量、星象、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等都是通過中亞向西傳播。伊斯蘭教創(chuàng)始人穆哈默德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在漢民族計數(shù)法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阿拉伯數(shù)字和十進位制，大約8世紀下半葉到10世紀，中國造紙術傳遍中亞、阿拉伯和西亞、北非。在與中國的交流過程中，中亞、西亞逐漸進入文明時代，數(shù)學、天文、歷法、醫(yī)學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現(xiàn)了花剌子模、阿維森納、阿爾巴塔尼等等一大批文化人和科學家。十字軍東征，基督教世界不僅從中東地區(qū)掠奪了大量財富，也發(fā)現(xiàn)了東方文明。公元12—13世紀，造紙術、阿拉伯數(shù)字和算學等傳到西歐，教會神學院也相繼轉(zhuǎn)變?yōu)榻髮W，研究領域從單純的神學、經(jīng)院哲學拓展到邏輯學、修辭學、數(shù)學、天文學、醫(yī)學等等。此時在拉丁文的基礎上相繼分化出各民族文字；誕生于經(jīng)院哲學時期的邏輯學與阿拉伯數(shù)學的巧妙結合，用形式邏輯的方法研究數(shù)學問題，使得西歐數(shù)學從一開始就高出了阿拉伯數(shù)學和中國數(shù)學，最典型的成就是《歐幾里得幾何學》。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在《另一個世界》中說道：“沒有阿威羅伊，我們怎會知道亞里士多德？沒有阿維森納的《醫(yī)典》，我們怎會知道加利安和希波克拉底？沒有伊本·赫勒敦何來社會科學？沒有比魯尼，何來天文學？沒有花剌子模，何來數(shù)學？”他所提到的醫(yī)學家阿維森納（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年）、天文學家比魯尼（公元973-1048年）、數(shù)學家花剌子模（公元780-850年）都是中亞人，“昭武九姓”的后裔，自漢代以來一直保持著與華夏主流文明的密切交流，中國文化和技術的每一點進步都能夠通過他們得以西傳。所以，林鵬教授、河清教授等認為中亞是第二個文化中國，西亞和歐洲則是第三個文化中國，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13世紀末、14世紀初，《馬可·波羅中國游記》在西歐廣泛傳抄，成為一個重大文化事件。盡管很多歐洲人把馬可波羅當成騙子，但更多的人相信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叫“中國”（契丹）。英國學者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國發(fā)現(xiàn)世界》中考證，明代鄭和船隊副使曾到達過米蘭，向教皇贈送了《授時歷》、《星歷表》、《農(nóng)書》、《九章算術》等中國典籍?；浇虤W洲發(fā)現(xiàn)了東方、發(fā)現(xiàn)了神造之外的世界，那里不僅有精美的絲綢瓷器，還有燦爛的文化、先進的科技、不同于西方的社會形態(tài)。到中國攫取財富、抄襲文明，成為冒險家、商人和基督徒們的共同夢想，由此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和傳教士“征服”時代（利瑪竇中國札記原書名是《利瑪竇征服中國史》）。

傳教士以傳教之名，借道阿拉伯、印度來到中國，拿走了《四書》、《五經(jīng)》、《九章算術》、《周髀算經(jīng)》、《甘石星經(jīng)》、《齊民要術》、《古六歷》、《大衍歷》、《授時歷》、《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以及歷代史籍、醫(yī)書等等海量文獻、百業(yè)技術。從《馬可波羅游記》、《利瑪竇中國札記》等西人著述中，字里行間洋溢著對中國輝煌文化的敬仰與贊嘆；啟蒙運動先哲孟德斯鳩、狄德羅、伏爾泰、盧梭等等，也從不吝嗇對中國文化的溢美之詞。

（六）十七世紀中國與近代文明擦肩而過

十六世紀七十年代末（1578年）利瑪竇離開歐洲時，《歐幾里得幾何學》、地球中心說、投影地圖是西方科技的最高成就，初等數(shù)學剛成體系，物理學尚在萌芽，化學還停留在“四元素”說，利瑪竇還在用“四元素”糾正中國人的“五行”說。但這已足夠震驚中國知識界，徐光啟、李之藻、瞿太素等等一大批明末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像小學生一樣畢恭畢敬地向利瑪竇學習算術、幾何學、天文學、地理學和繪圖技能。正如一位博學的中國文人對利瑪竇感嘆道：“在我們中國人知識終結的地方，西方卻僅僅在開始”（《利瑪竇中國札記》349頁）。這句話充分反映了當時第一批接觸到西方學術的中國知識精英對中國學術范式的深刻反思和對失去的千年的痛惜。

在徐光啟等上層知識分子的努力和利瑪竇等傳教士的配合下，十七世紀初葉大明帝國掀起了一場學習西方知識、翻譯西方科技著作的熱潮。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學前六卷，以《幾何原本》出版；李之藻與利瑪竇翻譯了《實用算數(shù)概論》，以《同文指法》之名出版；李之藻在利瑪竇指導下繪制了中國第一幅投影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湯若望與李祖田翻譯了《遠鏡說》、與汪徵翻譯了《奇器圖說》、與李天經(jīng)翻譯了《恒星歷指》；鄧玉函翻譯了《天空與天梯測量的簡要理論》，湯若望用漢文撰寫了《西方天文學家史》等。僅十七世紀前40年（明帝國滅亡前）就翻譯西方各類著作50多種。這場翻譯運動，實質(zhì)是用西學方法重整中國學術資料，比如徐光啟的《幾何原本》是用歐式幾何學的抽象邏輯方法和體例整理中國兩千年積累的數(shù)學、測量學成果；李之藻的《坤輿萬國全圖》比當時歐洲最好的繪圖師繪制的世界地圖都要精美、準確得多。李之藻所著《同文指法》，實際上是羅馬諾學院教授克拉維烏斯的《實用算數(shù)概論》筆算方法和明末算學家程大位的珠算著作《算法統(tǒng)宗》的內(nèi)容，是中國第一部筆算數(shù)學。（據(jù)程碧波等人的考證，這幾十部所謂翻譯著作，大多不存在于西方，而是傳教士們用拉丁文整理、匯總、翻譯中國典籍，其中也有創(chuàng)新的成分，謊稱是西方原著再讓中國學者翻譯成中文）。

更為重要的是，傳教士們剛好趕上明末清初反叛2000年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反叛封建專制制度的文化思潮，被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代表人物有：李贄、黃宗羲、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戴震、黃綰、傅山、唐甄、陳確等。這場“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的“破塊啟蒙”（王夫之語）運動，閃耀著人文主義的光輝。

