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北伐蒙古中去世，這對方興正艾的明朝是一個小小的波動，但明朝行政運轉還在繼續(xù)，華夏和草原民族意識到無法短期內“吃掉”對方，因此明朝與韃靼、瓦剌之間總要制定一套游戲規(guī)則。雖然納貢和親這種外交方案早在漢朝和匈奴時代就已經很成熟了，不過明朝的朝貢制度還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成為華夏與草原之間最重要的外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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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積極推動朝貢制度，向天下宣布，“夷狄奉中國，禮之常經，以小事大，古今一理”，昭告各國來明朝朝貢。明朝把與自己建立朝貢關系的地區(qū)分為東南夷、北狄、東北夷、西戎四個部分，共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這些地區(qū)或向明朝表示政治上的表面臣服，或表示認同中華禮儀制度，先后與明朝建立了朝貢關系，并按照明朝規(guī)定的貢道、貢期及朝貢規(guī)模來朝，貢獻本地區(qū)的特產。明朝接受這些國家或地區(qū)的臣服或認同后，按照自己制定的一套級別和規(guī)定，給予萬國來使豐厚的回賜與封賞。同時，各國使團在京期間，由禮部、會同館、鴻肪寺、行人司等相關部門負責管理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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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且嚴格的體制——大明朝貢體制。從朱元璋到朱棣，再到此后的歷代明朝皇帝，都是朝貢制度的積極推動者。這里面當然有華夏文化中“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的儒家思想起作用。但從現(xiàn)實角度考慮，明朝是從元朝內部誕生的，此前元朝已經建立起了獨具特色的大一統(tǒng)的天下觀和國際關系。明朝要堅持自己的合法性，建立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就必須建立一套屬于自己的天下觀和國際關系，將元朝締造的在整個亞洲的影響力化解掉，提升明朝自己在各國心目中的地位。

而且明朝從始至終都沒能降伏草原上的各路豪強，反而時常被草原政權攻破長城防線，所以元朝死灰復燃的陰影始終縈繞在明朝君臣的心頭，揮之不去。在這樣的心理壓力和現(xiàn)實壓力之下，明朝更需要朝貢制度來保障自己的正統(tǒng)性，更需要朝貢制度來提供安全的國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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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朝貢制度與漢朝、唐朝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在于，漢朝、唐朝面對草原的納貢和親行為，很多時候是被迫的，是在草原軍事力量的要挾下進行的。而明朝的朝貢制度要體面很多，沒有和親這種在華夏看來丟面子的選項，對各國的封賞多寡也是根據(jù)自己規(guī)定的一套三六九等制度執(zhí)行，并不太在意對方的態(tài)度。這個變化當然是草原與華夏的力量對比造成的。明朝以統(tǒng)一的華夏政權的面貌來面對分立的草原各政權，當時的草原雖然不是散沙一片，至少也是兩雄爭霸甚至多雄并起，草原政權之間的內耗讓明朝在雙方關系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因此可以體面地把各個草原政權納入朝貢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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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元朝的大融合時代，草原與華夏之間變得更密切，尤其體現(xiàn)在雙方的經濟貿易關系上，草原對于華夏物產的需求更多了。站在韃靼和瓦剌的角度看，要想從明朝那里得到更多的華夏物產，無非就那么幾個古老的途徑——軍事敲詐或掠奪、利用朝貢制度交換，以及邊境上的互市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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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朝并不愿意增加朝貢制度的賞賜或擴大互市貿易的規(guī)模，前者會給明朝的財政帶來更多的支出，后者會增加邊境的不穩(wěn)定因素。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不再具有朱棣一般的天下視野，更多從單一華夏政權的角度來思考對外關系問題，認為國家穩(wěn)定和安全是第一位的，通過貿易賺錢是次要的，是細枝末節(jié)。明朝的風格變得與重視商貿的元朝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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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朝貢制度下的草原與華夏就出現(xiàn)了矛盾。朱棣之后的明朝與蒙古各部之間的關系就因為這個矛盾而不和諧，甚至出現(xiàn)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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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年，即朱棣去世25年后，明朝遭受了一場大劫，劫難的起因就與朝貢使團規(guī)模有關。

