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1932年10月至1939年11月，我在列夫·托洛茨基身邊生活了7年。其間僅有幾次短暫的分離。我成為他的政治組織的成員之后，擔任了他的秘書、譯員和警衛(wèi)。本書既不是一部那個時期的政治史，也不是托洛茨基的生平傳記。確切地說，這是一部回憶錄，它希望真實地再現(xiàn)托洛茨基在其流亡歲月中生活工作的情景和氛圍。
　　書中，我力圖不再務述那些眾所周知的事情，除非為了敘事的需要。所以我要求讀者應大致了解當年的歷史背景。在這部回憶錄中常常插入一些只有我知道而又不愿意忘卻的細節(jié)，因而讀者在閱讀時要掌握分寸，不要讓這些細節(jié)喧賓奪主。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位學者在知道了我過去的那段經(jīng)歷以及那些檔案以后，能從這些不多的資料中弄清某個事實或識別出某個文件。
　　在托洛茨基死后發(fā)表的關于托洛茨基生平的著作中，甚至在那些對他懷有善意的人寫的文章里都存在著為數(shù)不少的材料上的錯誤。我在本書的附錄中對其中的一些錯誤作了糾正。在正文中我也往往對出版物中我認為是錯誤的東西已加以糾正。此書中我所詳盡闡述的多數(shù)是些鮮為人知或被嚴重歪曲的插曲或事件。那些常見的謬誤往往是由于粗心大意造成的?；蚴怯捎谟薮涝斐傻摹Ａ硗?，斯大林分子長時期來對托洛茨基所進行的大量的誹謗，也不可避免地要刻下它們的痕跡。而托洛茨基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似乎注定要引起一場奇妙的糾葛。面對這一切情況，我以為最好的回答就是使自己的記敘盡可能地準確和具體。
　　我清楚地知道記憶的局限性，因此不認為在我的記述中不會發(fā)生錯誤。不過我保存著跟隨托洛茨基時期的一些筆記，后來我又掌管過他的檔案庫，對這些檔案材料都親自作過整理，并曾對許多事情一再地進行核實。我認為把這些回憶同評論托洛茨基的為人、評價他的思想和他的個性結合起來的做法并不可取，可以另外寫一本專著來做這件事。
　　這個檔案庫，單是1929年到1940年大約就有2.2萬多份文件。其他的文件將來一定會重見天日。在這些文件中，約有4000封是托洛茨基的親筆信，不論從數(shù)量上還是文體上說，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通訊員。所有這些材料還有待于開發(fā)利用。
　　迄今為止，所有關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幾乎無一例外地對托洛茨基不是竭力詛咒就是無比的尊奉。對這些著作需要進行批判性的研究：研究作品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及其內在聯(lián)系，研究作品中所引用的論據(jù)和那些沒有說透的假設，研究這些作品的前景及其變化。同時還需要對這些著作進行文學上的評論，看一看作品的風格和寫作手法，從而使人們看到作者的個性。這也是一些有待于人們去做的工作。
　　以前我常常跟別人說起我跟托洛茨基一起生活的一些情景，可是我往往發(fā)現(xiàn)，對方從談話中得出的結論跟我的原意有很大出入?？梢?，語言的表達程度是有限的。在這本書里，我試圖字斟句酌，力求準確，但我不抱幻想。書中肯定還會有引起誤解之處，因為敘述一個人的生活經(jīng)歷不可能像描寫一件東西那樣簡單。這種信息的傳達對作者來說是一種再現(xiàn)的過程，而對讀者來說有時還會走樣。因為，我是用我的母語——法語寫成原稿，然后再把它譯成英文的，所以我還要請讀者對此加以諒解。
　　我要說明的就是這些。

第一章 流亡在土耳其海島

　　我是1932年10月20日到達土耳其普林吉坡島的，當時才20歲，剛剛結束了9年的法國學校生活，對社會產生了一種無法抑制的厭惡情緒。
　　我從15歲起就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雖說最初還帶著些盧梭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色彩，但在大蕭條的年代中，我就更直接更積極地參預了政治活動。1932年春天，我被吸收為法國的托派集團——共產主義者聯(lián)盟的一個成員。那時，聯(lián)盟的人數(shù)很少，真正參加活動的還湊不滿20人，連會員證也沒有。聯(lián)盟的各項活動我都參加了。當時的主要活動僅限于參加討論，上街出售聯(lián)盟的《真理》周刊（La Verite），或是在傍晚帶著周刊到工人們下班途經(jīng)的地鐵車站去叫賣，或是在星期日早晨到工人住宅區(qū)去推銷，晚上，我們經(jīng)常到馬路上去張貼標語，卻常常遭到警察的沒收。原因是我們沒錢在標語上貼上印花稅。我是聯(lián)盟中第一個既沒有先參加共產黨，也未曾參加共青團的盟員。在那里我認識的所有成員都是被共產黨開除出來的人。
　　該聯(lián)盟于1930年創(chuàng)立后，有過一段動亂的經(jīng)歷。1932年聯(lián)盟的領導權今別為兩個派別所掌握：一派是以雷蒙·莫利尼爾和皮埃爾·弗朗克為首；另一派的首領是皮埃爾·納維爾和熱拉爾·羅森塔爾。前者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因而占了上風。莫利尼爾和納維爾兩人性格和氣質上的差異，是造成他們之間長期沖突的根源。1930年在這個新成立的組織內突然爆發(fā)了一場危及其生存的內訌，只是在托洛茨基施加壓力后，才使內訌得以平息。我參加聯(lián)盟時，兩派在政治上并無實質性的分歧，因此，黨內生活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平靜的。但是莫利尼爾和納維爾之間的對抗氣氛在以后的歲月中卻一直籠罩著黨內的生活。
　　法國的托派集團是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就批評共產國際的領導背叛革命的行徑。即使他在1929年被斯大林逐出俄國之后，他的目標仍然是要把共產國際拉回到革命軌道上來，而不是要另建一個與之敵對的組織。托洛茨基分子雖然都被正式開除出黨組織，但他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正在形成的反對派，叫做左翼反對派。當時，這個反對派雖在黨外，但堅信自己有朝一日會重返共產國際的行列。托洛茨基曾斷言：“我們的思想將會成為你們的思想，并將寫入共產國際的綱領。”
