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兩張各執(zhí)一詞的借條，昔日戀人對簿公堂要賬。朱先生和張小姐原為男女朋友，戀愛期間雙方多次相互轉賬，兩人分手后朱先生拿出一張50000元的借條要求張小姐還款，然而針對借條的來歷雙方說法不一：朱先生表示這是張小姐支付的分手費；張小姐則堅稱并未借錢且雙方已簽無經(jīng)濟糾紛協(xié)議。

為此，朱先生將張小姐告上法庭要求還錢，廣州市黃埔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兩人之間并不存在案涉借條項下的借貸關系。朱先生不服判決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近日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5萬借條來歷雙方說法不一

在2012年至2016年7月戀愛關系存續(xù)期間，朱先生和張小姐多次通過銀行賬戶或支付寶、微信相互轉賬。其中，朱先生轉賬數(shù)額大多為幾千元，共計22萬余元；張小姐轉賬數(shù)額也大多為幾千元，共計28萬余元。

此外，雙方還有相互替對方支出款項的行為，如朱先生失業(yè)期間，張小姐為其繳納社保、刷卡26000元購車；2016年4月30日，朱先生代替張小姐向房地產(chǎn)開發(fā)公司支付購房稅費30816.11元。

兩人分手后對簿公堂的起因源于兩張借條。2016年4月28日，張小姐向朱先生出具了一張借條，載明她從男友處借款50000元，因無法立即歸還，限期一年還清。

對于該借條的簽訂過程，朱先生表示當時雙方爭吵涉及到金錢問題，其讓女友還錢，女友便出具了借條。

張小姐則表示，當時雙方確實在鬧分手，男友稱在戀愛期間向她多次轉賬，要求張小姐支付分手費。她表示，當時男友喝了酒，迫于無奈她才出具了50000元的借條，但事實上男友并未曾借出該款項。

但后來兩人和好，到2016年7月雙方確定分手時，男友表示已經(jīng)撕毀了該借條，因此張小姐要求男友出具了一份雙方?jīng)]有經(jīng)濟糾紛且同意搬離她住所的聲明，然而男友在8月搬離時趁其不在家將該聲明拿走了。

2016年9月23日，朱先生也曾向張小姐出具了一張借條，載明從女友處借得30000元，其中20000元于2016年10月15日歸還。余款2017年1月1日還清。張小姐當天向朱先生轉賬30000元。

關于該借條，張小姐表示男友以需要進行手術為由借款，朱先生則表示該30000元是女友償還的借款，女友要求其出具借條才還款30000元，故其出具了該借條。

法院：無證據(jù)證明借條款項交付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朱先生和張小姐之間的借貸關系是否成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表示，借貸關系的成立需要具備借貸合意及款項實際交付兩個要件。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除對借據(jù)、收據(jù)、欠條等債權憑證及銀行流水等款項交付憑證進行審查外，還應結合款項來源、交易習慣、經(jīng)濟能力、財產(chǎn)變化情況、當事人關系以及當事人的陳述等因素綜合判斷借貸的真實情況。

法院認為，張小姐于2016年4月28日出具的借條，并未載明款項的交付時間、方式。朱先生主張借條的款項是在借條形成之前支付的，但借條出具之前的所有轉賬并沒有備注為借款，也沒有具體的轉賬能夠與該借款金額相對應，朱先生關于50000元借款構成的主張也僅屬于單方陳述，并沒有相應的證據(jù)予以證實。

此外，張小姐出具借條的時間為2016年4月28日，當時雙方尚處于戀愛期間。從雙方的轉賬情況來看，雙方在戀愛期間均存在頻繁的相互轉賬往來，男女在戀愛期間互相轉賬或贈與財物的行為非常普遍，雙方轉賬的數(shù)額也并未明顯超出日常生活所需，更像是情侶間的相互經(jīng)濟支持，而且朱先生向張小姐轉賬的數(shù)額并未超出張小姐向朱先生轉賬的數(shù)額，因此朱先生主張其中幾筆轉賬屬于借款，欠缺理據(jù)。

在雙方分手之后，朱先生于2016年9月23日向張小姐出具了一張借條，載明從張小姐處借得30000元，此后又于2016年12月9日通過支付寶向張小姐轉賬了5000元。朱先生關于為取得還款而出具上述借條的主張，明顯不合常理，而且也不能合理解釋其后又向張小姐轉賬的事實。如果張小姐向朱先生借款屬實，在張小姐未償還的情況下，朱先生反而向張小姐借款及還款，明顯有違日常生活經(jīng)驗。

因此，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法院判決，認定朱先生與張小姐之間并不存在案涉借條項下的借貸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