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歷史心發(fā)現(xiàn)?歷史心發(fā)現(xiàn)? 說到文字獄，大多數(shù)人都會第一時間想到清朝。誠然，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后，為了控制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漢人，非常重視在思想領域進行高壓管控，清朝歷代皇帝都把控制思想作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為了堵住“反清復明”的任何可能性，清政府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然而，清朝并非中國古代王朝中唯一一個興起文字獄的朝代，不夸張的說，所有封建王朝，都能“熟練”的運用文字獄來維持穩(wěn)定。更令人吃驚的是，如果從牽涉的人數(shù)、懲罰的慘烈程度等緯度來衡量，漢人朱元璋一手締造的明朝，才是大一統(tǒng)王朝中文字獄的最高潮。

清朝的文字獄

為什么說明朝的文字獄最慘烈呢？在說這個話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清朝時期的文字獄，然后再與明朝時期進行比較，就能得出一個相對合理的結論。

事實上，滿人剛剛入關時，比如從多爾袞到順治時期，滿人主要是依靠軍事手段打服漢人的抵抗情緒。在清朝逐漸穩(wěn)定之后，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所謂的康乾盛世中，文字獄尤為激烈。

在清圣祖康熙時期，有過兩次規(guī)模較大的文字獄。

一次是康熙幼沖時期的朱國禎遺書案，湖州富戶莊允誠刊印朱國禎的《明書大事記》、《大政記》、《大訓記》及未完成的《明書》一部，這些書中直呼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名諱，且奉和清作戰(zhàn)的南明為正統(tǒng)。

此時清朝的實際掌權者是飛揚跋扈的鰲拜，為了立威，他從重從嚴的處理了此案，將莊允誠滿門抄斬，妻女發(fā)配黑龍江為奴。整個案件中，共有220人被處決，堪稱清朝殺人最多的一次文字獄。

第二次是康熙親自執(zhí)政后發(fā)生的戴名世案。和朱國禎的遺作一樣，戴名世也在自己的著作《南山集》中尊奉南明為正統(tǒng)，甚至直斥順治為“僭越”。在刑部審判后，建議康熙誅殺300余人。但康熙慎之又慎，最后僅將戴名世處斬（刑部原擬凌遲），“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

在雍正一朝，文字獄更多和高層的政治斗爭有關，比如雍正在打倒年羹堯時，雞蛋里挑骨頭，找一些無關緊要的錯別字來尋晦氣，還因此牽連出了曾入年羹堯幕府的汪景祺案。

無獨有偶，為了打倒隆科多，雍正刻意指責查嗣庭“維民所止”的“維止”是“砧”了“雍正”二字的“頭”。通過把查嗣庭打為隆黨，雍正借機清除隆科多多年來在政府中的影響，這次文字獄的本質仍是高層權斗。

對于湖南曾靜一案，雍正親筆寫下了《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但卻放過了首犯曾靜及其徒弟張熙，讓他們作為“反面教材”“警醒”世人。

清朝的文字獄在乾隆時期達到高潮，但乾隆更多是通過思想的高壓管控來達到目的。比如通過編撰《四庫全書》，清廷從民間搜集了大量不符合“正道”的“野史”和“妖書”，并將其付之一炬。這才是乾隆“文字獄”最“精髓”的部分。

可以看到，清代盡管文字獄迭興，但除了第一次鰲拜大開殺戒之外，大多數(shù)的清朝文字獄并沒有株連過多，除了案中的“核心”案犯，其他從犯也少有被殺頭的。相比之下，明朝的文字獄，則要殘酷血腥的多。

殘酷的明朝文字獄

明朝，不僅是最后一個由漢人建立的古代專制王朝，同時也是專制皇權走上巔峰的朝代，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獨夫權力，為了自己一姓江山社稷永固，明朝的皇帝們積極尋求通過限制思想，控制輿論來達到加強皇權的目的。

在朱元璋朱棣最初兩位皇帝的率先“垂范”之下，明朝文字獄的力度之強，牽涉之廣，范圍之大、特別是其血腥和殘暴程度，堪稱冠居中國歷代之首，相比滿清的文字獄，也要慘無人道得多。

朱重八的黑心辣手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低微，是皇覺寺一小僧，這樣的人，一旦獲取了最高權力，不僅權力欲極強，而且往往會將內心極度的自卑，轉化為血腥的殺戮甚至殘暴的屠殺。

