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網(wǎng)友一直固執(zhí)的認為，明穆宗隆慶皇帝的名字叫做“朱載垕”，也就是皇天后土的這個“垕”。

這個說法，實在是令人費解。

因為，由于隆慶皇帝本人在位時間大概也就六年左右，所以《明穆宗實錄》體量很小，關于他本人的記載也不多，這本書甚至都沒有記載過他的名字。

但是，他父親嘉靖皇帝的《明世宗實錄》中卻明確的記載過：

上命皇第三子名載坖，第四子名載圳。

這句話的意思是，嘉靖皇帝給自己的第三個兒子（也就是隆慶）起名朱載坖，第四個兒子起名朱載圳。

而隆慶皇帝在接班當皇帝之前，是大明的裕王。

他做裕王的時候，藩邸里有一位教他文化的老師，叫做陳以勤，后來他在隆慶一朝也做過大學士和禮部右侍郎。

而在這位仁兄的墓志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

乃生而命名，從元從土...君意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隆慶皇帝這個名字，他一出生，他父親就給他起好了，上元下土，正是個坖字。

除去這些比較權威的正史，隆慶的兒子萬歷在位年間，一些野史如《名山藏》，《兩朝憲章錄》，《皇明昭陵編年信史》都有“朱載坖”的明確記載。

甚至就連大明當時的藩屬國朝鮮的一些史料，也記載隆慶皇帝的名字是朱載坖。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大量史料都明明白白的記載了明穆宗叫做朱載坖，那么他“朱載垕”的名字又從何而來呢？

這個答案，要從萬歷年間一位叫做盧翰的文人開始說起。

盧翰其人，生卒年不詳，除了在嘉靖年間考中過一次舉人之外，沒有在明朝擔任過任何官職，大概是屬于那種比較消極避世的清流派文人。

這位盧翰同志專著治學，寫過一本叫做《掌中宇宙》的私史，在這本書中，盧翰不知道是因為什么樣的原因，把“朱載坖”錯寫成了“朱載垕”。

盧翰寫錯了沒有關系，問題是，后人修史，基本都要參考一下之前的史書，結果之后的文人朱國楨寫《皇明史概》，以及談遷寫《國榷》的時候，就都參照了盧翰的《掌中宇宙》，把“朱載坖”寫成了“朱載垕”。

而在清修《明史》的時候，很顯然也參考了以上提及的幾本史書，索性就硬生生的把“坖”字改成了“垕”字，就這樣，“朱載垕”這個名字就以訛傳訛，直到今天。

其實，一個人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因為名字只不過是一個代號，雖然它往往寄托了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的美好寄托，但這畢竟只是一種想象。

叫張美麗的人不一定貌美如花，叫陳長生的人卻偏偏是個短命鬼。

而提到朱載坖，我們最常能聯(lián)想到的一個詞就是：好色。

朱載坖的好色，從史料來看，并非天性，或者說即便是天性，朱載坖本人也把這種天性壓抑了很長的時間。

這位在位六年就匆匆病死的大明天子的絕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父親嘉靖的時代中度過的，他大部分時間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謹言慎行的太子。

作為潛在的皇位繼承者，本朝除洪武朝的太子朱標之外的任何一位皇子，他們在父親的面前，必須要偽裝出一副至謙至卑的樣子來。

嘉靖這個人，有點神經(jīng)質，喜怒無常，生殺予奪更加無常，老皇帝無論是對臣下還是對兒子都極其的不信任。

所以，作為裕王的朱載坖在藩邸歲月中“姬御甚稀”，就是說他堂堂皇帝的兒子，一年到頭也討不了幾個老婆。

朱載坖這種不近女色的形象在朝野間廣泛流傳，甚至騙過了他的老師徐階和張居正。

然而，嘉靖死隆慶立，裕王搖身一變成了皇帝之后，他就立刻開始“掖廷充斥”，即位不到三年時間，光妃子就封了十三名，而平時皇帝在紫禁城里臨幸的嬪以下的女子更是不計其數(shù)。

朱載坖每次選拔秀女，數(shù)量都在三百人左右，皇帝還特別要求，只征召十一歲到十六歲的花季女子入宮。

皇帝如此瘋狂的在民間搜刮女色的行為，甚至引起了江南地區(qū)的恐慌，引起了一場“拉郎配”的風潮。

什么叫拉郎配呢？意思是朱載坖頻繁的選拔秀女入宮嚴重的剝奪了民間男女自由戀愛的意志和權利，百姓們對這種皇權獨占性憤恨不已，寧肯在選拔秀女的季節(jié)之前把自己的女兒倉促而隨便的找人嫁了，也絕不把她送入宮闈。

皇帝如此愛好女色，那他的身體就是極度放縱的，隨之而來的就是健康狀況十分不容樂觀，到他駕崩之前的一年時間內(nèi)，朝野之間早已經(jīng)知道隆慶是一個結結實實的“色癆”，這已經(jīng)是半公開的秘密了。