李贄（1527—1566）是明清啟蒙思潮的先行者，對千百余年來以孔孟之言定是非的文化專制，他提出了“是非無定質(zhì)、無定論”思想，對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學展開猛烈批判；對正統(tǒng)儒學維護等級秩序、貧賤由命、男尊女卑，提出了“天賦平等”論；對封建禮教束縛人的思想提出了“童心即真心”、“各從所好，各聘所長”的個性自由、個性解放思想；針對道學家們“存天理，去人欲”說教，提出了“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飲食男女之謂道”，主張“無私則無心”的私產(chǎn)思想。

黃宗羲（1610—1685）的《原君》、《原臣》、《原法》直指君主專制和綱常禮教，用歷史比較法，批判專制，主張改革，痛罵封建帝王為“獨夫”、“民賊”，提出“人人皆可為堯舜”，主張“天下之法”，反對“一家之法”；呼吁官僚們?yōu)楣僦缿疤煜聻橹?，君為客”。他還是“議會制”的首倡者，提出“公是非于學校”政治主張，設想國家設“太學（議會）”，選舉“祭酒（議長）”，地方設“學校（郡縣議會）”和“學官”，通過議會議政定是非，限制君權和地方官僚權利。

顧炎武（1613—1682）也提出和黃宗羲相同的政治思想，提倡“利國富民”，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反對君主專制，主張“眾治”、“分天下之權”、民選政府，反對空談，主張“經(jīng)世致用”，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

方以智（1611—1671）、王夫之（1619—1692）創(chuàng)立了反封建專制、反宋明理學和孔孟之道的哲學思想體系，提出了“天理寓于人欲”、“民之天”、“飲食男女，人之大共”、“均天下”、“公天下”等人文主義、民主主義思想。

明末清初中國啟蒙思想萌芽于新興資本主義土壤，是對改朝換代社會大動蕩的激憤思考。他們從大明的凋亡覆滅看到了封建專制的不可延續(xù)性，從宋明理學空談誤國看到了孔孟儒學的守舊無用。但是滿清王朝很快登堂入室，專制集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宋明王朝尚能文人治國，大清王朝是外族入主，必然施行暴政，壓制自由思想，致使王夫之們的啟蒙思想火花，未能照亮泱泱華夏的夜空。

機緣巧合，在王夫之一代相繼隕落的時候，萬里之外的歐洲，特別是法國，一顆顆璀璨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孟德斯鳩、葛德文等等。更巧合的是，在伏爾泰們正在在咿呀學語的時候，已經(jīng)有幾百名具有西歐新式大學“學士”、“碩士”甚至“博士”學歷的“傳教士”活躍在中國官場學界，其中近40%來自法國。耶穌會的使命是傳教、辦學，中國教區(qū)的傳教士們即不傳教，也不辦學，他們對中國的文獻、古籍特別感興趣，似乎他們的高盧主義、共濟會或者詹森學派背景更深一些。巧合之三是明末清初中國啟蒙思想的矛頭對準的是孔孟儒學（宋明理學）和封建專制；法國啟蒙運動的矛頭是宗教裁判所和路易家族皇權專制。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三權分立，伏爾泰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盧梭的人民主權，尊重私產(chǎn)，都能在王夫之們的著作中找到概念。孟德斯鳩在撰寫《論法的精神》過程中，深入研究了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參閱了當時所有能找到的所有中國的文獻，收集了全部的《耶穌會士書簡》，并與從中國回歐的人士廣泛交流。

沒有巧合，只有傳承。中國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未能啟蒙中國，卻啟蒙了萬里之外的西歐，在那里被發(fā)揚光大，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思想解放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上世紀初英國學者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中所說：“18世紀的歐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壓力和傳統(tǒng)信念的崩潰，使得天主教傳教士帶回來的某些中國思想在歐洲具有的影響，超過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國宣傳的宗教。”

大明王朝實施文人治國，對新思想有一定的包容性，尤其是對科技研究基本不加限制。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明末李自成農(nóng)民大起義如洪水般吞噬大明王朝，如果不是清軍乘虛入關造成明帝國猝然崩塌，十七世紀初興起的東西方科技文化交流不會中斷，中國啟蒙思潮不會無聲湮滅，中國將和歐洲一起進入后帝國時代，在資本、槍炮、科技、文化“四大金剛”加持下共同創(chuàng)造近代文明。

（七）傳教士開啟的中西文化交流從“雙向”到“單向”

有很多學人都痛惜、譴責清代的閉關鎖國，以“天朝上國”故步自封，卻都忽略了導致清初中西方文化交流突然中斷的直接原因是教皇克勉十一世發(fā)布傳教禁令。有的人注意到了“傳教禁令”，卻只講羅馬教廷反對中國教區(qū)偶像崇拜，不講或故意回避羅馬教廷不允許傳教士向中國傳授科學知識。

1704年，教皇克勉十一世對中國傳教團工作十分不滿，認為他們在中國傳播“日心說”等科學知識違反了宗教裁判所禁令，在中國教區(qū)未禁止偶像崇拜違反教規(guī)，發(fā)布傳教禁令禁止傳教士在中國傳授科學知識，禁止中國信徒祭拜孔子、祭拜祖宗?？滴醯鄢趼劷袒式睿谷徊桓抑眯?，親派使臣到羅馬問詢是否真有此等禁令。沒想到教皇竟扣留使臣多年，康熙龍顏大怒，于1718年頒詔禁教，斷絕了與羅馬教廷的聯(lián)系。

羅馬教廷嚴禁傳教士向中國傳播西方科技文化，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從“雙向”變成了“單向”。清廷只是禁止了教士在中國傳教，并沒有阻止中國科技文化向西方傳播。順治帝時代，傳教士們就已經(jīng)出入于大清宮廷，湯若望還一度成為康熙帝的老師，教授康熙帝算術、幾何、天文學等西方科技知識，官居一品。康熙年間編撰完成的10000卷《古今圖書集成》、乾隆年間編撰《四庫全書》，都有傳教士們參與，有37種傳教士獨著、協(xié)著的書籍收錄進《四庫全書》。傳教士們也及時將《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這些寶貴典籍帶回歐洲，成為近代西方學者的思想源泉。