　　1932年間，托洛茨基派與斯大林派之間論戰(zhàn)焦點是德國形勢，當時，希特勒的權勢日益膨脹，而擁有幾百萬張選票的兩大工人階級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卻處于分裂狀態(tài)，無所作為。德國共產黨聽從斯大林的命令，拒絕和社會黨采取聯(lián)合行動，認為他們同納粹黨人是一丘之貉。1932年初，斯大林獲得了一個深刻的發(fā)現(xiàn)，宣稱納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對“孿生子”。社會黨人實際上是“社會法西斯主義分子”，德國共產黨就是依據(jù)這種理論來開展活動的。1931年7月一家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宣稱“德國共產黨必須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斗爭中去“。來自希特勒的威脅被大大地忽視了。有幾次，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竟然宣稱，納粹主義運動已瀕臨瓦解的邊緣。對此，托洛茨基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警告，他在許多文章和小冊子里譴責了德國共產黨的這種愚蠢政策，字里行間充滿著智慧和熱情。從今天的眼光看，這些作品熠熠生輝，是他流亡期間所發(fā)表的最精彩的文章。
　　1932年7月，德國的形勢急劇變化，日趨右傾。為了替德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政策辯解，法國共產黨于7月27日在巴黎的比利埃召開了群眾大會。比利埃是個寬敞的公共舞廳，位于圣米夏萊大街的盡頭。那里可容納數(shù)千人，常常被作為政治集會而場所。聯(lián)盟決定去旁聽這次大會，并打算再次向群眾解釋社會黨和共產黨應該結成反對希特勒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必要性。大廳里擠滿了人。我們大約有20來個人擠在人群中間。有一兩個被指定的共產黨人登臺發(fā)言，他們一再重彈社會民主黨是德國主要敵人的老調。我們聽了，再也按捺不住了。雷蒙?莫利尼爾大聲說：“我們要求發(fā)言5分鐘?！庇谑撬愂隽说聡謩莸膰乐匦院徒⒎聪Ｌ乩战y(tǒng)一戰(zhàn)線的必要性，但他的話并沒能說多少。有一位法共領導人，是迫害托派成員的老手，皮埃爾·塞馬爾做了個手勢，那些早已站在我們周圍的打手們立刻圍攏來，抓起椅子劈頭蓋臉地向我們砸來。結果好些人受傷，我也被打得頭破血流，多虧有朋友們解救。
　　6月間，莫利尼爾就問我是否愿意赴普林吉坡島去擔任托洛茨基的秘書。當時需要物色的是一位懂俄語的人，而我正適合這一點，因為我曾通過自學掌握了俄語。我的動身被拖延了一段時間，直到1932年10月13日才離開馬賽，登上了“拉馬丁”號客輪，途中?？苛四遣焕账垢酆推だ装７蛩垢?，于10月20日早晨靠上了伊斯坦布爾。事后我才知道，當時在島上的皮埃爾·弗朗克那天到碼頭來接我，由于我性太急，船一靠岸就匆匆忙忙地走下了板橋，結果使他撲了個空。我沒有離開碼頭，隨即就雇了一條小船直駛普林吉坡島。到達時已接近中午時分。我隨身只帶著一只提箱，來到寓所大門前，我把一張便條交給駐守在那里的土耳其警察。不一會，揚·弗蘭克爾出來迎接我。當我倆在客廳里寒暄時，托洛茨基穿著一套白色亞麻布西服從書房里走下樓來。他對揚說：“他看上去像奧托?！蹦鞘侵笂W托·許斯勒。當時他正住在這座寓所里。他長得與我一樣金發(fā)碧眼，皮膚白皙。但相似之處僅此而已，因為我倆在身材和長相上相距甚遠。
　　托洛茨基當年52歲，他那引人注目的外貌我早從照片上就熟悉了。嫁給莫利尼爾的讓娜·馬丹在1929年第一次見到托洛茨基時就說：“您看上去跟照片上一樣?！蓖新宕幕卮鸬溃骸澳强删筒幻盍?，這就像一件家具似的。”其實，托洛茨基遠不是一件家具，他那活潑好動的舉止和生動有力的演說，猶如磁鐵般地立刻將人吸在他的周圍。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寬闊的前額，雖沒有禿頂也是夠高的，其次是他的一雙深邃的藍眼睛，凝聚著力量和信心。（以后在他逗留法國期間，為了安全，也為了減少警衛(wèi)，他外出旅行時不得不改名換姓，喬裝打扮。他剃去了山羊胡子，把頭發(fā)先梳向一邊，然后分開。可每當他想離開住處混入公共場所時，我仍是擔心：“這根本沒有用，過路人一眼就會認出他來。他的眼神是無法改變的?！保┊斖新宕幕_口說話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嘴，無論是說俄語還是說外語，他聲音清晰，詞意準確。他最討厭別人說話隨隨便便，含糊不清。因而他對自己的要求也特別嚴格。只有當他用俄語同娜塔麗娜交談時，有時才會說得很快。很隨便，甚至成為竊竊私語。當他在書房同客人談話時，他的手總是先擱在辦公桌的邊沿，要不了多久他就會做出各種手勢，似乎想用它來幫助嘴更好地表達他的思想。他的整個儀態(tài)顯得莊重而帶有幾分驕矜。他身材中等偏高。胸背寬厚，但肌肉并不發(fā)達，而腿與其胸部相比就顯得細長了。后來在墨西哥，有一天開玩笑時，他跟我比身高。結果，他正好比我矮1英寸。他是5英尺10英寸，我是5英尺11英寸。
　　1920年秋，一位英國的女雕塑家克拉爾·謝里丹（她是溫斯頓·丘吉爾的表妹）去莫斯科為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塑頭像。后來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托洛茨基曾向我指出他的臉部如何不勻稱。他張開嘴唇，咬攏牙齒，向我顯示他的下腭是歪的”。但這缺陷并不明顯。謝里丹還寫道，“托洛茨基鼻梁也有些歪，看上去似乎曾經(jīng)斷裂過”。她在塑像時曾要求托洛茨基摘下他的夾鼻眼鏡。因為那玩意兒妨礙了她的工作?？墒牵巴新宕幕辉敢饽孟?。他說沒有眼鏡，他會感到茫然一片。他脫下眼鏡似乎有一種肉體上的痛苦。這似乎是它已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失去它，就會完全改變他的個性，很遺憾，這副眼鏡相當程度地損害了他那標準的頭像”。在我與托洛茨基相處的全部歲月里，我至多只有兩三次看到他不戴眼鏡。因為他極少在別人面前脫下眼鏡，除去娜塔麗婭。他不戴眼鏡，他的眼睛顯得很小，近乎閉攏。
　　我在普林吉坡島第一次見到托洛茨基時，從他的外表上絲毫看不出他此時此刻正在經(jīng)受各種磨難的痕跡。這苦難的歷程是1923年開始的。那時，在俄共黨內，他第一個起來同斯大林展開斗爭。4年之后，他被開除出黨，并被剝奪了一切正式職務。1928年初，斯大林把他放逐到阿拉木圖。它是蘇聯(lián)中亞東部地區(qū)哈薩克的首府，離莫斯科約2000英里。陪伴托洛茨基的是他的第二個妻子娜塔麗婭和他們22歲的長子廖瓦。他們的次子謝爾蓋是位工程師。他沒有被卷入政治旋渦，繼續(xù)留在俄羅斯西部過著自己的生活。在阿拉木圖雖然受到格伯烏〔蘇聯(lián)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G.P.U.）〕的嚴密監(jiān)視，但托洛茨基仍有一定的自由。他收到大批郵件并常常外出打獵。托洛茨基有一次告訴我，他在阿拉木圖期間曾和廖瓦研究過標有通向中國邊境路線的地圖，要是朝中國方向逃跑，大約要走160英里的路程。
