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的野心與季漢的法統(tǒng)——《大漢帝國在巴蜀》

與大多數(shù)人相似,我對三國時代的了解起于多人創(chuàng)作的《三國演義》。
但我對三國歷史的全面了解,還是要感謝讀客出的一套三本的《三國不演義》。我相信,把歷史當(dāng)傳奇讀,與把歷史當(dāng)“策略”讀,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三國演義》國內(nèi)通行的是毛宗崗的版本,竊以為,清初《三國演義》的風(fēng)靡,多少有對“漢家正統(tǒng)”的懷念——雖然劉備的蜀漢從各個方面看,都不能算“正”。
從軍事實力上看,蜀漢在三國中最弱;從地域廣袤程度看,蜀漢僅占天下九州之一,其實,也就是益州這一地;從人才儲備看,有“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這樣的流傳。

當(dāng)然,更值得思考的,是劉備稱帝的合理性。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自稱漢中王”,《后漢書》用這樣的表述,間接提醒后人劉備稱王不具備合法性。
劉備稱王是要為稱帝做準(zhǔn)備,但世人總想著“名正言順”,劉備稱王被巧妙地設(shè)計為“特殊時刻特殊對待”,劉備為漢室宗親,承擔(dān)著討曹滅賊的歷史重?fù)?dān),可惜,漢帝被挾持于曹操之手,無法親授,劉備為了更好地舉起匡扶漢室的大旗,只好“自為之”。
到了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一件令劉備集團十分頭疼的事兒發(fā)生了——漢獻帝禪讓了。
曹丕接過漢獻帝的玉璽,成為了皇帝,直接動搖了劉備蜀漢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之前,劉備稱要復(fù)興漢室,是因為曹賊竊國,現(xiàn)在,漢獻帝是明明白白地皇帝“送”給了曹家,相當(dāng)于對外公開宣稱,漢家天下如今是平穩(wěn)傳給了曹家——劉備復(fù)興漢室的政治基礎(chǔ)就沒了。
劉備集團的應(yīng)對之策是“制造輿論”,說漢獻帝已被曹丕害死,還為漢獻帝有模有樣地發(fā)喪。如此,劉備就可以拋開所有的歷史包袱和思想負(fù)擔(dān),“名正言順”地稱帝了。
在已成套路的”三讓“后,劉備于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四月,正式稱帝。

然而,”被害“的漢獻帝,其實一直活到了魏明帝青龍二年,即公元234年,比曹丕與劉備死得晚多了。
仔細想想,曹丕為什么要殺漢獻帝呢?
從政治角度考慮,有些人,【不殺】,比【殺】好多了。
【不殺】,其實是給自己立個招牌,以示自己得位之正,理應(yīng)一統(tǒng)天下,所以,曹家是唯恐天下不知道自己優(yōu)待遜位的皇帝。
到了北宋,趙官家優(yōu)待柴家后人也是相似的考慮。
這個道理,曹家肯定是很懂的,曹操在烏巢之戰(zhàn)后燒了一眾人與袁紹的通信,不是不想殺人,而是不能殺,基本盤未穩(wěn),殺多了人心就散了,而且,”通敵名單“也可以成為今后曹家御人的”工具“,讓曾經(jīng)動過二心的人踏踏實實給曹家干活,不可不謂”巧妙“。
其實,到這里,蜀漢的”立國之本“已經(jīng)有問題了。

之后的夷陵之戰(zhàn),一如我讀《三國不演義》的想法,怎么想都是”劣招“,雖然說什么“為關(guān)羽報仇”才能彰顯劉備的“仁義”,但劉備若是仁義,益州是怎么奪取的?總不能是劉璋送給劉備的吧?
拜托,三國亂世,能成事的有幾個是雙手不沾血的?
就算是開國的劉邦,不也是屠過城、丟過子、殺過功臣嗎?