明末清初大批傳教士蜂擁而至，從一開始就不是為文化交流而來，他們都帶有非傳教使命，這種使命來自教廷，也來自各國國王、貴族、大學、研究機構，與西班牙國王資助哥倫布開辟新航線而發(fā)現(xiàn)新大陸別無二致。和當年的十字軍東征、美洲殖民、非洲殖民和印度東南亞殖民沒有什么不同。只不過是他們遇到了完全不同于非洲、美洲和印度的征服對象。他們垂涎于中國的豐富物產(chǎn)，有遠見的教廷、國王、貴族和大學教授們更看重中國的燦爛文化和豐碩的科技成就。同時也看到了中國學術的基礎性和方向、方法上的錯誤，明白中國學術一旦找到了正確方法，西方人將無法追趕，殖民中國更是做夢，所以向中國封鎖西方科技進步成為所有傳教團體的共識。當初利瑪竇在澳門滯留多年無法進入中國內(nèi)地。進入內(nèi)地滯留南方16年才被允許前往北京覲見皇帝。為了消除中國人對他的戒心，他把自己打扮成中國儒生，采取“合儒”策略，用西方知識取悅朝廷要員，給徐光啟講授幾何學、天文學。他的策略是正確的，好學的徐光啟們很快就被他征服。為了學習新知，很多高階文官不惜屈尊皈依天主教。但是當這些中國文人試圖通過他傳播西方科技學術時，他又極不情愿。在徐光啟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同意共同翻譯《幾何原本》，但翻譯完前六卷后，他就不再配合，直到250年后的1852年才由清代數(shù)學家李善蘭完成了后九卷的翻譯。利瑪竇與李之藻共同繪制《坤輿萬國全圖》，得以接觸中國大量的地理測繪資料，包括鄭和船隊歐、亞、非廣大地區(qū)的測繪資料，從而也使《坤圖》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世界地圖。1611年，司天監(jiān)周子愚上書奏請耶穌會士龍華民、熊三拔協(xié)助修改歷法獲準，但當時在華傳教士只有粗淺的天文知識，并不具備制訂歷法方面的能力，遂派金尼閣去羅馬向教皇求助。但此時教皇正在為伽利略傳播“日心說”而惱火，經(jīng)過宗教裁判所判令伽利略禁言，哪有最新的天文學資料給金尼閣？所以當他向伽利略索要日、月、地運轉(zhuǎn)觀測資料時，被伽利略斷然拒絕：“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傳播到中國！”

明末清初，傳教士將數(shù)萬種中國文化典籍運回西方，梵蒂岡圖書館館藏1.2萬冊、大英博物館館藏2萬多冊，法國國家圖書館、德國國家圖書館也有很多中國古代典籍收藏，大多是明清之際傳教士運回。這批海量典籍在西歐掀起了中國研究熱。自16世紀利瑪竇用拉丁文翻譯朱熹注《四書》之后，“中國熱”隨之興起，“中國學”也正式成為歐洲的顯學。到17世紀末葉已有數(shù)十種中國經(jīng)典譯本在歐洲流行，如《論語》、《大學》(以《中國的智慧》為名)、《中庸》(以《中國政治道德學》為名)、《孟子》等四書，以及《詩經(jīng)》、《書經(jīng)》、《易經(jīng)》、《禮記》、《春秋》等五經(jīng)，還有《樂經(jīng)》、《孝經(jīng)》、《幼學》和朱熹的著作，均被翻譯成西方多種文字在西方發(fā)行。此外，歐洲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和哲學的著作也不斷涌現(xiàn)，如《中國通史》、《孔子道德論》、《中國人的政府和道德觀念》、《中國哲學》等，其影響甚至超過中國經(jīng)典本身，成為17、18世紀歐洲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源泉，為歐洲近代文明的爆發(f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西方為何偽造古代史

西方偽造古代史，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從無組織到有組織、大規(guī)模、系統(tǒng)化、體系化的過程。教皇、國王、教會組織、政府組織、財團組織、大學、研究機構共同參與了這場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造偽過程，至今仍然還在進行。

唐宋之間，中國與中亞、西亞地區(qū)商貿(mào)、文化交流密切，該地區(qū)深受中華文化影響，逐漸文明開化，有了自己的文字和計數(shù)方式，學會了來自中國的造紙術，涌現(xiàn)出一大批仰望星空、思考人生、格物致知的文人。在數(shù)學、天文學、醫(yī)學、文學、哲學等方面都有了不少著述。但中亞、西亞地區(qū)畢竟是從游牧時代過渡到半農(nóng)半牧定居時代，社會結構與中國有很大不同，沒有網(wǎng)格化的郡縣設置，也沒有完善的國家職能機構，沒有修史立傳的傳統(tǒng)。過若干年之后，一個類似“柏拉圖”這樣的名稱到底是人名還是地名都無法考證了。十字軍東征，不僅從東方掠奪了大量財富，也帶回了很多典籍。教會學者在傳抄、翻譯這些書籍的時候，說不清也不關心它們的來處，就有意無意地把它們當作來自猶太人故鄉(xiāng)Hellao（希利尼）的智慧。所謂文藝復興時期，也正是歐洲海外殖民全面推進的時期，殖民鐵蹄已經(jīng)占領了西亞、印度、非洲、美洲廣大地區(qū)，唯有中華大地難以涉足，東方民族難以征服。面對中華帝國智慧的人民、燦爛的文化，闊起來了的西方殖民者迫切需要文化自信。于是他們干起了移花接木的勾當，把黎凡特的Hellao移花接木到了巴爾干半島，把半島上的古地中海人換成歐洲人，從而也就開始了古希臘文明的胡編亂造。譚老師地理工作室綜合整理

阿拉伯帝國時代的文化并沒有超越中華文化，文藝復興時代的“古希臘文明”還比較單薄、零碎。在把阿拉伯文獻翻譯成拉丁語文獻過程中，經(jīng)過了翻譯者的再創(chuàng)作。不僅運用了中世紀經(jīng)院時代的哲學、邏輯學、修辭學成果，也大量吸收中國古典文獻思想。甚至很多大部頭所謂“古希臘”著作，也都是按照這個邏輯，由文藝復興時期大學教授們托名偽作。比如據(jù)陳大漓先生考證，希羅多德《歷史》、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等，就是出自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學者洛倫佐·瓦拉之手。有很多“古希臘”文獻的考據(jù)學追溯，都是到拉丁文版本為止。