　　1928年底，斯大林認為再不能讓托洛茨基留在阿拉木圖了。但如果處決托洛茨基，那會遭到一部分政治局委員的反對，并可能激怒一批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以致可能會滋生出刺殺斯大林的念頭。而將托洛茨基驅逐出境，看來倒是一條出路。為此斯大林猶豫再三，那輛載著托洛茨基、娜塔麗婭及廖瓦的火車從阿拉木圖返回俄國酉部，為了等候當局的命令，火車在途中滯留了12個晝夜。終于斯大林打定了主意，將托洛茨基流放到伊斯坦布爾。斯大林也許是出于這樣的考慮，一旦到了國外，托洛茨基就會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既無朋友，又無錢財，如果他在外國報紙上公開發(fā)表文章，他將會在俄國人民的心目中信譽掃地。
　　1929年2月12日，托洛茨基偕同娜塔麗婭和廖瓦從敖德薩抵達伊斯坦布爾，他們最初住在蘇聯(lián)領事館內，發(fā)現(xiàn)在這兒的處境很尷尬，既是客人又是囚犯。這樣的安排只持續(xù)了大約3個星期。3月5日，他們離開了使館，在貝拉大街托卡麗揚旅館住了幾天。3月6且，托洛茨基給巴黎的一位律師莫里斯·帕茲發(fā)了份電報：“已獲自由，暫住旅社，在找住所，此致敬禮。列夫?！彪娢拈_頭的話暴露了托洛茨基在蘇聯(lián)使館時的感受。不久，這些新流亡者搬進了一套備有家具的公寓，這是廖瓦找到的。它在伊斯坦布爾郊外波孟蒂地區(qū)伊澤巴夏大街29號。4月底，他們在普林吉坡島上的伊澤巴夏別塞定居下來了。（由于街道和別墅有著相同的名稱，這一點使一些作者產生了誤會。那個別墅跟我后來看到的寓所一樣，座落在島的北面，但更靠近碼頭。1931年3月1日，這座伊澤巴夏別墅被大火燒毀了，托洛茨基就搬到了島上一家叫薩伏伊的小旅館里住了大約4個星期。到3月底他離開普林吉坡島，搬到了卡迪歐小鎮(zhèn)的郊外，一個叫莫達的海濱地區(qū)，住在希法街22號，直到1932年1月才回到普林吉坡島的另一處住所，即是我在10月份到達時他們所住的那座別墅。
　　我到達后，發(fā)現(xiàn)來自布拉格的揚·弗蘭克爾、來自巴黎的皮埃爾·弗朗克和來自萊比錫的奧托·許斯勒也住在這座別墅里，另有一位俄文打字員叫瑪麗雅·伊利尼什娜·彼夫斯涅爾。她在伊斯坦布爾有一套公寓。她每天早出晚歸，遇到天氣不好，就在薩伏伊旅館過夜。弗蘭克爾是1930年4月15日來到島上的，自1931年2月18日廖瓦離開后，他就成了托洛茨基的主要秘書。廖瓦是到柏林去繼續(xù)攻讀他的工程學專業(yè)，并參加一些革命的政治活動。1932年5月到這里的許斯勒，是德國托派組織的領導成員，1932年7月15日到達的弗朗克，是法國托派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他倆來到普林吉坡島，不是作為秘書，而是作為訪問者，但他們的拜訪成為逗留，因為有很多工作要做。實際上，這里的工作人員與客人之間差別是不明顯的。至于我，經(jīng)過一段時間訓練，接替了弗蘭克爾的位子，這里唯一無所事事的就是托洛茨基的外孫弗謝沃羅德，愛稱謝瓦，他生于1926年。他和他母親齊娜伊達，簡稱齊娜（托洛茨基前妻所生的長女）于1930年底離開俄國，1931年1月8日到達普林吉坡島同家人團聚的。1931年10月22日，齊娜隨同廖瓦到柏林去就醫(yī)，而把謝瓦留在土耳其的小島跟隨外祖父母一起生活。
　　普林吉坡島是馬爾馬拉海一個小群島中最大的一個海島。這個群島包括4個有人居住的大島和5個荒無人煙的小島。在有人居住的島中，以普林吉坡島離伊斯坦布爾最遠，大約有20海哩。那時，從貝拉橋乘小船劃到普林吉坡島碼頭，大約需花一個半小時，這中間包括在其他島上停留的時間。
　　普林吉坡島方圓約8英里，當時大部分地方無人居住。居民們都集中在東北角靠近碼頭的村子里，這里簡直像個小鎮(zhèn)。星星點點的別墅都座落在島嶼北面的海灘上，越往西，住房就越稀少，直到島的西南部，就無人居住了。由于人們從島上遷住大陸，因此島上的空地急劇增多。島的制高點約為海拔600英尺，而且附近有個希臘正教修道院。島上蒼松翠柏，復蓋成蔭，空氣中到處迷漫著松樹的芳香。這里的泥土呈微紅色。大海和天空時刻變幻著迷人的色彩，每當黎明和黃昏，蒼天和大海被染成紫紅色。這種壯麗的美景，在其他地方另難得一見的。
　　普林吉坡島東面幾英里處便是亞洲的海岸。在其西北方那遙遠的地方就是一望無際的歐洲海岸。位于群島西北部的哈爾基島，離普林吉坡島最近大約只有1海里，是個有人居住的小島。馬爾馬拉海及其島嶼、亞洲的海岸，普林吉坡島上的植被和天空，這一切構成了世界上最美的風景區(qū)。1973年，我重游了普林吉坡島。島上聳起了許多建筑物。記得在1932年，在亞洲海岸上只有一個卡塔爾村，而現(xiàn)在卻是高樓林立，巳成為伊斯坦布爾市的郊區(qū)。美麗的馬爾馬拉?，F(xiàn)在被污染了。一家水泥廠不斷向天空噴著濃濃的黑煙，黑煙從亞洲大陸一直飄到普林吉坡島的上空。
　　1932年，普林吉坡島上的居民主要是希臘人，但行政治安管理權卻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群島中的各個島嶼都有希臘和土耳其兩種語言的名稱。土耳其人把普林吉坡島叫作“布伊卡達島”，或叫“大島”，又稱“王子島”。因為這兒曾是拜占庭皇帝放逐失寵王太子的地方。這些王子通常是被刺瞎了雙眼后再送到這里來的。
　　托洛茨基居住的別墅座落在北面的海濱。從這兒到碼頭只需步行15分鐘，周圍的房子并不多。這別墅建于四五十年前，結構牢固，顯然是伊斯坦布爾某一位達官貴人的夏宮。房子建在一個長方形的花園的中間，它把花園隔成兩半：前院臨街，后院瀕海。花園四周用石塊壘起了7英尺高的圍墻。這所別墅可通往一頭走不通的索卡迪街，沿著這條街可通向大海。人們一進小鐵門就可發(fā)現(xiàn)，右邊有一間小屋，常有4至6名土耳其警察駐守在那里；左邊是一條通往內宅的小徑?；▓@雖然無人精心照管，但花木茂盛。下午蜥蜴爬在墻上沐浴著陽光。穿過內宅便可遙望大海，后花園的地勢急轉直下，坡度很大，在茂密的草木叢中有一條蜿蜒的小路可通到花園盡頭的小門，這里有一個專為這所住宅建造的私人碼頭，碼頭是用巨石砌成的，十分堅固。
　　這是一座3層樓的住宅。底層，門廳之后就是一間很寬敞的大客廳，朝著大海一面裝著一些大玻璃窗和玻璃門，這個大客廳還兼做餐廳。大門口左側，有一間房子作為警衛(wèi)室。不過，我剛到那里的時候，這房間是皮埃爾·弗朗克和奧托·許斯勒兩人住的，右側就是廚房。二樓，中間有一條很寬的走廊，它的盡頭有一個可以眺望大海的陽臺，走廊兩邊安放著書架，里面塞滿了各種書籍和文件。走廊的左側是托洛茨基和娜塔麗婭的臥室及盥洗室。在右側，第一間是作為揚·弗蘭克爾和我的臥室兼書房。隔壁一間是被我們稱為機要房的小辦公室。打字員瑪麗雅·伊利尼什娜就在這兒工作。最后一間是托洛茨基的書房，兩邊都開窗，既寬敞又明亮。第三層是頂樓。那里存放著舊的報紙和雜志。另一間是供廚師睡覺的房間。這幢房子沒有裝電話。如要打電話，就得走10分鐘路到薩伏伊旅館去。整幢房子的擺設十分簡單。與其說我們是來這里生活，還不如說是在這里臨時扎營。全部墻壁都被刷成白色，所有房間都寬敞、干燥、光線充足。
