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一方面需要立足于僵化的物體及其靜態(tài)的結構與功能，另一方面又從自然過程及其各種方式的相互作用出發(fā)的兩種思維方式及其理論形成的方法論根源。前者往往偏重于固定空間結構的定量測試，后者則更注意動態(tài)的時空過程的定性描述；前者喜歡采用實證的、機械還原的因果分析，后者則更多采用抽象的、比類變化的綜合模式。人類需要從兩級多面去認識自然和生命。顯而易見，正是由于上述不同的認識起點，產(chǎn)生了中、西醫(yī)學在研究對象和認識方法等方面的差異，出現(xiàn)了雙方的概念歧義和理論分野，從而導致了不同的科學發(fā)現(xiàn)和概念、理論體系。

在古希臘時期，西方即盡力在于某種固定形體的，或特殊的東西去尋找世界的本源。無論是泰勒斯的“水”（米利都學派），赫拉克利特的“火”（艾菲斯學派），阿那克西米尼的“空氣”還是恩培多克勒和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德默克里特的“原子論”等等，幾乎都是在設計構造宇宙大廈的“基本建筑材料”。巴門尼德把自己的基本原則稱為“有”，認為世界由一種唯一的，不變的“物質”所構成。他與赫拉克利特的沖突，導致了“原子”概念的出現(xiàn)，以及精神與“物質”的大分裂。從而形成了與東方尖銳對立的世界觀。并且左右了西方學術界長達兩千年之久。

為了抵制“神賜疾病”的謬說，以希波克拉底為代表的古希臘醫(yī)學家把醫(yī)學引出了神的祭壇。從有形的物質世界去追尋生命的本源。他們提出四體液學說，認為復雜的人體是由血液、粘液、黃膽汁、黑膽汁這四種體液組成的，四種體液在人體內的比例不同，形成了人的不同氣質：性情急躁、動作迅猛的膽汁質；性情活躍、動作靈敏的多血質；性情沉靜、動作遲緩的粘液質；性情脆弱、動作遲鈍的抑郁質。每一個人，生理特點以哪一種液體為主，就對應哪一種氣質。先天性格表現(xiàn)，會隨著后天的客觀環(huán)境變化而發(fā)生調整，性格也會隨之發(fā)生變化。而古代印度也曾把一切自然現(xiàn)象都歸納總結為是基于地、風、水、火四大元素的離合聚散。自有佛家典故（過去，佛陀住在維耶羅國（或譯「墮舍羅國」）一處稱為「樂音」的地方。當時，有八百位比丘菩薩與佛同在此地。

一日，有一位貧窮的老婦人前來拜見佛陀，她到佛前恭敬地頂禮佛足，并請求佛陀慈悲開示。

佛陀慈悲應允：好的！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老婦人問：世尊！請問生從何來，到何處去？老從何來，到何處去？病從何來，到何處去？死從何來，到何處去？色、受、想、行、識從何而來，到何處去？眼、耳、鼻、舌、身、意，從何而來，到何處去？地、水、火、風從何而來，到何處去？

佛陀贊嘆老婦人：善哉！隨后回答：生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老、病、死，色、受、想、行、識，眼、耳、鼻、舌、身、意，地、水、火、風……一切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就如同兩根木頭互相摩擦，生出火來，點燃了木頭；當木頭燒盡，火便滅了。

佛陀問老婦人：那么，這火是從什么地方來，到什么地方去呢？

老婦人回答：因緣聚合，火便生起；因緣離散，火便滅盡。

佛陀點頭道：一切萬法亦皆如此，因緣聚合而成、因緣離散即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眼根所見，能分辨顏色的是意識，所以，意識即是色法，二者都是因緣聚合而成、因緣離散即滅，沒有永恒存在的自體，皆是空性。

譬如，鼓之所以能發(fā)出聲音，也是眾緣和合。鼓有鼓框、鼓面，因有人手持鼓棒敲擊鼓面，才能發(fā)出聲響。鼓聲不是從鼓框而生、不是從鼓面而生，也不是從鼓棒或是人手而生。聲音本身并沒有永恒存在的實體，其性為空。

一切萬法也是如此，因緣和合所生，緣生緣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