啟蒙運動時期，古希臘著作還很少，啟蒙大師們對所謂古希臘評價也不高，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偽作也是不屑于顧，他們更多地是對中國文化的推崇。但是到了拿破侖時代，“古希臘”被重新發(fā)現(xiàn)。作為歐洲一代梟雄，也作為共濟會的領袖，他是有組織、有目的地偽造古希臘、古埃及文明的推動者。是拿破侖的埃及軍團“創(chuàng)造”了古埃及文明、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羅塞塔石碑，25年后拿破侖鐵粉、法國諾布爾大學歷史學教授商博良“成功”破解埃及象形文字，從此“埃及學”誕生。黑格爾、歌德等作為拿破侖的鐵粉中最具才華的學者，他們把“古希臘”文明挖掘、創(chuàng)作出了新高度。更多的大學教授紛紛加入古希臘文獻的偽造之列，漢譯300多萬字的《亞里士多德全集》也于十九世紀中葉在德國出版，據(jù)說這還只是他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鞍＜皩W”也大有長進，“古巴比倫學”應運而生，埃及王表、古巴比倫年表新鮮出爐。

發(fā)達了的西方需要一個闊祖宗。他們不愿意讓世人知道幾百年前他們祖上還是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野蠻人”，于是他們參照中國文明與文化歷史源流，歷時幾百年，偽造了一個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目的只有一個：讓中華文化黯然失色，確立人類文明“西方中心論”，否定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據(jù)何新先生研究，有組織、有目的地偽造西方古代史，始于文藝復興后期，由教會大學及耶穌會、共濟會教會組織集體杜撰，得到羅馬教廷和各國王室的認可。1717年共濟會長老安德森爵士撰寫的《共濟會大憲章》中，勾勒了“共濟會建筑師歷史五千年”，成為后世偽造西方古代史的基本框架。19世紀末出版7卷本《共濟會世界歷史》，“西方中心”工程基本大功告成。浙江大學藝術史教授河清先生即將出版的《歷史的陰謀——從希臘出發(fā)追索西方虛構歷史》中，用詳實的文獻資料，大量的圖畫，揭露了西方人從《東游記》文字虛構，到假想圖、設計圖虛構，再到大規(guī)模偽造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古跡、遺址的過程。

五、西方偽史對中華民族毒害深遠

(一）中國知識界從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卑

明代以前，中華文明一直是人類文明的高地和燈塔，中華民族也一直是一個充滿文化自信的民族。十七世紀初，西歐經(jīng)過文藝復興、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政教關系激烈博弈，逐漸走出蒙昧，走向世界。工商業(yè)資本主義力量日益強大，文化科技有了一定發(fā)展，各民族語言文字逐漸成熟。在中華文化巨人肩膀上站立起來的歐洲文明一開始就具有全新的視角，他們把“格物致知”、“格物窮理”落實到實踐中而不是說教中。歐幾里得幾何學、對天地關系認知、更加精準的經(jīng)緯線投影地圖，以及精美的自鳴鐘、三棱鏡、望遠鏡等等，都給當時的中國文化界帶來極大的震動，發(fā)現(xiàn)“圣學”之外還有“神學”，對董仲舒“獨尊儒術”以來“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為往圣繼絕學”治學范式進行了初步反思，感嘆在“中國古圣賢知識終結的地方，西方人才剛剛起步”。但是此時的中國文人并沒有自卑，而是虛心地學習請教，他們對孔孟儒學和宋明理學“格物致知”、“窮理致用”的認識論有了全新的理解，相信憑著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中華文化深厚底蘊，借鑒西方人的研究方法，一定有超過西人的文化建樹。所以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糾正了《歐幾里得幾何學》很多錯誤，李之藻繪制了比歐洲地圖更加精美準確的《坤輿萬國全圖》。

從萬歷帝、崇禎帝到順治帝、康熙帝，都對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給予了極大支持。崇禎帝下詔讓傳教士幫助修改歷法，康熙帝重用傳教士帶頭學習“西學”，不僅跟湯若望、南懷仁學習幾何學、天文學、歷法知識，還仿照法國科學院創(chuàng)建了“蒙養(yǎng)齋算學館”，恩賜算學家梅鈺成、王蘭生算學進士，授湯若望正一品、南懷仁正二品官銜。此時的西方學術也只是在抽象化、符號化、概念化、邏輯化方面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科學體系還遠未形成，知識的深度和廣度上還遠不及中國“圣學”的博大精深。以至于羅馬教廷頒布傳教禁令后，康熙帝盛怒之下禁止傳教，大學士們也憤憤不平，認為西方之學“不出圣學”、“西學中源”，沒什么了不起，不學也罷。

清初知識界既缺乏徐光啟時代知識分子文化反思和學習西方科學的渴望，更缺乏王夫之一代的批判精神和重構中國學術與社會的勇氣，跟隨康熙帝對教皇和西方采取強硬態(tài)度，只看到傳教士傳授的知識、編著的書籍都是源于“中學”，卻沒看到西方學術思維范式和研究方法與中國學術的本質(zhì)區(qū)別。17世紀初西方世界從學習吸收中國文化成果出發(fā)，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工業(yè)革命全面狂飆突進，在200年時間內(nèi)就搭建了完整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科學發(fā)現(xiàn)、發(fā)明創(chuàng)造不盡其數(shù)，把人類文明推向了工業(yè)化時代。而中國文化界繼續(xù)沿著傳統(tǒng)學術范式闡釋孔孟儒學，在戰(zhàn)亂和帝王之怒中夢游了300年。當西方列強用槍炮轟開中國國門，再次與中國“雙向”交流的時候，泱泱5000年華夏除了資源、古董和市場，在科學文化領域再也沒有值得西方學習的東西了。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洋槍洋炮保護下進入中國的新一代傳教士不須通過傳授科學知識或者贈送西洋巧物取悅于士大夫們，西方從中國出發(fā)，文化科技已走出很遠，完全以俯視的眼光看中國，他們的使命就是宗教殖民。在中國知識界，那批“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派多已作古，第一批庚子賠款留洋生完成了洗腦和精神重塑，走上了中國文化教育前臺。他們對西方精心編造的偽史毫無察覺，相信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臘、古羅馬，否認西學中源。他們大多是愛國者，但也是西洋崇拜者，他們對中國積貧積弱、一敗再敗的根源進行了反思，歸罪于封建專制和孔孟之學，打起了“德先生”、“賽先生”旗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號，發(fā)動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但這場運動走的太遠，和明清學人相比，他們多了走出國門看世界的勇氣和機會，卻少了獨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認識不到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本質(zhì)和海盜文化屬性。從“學習西方”轉(zhuǎn)變?yōu)椤梆б牢鞣健?，從批判孔孟儒學轉(zhuǎn)變?yōu)榉艞壷袊淖帧⒅袊Z言、中國文化，丟失了文化自信，陷入了文化自卑，不自覺地成為西方文化殖民的“帶路黨”。

