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 一部《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農(nóng)民革命的史詩”，也不是什么“農(nóng)民起義的教科書”，而是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端疂G》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處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水滸》雖然以農(nóng)民起義為題材，但它卻從根本上歪曲了農(nóng)民的革命斗爭。作者通過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領(lǐng)袖宋江，來達到他鼓吹投降、反對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農(nóng)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究竟對地主階級的反動統(tǒng)治是“造反有理”，還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為代表的封建王朝，還是“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維護封建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是堅持斗爭，寧死不屈，還是為了升官發(fā)財而接受招安，充當奴才？在對待這些重大的原則問題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頭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滸》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反動本質(zhì)。 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的反動統(tǒng)治者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被壓迫人民對反動派造反有罪?！端疂G》中的宋江，跟一切反動派唱的正是同一個腔調(diào)。晁蓋、吳用、阮氏三兄弟等“聚義”起事，“智取生辰綱”，把封建統(tǒng)治者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奪回來，宋江卻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說這種革命行動是“犯了迷天之罪”；晁蓋等人抗擊封建王朝的武裝鎮(zhèn)壓，打得官軍落花流水，宋江又認為是干下了“滅九族的勾當”，“于法度上卻饒不得”；晁蓋等人上了梁山，走上了與封建政權(quán)對抗的革命道路，宋江對他們“直如此大弄”，更是驚駭萬分?？傊r(nóng)民階級的一切革命行動，在宋江的眼里都是無法無天，簡直糟得很。 在宋江看來，造反上山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外出避難，只有貴族柴進的門下，花榮的官軍營寨，孔明的地主莊園，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處，唯獨不想去投奔晁蓋。即使投案自首，刺配江州，也寧做階下囚，不上梁山泊。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誤題“反詩”，被判死刑，梁山好漢劫了法場，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萬不得已，他才上山，“權(quán)借水泊里隨時避難。只待朝廷救罪招安”。其實，這只不過是“勉從虎穴暫棲身”。 “地主階級對于農(nóng)民的殘酷的經(jīng)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nóng)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晁蓋在梁山上實行的正是一條反抗封建統(tǒng)治、發(fā)展農(nóng)民革命的路線。他們“整點倉廒，修理寨柵，打造軍器”，“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與封建統(tǒng)治者勢不兩立，隨時“防備迎敵官軍”。在晃蓋的領(lǐng)導下，梁山的一些普通頭領(lǐng)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反對皇帝的革命思想。朱貴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拆了九江知府送給太師蔡京的信。戴宗呵斥他：“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卻該甚罪！”他蔑視地笑著說：“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禮，便有利害，俺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水滸》的作者對晁蓋的這條革命路線是仇視的。為了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需要，他不僅把宋江送上梁山，而且有意讓晁蓋中箭身死。原來在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贊》和《大宋宣和遺事》中，晁蓋都在三十六人以內(nèi)。而在《水滸》中，作者卻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無論三十六天罡，還是七十二地煞，都沒有了晁蓋的位置?！端疂G》的作者說：“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歸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義，把寨為頭?！笔智宄松w蔑視皇權(quán)，對抗封建王朝，所以要他“歸天及早”；宋江“盡忠報國”，能把梁山起義軍引向投降，所以讓他“把寨為頭”。 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盡管正廳上香花供奉起晁蓋的牌位，上面大書“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但是，聚義廳已經(jīng)改為忠義堂，全面篡改了晁蓋的路線。