草原上瓦剌與韃靼的激戰(zhàn)曠日持久，雙方的實力派甚至分別找了黃金家族后裔做自己的大汗，瓦剌首領脫歡立脫脫不花為大汗，而韃靼太師阿魯臺立阿臺為汗。最后，脫歡獲得了勝利，攻殺了韃靼的阿臺汗和阿魯臺，控制了東部蒙古即韃靼的勢力。此后，脫歡的兒子也先繼續(xù)南征北戰(zhàn)，終于把從東北地區(qū)的大興安嶺到西北地區(qū)的阿爾泰山之間的草原統(tǒng)一在自己的勢力下，脫脫不花是整個草原名義上的大汗，軍事力量則掌握在也先的手中。草原的相對統(tǒng)一，改變了草原與華夏的力量對比，也影響了雙方的朝貢制度。也先并非黃金家族成員，雖然手握大權，名義上統(tǒng)一了草原，但在草原上仍然受到各個強大部落的制衡。所以，從也先的角度來講，要么依靠武力強行壓制各個部落，要么依靠財富，換取各個部落首領對自己的承認和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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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獲得財富，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與明朝之間的朝貢貿易。明朝“薄來厚往”的回賜政策對蒙古朝貢使團的吸引力很大，使團規(guī)模越大，獲利就越大，那么也先就有更多的財富來換取各部的忠誠，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剛好也先以瓦剌勢力為基礎，統(tǒng)一了蒙古草原，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后盾，這讓也先在朝貢貿易中的胃口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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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jù)明朝的記錄，一開始蒙古方面派來的朝貢使團一年來一兩次，朝貢人數(shù)不足百人，此后每年的朝貢次數(shù)增加到四次，朝貢人數(shù)也超過千人。比如，正統(tǒng)十二年（1447年）11月，瓦剌使臣皮兒馬黑麻等2472人來朝，一次性貢馬4172匹，獸皮12300張。而同時代的建州女真、南方土司來朝使團規(guī)模不過幾百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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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財富讓也先欲罷不能，第二年也先派出朝貢使團時，便虛報人數(shù)，以求獲得更多的賞賜。結果明朝官員發(fā)現(xiàn)了問題，朝廷命令禮部嚴格按照人數(shù)給予賞賜，結果這個使團獲得的賞賜只有奏請的1/5。使團獲得的財富大大減少，引起了也先的強烈不滿。另一個讓也先不滿的事情是，明朝一些邊境官員曾經私自許諾也先可以與明朝結親，并賜予其樂團歌女等，當一心歡喜的也先把和親的聘禮送到明朝時，明朝朝廷一臉茫然，斷然拒絕和親提議，此舉讓也先非常憤怒。

朝貢不能獲得的財富就要靠武力來解決，這就是也先的思路，也是從漢朝–匈奴時代就延續(xù)下來的草原強權的邏輯——獲取外界財富才能維持草原帝國的整體性。1449年，也先統(tǒng)帥自己的瓦剌部，并聯(lián)手韃靼、兀良哈等部，舉兵南下，大舉進攻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攛掇下御駕親征，結果準備倉促，混亂不堪的數(shù)十萬大軍在居庸關外的土木堡遭到蒙古軍隊的圍攻，明軍大敗，明英宗竟然被俘虜，史稱“土木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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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捷竟然沒有給也先帶來什么好處。國不可一日無主，明朝在北京城立刻確立了一位新的皇帝，讓也先手里的明英宗變成了沒什么價值的太上皇。也先雖然權傾一時，但攻打明朝的初衷只是為了獲取財富，并非要滅亡明朝，因此在北京城下遇挫后，也先的部隊立刻撤離。而其他蒙古各部，比如脫脫不花的軍隊，聽到也先受挫后立刻返回草原，根本不打算與也先同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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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局面和當年成吉思汗舉全國之兵南下攻打金朝有所不同，當時蒙古與金朝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成吉思汗伐金既是為了敲詐和劫掠財富，也是為了攻城略地。