（二）西方偽史掩蓋“西學”與“中學”的傳承關系，導致崇洋媚外之風盛行

“新文化”之后，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進入全盤西化階段，雖然在引領中華民族走進現(xiàn)代文明居功至偉，但是又使國人從“祖先崇拜”轉(zhuǎn)向了“西方崇拜”，一切以西方標準為標準，西方價值為價值，西方審美為審美，從言必稱“孔孟”到言必稱“西方”，甚至對東西方歷史問題實行雙重標準、完全不顧邏輯和常識的地步，凡是中國的都必須做到考古、測年和文獻“三統(tǒng)一”；凡西方的無須測年，無須文獻考據(jù)，無須懷疑。自從新文化運動使中國學術全盤西化，中國學界就改變了學習的姿勢和心態(tài)。滿清300年民族壓迫、民族奴化，疊加西方近現(xiàn)代文明的巨大沖擊，讓華夏子民自信心喪失，崇洋媚外之風盛行，中國文化逐漸迷失了自我。

當代學人常常把陳寅恪先生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掛在嘴邊，但在學術實踐中卻總是從“西方中心論”出發(fā)。某著名大學地理歷史學教授一生都在考證“文明西來”、“農(nóng)業(yè)西來”、“陶器西來”、“冶鐵西來”，污蔑別人研究中國“四大發(fā)明”是“自娛自樂”的夸大，以“絲綢之路不是中國開辟的”證明“盛唐長安不是世界文明中心”。中亞、西亞人為啥開辟通往中國的“絲綢之路”？70多國使者、學者、商人齊聚長安，為啥不去雅典或者羅馬？當下全世界的學生都想到美國、西歐留學，是因為美國、西歐是現(xiàn)代文明的中心，是現(xiàn)代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中心。常識告訴我們，哪里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人才、商隊才會往哪里去。

當代中國“官科”學者對待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古巴比倫完全到了不講邏輯、不顧常識的地步，讀他們編寫的西方古代史著作，就像讀神話小說，可笑至極。希波戰(zhàn)爭希臘以區(qū)區(qū)7萬赤腳大兵抗波斯幾十萬大軍居然勝利了；特洛伊遺址不過足球場大小的一個古城堡，希臘10萬大軍居然圍城10年而不勝；亞歷山大二世3萬步兵用10年時間征服了1000多萬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數(shù)百個大小國家、部落，實現(xiàn)了希臘化殖民統(tǒng)治，2年之后居然死了。這些不合常理、破綻百出的虛構故事居然作為信史編入他們的著作和教材愚弄一代又一代中國學生。打仗打的是錢糧和運輸保障，在古代糧食短缺、運輸艱難的條件下，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特別是長途征服、長期殖民談何容易！

（三）中國文史學界對西方文史研究陷入了“經(jīng)院哲學”學術范式

“經(jīng)院哲學”預設上帝萬能，天堂美好，在這個大前提下研究“天堂玫瑰花有沒有刺”、是“三位一體”還是“圣父至上”之類的問題。我們的西方文史學家同樣是預設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真實存在，希羅多德、修昔底德都是真實的古希臘歷史學家，他們的歷史學著作甚至《荷馬史詩》都是真實可靠的信史。面對所謂的古希臘人物、著作、歷史事件，完全不做考據(jù)學研究，為西方偽史做層累包裝，毒害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以至于整個學界都失去了懷疑的意識和能力，不知不覺中成為西方偽史的信奉者、傳播者。

某著名大學西哲史教授在其大作《亞里士多德傳》中有一段表述：“柏拉圖著作在其在世時被公開出版，已經(jīng)家喻戶曉……”柏拉圖時代有出版社？漢譯《柏拉圖全集》250萬字，印在什么上面？古希臘人人都識字？人人都喜歡讀艱深晦澀的哲學著作？自《亞里士多德傳》出版后，這段表述不斷被后人引用，沒有人提出質(zhì)疑，可見中國式“經(jīng)院哲學”有多么強大的傳播力！事實上，在現(xiàn)存柏拉圖著作手抄件中，最早的是收藏于牛津圖書館的一件，號稱公元985年，但無論是從版型、字體還是載體，都像是印刷在紙張上的，說明是非常晚近的偽作。

堂堂北大博導，文獻溯源竟如此草率

還是那位復旦地理歷史學家，親自到埃及考察金字塔和盧克索神廟，堅信那些巨大的石材是古埃及人用熱脹冷縮原理往石頭縫里灌水，利用晝夜溫差造成石塊崩裂，做成巨大的石材。多么低的溫度才能使冰的硬度大于石頭的硬度？埃及屬于熱帶沙漠氣候，常年最低氣溫在10°C以上，即便晝夜溫差大，夜間也不會結冰，更不會出現(xiàn)足以崩裂巨石的結冰。再說，開裂的石頭形狀不規(guī)整，沒有鋼鐵工具如何打制成幾噸、幾十噸重的方形、圓柱形石材？水結冰后體積是縮小而非膨脹，怎么能開裂巨石？這些簡單的常識性道理，那些著名的教授、博導居然不去思考，典型的“經(jīng)院哲學”范式。這些無腦考證寫進論著，一傳十、十傳百，成為西方偽史的權威詮釋者，誰敢質(zhì)疑誰就是“民科”、“學術義和團”。這些誤人子弟的學閥長期霸占大中學校講壇和學術話語權，其危害遠大于西方偽史本身。偽古希臘哲學、文史、藝術作品畢竟是近現(xiàn)代產(chǎn)物，本身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啟發(fā)性、藝術性，是西方近現(xiàn)代文明、文化成果的組成部分，值得研究借鑒，但是硬要把幾百年的東西說成是幾千年的東西，有違學術的嚴肅性、科學性，也侮辱了中國人的智商。很容易被國內(nèi)外敵對勢力利用。

（四）膜拜、傳播西方偽史抹殺了民族先哲篳路藍縷之功

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唯一源泉，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先民戰(zhàn)天斗地，舍生忘死，歷盡磨難，不僅延續(xù)了民族血脈，而且創(chuàng)造了無比燦爛的文化，做出了無數(shù)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為民族繁衍、文明進步、生產(chǎn)力水平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人類文明的早期，任何一項發(fā)明發(fā)現(xiàn)都是開創(chuàng)性的，每一點進步都異常艱難，有的需要付出幾代人的努力，有的可能是生命的代價。神農(nóng)氏嘗百草一日七十毒，是傳說，也是寫照。正是中華民族先哲的篳路藍縷之功，為近現(xiàn)代文明爆發(fā)式成長奠定了堅實基礎。可以說，沒有中華文明的引領，人類至今可能還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西方偽史憑空虛構一個古希臘古羅馬故事，竟使中華5000年文明黯然失色，明明是西方人歷經(jīng)200年學習、模仿中國文化，竟被說成是他們的原創(chuàng)，古已有之。西方人偽造、傳播是出于殖民和統(tǒng)治世界的需要，中國現(xiàn)代學人為虎作倀，替強盜數(shù)錢，則辜負了千秋萬代民族先哲為人類文明進步所付出的努力。