和其他朝代一樣，明朝的文字獄也常常是政治斗爭的副產品，要說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的文字獄，就不得不先提洪武年間的幾樁有關功臣的大案。首當其沖的自然是著名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

胡惟庸藍玉案

洪武13年，即公元1380年，隱忍已久的朱元璋突然發(fā)難，以“謀反”、“通倭”、“通虜”、“結黨”等重大罪名，將位高權重的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抄家滅族。朱元璋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倒胡惟庸只是他政壇大清洗的第一步，緊接著，“勛臣第一”，已經年屆76歲高齡的李善長、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徐節(jié)、著名學者宋濂等人皆被以各種名義株連處決。隨同這些高官勛貴一起赴死的，自然還有他們的血親家屬。

胡惟庸一案，前后有5萬余人被殺。

這把肅清之火很快燒到了軍中。功高震主又作威作福的大將軍藍玉首當其沖，于洪武26年被以“謀反”的罪名族滅。之后，吏部尚書詹徽、開國公常升、東莞伯何榮、晉定侯陳桓等為明朝建立出生入死的宿將相繼均被牽連殺害，他們的家屬也都慘遭屠戮。

牽連藍案而坐死的，人數(shù)也不低于4萬。

加上之前徐達李文忠等人被暗中毒死，朱元璋徹底清除了可能對其子孫造成威脅的佐命之臣，《明史》感嘆，“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在政治清洗的同時，朱元璋也對善于舞文弄墨的儒士高度警惕，在他看來，文人性格輕佻，詭計多端，尤其“善于譏諷”，朱元璋時刻警醒，以免挨了罵還以為被贊美了。他總是帶著最嚴苛的猜疑眼光，想從文人的文字后面找到誹謗皇權的把柄。因此，朱元璋文字獄的“精髓”，主要在于以下八個字：

捕風捉影，望文生義。

通過這一指導方針，朱元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無中生有的文字冤案，也由于出身低賤，朱元璋極度自卑，總是擔心文人在言辭中對自己“肆行誹謗，欺君罔上”。在他的“法眼”中，也真的發(fā)現(xiàn)了很多“應合回避兇惡字樣”，也從中“發(fā)現(xiàn)”了不少“逆謀”，大批文人因此慘遭滅門和處決之禍。

比如，曾任杭州府教授的江南大儒徐一蘷循例上賀表，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等語，這本是再平常不過的諛頌之詞，但在朱元璋看來，卻是十惡不赦的誹謗惡言，朱元璋如此批示：

生者，僧也，以我當為僧人也；光，財發(fā)也；則字音近賊也。

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辭，其結果自然是“遂斬之”。

現(xiàn)在也有人指出，徐一蘷死在朱元璋之后，所以并非朱元璋所殺，但此說經不起推敲。

據現(xiàn)代考證，徐一蘷確切的死亡年份應為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年78歲，而并非不少翻案者所以為的朱元璋死后的1400年。

在上此表箋前，油盡燈枯的徐一蘷已然行將就木，這份“賀表”其實是為了此前因文字獄入獄的蘇伯衡、童冀、來復向朱元璋求情，臨近生命的終點，徐一蘷終于可以不管不顧的拼死一搏。

朱元璋自然不可能大發(fā)慈悲，最后的結果是，仗義執(zhí)言的徐一蘷也和自己的老友蘇伯衡一起，以古稀之年的高齡，成了朱元璋文字獄的刀下冤鬼。

朱元璋殘暴的動機分析

也有人說，朱元璋自己也多次自陳：“朕本淮西布衣”，曾“空門禮佛，出入僧房”，以此證明朱元璋對自己的貧苦卑微出身并不忌諱，以此替朱元璋洗脫許多文字獄濫殺的惡名。

但自己說，和別人說，對朱元璋來說，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自承卑微出身，朱元璋的用意其實是為了炫耀自己超過常人的非凡能力：有誰能在一無所有中，赤手空拳的打下一個大帝國？除了我朱元璋，還有誰能創(chuàng)下這樣的偉業(yè)？正因朱元璋有這樣的能力，所以他才是“天命”注定的統(tǒng)治者。

如果其卑微的過往，被其他人提及，在朱元璋看來，那就只能是奸險之徒的貶低和諷刺了。

如果從現(xiàn)代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朱元璋無疑有著非常明顯的心理疾病。在大權在握之后，朱元璋變得極為狹隘，甚至可以稱之為精神失常。