　　待我安頓下來以后，很快就同這里的人融為了一體。我最初學會的一項重要活動是捕魚。在后花園附近的碼頭邊，有兩只漁船，船身長16英尺，其中一只船還裝有馬達。一個名叫哈拉蘭波斯的希臘漁民，負責看管漁船和漁具。他年輕、單純豪爽、心地善良。我們常是凌晨4點半，天還沒有亮就出發(fā)。托洛茨基總是從后院的小路上匆匆趕來。娜塔麗婭偶爾也參加到我們這支捕魚隊來。每次出海，除有1名土耳其警察跟隨之外，還要帶上一兩名秘書。哈拉蘭波斯早已做好一切準備工作，我們一到碼頭丿就立即登船起航。不久東方泛白，晨曦初露。我們就開始撒網(wǎng)捕魚。我們在哈拉蘭波斯的監(jiān)督和指導下，根據(jù)不同的季節(jié)和魚種，運用各種不同的技巧。這種活有時把我們累得精疲力盡。那時馬爾馬拉海有捕不完的魚，我們總是滿載而歸；每次捕魚，最多的是紅鯔魚和一種我們叫巴拉莫的大魚，它的形狀和顏色類似鲇魚，但比鲇魚大得多。當然也有其他的魚。在平時的伙食中，我們雖然常常吃魚，但我們對捕魚還是興趣盎然。我們還把其中一部分魚送給島上的醫(yī)院。
　　有時，哈拉蘭波斯在傍晚去海邊放置捕蝦簍，到第二天上午，我們就去把簍取回來。有一天，我們一下捕到了30多只大龍蝦，托洛茨基高興極了，讓我們把蝦攤放在餐廳的地板上晾干。有時我們也在黃昏時刻去海邊放置餌線。鯊魚要在夜間才會上鉤，一次當我們拉起餌線時，一條7英尺長的巨鯊浮出水面，我們只好把它當場擊斃。
　　我來此之前，這里曾發(fā)生過一些有關捕魚的有趣事件。這些都成為這個家庭茶余飯后談論的話題。有一天，定期來普林吉坡島擔任秘書工作的讓娜·馬丹，陪伴托洛茨基去打魚，滿滿的一網(wǎng)魚被拉上了甲板。那位好心腸的讓娜·馬丹瞧著這些可憐的小生命在甲板上掙扎喘息，她立刻用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魚拋回海里。不用說，托洛茨基對這種義舉是不會贊賞的。另一件事是，一次出海打魚，船到很遠的雅洛瓦附近，突然馬達發(fā)生了故障，他們無奈只好上東海岸扎營，頭頂星空，在海灘上度過了一個夜晚。
　　有時，我們也去打獵，乘著小船，渡到東海岸卡達爾附近。我們把船拖上海灘，讓哈拉蘭波斯照管，然后就牽著狗穿過一片荒蕪的灌木叢。在這兒，兔子難得一見，鵪鶉幾乎成了我們唯一的獵物。托洛茨基的槍法迅速而準確，不過他花在打獵上的時間卻遠遠少于捕魚，因為他的打獵收獲實在不大，常把打獵活動變成散步。這時他會不停地問起家里工作的情況。比如，某封信你回答了嗎？等等?？墒撬诓遏~時，就不是這樣了。他也經(jīng)常談些打獵的故事。舉個例子，有個農民在西伯利亞打狼，他一邊飛快地跑了大半圈，一邊拉出繩球上涂著油脂的繩子，這樣狼就無法逃脫了。托洛茨基還談起列寧的打獵故事。列寧每次出去打獵，總要拉上季諾維也夫作伴，而季諾維也夫卻不喜歡這項活動，他經(jīng)常躲進干草堆里，列寧抓住季諾維也夫的靴子，把他從草堆拖了出來。我們有時也在東海岸海灘上野餐。這樣一天下來，我的皮膚常被太陽曬得黑黑的，娜塔麗婭按照俄國的方法在我身上涂上一些酸奶酪來治我的灼傷。
　　我們一大早就外出捕魚或打獵，回到家里已經(jīng)是8點了，我們就匆匆吃了簡單的早餐，只有茶和奶酪。娜塔麗婭把茶燒開給我們每個人滿滿地斟上一杯。要是飲料太燙，托洛茨基就按照俄國人的習慣，把它倒在茶托里，然后就拿著茶托喝。我這個剛從法國來的人，最初見到這種做法覺得很怪。
　　早餐以后，瑪麗雅·伊利尼什娜也來到了。托洛茨基就開始用俄語口述，瑪麗雅也在打字機旁便開始工作?，旣愌潘诘哪情g機要室有一扇門是通往托洛茨基書房的，托洛茨基就在書房和機要室之間來回走動，以一種非常洪亮的聲音，不停地口述著。這種工作方式一直要持續(xù)到吃午飯的時候。即使我在自己的寢室里，也能聽到他那條理清晰的語句和抑揚頓挫的語調，由此可以想象當他向群眾演講時，在那個還沒有音響設施的年代里，他會發(fā)出多么有力的聲音。
　　當用其他語種寫信時，托洛茨基就坐在書桌旁口述。他的法語掌握得相當好，只是在虛擬語態(tài)和連詞的運用上還有些困難。他的口語也較流利，不過有時他講法語的語調有些偏高，而講俄語時似乎并不這樣。他把法語中的u幾乎發(fā)成了ee，而把法語中不發(fā)音的e變成了aY。他還能用德語口述，據(jù)我判斷，他的德語書面表達能力比法語還好，發(fā)音也是如此。1933年，斯沃貝克和沙赫曼兩人先后來島訪問，那時托洛茨基用英語寫信還要向他們請教，后來，他的英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墨西哥，他又學會了西班牙語，而且達到了可以閱讀和交談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間的著作可分為3類：通信、論文或時事小冊以及專著。這種分類法也不是絕對的。有時一封信，加上一個標題，就成了一篇論文或一本小冊子，例如，《下一步怎么辦？》甚至可看作是一部專著。不過，托洛茨基大部分著作仍可按上述分類。
　　所以會有這么多通信，主要是世界各地有許多托派組織。托派組織大約在30個國家里進行活動。而且各國的組織常常還分裂為兩三個派別，它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和組織上彼此進行著尖銳的斗爭。一旦托洛茨基認為自己對這場特殊的斗爭已經(jīng)掌握了足夠情報，他就會親自進行調停。這種調解事情在他信件中占了很大比重。在普林吉坡島，他對我和皮埃爾·弗朗克是用法語口述，而對奧托·許斯勒或揚·弗蘭克爾則用德語口述。他需要用俄語寫信時，就找打字員瑪麗雅口述，他每隔兩三天就用俄語向瑪麗雅口述一封長信，發(fā)給遠在柏林的兒子廖瓦。這些信件都被分類歸檔，存放在機要室里。
　　托洛茨基的論文都是針對當前時事而寫的。他很少同時寫作兩篇文章。原先也許是一篇短評，后來卻成了一本小冊子或一本小書。托洛茨基的全部文章，除了少數(shù)幾篇后來在困難情況下寫成的短文外，都是用俄語口述的。其中很多文章在《反對派通報》上發(fā)表。這些文章經(jīng)過翻譯后又在世界各地的托派報刊上轉載。有時為了掙錢也寫些一般性的文章寄給德國（希特勒上臺前的）或美國的“資產階級”刊物。
　　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有《我的生平》、《俄國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論列寧》以及《斯大林偽造學派》，他寫這些書，有的花幾個月，有的花幾年，有幾部是同時進行的。
　　在我來到普林吉坡島以前，法國已經(jīng)有不少人在翻譯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了，把俄文譯成法文。莫里斯·帕里雅寧翻譯了《我的生平》一書，但是他的經(jīng)過修飾的譯文和所作的腳注卻引起了爭議，后來情況有所好轉。1932年春天，雷蒙·莫利尼爾派遣帕里雅寧到普林吉坡島住了3個星期。其間，托洛茨基對帕里雅寧作了解釋，他希望別人在翻譯他的著作時要做到準確和簡潔，不要添枝加葉。然后，他又委托帕里雅寧把《俄國革命史》譯成法文。我相信，帕里雅寧在土耳其的這段日子里，就在托洛茨基的督促下，譯完了此書的部分章節(jié)。我到達的時候，第二卷的校樣正在校對，托洛茨基仍然覺得帕里雅寧的譯文顯得累贅。于是我的頭一件任務就是和皮埃爾·弗朗克一起刪去譯者任意加上的華而不實的詞藻。以后我也參與翻譯托洛茨基的文章。開始時，我到他的書房里把我的譯文念給他聽，他就對照著俄語原文看。不過幾星期以后，他就放棄了這種實踐。