六、研究西方偽史的正確態(tài)度

從21世紀第2個十年開始，中國文化界出現(xiàn)了質(zhì)疑西方古代史真實性的聲音，主張對人類文明源頭再研究，還原世界古史的真實面貌。這看似少數(shù)人的覺醒，實乃歷史的必然，時代的必然。改革開放拓展了國人的視野，普通百姓也有了走出國門看世界的條件和機會。就像500年前第一批走出歐洲看東方的西方人發(fā)現(xiàn)神造之外的世界一樣，那些具有理性特質(zhì)的中國人發(fā)現(xiàn)近百年來國人頂禮膜拜的古代文明居然誕生在沙漠戈壁上、窮山惡水間；那些年代久遠的遺址古跡居然嶄新如昨，毫無歷史的滄桑感和風蝕土掩，那些打磨整齊、雕刻精美、重達幾十上百噸的大理石或花崗巖石材建筑物居然是鐵器時代之前的遺留，完全違背常識、違背邏輯，進而對西方古代史的真實性產(chǎn)生了質(zhì)疑。十余年來，恍然大悟的讀書人越來越多，研究西方偽史的隊伍越來越龐大，層次越來越高，著述越來越多，人類文明“西方中心論”面臨崩塌。

但是在這股重大文化思潮的面前，不同群體、不同勢力、不同利益集團、不同認知能力和學識水平的人士卻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態(tài)度。偽史研究處于官方不支持，主流學術不接納、公知漢奸攻擊謾罵、難以進入大中學校講壇的尷尬境地，甚至出現(xiàn)了對西方偽史研究者刪帖、封號的不正常現(xiàn)象。這場文化思潮代表的是科學歷史觀，揭示的是歷史真相，直面“西方中心論”文化霸權和國人文化自卑，旨在樹立民族文化自信，不會因為任何勢利力的打壓、圍堵而屈服。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的深入，西方偽史必將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知，最終會成為文化界、學術界的主流共識。而每一位具有愛國心、民族情結的讀書人，都應該關注西方偽史的研究和傳播，共同致力于民族文化自信，推進民族文化復興。

揭露西方偽史不是要否定近代以來人類文明由西方引領的歷史事實，更不是要貶低西方創(chuàng)造的科技、文化成果，而是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揭示東西方文明的傳承關系，從而反思五千年中華燦爛文化在紀元前后不再有創(chuàng)新動力，始終在經(jīng)驗之學、圣人之學的迷宮里走不出來的深層次原因。同時也是為了批評百年以來中國學術領袖引領國人從圣賢崇拜轉(zhuǎn)向西方崇拜，從文化自信轉(zhuǎn)向文化自卑的錯誤導向，恢復民族的自信心、創(chuàng)新力，在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排除干擾，奮起趕超。

華夏民族不缺少智慧，缺少的是那種敢于懷疑的態(tài)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據(jù)劍橋大學的一項研究，在各色人種的平均智商測評中，東亞黃種人達到106，歐美白種人100，居于人類平均智商中線，其他人種則低于100。所以東方民族的學習能力、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能力具有智力基礎。但是文明、文化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僅有高智商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不斷追求新知的探索精神。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fā)展，現(xiàn)代科技要做出一項發(fā)明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非常困難。在近代文明的早期，發(fā)現(xiàn)新知可能只需要一個“腦筋急轉(zhuǎn)彎”，牛頓不就是看到蘋果落地而恍然悟出“萬有引力”的嗎？中華先民在文明早期就在觀察太陽、月亮、星辰運行規(guī)律，并制訂了“黃道、赤道”天球模型，命名“三垣四像二十八宿”，觀測記錄《星象表》，制訂《歷法》，服務于生活生產(chǎn)。數(shù)千年間，中國人有一萬個理由去做幾個地球、太陽、月亮和眾星關系的天文模型，在地圓、地方、地球中心、太陽中心等多個可能假說中進行測算排除，從而發(fā)現(xiàn)真理。但是后世子孫一直固守古圣賢的“天圓地方”說，而不肯去探究真相，這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

西方人則完全不同，1434年鄭和副使到達佛羅倫薩覲見教皇尤金四世，贈送了包括《授時歷》、《星歷表》在內(nèi)的一批圖書典籍。在之后的150年間，西歐先后出現(xiàn)了哥白尼、布魯諾、第谷、丟勒、開普勒等十多個《星表》、《星圖》，制訂了和《授時歷》同樣準確的《格列歷》，并先后發(fā)現(xiàn)了“地心說”、“日心說”、五大行星等天文新知。這些新知不可能來自1500年前的所謂托勒密天文學，更大的可能是托勒密天文學就是來自中國元明時代的《授時歷》和《星歷表》，否則憑西方人旺盛的求知欲和強大的學習能力、發(fā)現(xiàn)能力，不可能在1500年間毫無建樹而在《授時歷》西傳后的150年批量誕生偉大的天文學家。

“中學西被”不是否認西方近現(xiàn)代文明的獨立性、創(chuàng)造性、宏大性，同樣也不能否認中國古典文明的初級性、淺表性、經(jīng)驗性。雖然從孔子到王陽明一直主張“格物致知”、“格物窮理”，但卻始終在初級知識體系內(nèi)徘徊，未能創(chuàng)立嚴謹?shù)膶W科體系。關于人與世界的知識始終停留在2000多年前古圣賢的典籍里，后世不過是一代一代地背誦、詮釋這些古籍。近二、三十年民間掀起一股“國學”熱，似乎在西方知識體系之外存在著一個獨立的“中國學術”，實際上這種認知是不客觀的。無論是“四書”、“五經(jīng)”，還是“陰陽”、“五行”，都不是“范疇”意義上的學科體系。數(shù)學、醫(yī)學和倫理學應該是“國學”中最為成熟的學科，但用現(xiàn)代學科標準考量，就顯得很初級、很膚淺?！毒耪滤阈g》是西漢時期成書的一部初等數(shù)學例題集，解決了加減乘除運算、面積體積計算以及小數(shù)、分數(shù)、比例、開方、方程等基本的初等數(shù)學計算問題，是2000年前非常了不起的科學文化成就。到唐代已經(jīng)有了《算經(jīng)十書》，宋明時期算學著作多達幾十種。在西方出現(xiàn)歐幾里得幾何學之前，中國人解決了全部初等計算問題，并有了微積分等一些高等數(shù)學概念。但是中國數(shù)學幾千年始終停留在例題和心算、籌算、珠算水平上，沒有形成公理系統(tǒng)、抽象公式和筆算方法，從而也就沒能邁進高等數(shù)學的殿堂?！痘实蹆?nèi)經(jīng)》成書于西漢，是對過去兩千多年先民用“陰陽”、“五行”理論探究病理、看病治病經(jīng)驗的總結。之后兩千年，中醫(yī)有一萬個理由通過解剖一具尸體去探究人體結構和生命奧秘，哪怕解剖一只猴子也能看出端倪，但始終未能了解人體臟器功能和病理生理問題。雖有很多寶貴驗方，在治療疾病上也有獨到之處，但始終未能從經(jīng)驗之學上升為醫(yī)學科學?？梢孕蜗蟮卣f，中國古典文化是小學和初中，西方近現(xiàn)代文化則是高中和大學。沒有中小學的基礎不可能學懂大學課程，但中小學畢竟是中小學。