但也先與明朝并無深仇大恨，其實力也不足以徹底滅亡明朝。最終，土木之變以華夏與草原的和解而告終，明英宗也被釋放回國，并復辟成功，繼續(xù)坐他的江山。也先則自我膨脹，于1453年自立為汗。作為非黃金家族而在草原上稱大汗者，也先基本上算是第一人，因此激發(fā)了各部甚至包括瓦剌內部貴族的強烈反對，最后他被瓦剌權臣暗殺，一代梟雄凄慘落幕。而趁著瓦剌內亂，韃靼又反攻過來，瓦剌逐漸走向衰弱，這個一度稱霸整個草原的部落要到很久以后才會再度興起，此乃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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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變雖然令人震驚，但并沒有改變明朝與草原各部的朝貢關系。土木之變發(fā)生前的14年間，蒙古方面共朝貢約30次。土木之變后，明朝景泰年間，7年中蒙古來朝就有20次之多。等到明英宗復辟后，蒙古朝貢次數(shù)比土木之變前還要頻繁，同樣來了30多次。土木之變對于明朝的影響，類似于安史之亂對于唐朝的影響，被視為明朝由盛轉衰的重要節(jié)點。其實相較于慘烈的安史之亂給唐朝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土木之變本身對于明朝的經濟打擊并不大，土木之變后朝貢制度仍然運轉良好，但土木之變對明朝的心理打擊并不比安史之亂對唐朝的打擊小。土木之變極大地改變了明朝面對蒙古各部時的開放心態(tài)。大軍慘敗、皇帝被俘的奇恥大辱讓儒家思想濃厚的明朝君臣變得更加封閉，更加敵視外界。

到了嘉靖皇帝執(zhí)政期間，這種“自閉癥”思維終于全面落實到了對外政策上，并給明朝與其他政權特別是蒙古各部之間的交往帶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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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非常注重禮法和面子，在被指定為皇位繼承人在前往北京城的路上，他就和大臣們?yōu)樽约旱降自撘曰侍拥纳矸葸€是以皇帝的身份入城產生了分歧。登基后，他又因為給自己生父封號的問題與大臣們糾纏不清。這樣皇帝在面對明朝之外的世界時，自然是唯吾獨尊的態(tài)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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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料研究中我們知道，明朝的朝貢制度是有漏洞的，蒙古各部總是想盡辦法擴大朝貢使團的規(guī)模，以獲取更多的賞賜和貿易利益，它們把朝貢制度看成一種經濟方式。而明朝僅僅把朝貢制度看作外交方式而非經濟方式，因此嚴格限制朝貢使團的規(guī)模。雙方爾虞我詐，斗智斗勇。達到各自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夠到明朝朝貢的蒙古各部都是大的草原政權，無非就是韃靼、瓦剌、兀良哈。因此朝貢獲得的利益很難落到一些小部落的頭上。于是，就像漢朝與匈奴時代常出現(xiàn)的，靠近邊境的很多小部落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會時不時地劫掠明朝境內的村鎮(zhèn)，這令明朝十分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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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嘉靖皇帝時期，任性傲嬌的他干脆一刀切：在北方直接絕貢，禁止蒙古各部再派使團來朝貢；在東南沿海則實施海禁，禁止海內外民眾進行海洋貿易。這種關閉大門的決然策略一出臺，就釀成了大禍，“北虜南倭”攪得明朝嘉靖年間雞犬不寧?！澳腺痢笔侵笘|南沿海出現(xiàn)的倭寇。早期的倭寇主要是一些落魄的日本浪人，他們往往組成小股的海盜，襲擊沿海的村莊，劫掠財物。在明朝出臺嚴格的海禁令后，正常的海洋貿易被官方打擊，很多沿海海商、海民的生計受到影響，被迫鋌而走險，從海商變成了海盜。雖然朝廷統(tǒng)一把他們稱為倭寇，但其實中后期的“倭寇”主要是明朝沿海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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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虜”就是指草原上的蒙古各部。在嘉靖年間，直接毗鄰明朝北境，對明朝威脅最大的蒙古部落是俺答汗統(tǒng)治的土默特部。瓦剌在也先死后不斷衰落下去，而韃靼也并非團結一致，而是分為幾部，并不斷向西挺進，驅逐瓦剌勢力，把蒙古草原中部控制在韃靼人手中。土默特部就脫胎于韃靼集團之中，活躍于蒙古草原的中南部。俺答汗十分重視與明朝的關系，說得直白一些，他迫切需要來自明朝的財富，尤其是絲綢、布匹這些草原無法生產的手工品。