　　上午的工作要到下午1點鐘或不到1點才結束，隨后大家吃中飯。中飯時間從不超過半小時。平時我們只喝開水，只有到了11月7日，這天既是十月革命節(jié)，又是托洛茨基的生日[1]。餐桌上才會出現(xiàn)一瓶土耳其的葡萄酒。午餐除了魚以外，有時還能吃到炸肉丸、蕃茄和辣椒，但幾乎從未吃到鮮肉。托洛茨基胃口不大，而且對吃什么毫不挑剔。在相處的7年里，我們一日3餐同桌吃飯，我總是坐在他的右首，可從未聽他對食物發(fā)表過評論。雖然也可能會討論法國蘋果與美國蘋果的區(qū)別，但他從不談自己的口味如何，而只發(fā)表一些一般人的看法。托洛茨基不吸煙，也十分討厭別人在他面前吸煙。
　　在這與世隔絕的島上，托洛茨基常常一連幾月閉戶不出。同這么一班人馬呆在一起商議工作，即使在進餐時，他也不考慮到應該跟大伙兒聊些輕松的話題。我記得有幾次進餐時，他專心致志，一言不發(fā)。要不就是三句不離本行，又談起眼前的工作。他會對從一封信或一份報紙上得來的某個消息發(fā)表評論。或者，他會把自己的一些最新的政治見解先向我們說說。幾天以后，我們就會在他的文章中發(fā)現(xiàn)他的這些新思想。有時，他會大談往事，包括他的少年時代。他說有一次在敖德薩親戚家里干過一件荒唐的事：在燉雞里撒了許多芥末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有時他的思緒又回到了克里姆林宮。在那兒，他的房間緊挨著列寧的房間。除了國內戰(zhàn)爭以外，他所經(jīng)歷的每一時期幾乎都談到了。對國內戰(zhàn)爭卻只是泛泛而談，他會把內戰(zhàn)時期的某件事，同美國的內戰(zhàn)，后來又同墨西哥的內戰(zhàn)進行對比。但這些評論總帶有他的政治見解。而他個人與國內戰(zhàn)爭的關系我則從未聽他談起過。
　　托洛茨基對人物的評論帶有嘲諷的口吻，對于他的敵人和對手更是如此。但是他的嘲諷又常?？赡苁且环N友善的玩笑，對于他周圍的人，他也是采取這種態(tài)度。例如，當時，達拉第是法國的政府首腦，托洛茨基就沖我大發(fā)議論：“你們的達拉第”如何如何，毋需說明，達拉第的上臺與我無關。要是遇上一個美國人來訪，他就會說：“你們的羅斯?！比绱诉@般。他的談話常常是十分尖刻和辛辣的。安德烈·布列東于1938年到墨西哥訪問托洛茨基后就談過托洛茨基的那種“戲弄”語調。托洛茨基還喜歡給周圍的人起綽號。我不喜歡喝茶，沒幾天，早餐我又只喝了牛奶。于是“莫洛根”（只喝牛奶的人）就成了我的外號。（據(jù)說俄羅斯有個教派成員叫“莫洛根”的，他只靠喝牛奶過日子。）有一天，我修好了一只水泵，于是又得了一個“新頭銜”——專家治國論者。那是在1933年春，當時“專家治國論者”還是一個剛剛出籠的新名詞。后來，我為了辦理去法國的簽證手續(xù)而到伊斯坦布爾法國使館去洽淡，那時我就以“外交部長”聞名。以后到了墨西哥，我已摸透了托洛茨基的脾氣，常常不等他吩咐就將事情辦好這樣，他又給了我一個外號——“烏熱”（俄語，其意是“早已準備”）。據(jù)說，列寧曾經(jīng)給斯維爾德洛夫起過這個外號。
　　午飯后，托洛茨基就上床休息，他不允許任何人去打擾他。此時，不管有什么事情，即使來了電報也只好等一等。在這段時間里，他讀些非政治性的著作，最常讀的是俄國小說或者法國小說。當時他閱讀的就是朱爾·羅曼的長篇小說《好心人》。他認為羅曼是“一位無與倫比的藝術大師”。他讀書后，午睡20分鐘光景，一般到4點鐘為止。于是整個寓所的生活重又復蘇了。
　　每天下午，我們大家都聚在餐廳飲茶。這時的談話內容與午飯時差不多。晚餐是7點，吃得很簡單。晚餐后，托洛茨基回書房繼續(xù)工作。直到9點或9點半才回臥室就寢。他經(jīng)常失眠，所以總吃安眠藥。娜塔麗婭第二天上午就會告訴我們：“L.D.[2]昨天夜里又服了安眠藥?！备ヌm克爾對我說過，1930年，法國托派組織內部的派別斗爭非常尖銳，有關斗爭新動向消息的電報要是白天來遲了，他就同娜塔麗婭商量，不把電報送給托洛茨基，而拖到第二天上午才送去，這樣可以讓托洛茨基安安穩(wěn)穩(wěn)地睡一夜。
　　托洛茨基入睡時，我們總有一兩個人整夜守衛(wèi)著他，像白天一樣輪流值班。我們關心的是托洛茨基的生命安全。從1923年他率先反對斯大林開始，他面臨的危險一直是有增無減。到1932年，斯大林也許已經(jīng)明顯地意識到讓托洛茨基離開俄國是個錯誤。托洛茨基在國外找到了許多新朋友，并且用俄文出版了《反對派通報》，源源不斷地發(fā)表了不少專著、小冊子和論文。隨著歲月的流逝，斯大林想通過暗殺托洛茨基來“糾正”其錯誤，這種可能在日益增長，對托洛茨基來說，潛在的危險還來自另一方面。這幾年，伊斯坦布爾的白俄分子很多，這些參加過國內戰(zhàn)爭的人對托洛茨基耿耿于懷。事實上，這兩股威脅勢力很容易串通一氣：斯大林通過格伯烏，可以雇傭白俄分子來謀害托洛茨基。
　　所以在1932年到1933年，安全問題是個頭等大事。保衛(wèi)工作花去了我們大量的時間。我們始終槍不離身，隨身帶著德國手槍，后來到了墨西哥，又配備了自動步槍。托洛茨基本人有一支小得出奇的手槍，我不知道它是從哪兒來的。每當托洛茨基下樓吃飯時，我們就把門窗關上，門窗上都有鐵板，并且派一個人在房子周圍的花園里巡視。晚間，總有一個人在門口警衛(wèi)室里值班，毎隔一定時間出去巡邏一次，有時還搭上一個土耳其警察一起警戒。但對于警衛(wèi)的效果，我們從不抱有樂觀的態(tài)度。試想，一個擁有雄厚財力和技術手段的堂堂大國，要想干掉一個人，而這個人卻兩手空空，只有幾個年輕朋友在他身邊保護，這場競爭的結局將會如何呢？因此，我們只能是盡力而為吧。我想，這樣做至少可以防止精神失常者的襲擊。事實上，格伯烏的一個特工人員，叫布魯姆金的，他在內戰(zhàn)期間曾是托洛茨基軍事指揮部的成員，1932年，他來伊斯坦布爾，在街上遇見了廖瓦，他就秘密拜訪了托洛茨基。來訪者忠告托洛茨基：至少要有20個受過訓練的人，才能保證安全。而我們，只有三四個人，而且也沒受過什么訓練。但是，這些困難絲毫不會削減我們的熱情和忠誠。
　　保衛(wèi)工作令人疲憊不堪。我們采取過好幾種值班方式：一種是4小時一班，大家輪換；另一種方式，是一個人連續(xù)值班24小時。但不管那種方式都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我們的人實在太少了。清晨兩點被叫醒去換班，而且月復一月地連續(xù)下去，真叫人難以忍受，睡眠不足是普林吉坡島給我留下的記憶之一。白天，如果我們當中有誰躺在床上看書或打盹，碰巧托洛茨基闖進來，他一定會大喊一聲：“瞧，這里有一個俄國移民！”
　　每天早晨，除了星期五，這天在土耳其是作為休假日的，郵遞員總會送來一大捆來自世界各地的郵件，有書信、報紙、書籍、文件等。我們先把所有的包裹打開，然后再交給托洛茨基。但信是不拆的。因為當時的暗殺技術看來還不可能將致命的裝置放入一個小小的信封里。每天總收到一些古怪的信件，有的署著一個《圣經(jīng)》中的名字，也有人勸托洛茨基保持健康，或是拯救他的靈魂。每天還會有一些要求托洛茨基親筆簽名的信件。