為什么中國先賢只提出概念，而未能發(fā)現(xiàn)真理呢？這有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原因，主要是農(nóng)耕社會、“官本位”傳統(tǒng)、重農(nóng)抑商社會治理方式等固化了中國人的價值觀，限制了人們的好奇心、抽象思維能力和科研創(chuàng)新興趣。正如《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所說：“中國有先進的技術和燦爛的文化，但他們似乎并不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梢姡形鞣轿幕牟町悾皇侵橇?，而是思維方式，是懷疑精神、科學精神、探求真理精神的缺失。

中國帝王專制時代有很多思想文化禁忌，如“修歷者徙，造歷者死”等等，歷朝歷代都沒有像中世紀特別是近代西方社會那樣創(chuàng)辦大學、開設研究機構，這是中國學術始終未能形成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只有短短的150年的時間，其中前100年是在戰(zhàn)亂、貧窮中度過，真正沉下心來學習西方，也只是改革開放的40年時間。這短短40年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已足以說明中華民族依然具有強大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能力。

100年前，新文化運動的先賢們砸爛了“孔家店”；100年后的今天，是到了砸爛“古希臘神廟”的時候了。近10年間，當代最具獨立思考能力的學者率先掄起了砸爛古希臘神廟的利斧，有部分“官科”學者也開始冷靜思考乃至深度研究西方古史的真實性問題、中華文化對近現(xiàn)代西方科學、文化、社會變革的影響，這是非?？上驳默F(xiàn)象，揭批西方偽史正成為新文化運動以來又一場對中華民族必將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文化思潮。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500年前中華民族引領人類文明數(shù)千年；500年后的今天，束縛中國人民學習精神、創(chuàng)新能力的各種枷鎖已經(jīng)打破，擁有5000年文明基因的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在近現(xiàn)代文明基礎上，再次成為人類文明向更高層次上發(fā)展的引領者。

“西方偽史問題”，是目前國內(nèi)互聯(lián)網(wǎng)領域比較熱，分歧十分大的一個論題，也是“火藥味”異常濃烈的問題。針鋒相對的觀點，經(jīng)常在各大論壇唇槍舌劍地展開曠日持久的舉證、辯論。正反兩方爭到臉紅脖子粗，甚至到老拳相向的情況時有發(fā)生。當然還有一派是中間派，認為這是吃飽了撐的，這種史觀之辨，無關大雅，無用于大局；不如討論點時下熱點的經(jīng)濟、貪腐、民主或顯得更加實際、實用。

“西方偽史問題”，反對派一般責之為是中國“民族主義”一種極端化的抬頭，是一種三觀顛倒、吹毛求疵，為了反西方而反西方的一種“學術義和團”行為；反對派直接斥責“偽史論”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就互聯(lián)網(wǎng)的表現(xiàn)來看，反對派目前是占上風的，基本上是占據(jù)國家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的學院派及主流媒體的觀點。當然，不要忘了，中國目前還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tài)基本原則之一的國家，“西方偽史”的證偽也有觸動這方面崇拜的根基之嫌。

這種積重難返的現(xiàn)實也反映這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對于西方的各種觀點、論著實行不加思辨的“拿來主義”，西方歷史之“偽”，已經(jīng)在謊言重復一千遍的情況下，成了公識，成了真理，而對偽“真理”的質(zhì)疑反倒成了顛倒三觀，成了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

細究其源，“西方偽史問題”并非是中國“民族主義”者這兩年的向壁虛造、精心炮制；這種疑問的思潮，在西方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在一些求真求實的知識分子中間，早已由來已久。質(zhì)疑的聲音只是受西方之宗教、國家對于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控制，一直沒能放大，擴展成為主流認識而已。畢竟這種證偽一旦被多數(shù)西方人所接受，對其共同的文化認同、凝聚力，甚至是已經(jīng)沿襲了數(shù)個世紀的優(yōu)越感-西方中心論，對世界警察式地指手畫腳，都是一種傷害，也是一種顛覆。

“西方偽史”的源流

臭名昭著的神職人員

前面論述過，早在12世紀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已經(jīng)對亞里士多德等希臘先賢等的失傳科技、哲學著作進行了“托偽”，但那時充其量只是一種實用主義地投機來達到和宗教對抗，滿足對物質(zhì)、知識及“個人主義”的追求。然而，在科技取得發(fā)展，經(jīng)濟取得成功以后，自然就引發(fā)了對精神、歷史、傳統(tǒng)之源遠流長的虛榮訴求，故系統(tǒng)性地對自己的歷史進行重新架構和闡釋則發(fā)生在西方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在這個過程中，起奠基作用的是“西方偽史三劍客”，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是神職人員，為何是神職人員走在最前面？分析有三方面原因：

作為仍是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宗教，迫切在自然科學的興起之下，去重新尋找和闡釋自己在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尋找進一步長期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把《圣經(jīng)》的神跡、神史，去和《圣經(jīng)》牽涉的地域的人的文明史相印證、相依托；對圣經(jīng)的所有的故事進行一個時間上的編年以求和真正的文明史（中國歷史年表）相對應則是第一要務。
神職人員作為當時最主要的有文化的著述者，解決好宗教特別是《圣經(jīng)》問題的同時，有為當時無“信史”的西方編纂一份光鮮亮麗、引為榮耀的古史的自發(fā)訴求。