從此，“替天行道”就正式成為宋江在梁山大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口號?！疤嫣煨械馈本烤故鞘裁簇浬吭缭谒谓仙街?，作者就通過九天玄女的口告誡他：“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笨梢?，“替天行道”就是承認封建皇權(quán)至高無上，替最高統(tǒng)治者維護和鞏固封建秩序，取消農(nóng)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階級斗爭，把農(nóng)民起義納入地主階級的軌道。 路線變了，政權(quán)的性質(zhì)也就變了。梁山上投降主義路線的頭子宋江掌權(quán)，意味著農(nóng)民階級的革命政權(quán)變?yōu)樘娴刂麟A級利益服務的政權(quán)。宋江軟硬兼施，用反革命的兩手鎮(zhèn)壓革命派。他經(jīng)常說什么“情分最重”，講什么“死生相托”，這是他握在手里的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無非是誘騙大家圍著他的指揮棒轉(zhuǎn)；誰要是不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堅持把農(nóng)民起義的事業(yè)進行到底，反對投降，他就兇相畢露。李逵反對招安，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斬首，只是由于眾人講情，才寄下“項上一刀”，“再犯，必不輕恕”。然而，他對欽差大臣，朝廷命官，乃至前來“征剿”的反動將領(lǐng)，則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動輒“納頭便拜”，口稱“死罪”。宋江對誰親，對誰恨，究竟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實行什么階級的專政，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兇?！边@是九天玄女囑咐宋江的兩句“天言”。原意是說：遇見“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見“奸臣”高俅也不是什么兇險。宋江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的矛盾，他們之間的斗爭，是地主階級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表面看來，宋江也曾不斷與北宋官軍對陣交鋒，他帶兵攻打過高唐州、華陰縣、大名府，抗擊過高俅、童貫的多次“征剿”。但這只不過是反對以高俅為代表的一伙“奸邪”，根本不觸動封建統(tǒng)治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正如宋江一伙自己供認的那樣：“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堂設(shè)‘忠義’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擾害良民，單殺贓官污吏，讒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與國家出力?！彼?，仗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梁山泊的地盤卻絲毫沒有擴展。宋江一心想當奴才，哪里會去奪取宋室天下?！?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夢寐以求的是投入封建統(tǒng)治者的懷抱，騎在人民頭上，升官發(fā)財，封妻蔭子。為了達到這個卑鄙目的，他利用篡奪的權(quán)力，大造投降輿論。在一百零八人歃血為盟的誓言中，他說什么“共存忠義于心，同著功勛于國”；在菊花會上，他明目張膽地鼓吹“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還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大肆販賣“忠孝”、“仁義禮智信”和“天命觀”等一整套反動思想，妄圖用孔孟之道的繩索，束縛梁山起義軍的思想，捆住他們的手腳。 宋江一面大造反革命輿論，一面千方百計招降納叛。他甚至把極端仇視農(nóng)民起義的富豪將吏拉上山來，擴大投降派的勢力。盧俊義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個。這個大名府的富豪在經(jīng)過梁山時，竟準備下一袋麻繩，狂妄地要單人獨馬捉盡梁山好漢。而且，在被俘之后，又堅決不肯“入伙”。就是這樣一個反動透頂?shù)募一?，宋江卻認為他“生于富貴之家”，長有“貴人之相”，不僅拉他上山，而且請他坐了第二把交椅。從此，宋江找到了一個投敵叛變的得力助手。 為了投靠宋王朝，宋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來。他不僅和所謂“忠臣”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關(guān)系，而且還向他視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乞求招安。高球被捉上梁山，宋江一見，慌忙扶上堂來，跪拜在地，并大擺了三天酒宴，饋贈了數(shù)千金禮物，然后送出山寨，“專等招安消息”。宋江甚至親自出馬，溜進東京，與妓女李師師牽線，并派燕青走李師師的后門，企圖討到皇帝招安的“救書”。 宋江叛賣革命的種種罪惡活動，引起了革命派的強烈不滿和抵制。就在那一次菊花會上，宋江用《滿江紅》詞鼓吹招安，立即遭到反對。李逵忿激地說：“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在宋王朝的幾次招安活動中，阮小七目無天子換御酒，李逵撕毀詔書罵徽宗，吳用則指貴宋江對招安太“執(zhí)迷”了。這一切說明，梁山起義軍的失敗，完全是由于這支農(nóng)民起義隊伍的領(lǐng)袖不好，而李逵、吳用、三阮等人是好的，他們是不愿投降的。然面，《水滸》的作者對于他們反招安的正義立場是不支持的，不僅對他們的每次反抗都要抬出宋江的“忠義”來壓下去，而且還讓這些反對投降的革命派最后都跟著宋江受招安、征方臘，對他們的形象進行了嚴重的歪曲。而對于宋江這個鉆進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則自始至終采取了歌頌和同情的態(tài)度，把他屈膝投降說成是“去邪歸正”，接受招安是“終成正果”，甚至把接受招安的場面作為盛大節(jié)日來描繪。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維護封建統(tǒng)治、反對農(nóng)民起義的反動立場。 