《三國不演義》并沒有深入聊劉備集團入川后的經(jīng)濟政策,以及外來勢力與本地勢力的“攻守”。
引劉備入川的法正與張松,本是劉璋手下不得志者,希望借劉備上位施展自己的才華,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fù)。劉備得勢后,予以蜀郡太守之職,亦是借法正“睚眥必報”的性格和風(fēng)格,或打壓或鏟除“本地不服勢力”。
【鑄造直百五銖錢】是劉備集團入川后的一項“貨幣改革”,時人與后人對其褒貶不一。
以我之見,無非是利用政治權(quán)威強征“貨幣稅”,用“劣幣”攪亂益州經(jīng)濟市場,并以對外輸出的方式間接造成魏與吳的通貨膨脹——經(jīng)濟盤剝最終還是落在老百姓頭上。
當(dāng)然,還有劉備為了夷陵之戰(zhàn)的強制征兵,你要說益州適齡人民是像我們打日本人那樣積極參軍,我是不信的。
史書記載,蜀漢軍發(fā)兵四萬多,幾乎全軍覆沒。簡言之,蜀漢不少將領(lǐng)隕落、益州無數(shù)精銳兵力(勞動力)化為枯骨,劉備不僅把帝國“玩殘了”,還把自己“玩沒了”。
劉備彌留之際,蜀漢半數(shù)以上的版圖已有叛亂跡象,不僅說明劉備集團在蜀地的治理并非世傳那般“得民心”,也說明蜀中自上而下對這個新國前途的悲觀。

至于接手這個爛攤子的諸葛亮,肯定不能繼續(xù)窮兵黷武,為了讓蜀漢能存活,必須體恤民意;為了讓蜀漢的立國之本穩(wěn)固,又必須為了漢室的信念而戰(zhàn)——總之,就是后來我們所知的“北伐”。
北伐是不是應(yīng)該有“那么高的評價”,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出兵是要有民夫送糧的,一旦打仗,安心種田的人肯定是少的。
老百姓怎么會期待打仗呢?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三國志》里提到這么一個細節(jié),“亮卒之后,士伍亡命”,翻譯成白話就是,孔明去世后,不少蜀國人都逃到其他地方去了,為啥呢,原因不言自明。?
我們并沒有生活在諸葛亮治下的益州,并不知道孔明所稱的“仁愛”是怎樣的概念。

之前的長評里,我就分享過這樣的思考——
后人常說,諸葛亮治蜀有方,這肯定是事實,但從陳壽的一句“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行事多遺,災(zāi)異靡書”來看,諸葛亮的【方】應(yīng)該是源自秦制的嚴(yán)刑峻法。
亂世宜用重典,劉備與諸葛亮都是法家的擁躉。

在陳壽(《三國志》作者)所編《諸葛亮集》中,劉備臨終前給后主劉禪的遺詔中有這么一段
“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間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這里的【申、韓、管子】對應(yīng)的是【申不害】、【韓非】和【管仲】,借用前人對這三人思想的概括,就是輕仁政重權(quán)術(shù)、輕道義重管控。
于是,如果說施行“仁政”,諸葛亮倒是應(yīng)該學(xué)西漢的文景二帝,休養(yǎng)生息,恢復(fù)民力,沒事不瞎折騰。?
不過,歷史與我們小民的期待總是不一樣的。

我們當(dāng)代人說劉備是英雄或者梟雄,都可以,要是沒有野心,劉備又何必一生奔走?但要說蜀漢“正統(tǒng)”,我在讀《三國不演義》那套書的時候,就【不贊同】,讀了這本修訂版的《大漢帝國在巴蜀》,更堅定了我的想法。

《大漢帝國在巴蜀》并不是新書,2013年、2016年都由不同出版社出版過。
我感覺這本書應(yīng)該可以作為對三國感興趣的歷史愛好者的輔助讀物,因為這本400多頁、40余萬字的著作可以幫助我們梳理從劉備到諸葛亮這兩位關(guān)鍵人物在政治、軍事上的得失。
但,劉備集團入川后,如何進行政治制衡、經(jīng)濟改革等重大內(nèi)容,在《大漢帝國在巴蜀》中幾乎沒有提及——這其實是讓我們思考蜀漢興衰很重要的內(nèi)容。
不知道這本書有機會再修訂,作者饒勝文老師是否考慮給補一補?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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