俺答汗多次向明朝請求朝貢和互市，被渾身“氣節(jié)”的嘉靖皇帝一概拒絕。俺答汗是一個很有耐心的蒙古首領，雖然屢次被拒絕，但并沒有和明朝大動干戈。他的主攻目標還是草原上的其他各部，比如東面的察哈爾部、西部的瓦剌以及西域的一些政權，面對明朝的時候，他采取盡量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這是草原政權的一種理性的策略，在草原上還有強大敵手的情況下，采取了保守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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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一次外交事件改變了歷史走向。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派出使者石天爵到明朝邊境，希望恢復中斷了幾十年的朝貢制度，并轉達了俺答汗的話，稱蒙古方面很渴望中國的絲綢織品，但是要想獲得這些，只有搶掠和朝貢互市兩個途徑。搶掠雖然能夠獲得人口和牲畜，但是獲得的絲綢織品很少，而且自己也有傷亡，所以不如朝貢互市好。

在被明朝拒絕后，第二年石天爵又來請求朝貢。沒想到明朝邊境上的巡撫都御史龍大有為了邀功請賞，竟然誘捕并殺害了石天爵一行人，把其首級上交朝廷，并向上匯報說他們是入侵者?；栌沟募尉富实劬谷恍乓詾檎?，提升龍大有為兵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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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臣被殺，克制了很多年的俺答汗終于被激怒了，從此之后土默特部頻頻深入明朝劫掠，最嚴重的一次發(fā)生在1550年，俺答汗率軍攻打大同，明軍大敗，守將只好賄賂俺答汗，于是蒙古軍隊繞過大同向東，從古北口殺入明朝境內，長驅直入，殺到了北京城附近。明朝調集了幾十萬大軍勤王，但是將領們都怕戰(zhàn)敗后被當成替罪羊，所以人人自保不愿出擊，任憑蒙古軍隊劫掠周邊。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稱這一事件為“庚戌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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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變暴露出明朝中期的虛弱，俺答汗的土默特部雖然是當時蒙古草原上最強大的一方力量，但也只是一方力量而已，他甚至不具備瓦剌梟雄也先在鼎盛時期的實力。即便如此，俺答汗依然有能力多次突破明朝花費巨資營造的北方防線，將明朝的北部攪得天翻地覆，直接威脅明朝的首都。對比朱棣時期明朝的強盛，此時明朝的軟弱真是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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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軍隊的威脅下，嘉靖皇帝終于暫時收起了高傲之心，同意了俺答汗的朝貢互市的要求，于是蒙古軍隊終于退回了草原。第二年，明朝在大同開設馬市，與蒙古進行互市貿易。終嘉靖一朝，明朝和蒙古的朝貢和互市幾乎是零，在庚戌之變后，雙方的關系終于從寒冰中開始回暖。只是嘉靖皇帝對于蒙古仍然是咬牙切齒，所以晚年書寫到“夷狄”兩個字的時候，一定要用非常小的字，表示“尊中國卑外夷”，心中憤恨始終難平。遭受奇恥大辱的嘉靖在追求長生不死術中黯淡走完了自己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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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個大國之君過于唯吾獨尊，最終還是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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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之后的明朝隆慶皇帝在位時間只有短短的6年，卻做成了兩件大事，分別是面對“北虜”的隆慶和議和面對“南倭”的隆慶開海。借助于俺答汗的一個孫子因為家庭糾紛逃到明朝的契機，雙方通過交換人員建立了溝通，并達成了封貢互市，明朝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并在隆慶五年（1571年）開放邊境市場，雙方的貿易開啟了一段繁榮的時期。隆慶開海則是打破明朝長期執(zhí)行的海禁令，允許民眾進行海洋貿易，此舉很快就讓頭疼的倭寇問題得到了解決，很多海賊都反正做正經生意，邊境也逐漸安寧下來。隆慶五年，邊境上的馬市剛開放的第一年，明朝宣鎮(zhèn)、大同、山西三鎮(zhèn)共交易馬匹約7000匹。到了萬歷元年（1573年），也就是兩年后，馬匹交易數(shù)量接近2萬匹。又過了一年，馬匹交易數(shù)量達到了2.7萬匹。再往后到萬歷十九年（1591年），僅宣鎮(zhèn)一地馬匹交易數(shù)量就達到了3.6萬匹！明朝用于支付交易的馬價銀自然也是成倍地增長。蒙古各部出售馬匹等畜牧業(yè)產品，主要用于交換華夏的絲綢布匹。