朱元璋早年沒有受過教育，在兵荒馬亂的饑餓交加中成長，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刀劍和實力是唯一能保住存活下去的手段，要想活下去，就一定要比別人更強、更狠、更狡猾。也許就是在這一階段，養(yǎng)成了朱元璋冷血無情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成為至高無上生殺予奪的獨夫之后，朱元璋早年埋下的嗜血因子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余地，人世間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止他隨心所欲的肆意殺戮，這也成了他展示權力的手段：一般而言，權力欲熏心的人物非常熱衷于炫耀手中的權力，權力的春藥能帶來的最大快感，無非是隨心所欲的延續(xù)或剝奪他人的生命。

當然，也不能忽略朱元璋行為背后的帝王權術。對中國古代專制帝王而言，駕馭臣下有一條不可替代的準則：恩威不測。也就是說，始終讓臣下和奴仆猜測不透自己的意圖，如此，這些人就會終日活在惶恐不安之中，也會對皇帝更加懼怕和臣服。所謂“天威難測，雨露雷霆，均是天恩”。朱元璋作為一代雄猜之主，無疑是玩弄此類權術的個中高手。

孟子也遭殃

朱元璋的文字獄，不僅瞄準了同時代的高官顯貴和文人墨客，甚至連儒家最重要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孟子都沒有放過。

在讀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句時，朱元璋勃然大怒，嚴加斥責：這不是臣子該說的話！

朱元璋隨即就命人將孟子的牌位扔出孔廟。之后，由于刑部尚書錢唐的死諫，朱元璋知道無法抹殺全天下士子對孟子的情感，就退而求其次，表面上恢復了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實際上卻通過大肆刪文把孟子的學說徹底閹割了。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和《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凡八十五條，都因不合“名教”而被全部刪掉，朱元璋還特別下令：

“自今八十五條之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取代孟子地位的，是南宋以后被奉為理學圭臬的朱熹學說，朱元璋提出，“為學自當本乎程朱”。朱熹的理學將君臣的倫理綱常上升到了天地至理的地位，對鞏固皇權自是大大有利。

漢魏時期，三公尚且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論道，隨著皇權的逐步集中，特別是像朱元璋這樣的文字獄打擊之下，臣僚的地位一降再降，已經從最初的“圣人門徒，天子諍友”，一降再降，淪為了皇帝的仆人和奴才，有明一代，當庭杖殺朝廷命官的事例數(shù)不勝數(shù)，皇權也遙遙凌駕于所有人之上，任意踐踏著帝國中的一切。

“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后浪”朱棣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諸子之中，最像他的無疑是第四子朱棣了。在運籌帷幄，雄才武略上，朱棣確實略不如乃父。但說到陰險刻薄、殘忍無道，朱棣則更可以稱得上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

由于是靠造反上位，朱棣在言論管控上的需求比“天生圣人”朱元璋更迫切。他亟需消滅任何關于其得位不正的質疑，要做到這一點，自然是靠手中血腥的屠刀了。

攻破南京城之后，朱棣做的第一件事，是裝模作樣的參謁太祖朱元璋的宗廟，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但轉過身去，朱熹就動手改寫乃父的《太祖高皇帝實錄》，此書詳實記錄了朱元璋身前的言行，其中多著力培育皇太孫，明確指定朱允炆為自己的接班人的內容，也不乏訓斥諸王要他們忠心事上，不得忤逆之處，這對于正在尋求“正統(tǒng)”的朱棣來說是不可容忍的。

于是，朱棣掌權后，立即開始了對史官的血腥屠殺，隨后就安排自己人接手史書的修撰工作，務必充分展現(xiàn)朱棣“繼皇考神功圣德，貽范萬世”的光輝形象。

對于那些追隨朱允炆，質疑自己權威的文臣，朱棣的屠刀絕不會止于史官，在朱棣的直接授意下，替建文帝朱允炆策劃削藩的齊泰黃子澄在受到非人的殘酷折磨后被肢解而亡，不僅其男性家人被全部處決，女性家眷則被全數(shù)送入教坊司，縱容軍校肆意輪奸；和他們有婚約的家族也慘遭流放，和滅門無異。