宋江叛賣成功，便去鎮(zhèn)壓方臘起義，惡毒地咒罵起義農(nóng)民是“賊寇”，把他們“剖腹剜心”，殘酷屠殺革命人民。這同他在梁山對待官軍將士的態(tài)度是多么鮮明的對照！魯迅說得好：“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睆脑诟锩犖閮?nèi)部進行叛賣活動，到直接充當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鷹犬，從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到赤裸裸地執(zhí)行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路線，這個變化過程，正是投降派的共同規(guī)律。 長期以來，對《水滸》的大量評論幾乎都違背了魯迅的論述，美化甚至歌頌《水滸》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其中一個基本論點，就是所謂“農(nóng)民的歷史局限性”。認為農(nóng)民起義只反貪官污吏，不反皇帝，只反個別地主，不反封建政權(quán)，接受招安是“由歷史條件所決定的”，不能看作“出賣革命”。這完全是為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辯護的奇談怪論。 中華民族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tǒng)。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廣大農(nóng)民曾多次舉行起義，前赴后繼，不屈不撓，以反抗地主階級殘酷的經(jīng)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唐代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黃巢自稱“沖天大將軍”；宋初王小波、李順起義，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這都表明他們的斗爭矛頭是指向封建統(tǒng)治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nóng)民的階級斗爭、農(nóng)民的起義和農(nóng)民的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說中國的農(nóng)民起義不反皇帝，不反封建政權(quán)，這不僅否定了農(nóng)民的革命性，而且抹殺了農(nóng)民起義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作用。 中國封建社會的農(nóng)民革命，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chǎn)力和新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和先進的政黨，他們不可能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斗爭最后總不免陷于失敗。盡管斗爭失敗了，但總是打擊了封建統(tǒng)治，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絕不能把這種失敗和投降混為一談。是堅持斗爭，還是一心投降，這是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堅持斗爭，就是堅持農(nóng)民反封建的革命立場；而叛變投降，則適應地主階級維護反動統(tǒng)治的需要。《水滸》中以宋江為頭子的投降派，宣揚叛徒哲學，策動農(nóng)民起義軍向地主階級投降。這種無恥的叛賣行徑和“農(nóng)民的歷史局限性”有什么相干？斗爭不屈而失敗和追求升官發(fā)財面投降有什么共同之處？抹殺這兩者的區(qū)別，混淆農(nóng)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革命路線和投降路線的原則界限，是不折不扣的階級調(diào)和論。 《水滸》研究中出現(xiàn)這種階級調(diào)和論，不是偶然的，它和吹捧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美化封建奴才武訓，歌頌農(nóng)民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一樣，都是政治思想戰(zhàn)線上嚴重的階級斗爭的表現(xiàn)。其中貫穿著一條黑線，就是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皺C會主義的主要內(nèi)容就是階級合作的思想。”(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chǎn)》)修養(yǎng)、913一類混進黨內(nèi)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從地主資產(chǎn)階級反動立場出發(fā)，總是利用封建文化、歷史渣滓，鼓吹賣國主義、奴才思想、叛徒哲學，為他們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叛變革命制造輿論。 《水滸》是反面教材。宋江其人，不足為訓。這個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混進農(nóng)民起義隊伍，披著“仗義疏財”、“待人謙和”的種種偽裝，騙取了梁山起義軍的信任，干的是從堡壘內(nèi)部攻破革命事業(yè)的罪惡勾當，起到了宋王朝的文官武將起不到的作用。從這個反面教員身上，可以認識什么是投降派。因此，揭露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真面目，批判《水滸》所宣揚的投降主義路線，劃清革命路線和投降路線的界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這對于我們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修防修，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都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我們應當充分發(fā)揮《水滸》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紅旗》197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