有人統(tǒng)計，萬歷十年（1582年）左右，邊境上每年約有百萬匹的梭布（棉布的一種）易手，而當時靠近明朝邊境的蒙古土默特部、鄂爾多斯部和喀喇沁部的總人口才30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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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雙方貿易量的飆升，曾經讓明朝痛苦萬分的北虜問題居然風平浪靜了。所以從以俺答汗為代表的蒙古各部首領的行為上看，他們并沒有攻占明朝的意圖，他們的目標始終是獲得財富。而從獲得財富的效果看，互市強于朝貢，朝貢強于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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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俺答汗和蒙古各部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華夏財富呢？史料表明俺答汗時期的蒙古各部與明朝的貿易規(guī)模遠超過之前草原與華夏的貿易規(guī)模。此時的蒙古草原是否有著與過去不一樣的景象呢？那個被明朝邊將斬殺的石天爵生前轉達俺答汗的旨意中透露出蒙古覬覦的華夏產品是“紗段”。正如昔日在草原上實現(xiàn)了定居生活的回鶻人那樣，此時的蒙古各部尤其是靠近明朝的幾個部中，有相當多的部眾已經開始過定居生活，游牧生產方式正在轉向局部地區(qū)的游牧業(yè)與局部地區(qū)的定居農業(yè)并存。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中，蒙古人和過去的回鶻人一樣，對于華夏產品尤其是紡織品有著強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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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放開，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那個時期，整個亞洲內陸地區(qū)都發(fā)生了類似的變革，大量的商業(yè)城鎮(zhèn)開始出現(xiàn)，比如中亞的帖木兒汗國境內，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的手工業(yè)和商業(yè)變得繁榮。在其他一些城鎮(zhèn)比如塔什干、赫拉特等，貿易變得越來越興盛。草原地帶的游牧經濟仍然存在，只是定居生活的城鎮(zhèn)變得越來越大，商業(yè)和手工業(yè)規(guī)模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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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汗自己的控制區(qū)內也出現(xiàn)了較大的定居城鎮(zhèn)，比如他安排來自內地的農民和手工業(yè)者定居在板升，也就是今呼和浩特。在土默特部，估計有多達10萬的漢族人居住在板升。俺答汗還在板升以及周邊城鎮(zhèn)大興土木，建造佛教廟宇，比如保存至今的內蒙古美岱召和大召寺等，借助宗教的力量提升自己在蒙古草原各部中的地位，并阻擊來自西亞、中亞的信奉伊斯蘭教的勢力。只有獲得足夠豐厚的、持續(xù)的財力，俺答汗才有能力維持自己的地盤、城鎮(zhèn)、廟宇和軍隊。所以，通過與明朝的貿易獲得華夏的手工業(yè)品，比如絲綢、瓷器甚至茶葉，對于俺答汗的土默特部非常重要。因為它一方面可以滿足本部蒙漢各族人民的需求，維持內部的安定和富足；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遠途貿易把多余的貨物賣到中亞甚至更遠，發(fā)家致富，從而爭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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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和議對于明朝和蒙古各部來說，是雙贏的結果，也是符合當時世界大趨勢的舉動。

有個問題值得關注，為什么明朝時期，在亞洲內陸地區(qū)，包括蒙古草原南部以及中亞、西亞會涌現(xiàn)出大批貿易城鎮(zh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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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代，曾經統(tǒng)治了大部分亞洲的蒙古帝國乃至蒙古四大汗國已經解體，代之以眾多的汗國，政治上似乎不利于遠途貿易的開展。但是，在明朝中期，西歐國家開啟了大航海時代，發(fā)現(xiàn)了美洲大陸，美洲大量的金銀被掠奪、被開采并流向全世界，當然也流向了亞洲各國。黃金、白銀作為貨幣，給亞洲大陸帶來了經濟上的沖擊，這是一次意義深遠的“貨幣革命”。