　　我們這兒也能收到來自西歐的報紙，但總要相差兩三天。托洛茨基經(jīng)常閱讀的有《巴黎時報》、《德意志大眾報》等。讀報時，他總喜歡用紅藍鉛筆在報上作些記號。有些文章則剪下來，歸入文件夾以便寫作時參考。每天上午，我們都收到土耳其各種日報，至少大標題我們都可看懂。每天下午，我們就派人到碼頭去買由伊斯坦布爾出版發(fā)行的法文和德文晚報，從中可以獲得來自世界各大逋訊社的電訊。
　　我們同島上的居民極少交往，這兒雇了一個希臘廚師，他睡在這里。還雇一位每天上午來做清潔工作的希臘婦女。1929年托洛次基剛來島上時，出于安全考慮，曾經(jīng)打算不請外人幫忙。但是這個計劃不久就廢棄了，因為有些事我們干不了。讓娜·馬丹在1959年2月25日給我的信中就談到這個問題，“我到別墅后，雷蒙問我，除了干一點秘書工作（即閱讀和剪貼外文報紙——我選擇了英文）外，是否愿意在娜塔麗婭的配合下給大伙兒做飯。他向我解釋說，由于安全的原因，我們不能雇人幫忙，尤其是廚師工作，我想你是會理解的。于是我接受了。我扮演的角色真有點棘手，有點難以勝任。L.D.總是要求我盡快把剪報給他（您得記住，我們必須瀏覽來自歐洲的所有報紙），可另一方面，我必須承擔一切雜務活，從買菜到做飯，而且由于醫(yī)生的囑咐，L.D.的飲食有嚴格的規(guī)定，每天要準備兩種不同的飯食。廚房設備又是那么原始落后，并且要準時開飯。你也知道，因為L.D.有一張嚴格的作息時間表。有一天，由于午飯沒能在規(guī)定時間內準備好，我見他重新回到書房后就再沒有下來。到了開飯時間，他不用別人叫自己會下來的。這時飯菜必須準備好。他不稱贊，也從不抱怨。但是娜塔麗婭和我實在被弄得疲于奔命了?！焙茱@然，這種體制是無法工作的。后來就只得雇人幫忙了。
　　在土耳其，我們既沒有朋友也沒有熟人。在伊斯坦布爾，同我們有關系的只有一位美國人房東。我們每月要向他交房租。另外還有幾個店主，因為我們要從他們那兒購些辦公用品和漁具之類的東西。我在普林吉坡期間，托洛茨基到伊斯坦布爾找過一兩次牙科醫(yī)生。那時我們曾租用一艘汽艇，它就停在后院的碼頭上，這樣我們就可直駛伊斯坦布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居住的整個時間里，從未遇到過來自土耳其當局的麻煩。1920年在爭取土耳其民族獨立斗爭期間，凱末爾元帥曾經(jīng)得到過蘇俄的武器援助。這正是通過當時擔任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提供的。幾年以后，有位訪問者披露了托洛茨基在1933年對他說的話：“當年土耳其與希臘打仗，我曾經(jīng)派紅軍支援了凱末爾元帥，這點老交情他是不會忘記的。所以凱末爾不顧斯大林的壓力，沒有把我監(jiān)禁起來?！边@話可能不是托洛茨基的原話，但他確實提供了軍事援助。我也曾聽說過，在俄國革命早期，列寧和托洛茨基曾被土耳其議會授予名譽議員的稱號。
　　1965年9月熱拉爾·羅森塔爾告訴我一件事：這事發(fā)生在1930年初，當時他到普林吉坡島拜訪托洛茨基，在那里住了大約兩個月。一天凱末爾元首來拜會一位部長級官員。這位部長住的別墅靠近托洛茨基住的別墅。凱末爾派了一位副官來問托洛茨基是否愿意接待他。托洛茨基為了避開會面，就借口身體欠佳。這可能是因為托洛茨基不想同凱末爾建立任何私人接觸。這位元首當時正在迫害土耳其共產黨人。據(jù)我所知，這是土耳其最高當局與托洛茨基之間建立聯(lián)系的唯一的一次嘗試。
　　1932年11月，托洛茨基計劃離開土耳其，前往哥本哈根進行演說，未費任何周折，土耳其當局就給托洛茨基和娜塔麗婭簽發(fā)了土耳其護照。那時他們的蘇聯(lián)護照已經(jīng)期滿，而且也無法更換。因為1932年2月20日蘇聯(lián)當局已經(jīng)作出判決，取消托洛茨基及其家屬的蘇聯(lián)國籍。他們從哥本哈根返回后，就立即獲準仍回島上居住。1933年7月，他們去法國時也是使用這張土耳其護照。實際上這些早已超期的護照在后來托洛茨基和娜塔麗婭被迫去挪威和墨西哥時僅僅起了身份證的作用。任何人在任何時候想去土耳其訪向托洛茨基，并打算在那里逗留一段時間，土耳其當局也都準予入境，從不加以阻撓。就拿我來說，只是說訪問托洛茨基是為了聯(lián)系出版或翻譯事宜。
　　在普林吉坡島，外來人必須到當?shù)鼐炀秩サ怯?，對于住在托洛茨基寓所的人來說，辦這個手續(xù)總是十分簡單的。奧默·艾凡提，這個守衛(wèi)住宅大門的土耳其警官能說一口俄語并能說幾句法語，也許正是基于這一點他才被選中的。他是高加索人，有一天晚上，他以一種自信的語氣對我哼著曲子，聲音低得連旁邊的警察也聽不到，歌詞的開頭是這樣的：“我不是俄國人，我不是土耳其人，我是高加索人。”
　　可見，我們同土耳其當局的關系是恰當?shù)?。我們從不為解決一件小事而過多地去同高級官員打交道。后來我們在墨西哥也是如此。比如，美國托派領導人阿恩·斯沃貝克于1933年來普林吉坡島。他途經(jīng)柏林，廖瓦托他給我們捎帶一臺短波收音機。入境時，這臺收音機被海關官員沒收了。在伊斯坦布爾海關大樓里，我花了兩天時間同土耳其當局進行一場徒勞的談判。結果我只得提著一只空箱離開了海關。
　　隨著托洛茨基到達土耳其，來自西歐的拜訪者便接踵而至。最先來的是一位法國律師莫里斯·帕茲。他是1929年3月12日或者是13日到達的，并且住了幾天。他是巴黎的反對派集團的領導人之一，這一派出版了《反潮流》雜志。托洛茨基與帕茲之間的政治討論很快陷入了不愉快的境地。再說帕茲也沒忘記他是個律師，他甚至很明確地要求托洛茨基補償他的車旅費。托洛茨基不禁感到大失所望。不過，他認為有一點是可取的：帕茲向他推薦某一種牌子的墨水。因為托洛茨基是個筆不離手的人，而且總喜歡把每件事都寫下來，因此就采納了這個建議。托洛茨基后來在談到帕茲的這個推薦時說：“這是他做過的唯一的一件好事?！?br/>　　1929年3月底。從巴黎來了一個陌生的年輕人。4月20日托洛茨基在給帕茲的信中寫道：“就個性來說，雷蒙·莫利尼爾是人們所能想象的最樂于助人、最講求實際、干勁最足的一個人。他為我們找到了住所，替我們同房東太太談住房條件，等等。他還非常樂意地帶著他妻子跟我們一起住了幾個月?！蹦釥柎_實贏得了托洛茨基的敬意。幾個月后，托洛茨基對一位來訪者說：“雷蒙·莫利尼爾是未來共產主義革命者的榜樣。”莫利尼爾于5月返回了巴黎，但他的妻子讓娜（她的原名叫馬丹·德·巴里埃）仍在島上住了一段時間。
　　托洛茨基的老朋友阿爾弗雷德·羅斯麥及其夫人瑪格麗特·羅斯麥在1929年5月上旬來訪。羅斯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在巴黎結識托洛茨基的，20年代初又在俄國見到他?，敻覃愄卦趰u上住了4個星期。阿爾弗雷德·羅斯麥一直住到7月中旬。在此期間，羅斯麥夫婦成了托洛茨基同外界聯(lián)系的中間人?，敻覃愄刂饕撠熗霭嫔檀蚪坏?，因為她手頭有一大筆錢，雖說數(shù)字并不大得驚人，卻也十分可觀，因此她取得與出版商簽訂《我的生平》及《俄國革命史》兩本書出版合同的權力。