誅十族

朱棣殘暴的一面，在著名的方孝孺一案中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一開始，朱棣裝模作樣想要“策反”方孝孺，但無論軟硬兼施，都對刻板遵守儒家教條的方孝孺無效。據傳，方孝孺曾如此頂撞朱棣誅九族的威脅：“便誅十族，又奈何！”方孝孺也許成就了自己忠節(jié)的名聲，但卻害苦了也許還不想死的親朋好友。在方孝孺一案中，前后被殺有案可查的就多達847人，其中也確有方孝孺的學生和朋友。誅十族可算是“實至名歸”了。

不僅如此，負責押解方孝孺的大理寺官員劉瑞王高，僅僅因為讓方孝孺在樹蔭下休息片刻，就被朱棣下令穿鼻處決。

朱棣殺人，不完全為了爭奪權力，也是為了滿足自身變態(tài)的心理。在處死了副都御使茅大方之后，朱棣還將其年過五旬的遺孀送入官娼為妓。不久，該婦就不勝摧殘而病逝，朱棣聞訊后，竟然下了一道這樣的圣旨：

著錦衣衛(wèi)吩咐上元縣抬去門外，著狗吃了，欽此。

禮部尚書陳迪被捕后一聲不吭，朱棣甚至命人將其兒子的鼻子舌頭炒熟后硬塞入口中。御史大夫景清欲為建文帝報仇刺殺朱棣，不慎被發(fā)現(xiàn)后，朱棣下令將其本籍所在的親朋鄉(xiāng)鄰全部誅殺，美其名曰“瓜蔓抄”，即像瓜藤蔓延一樣株連無辜之人。

其報復心之重，手段之殘忍，已不可以常理和人性度之，可稱之為手握權力之后的獸性大發(fā)。

對民間的管控

在對朝廷顯貴大開殺戒的同時，朱棣并沒有放松對民間言論和文化藝術的高壓管控。

為了徹底鞏固皇位，朱棣鼓勵民間互相告發(fā)，任何持有建文帝時期的書籍，或者書中提到建文時期的人或事，或者某人曾經觀看過類似的書籍，都在可以告發(fā)之列。一時間民間個個惶恐，人人自危，整個社會彌漫著令人窒息的肅殺氣氛。

明朝政府原本已經對民間文化做了硬性規(guī)定：

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jié)婦孝子順孫...歡樂太平不禁的，但有褻瀆帝王圣賢之詞曲架頭雜劇...敢有收藏傳誦印賣，拿送法司究治。

朱棣還嫌這樣的懲罰太輕，下旨要求：

但這等詞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凈，將赴官燒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按照此令，凡家中有不符合“名教”和“律所該載”的詞曲，就要殺了全家，至于什么才是律所該載，什么才算褻瀆帝王圣賢，都沒有確切的標準，全憑當權者的喜好來定，一如他們隨意操弄小民生死一般。如此，民間僅有的一點文化殘余，也被打壓殆盡。

對于社會上的流言蜚語，朱棣也予以嚴厲打擊。任何談論靖難之役的，都被視為“誹謗長短，議論朝政”，對此的懲罰仍舊是慘無人道的“全家處死”。

在明王朝的高壓政策下，緝拿“妖書妖言”是順理成章的行為。而此類行為，往往會演化成血腥的尋租游戲。以負責緝拿的錦衣衛(wèi)為例，凡是抓獲“妖人”，繳獲“妖書”，就可得到重賞。于是，這些惡棍屢屢炮制出一起又一起莫須有的冤案，用嚴刑拷打獲取“口供”，被誣陷的人中不乏朝廷命官。

有明一代，類似行為造成的冤案數(shù)不勝數(shù)，“死者填獄，生者冤號”，黑白顛倒，日月無光，活脫脫一副人間地獄的慘相。

小結

客觀地說，比起異常殘暴的朱元璋和朱棣，后世明朝諸帝的行為有所收斂，但也一樣充斥著血腥的冤案。

明清兩朝，并稱為中國專制王朝中皇權集中最甚的朝代，這樣的“進步”之所以發(fā)生在明朝，一方面是因為皇權不斷集中的慣性所致，一方面也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所興起的文字獄，并隨之而來的肆意殺害士大夫有關，皇權肆無忌憚，為所欲為，而能夠對其稍加制衡的士大夫的“尊嚴”和“節(jié)操”，則像抹布一樣被踩在腳下。越是如此，皇權對言論的管控也越順手，越嚴厲；文字獄越是“興盛”，更是反過來加強了皇權的專制。古代中國專制王朝統(tǒng)治下臣民的苦難，就一直在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中加深加重，永無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