第一劍客是遠古、上古史作偽者：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意大利神職歷史學家，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神學家。在中國歷史的對照影響下，受羅馬教皇的委托，安尼烏斯按照《圣經(jīng)》的創(chuàng)世紀、大洪水和諾亞及其子孫之“文化榮耀”這一主題和主線，以“托古”的方式，謊稱從古城曼托瓦（Mantua）發(fā)現(xiàn)的手稿殘卷，偽造了十七部史書系列《古代群賢》（《Antiquitatum Variarum》，威尼斯，1499年出版）及其他著作。其作偽的手法就是把神話或?qū)懶≌f一樣臆想編造成歷史，再用歷史去把《圣經(jīng)》的神話輔證為真實。這些作品就像同時代中國明清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西游記》、《鏡花緣》一樣，只是最后什么孫悟空、東勝神州，傲來國、車遲國、女兒國、土行孫、雷震子、黑齒國、白民國、君子國、百花仙子等，都被演繹成了歷史真實的事件、地理和人物；這種不需深做歷史考證，腦洞可大開的文字也相對容易碼成，就如當代的金庸先生十數(shù)年之間，可以成就千萬字的武俠巨著，塑造了一個真實歷史、社會之外的另一幅活靈活現(xiàn)、江湖俠義、兒女情長的獨立世界，成就了中文小說著述的一個奇跡。

安尼烏斯的偽作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地中海沿岸的古史：古希臘-羅馬史，古腓尼基史，古埃及史，古巴比倫-迦勒底史。作品出世先是受到熱捧，后來被批評和揭穿稱為不靠譜的 “安尼烏斯史學”；即便如此，他的偽書的虛偽性后被慢慢淡化，因為缺乏其他替代，至今仍是研究許多民族（埃及、波斯和巴比倫等）的唯一史料來源。

另一個可能并非出于原意的收獲是：《圣經(jīng)》這樣一部宗教著作，也變成了一個具備史料價值的歷史著作。因為《圣經(jīng)》的傳承賴整個教會之力，是西方上古文獻中傳承算是最有序的；就算是現(xiàn)在，西方也還是把《圣經(jīng)》當作重要、可靠也珍貴的遠古、上古史料來源。

第二劍客是編年史作偽者：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荷蘭人，被稱為“科學編年史之父”。第一劍客安尼烏斯的偽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的主要著作有：《時間校正篇》（1583）及《年代學寶典》（1606）等。所謂的“科學編年”，就是參照中國歷史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計算方法，牽強附會加生搬硬套地編排了西方世界歷史的年代序列。在此之前，西方歷史沒有統(tǒng)一編年，時間混亂，矛盾重重；這兩本書解決了圣經(jīng)、埃及、巴比倫、和古希臘-羅馬的編年問題。

然而，斯卡利杰所依據(jù)的中國譯本歷史并不準確。所以在他死后，17世紀的幾代歐洲學者又對其編年進行反復修正，甚至不惜將《圣經(jīng)》由相對正統(tǒng)的拉丁文本，改為“七十士版本”，來和中國史的伏羲和唐堯的時段相應對。

很可笑的是，斯卡利杰把大量的神話和臆造的材料，充當“正史”，兩個多世紀以后被“科學考古”所屢屢印證。在這文獻和考古相互加持中，偽史就成“正史”了。

第三劍客是埃及學作偽者：珂雪（又譯“基歇爾”，Athanasii Kircheri,1602—1680年），德國人。安尼烏斯偽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輔以斯卡利杰的“科學編年”，被變成了“正史”，但在17世紀之初依然沒有被普遍接受，最終被珂雪進一步解決。珂雪本身熟悉中國文化，匯編過《中國圖志》（China illustrata），然后他利用中國文化的元素來對“埃及學”進行充填，利用漢字演繹出埃及象形文字，珂雪后來被稱為“埃及學之父”。遠古的埃及和巴比倫文明被打造為上古希臘文明的基石；他還把埃及的歷史提到中華文明之前，此舉后來為文明比較學者衍生出中華文明“西來說”的緣由。前不久還有中國學者也受此影響，出了一本書，在埃及考證出一個中國的“夏朝”，號稱破解了《山海經(jīng)》的晦澀文義，在中東地區(qū)找到了《山海經(jīng)》記敘的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昆侖山，昆侖丘，昆侖墟?？梢娺@種鳩占鵲巢、混淆視聽之流毒之害、流毒之甚。

很多人不理解，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為何對于整個西方上古的文明體系如此重要，西方為何要花這么大的氣力去打造他，有這份功夫為何不打造在西歐自己的地盤上，或希臘地界上？其根本是這樣一個循環(huán)式的邏輯：因為人類遠古文明的產(chǎn)生，是需要地理和氣候條件的。其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只能靠天吃天，這也就是為何兩河流域、尼羅河沿岸、印度的恒河區(qū)域、再就是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是各古文明的原生搖籃。希臘的愛琴海的海島區(qū)域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故古埃及和巴比倫文明是古希臘文明的基石；換言之，沒有前兩者的孕育和發(fā)展，從公元前800年開始的古希臘文明就是無源之水。而后來，古希臘又通過一個疑點重重的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對于古埃及、古巴比倫的征服，以及后來的“希臘化時期”，反客為主，把這兩大古文明甚至整個世界都收入囊中（還有一個古印度）。這樣地中海文明的中心或集大成者，就從亞非轉(zhuǎn)移到了歐洲。所以，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就構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一體化狀態(tài)。

臭名昭著的偽造文物“羅塞塔石碑”

古埃及的歷史向遠古拓展，就是歐洲文明拓展。所有想把歐洲打造為世界的文明中心的野心家，都為此做出過努力，法國的拿破侖則是歐洲統(tǒng)一聯(lián)盟的第一個倡導者；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在18世紀的拿破侖入侵埃及，隨之出現(xiàn)了一個羅塞塔石碑，又一臭名昭著的假出水文物，已經(jīng)被很多人揭露證偽；此碑三語對照（希臘，埃及象形，埃及草書），以此為鑰匙，開啟了對埃及象形文字的辨讀，從而使“埃及學”成為一時之顯學；而珂雪可以追溯為“埃及學”的最始作俑者。

三劍客的各自努力，相當于是對西方文明偽史的“基礎工程”，為后來者在其上進一步建構，提供了素材、基礎和動力。始作俑者可能也萬萬沒有料到，這種建立在想像、偽造之上，聊勝于無，貼金式的文明榮耀，在十九、二十世紀，進一步發(fā)展為“西方中心論”。

荷馬史詩里面的紫色絲綢。說明荷馬史詩絕不可能出現(xiàn)在所謂的邁錫尼文明。

十萬人去圍攻和自己沒有任何貿(mào)易往來的特洛伊，十年征戰(zhàn)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