在貨幣經濟的沖擊下，各地的手工業(yè)受到資金的刺激而蓬勃發(fā)展，人們?yōu)榱俗分鹭敻欢l繁開展遠途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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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革命下，白銀大量涌入草原游牧地區(qū)，促進了昔日草原的城鎮(zhèn)化現(xiàn)象。雖然過去草原上也會出現(xiàn)城鎮(zhèn)，比如回鶻人、契丹人和蒙古人都曾經在草原上建都，但過去城鎮(zhèn)數(shù)量很少，而在白銀資本的沖擊下，草原游牧地區(qū)的城鎮(zhèn)大量涌現(xiàn)，尤其是在接近農耕區(qū)的地方，根本性地改變了草原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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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不僅沖擊了草的世界，也沖擊了禾的世界。貨幣革命下，白銀大量涌入華夏，給明朝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甚至可以說，白銀資本要為明朝的滅亡負很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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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二十年（1592年）4月13日，日本的實際統(tǒng)治者豐臣秀吉突然發(fā)動大軍跨海進攻朝鮮。毫無防備的朝鮮面對剛剛平定了日本戰(zhàn)國亂世的日軍精銳之師毫無還手之力，連連敗走，半個月內都城漢城（今首爾）陷落，兩個月后，北方重鎮(zhèn)平壤也落入日軍之手。面對作為朝貢國的朝鮮的求救，明朝政府做出了抗日援朝的決定，大軍開赴朝鮮半島。明朝、朝鮮與日本的這場戰(zhàn)爭前后持續(xù)了7年之久，最后以豐臣秀吉病死、日軍全部撤回本土而結束。由于戰(zhàn)爭開始于壬辰年，史稱這一事件為“壬辰倭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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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臣秀吉為何執(zhí)意要進攻朝鮮，甚至計劃以朝鮮為跳板，進攻東亞大國明朝？歷史事件往往會因為很多偶然因素展開，拋開豐臣秀吉的個人思維不談，我們可以看到，在壬辰倭亂開始前，整個世界包括東亞在內，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就是全球化。恰好在壬辰倭亂100年之前的1492年，哥倫布橫跨大西洋發(fā)現(xiàn)了美洲大陸。美洲的金銀以及玉米、番薯、花生、辣椒等農作物席卷全球。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后的荷蘭、英國、法國都積極開展遠洋貿易，并為了爭奪殖民據(jù)點和貿易線路而大打出手，軍事技術尤其是火器得到長足進步。

這是一個經濟走向全球化的時代，這也是一個軍事走向全球化的時代。從歐洲漂洋過海而來的金銀和火器迫使當時的亞洲各個國家要做出決定：是順應全球化打開國門，還是拒絕全球化關上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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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時代的日本是順應全球化的例子，各地大名（即領主）積極地與荷蘭人、葡萄牙人聯(lián)絡，通過海外貿易獲得爭雄日本的資金、技術和武器。到豐臣秀吉統(tǒng)一整個日本的時候，毫不夸張地說，當時的日本軍隊配備了大量全世界最先進的火器。無獨有偶，當時亞洲大陸南部的緬甸、越南的軍事實力也因為引進火器而迅速提升，這對大明王朝一家獨大的亞洲東部體系構成了嚴峻的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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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一直擅長弓箭和騎術的蒙古各部因為距離海岸線很遠，本身的傳統(tǒng)軍事力量又比較強大，因此在軍事全球化方面落后了。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提及的，身處內陸的蒙古各部仍然感受到了強烈的經濟全球化的氣息，也被卷入了長距離的貿易網絡中，所以土默特部為代表的蒙古各部才會對華夏物產有著更大的需求量，這表現(xiàn)為當明朝的邊境開放時，大家就和氣生財，當明朝的邊境關閉時，各部就頻頻叩關。這種現(xiàn)象雖然和自古以來游牧族群對華夏產品的需求有關系，但也因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而變得更為突出。