　　雅各布·弗朗克（也叫格拉也夫）是一個立陶宛后裔懂俄語的奧地利人。他于5月29日來這里擔任秘書工作，直到10月底才離去。7月初，熱拉爾·羅森塔爾和皮埃爾·丹尼斯·納維爾到島上商議，準備在1930年建立雷蒙·莫利尼爾、皮埃爾弗朗克和阿爾弗雷德·羅斯麥3人為首的統(tǒng)一的法國托派組織，并打算在巴黎出版《真理》周刊。10月初，由瑪格麗特·羅斯麥選派一個法國人羅伯特·蘭茨到島上來做了幾個月秘書工作。羅森塔爾于1930年1月底回國大約呆了2個月。1930年4月15日，由瑪格麗特介紹來當秘書的揚·弗蘭克爾是從布拉格來的。他留在島上的時間比先來的任何人都久。正因為他在島上，廖瓦才能在第二年前往柏林。
　　莫利尼爾夫婦繼續(xù)定期來土耳其拜訪，有一回，雷蒙·莫利尼爾單獨返回巴黎，把讓娜留在島上。在一個炎熱的土耳其之夜，讓娜與廖瓦相愛了。讓娜只把這種關系看成是一夜歡情，她打算回巴黎與雷蒙重新團聚，而廖瓦卻把這次冒險行徑看得非常認真，并揚言如果讓娜不再與他相愛，他就自殺。于是他們同居了，隨著時間的流逝，讓娜也深深地愛上了廖瓦。她在1938年廖瓦去世時的不少來信中，都充滿了悲痛欲絕的哀傷之情。由于廖瓦和讓娜的私逋，托洛茨基對兒子十分惱怒。
　　廖瓦啟程去柏林以后沒幾天，即1931年3月1日凌晨兩點，伊澤別墅里的人們都被大火驚醒了。托洛茨基、娜塔麗婭和齊娜都沖出屋子來到花園、弗蘭克爾還在著火的屋里把文件資料從窗口扔出來，直到消防員趕到現(xiàn)場…才迫使他撤離。這場大火來得十分突然，火勢迅速向四周蔓延，火焰吞沒了一切。我初到普林吉坡島時，曾看到的那些書籍，節(jié)夜已經(jīng)燒焦，里面卻仍完好無損。這場大火是安裝在頂樓的熱水汀引起的，那個取暖裝置整夜在運轉著。大火只燒了頂樓和二層樓。齊娜和弗蘭克爾住的底層卻安然無恙，整幢房子仍然矗立著。一樓和二樓之間的天花板也未倒塌。由于大火被迅速控制，二樓還留下了兩間相連的小屋，里面的東西基本無損。這次被燒毀的是一些書籍、革命時期拍攝下來的照片、寫作所需的有關國際形勢剪報，還有一些私人物品和兩架俄文打字機。被搶救出來的是托洛茨基正在撰寫的《俄國革命史》第二卷手稿，以及全部重要文件，包括托洛茨基與西伯利亞流放者之間的來往書信。托洛茨基逃離屋子時就隨身帶著記錄西伯利亞人通訊地址的筆記本。
　　娜塔麗婭在1958年同我的一次交談中，她告訴我，在那次大火中受損失的只是一些印刷品。除此之外，只是些放在托洛茨基桌上或者瑪麗雅桌上的幾封尚未答復的信件，以及托洛茨基正在寫的有關法國《烏斯特里事件》論文的幾套手稿。幾年以后，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提及，他對馬克思，恩格斯評論的著作手稿都毀于那場大火。我估計他是記錯了，因為他是在大火以后很久，即1933年初才醞釀寫這部書的，他在1931年初寫的信中也從未提到過這部著作，而且娜塔麗婭在1958年與我談話中也否認了這部手稿毀于大火之說。
　　在大火中幸免于難的人們來到了薩伏伊旅館，住在院里一幢單獨的只有三間小居室的房子里。弗蘭克爾后來說：“由于這場大火所造成的無法挽回的損失，除了托洛茨基同志之外，我們大家都心亂如麻，憂心忡忡?？墒牵覀儎倓偘差D下來，托洛茨基就把他的手稿往桌上一攤，叫來了速記員開始口述他的著作，好像當天晚上什么事也沒發(fā)生似的?！焙髞?，1940年5月25日凌晨，在墨西哥科約阿坎發(fā)生了第一次謀殺事件時，托洛茨基也同樣鎮(zhèn)定自若。兇手們在西克羅斯指揮下，射擊一陣后就逃跑了。托洛茨基在等待墨西哥警察到來的這段時間里，又坐在書桌前開始寫作了。看來，寫作或口述是他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種方法?；馂暮蟛粠滋?，雷蒙·莫利尼爾和他的兄弟亨利從巴黎趕來，忙著為大伙兒尋找新住所，結果在莫達找到了。
　　當我到達普林吉坡島時，法國托派團體的一場政治危機導致了托洛茨基和羅斯麥夫婦間的決裂，于是他倆的任務就由雷蒙·莫利尼爾擔當起來。由于考慮到實際結果而站在托洛茨基一邊的人，當時有：在柏林的兒子廖瓦、在普林吉坡島的揚·弗蘭克爾、在巴黎的莫利尼爾。在某些問題上，亨利·莫利啟爾也扮演過重要角色。這一班人中，總的傾向顯然是反對納維爾的。廖瓦和弗蘭克爾，更不必說莫利尼爾兄弟，對納維爾的評價遠不如托洛茨基所作的那么精辟入微。托洛茨基雖然與納維爾有分歧，并且常常為他惱怒，可他對納維爾身上的那種知識分子品質還是很尊敬的。在我們房間的盥洗室的房頂上，弗蘭克爾還保存了兩期《革命超現(xiàn)實主義》雜志。他就把它們拿給新來的人看，以此來證明納維爾的那種超現(xiàn)實主義者的狂熱勁。
　　托洛茨基對于來訪者和新來的人顯得十分親切。他的談話、解釋、手勢以及提問，確實都很有魅力。當有年輕婦女在場的時候，他似乎顯得特別活躍。但是選跟他一起工作的時間越久，他就越挑剔，而且態(tài)度也變得愈加粗魯。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處境與這種變化大有關系，我們不得不從早到晚，成年累月地一起守在這塊小天地里，受到曠日持久的安全措施所約束。一切都要事先安排，不論是接待來訪還是外出旅行，絕不能隨心所欲。托洛茨基有一次沖我發(fā)牢騷：“你們簡直把我當成一件物品了?！?br/>　　從1929年到1940年，也就是托洛茨基第三次僑居國外期間，他對待3個人是最粗暴的，這3人就是廖瓦、揚·弗蘭克爾和我。弗蘭克爾告訴我，在普林吉坡島期間，廖瓦同他的父親關系十分緊張。有一次廖瓦曾經(jīng)說過，他要到伊斯坦布爾的蘇聯(lián)領事館去打聽一下，是否可能申請回國。雖然弗絲克爾從未說，廖瓦在這件事上確實采取了什么行動，但是廖瓦在1937年7月7日給他母親的信中有這樣一些令人生疑的話：“假如我在1929年被批準回蘇聯(lián)……”這似乎隱約說明，廖瓦確已向蘇聯(lián)使館提出過回國的申請，但遭到了拒絕。1937年2月15日，由于沒有及時郵寄關于莫斯科審判案的幾件證書，托洛彼基大為惱火，他就寫信給當時住在巴黎的廖瓦，信中說：“我很難說清楚，落在我身上的沉重打擊，究竟是來自莫斯科還是來自巴黎?！?br/>　　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關系，我覺得是一種不斷調節(jié)的關系。我們之間有時歡聲笑語、親密無間，可是不多一會兒，他會莫名奇妙地對我發(fā)脾氣，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勢。但很奇怪，后來在墨西哥，他同美國秘書和警衛(wèi)人員的關系不知怎的變得單純了，或者說他克制了，不像原先那樣反復無常了。那幾年他確實老得很快，但也許是因為面時美國人的心平氣和，他的急躁睥氣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鋒芒。
　　1933年6月發(fā)生的一件事，可以說明他的那種粗暴性格：我們每次出海捕魚回來總要把裝在船尾的馬達拆下來，放在清水桶里發(fā)動幾分鐘，作一次清洗，以防機器受海水的腐蝕。一天上午捕魚回家后，我們發(fā)現(xiàn)專用汽油不多了，余下的都是冬天使用的油，于是我們就決定在專用汽油沒買到以前不啟用馬達。當天下午，我打算把馬達拆洗一下。因為必須要把海水排除干浄，只好用一點稍有區(qū)別的專用油，在靠近碼頭的花園邊上亠個水桶里發(fā)動馬達。托洛茨基一聽到馬達聲，就立刻跑到陽臺上，隔著花園，聲嘶力竭地對我嚷道：“馬上停止！”此時此刻，你要想向他解釋什么，那是枉費心機的。