從道德模范到色癆皇帝，朱載坖的變化實在是太快，太迅速，讓人有點難以置信。

但其實，所有的難以置信，都并非空穴來潮，其背后都有著深層次的理由。

皇儲時代的朱載坖，是一個長期壓抑天性，長期被父親嘉靖監(jiān)視和打壓的人，他就如一根彈簧一樣被不斷的按壓——而一根承受了無數(shù)的壓力的彈簧，一旦不再被壓抑，壓力得到釋放，就會以一種不可遏制的力量反彈，壓的越狠，彈的越高，朱載坖在明帝國的權力場，就成為了他父親嘉靖手中的彈簧。

俗語有云：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

朱載坖如此好色，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斷定他是一個昏庸的，失敗的帝王呢？

答案出人意料，因為隆慶不僅不是一個昏庸無道的帝王，還有可能是大明王朝歷史上表現(xiàn)最成功的一位皇帝。

謂予不信，請看下文。

我們知道，到明中期以來，大明王朝在外部環(huán)境上所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東南倭患，二是西北虜患。

十四世紀初，日本進入了南北朝的分裂時代，大量因為戰(zhàn)亂，戰(zhàn)敗而失去棲身之所的武士們在本土無法生存轉而選擇了流亡海上。

他們來到中國江浙和福建的海面上，和明朝境內(nèi)的海盜相互勾結，在沿海地區(qū)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這種情況在嘉靖時期尤為嚴重，也正因如此，才誕生了如民族英雄戚繼光那樣的名將。

而北虜，在某種程度上則屬于是明朝的“老朋友”了，高皇帝結束了元朝的全國性統(tǒng)治后，元人潰逃，進而在明朝北部分裂成了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這蒙古三部之間此消彼長，百年間陷于頻繁的內(nèi)斗中，單一的畜牧業(yè)和并不發(fā)達的手工業(yè)時常讓元人的生活陷入困苦，而為了改變生活現(xiàn)狀，獲取明朝境內(nèi)的物資來補貼自己成了他們最直接的手段。

而這種手段，又可以細分為朝貢和互市。

然而，大明王朝的歷代帝王們對元人的態(tài)度并不明朗，加之多年前土木堡之變的發(fā)生，所以到嘉靖時期，明朝已經(jīng)基本斷絕了和元人的邊境貿(mào)易，元人無奈，只好通過武力搶奪的方式在邊境大肆劫掠，騷擾百姓，捕捉牲畜，此之謂“北虜”。

南倭在嘉靖的年代里基本被平定，但屢禁不止，仍有死灰復燃之態(tài)，而北虜則更為嚴重，嘉靖二十九年，韃靼人長驅直入，竟然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

然而就是這樣在前朝使得朝廷焦頭爛額的南倭北虜，卻在隆慶皇帝的時代，被輕而易舉的解決了。

其實，南倭北虜并不是什么世紀大難題，因為南倭的根源在于明初那種極為嚴苛的不許百姓開展海洋活動，片板不得下海，沿海居民內(nèi)遷數(shù)十里的行為極大的壓縮了東南居民的生存空間，一部分居民淪為海盜，這才能和倭寇相互勾結，而北虜則更為簡單，百年煙云，元人早已經(jīng)不復當年黃金家族的榮耀，不斷分裂的游牧民族已經(jīng)無法再顛覆明政權，所以他們需要的不過是明朝開放互市，給予他們合理合法交易的機會。

因此，在隆慶的時代里，沿海地區(qū)有了“隆慶開關”，朝廷解除了海禁，使民間海洋活動合法化，還允許私人出海到東西二洋做生意，而居庸關外則更有“隆慶和議”，重新開放和元人的邊境貿(mào)易，兵不血刃的解決北疆的紛爭。

試問，這樣解決問題的方法，素有高智商之稱的嘉靖皇帝為什么辦不到？

因為，嘉靖皇帝是一個性格狐疑，優(yōu)柔寡斷，反復無常，并且半數(shù)以上的帝王生涯都對政治環(huán)境報以消極態(tài)度的人。

簡而言之就是：嘉靖自己不干活，他也絕對不允許他治下的臣僚們有所作為。

但他的兒子隆慶，那個長期被壓抑天性的隆慶，在即位后則把自己的個人生活安排的明明白白，每天都在忙不迭的釋放著自己的好色天性，而把使這個帝國運轉的權力，全都無私的交給了臣下，在隆慶皇帝的治下，所有愿意為這個帝國積極付出的臣僚們都發(fā)揮了自己應有的作用，如徐階，張居正，陳以勤，高拱，他們代替皇帝改革帝國陳舊而不符合時代的制度，如譚綸，戚繼光，王崇古，作為武將，他們得到了皇帝完全的信任，從而可以更加有力的看守帝國的邊防。

短短六年的時間里，隆慶和臣僚們達成了一種奇怪的“攜手共進”模式，即：皇帝只顧享樂，但卻鼓勵臣下拼搏，在皇帝名義上的努力下和臣僚們實際上的努力下，隆慶時代解決了困擾帝國多年的外患，為萬歷時代張居正改革打好了堅實的底子。

隆慶其父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隆慶其子萬歷在位四十八年，而這個不過六年帝王生涯，被父權傾軋，被權力異化，被酒色侵襲的隆慶，卻成為了一個遠遠優(yōu)于其父其子乃至明朝大多數(shù)皇帝的明君圣主。

只不過，所謂帝王千秋功業(yè)，那是后人評說，是寂寞身后事，于當時的朱載坖來說，只消是幻夢一場，人死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