軍事全球化僅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子集而已，在美洲金銀的刺激下，擁有海岸線的亞洲國家都品嘗到了遠洋貿易的甜頭，渴望擴大海洋貿易規(gu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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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朝這個亞洲東部名義上的“天下共主”，這個亞洲東部最大的“生產基地”和“消費市場”，卻一直堅持朝貢體系，固執(zhí)地把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限定在朝貢體系之下。在朝貢體系中，周邊其他國家必須以臣子的身份與明朝政府交往，這種面子問題其實倒不是很大的障礙，就連蒙古各部都愿意放棄面子換銀子。最大的麻煩是朝貢體系帶來的商品交易量太少了，根本不能滿足國與國之間的正常貿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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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日本來說更加麻煩的是，因為兩批朝貢使團在寧波鬧事，明朝于1547年革除了日本的朝貢資格。于是，明朝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基本上由走私和劫掠的海盜控制。日本官方斷絕了與明朝的貿易往來，結果撈不到任何海外貿易的好處不說，反而要面對海盜引發(fā)的麻煩。

所以，在豐臣秀吉統(tǒng)一日本后，他的對外思路很可能是，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打破明朝的朝貢體系壁壘，獲得亞洲級別的廣闊生產基地和消費市場，讓日本走上經濟全球化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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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豐臣秀吉時期的日本的選擇。面對歷史大趨勢的潮頭，每個政權都要做出選擇，明朝要做出選擇，日本要做出選擇，蒙古各部要做出選擇，甚至還處于東北地區(qū)的弱小的女真各部也要做出選擇。明朝對于全球化的態(tài)度是被動的、消極的，走一步算一步，而非主動利用歷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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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初，葡萄牙人率先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建立了果阿等殖民據(jù)點，進行香料貿易。然后，葡萄牙殖民者揮師東進，攻占了東南亞具有重要戰(zhàn)略意義的馬六甲，在鋪設自己的香料之路的同時，也打破了明朝在東南亞地區(qū)維護的朝貢體系。此前鄭和七下西洋，幾乎每次都要在馬六甲停靠補給，馬六甲也曾借助明朝的威懾力回絕了北方暹羅對它的覬覦之心。然而在葡萄牙人攻陷馬六甲后，當時的明朝除了蒼白地要求葡萄牙人歸還馬六甲外，毫無辦法。經歷了漫長的作繭自縛般的海禁時期，明朝在遠洋完全喪失了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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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中葉以后，另一歐洲強國西班牙在菲律賓登陸，把馬尼拉作為其在東方的據(jù)點，明朝依然無能為力，任由西班牙人開展遠洋貿易。明朝官方既沒有對西洋人的到來提高警惕、采取措施，也沒有努力開展遠洋貿易充實自己的實力，明朝的皇帝和官員們在面對海洋上的變局時，基本上奉行被動的鴕鳥政策。這就是明朝面對全球化的態(tài)度和選擇?？梢哉f，在歐洲殖民者進入東南亞的那一刻，明朝的朝貢體系已經名存實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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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欲靜而風不止”，盡管明朝對于全球化的沖擊不聞不問，仍然會被歷史大潮裹挾，不管明朝君臣愿意不愿意。這一點充分體現(xiàn)在白銀對于明朝內部的強烈沖擊上。我們知道，元朝是一個依靠白銀和鹽引運轉經濟的王朝。明朝建立后，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并不懂商業(yè)，甚至出于小農意識敵視商人和商業(yè)，于是禁止以白銀作為貨幣，竟然試圖以實物支付官員的俸祿。從經濟和金融的角度講，朱元璋完全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從元朝生機勃勃的經濟體制急速后退，其結果是大大阻礙了明朝經濟的發(fā)展。形勢比人強，朱元璋之后的明朝還是一點點地接受了白銀作為貨幣，比如正統(tǒng)元年（1436年）明英宗宣布“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后來“一條鞭法”等貨幣政策得到推行，最終明朝建立了以白銀為本位的貨幣體系。

民眾上繳的稅賦以白銀的形式結算，從經濟的角度說，這是一種進步，提高了政府的財政效率，減少了實物征稅帶來的巨大浪費。同時，這也能夠減弱人們對于耕地的依附關系，使民眾更為自由地選擇生產生活方式，人口流通和商品生產都得到了增強，于是從明朝中期開始，商業(yè)貿易逐漸繁榮起來，社會比起朱元璋時代富有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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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話說回來，沐浴在白銀時代的明朝雖然也嘗到了白銀貨幣化和對外貿易的甜頭，但是在經濟制度和財政收入上，根本無法與近代正在飛速崛起的西方列強相比。當時荷蘭、英國的政府保護民間商人的合法生意，最為重要的是，商人乃至其他社會階層的私有產權得到尊重，政府不能隨意剝奪民眾的資產、財富。在產權制度的保護下，西方各國的民眾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和熱情持續(xù)高漲，國家的稅收也水漲船高。

反觀明朝，政府從來就不曾尊重商人的產權，反而警惕和打壓富商巨賈，從朱元璋時期對江南巨富沈萬三的財產掠奪開始，明朝商人的資產是毫無安全保障的，當然全社會其他階層的財富也同樣沒有安全保障。于是，發(fā)跡的商人一門心思對科舉進行“投資”，讓自己人擔任官員，希望用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產權和商業(yè)利益。就這樣，明朝龐大的官僚集團成為分割利益的群體，他們所分割的利益的一部分，原本應該成為國家財政的稅收收入。也就是說，明朝的官僚集團層層截留了大量的財富，削弱了皇帝所代表的國家最高階層所能使用的“政府財政經費”。明朝后期，由于全球化浪潮，海外貿易本應成為明朝賺大錢的項目，畢竟明朝國內有著強大的手工業(yè)生產能力，全世界都需要來自中國的陶瓷、絲綢、茶葉以及藥品。沿海的武裝海商集團的確崛起了，但是這些海商并沒有發(fā)展成類似西方的國營或私營公司，無法給國家繳納大量的稅收。相反，明朝的海商通過與沿海地方官員勾結，實現(xiàn)權力和財富的結盟，瓜分了海外貿易獲得的利益，比如明末赫赫有名的鄭芝龍、鄭成功海商集團以及此前的許多集團。明朝政府在海外貿易中獲得的稅收不要說無法與商業(yè)至上的元朝相比，甚至在海外貿易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上還不如更早的宋朝。而且那些海商集團都亦商亦盜，集海商和海盜的角色于一身，給明朝的海疆帶來巨大的動蕩，明朝為了保障沿海的安全反而要耗費巨資。最終，明朝龐大的政府財政支出仍然依靠相對容易征收的土地稅，稅收的大頭落在了普通農民身上。從對外的角度來說，明朝與蒙古各部對我乃至抗日援朝的錢，都是從億萬個窮苦的農民的口袋里搜刮出來的。明朝能夠與外界抗衡，借助的是自己的人口優(yōu)勢，以人口帶來的人力優(yōu)勢和財政總量與蒙古各部等敵手對峙。明朝本身的財政能力最多只能算是“大而不強”，靠數(shù)量而不是靠質量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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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全球已經進入軍事全球化和白銀資本全球化的時代，明朝本質上卻是一個虛弱的、封閉的大帝國。在它面對來自內部的叛亂時，還勉強可以靠自己巨大的經濟體量維持社稷安全，比如在著名的“萬歷三大征”的三次大規(guī)模戰(zhàn)爭中，明朝相對容易地平息了寧夏叛亂和播州叛亂。但是，當明朝面對來自國境之外的挑戰(zhàn)時，就明顯力不從心了。比如沒有列入“萬歷三大征”但是也基本發(fā)生在萬歷年間的明緬戰(zhàn)爭，明朝與西南強敵緬甸東吁王朝纏斗了半個世紀，卻最終落敗。而壬辰倭亂的結束也不是因為明朝與朝鮮在戰(zhàn)場上獲勝了，而是因為豐臣秀吉死后，各路日軍急于回國爭奪權力而退兵，明朝只能算是不勝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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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深處說，由于周邊國家迫切需要華夏龐大的生產能力制造的產品，明朝不主動地實現(xiàn)貿易和經濟上的對外融合，就不得不面對周邊強烈的政治融合的挑戰(zhàn)，表現(xiàn)為不論海疆還是陸疆都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明朝財政稅收的重擔幾乎全都壓在了底層的農民身上，他們又無法從對外貿易中獲得收入，于是生活水平只能徘徊在生死線附近。這樣的國家政策對于廣大農民來說，是非常不利的，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也日益增長。這就是閉關鎖國帶回來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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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選擇了閉關鎖國的鴕鳥政策，自然就要面對頻頻出現(xiàn)的外部挑戰(zhàn)。白銀全球化浪潮本來是明朝走向富強的機遇，卻被明朝白白浪費了。數(shù)次征戰(zhàn)耗盡了明朝本就薄弱的財政家底，捉襟見肘、寅吃卯糧成為明朝末年的常態(tài)。最終要了明朝性命的挑戰(zhàn)，來自東北方向的白山黑水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