　　對于物品的保管和使用，托洛茨基有嚴格的規(guī)定?？偟膩碚f，他循規(guī)蹈矩、一成不變，缺乏機動性和靈活性。對于自己的心愛之物，諸如鋼筆、馬達、漁具和獵槍，都必須按規(guī)定使用和保養(yǎng)，這些規(guī)矩幾乎是不可改動的。對他來說，要使自己適應新的設備始終是一個艱難過程。筆對他來說是最珍貴的東西，選用一枝新筆必須經(jīng)過許多次試用方可。對釣魚工具，他也非常任細，他特別喜歡從美國帶來的魚線和魚鉤。他總是按照說明書上規(guī)則去操作馬達，絕不允許出現(xiàn)任何違章行為。在島上，弗蘭克爾曾告訴我，托洛茨基在俄國時，想備一輛轎車供他自己駕駛，他的朋友蘇聯(lián)外交官越工從國外帶給他一輛有特殊裝置的大功率的“梅西德”轎車。托洛茨基扶著方向盤開了50英尺，就掉進了溝里。從此他就不再開車了。后來，1933年夏天，在圣巴萊期間，為了安全的需要，只許托派組織的人進入住宅，因此我們就沒有人去幫助干家務。這樣一來家務活全部落在讓娜·馬丹和雷蒙·莫利尼爾的新伴侶薇拉·拉尼斯身上，不過我們在休息時也盡可能地去幫助干點什么，尤其需要幫忙的是每天晚上洗碟子這樣的雜務活。二天傍晚，托洛茨基也來插一手。他擦洗每一只盤子和杯子都特別仔細，這樣一直干到很晚才結束。大伙兒都感到：他不來倒省力些，來幫忙反倒更累了。
　　托洛茨基從不喜歡裝飾物之類的東西。有一段時間，他在床頭擺了一張拉柯夫斯基的照片，他他許是托洛茨基在俄國時私交最深的朋友。這張照片是1932年從俄國秘密帶出來的。1934年4月，當拉柯夫斯基巳經(jīng)向斯大林屈服后的一天，我正在巴比仲別墅花園里，焚燒一些無保存價值的文件，如譯稿之類的東西，這好托洛茨基向我走來，把拉柯夫斯基的照片遞給我，說：“給你，把它也燒了吧！”
　　托洛茨基書房的桌子上總是堆滿了書報文件，他按自己的方法堆放，因此很清楚什么東西放在什么地方。任何人不能動他的書桌，即使娜塔麗婭也只能輕輕地撣一撣桌上的灰塵。在普林吉坡期間，托洛茨基在他的書房里有一只小鐵盒，我們稱它為百寶箱，那里面保存著最機密的文件，后來，他不在書房里保存文件，而把所有的文件統(tǒng)統(tǒng)存放在由秘書分類整理過的檔案庫里。唯一沒有存入檔案庫文件夾里的東西是謝爾蓋的信。這些信由娜塔麗婭珍藏在她自己的房里。
　　當我來到普林吉坡島時，正好有一位美國人B.J.費爾德（他的真名叫古爾德）和他妻子埃絲特都在伊斯坦布爾逗留。他倆曾是美國托派組織的成員，由于內部派系斗爭而被開除了。費爾德是一位經(jīng)濟學家，曾在華爾街商行工作過。當時全世界正處在經(jīng)濟蕭條困境中。托洛茨基密切注視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因此很重視費爾德的經(jīng)濟實踐知識。在我到達后的數(shù)星期內，他們進行了頻繁的交談。我經(jīng)常在下午4前半在托洛茨基書房里與他們相遇，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們是用德語交談的。托洛茨基甚至還打算跟費爾德合作寫一本關于世界經(jīng)濟形勢的專著，但最后毫無結果。每次交談，埃絲特總是坐在屋角，給托洛茨基作油畫肖像。我不知道這幅油畫最后是否畫成。
　　我去普林吉坡島的啟程日期起初定于1932年6月，但由于托洛茨基可能去捷克斯洛伐克治病，并在礦泉療棠地呆了一段時間，所以我的行期被推遲了。七八月間，托洛茨基的行程仍未最后確定。有一次看來一切準備就緒了，然而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猶豫不決，計劃又被打亂了。到9月份事情已經(jīng)明朗，旅行去不成了，所以我去普林吉坡的行期才定了下來。我到達時，一個新計劃正在籌劃：托洛茨基應丹麥大學生組織的邀請，準備赴哥本哈根進行演講。起先沒有作什么準備，但到了11月初，情況突變，以致在動身前沒有時間去處理許多懸而未決的事情，這就勢必要有人留下來。這個差使落到了一個最后到達島上的人，也就是說落在我的身上。除了謝瓦和我以外，托洛茨基以及宅子里其余的人全部于1932年11月14日離開了伊斯坦布爾。謝瓦準備去維也納，因為他母親即將從柏林遷往那里，但是奧地利駐伊斯坦布爾的領事由于沒有接到上級的特殊指示（后來才接到），而拒絕為6歲的孩子簽證。后來，我和謝瓦辦妥一切手續(xù)于11月23日離幵了伊斯坦布爾前往馬賽，再從馬賽乘火車到巴黎。我們在巴黎呆了一個星期，這時托洛茨基正在哥本哈根訪問。
　　托洛茨基所以接受丹麥大學生的邀請，是因為這將給他一個機會使他能夠通過演講來捍衛(wèi)他的思想，并得以會見相當多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大約有20來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從歐洲各國來到哥本哈根同托洛茨基進行了政治性討論。也許他還希望能被準許定居在某一個西歐國家，不管怎樣，他畢竟小心翼翼地向丹麥政府遞交了永久簽證或至少是長期居留許可證的申請書，但毫無結果。既然沒有別的國家愿意接受他，那就只好返回普林吉坡島，別無他法了。法國政府甚至不許托洛茨基在巴黎中途下車。12月6日他由敦刻爾克出發(fā)，土午10點到達巴黎的北方車站后，只好搭乘11點10分的火車開往馬賽。
　　由于輪船航班的關系，托洛茨基必須等候大約10天的光景才能乘上下一班去伊斯坦布爾的輪船。法國當局同意托洛茨基在馬賽郊區(qū)居住一段時間，可以臨時租用一所別墅住下來。亨利·莫利尼爾已先去馬賽尋找住處了。12月4日，我也離開巴黎前往馬賽，在那里，我和亨利一起將住處安排妥當。12月6日，我乘火車前往阿維尼翁，去迎候從巴黎開來的托洛茨基所乘的那趟列車。
　　在回馬賽途中，我與托洛茨基、廖瓦同坐一個車廂。乘此機會，我?guī)允枷蛩榻B巴黎托派組織的近況。因為一星期前我在那里作了實地調查。托洛茨基制止了我，他很自信地說，法國警察在車廂里安裝了竊聽器。我向他解釋說，在行駛的列車上要利用竊聽器是困難的，因為周圍的噪聲很大。但他仍不放心。
　　火車在馬賽附近的一個小站作了一次例外的停靠，說是亨利·莫利尼爾在那里迎接我們，并準備了幾輛開往別墅的汽車。亨利的確帶了幾輛車子在那里等候，但原計劃已被改變：法國當局決定讓我們直接到港口乘坐一艘于第二天開往伊斯坦布爾的意大利輪船。那時天已黃昏，真讓人大失所望，但也無可奈何，我們只得到港口登船。這是一條裝運石灰的又小又舊的船，船的舷梯只不過是一塊平放著的木板。托洛茨基、娜塔麗婭和雷蒙·莫利尼爾都上了船，我還在碼頭上忙著。這時托洛茨基突然走下舷梯，向站在碼頭上的警官匆匆而去。娜塔麗婭和雷蒙也緊隨其后。托洛茨基用手指著警官的鼻子，大聲地說道：“我們不能在這種條件下航行，法國政府欺騙了我們?！边@是我所見到的他很少幾次大動肝火中的一次。他嚷道：“難道你相信法國警方有權強迫我們上意大利船嗎？”那警官回答說：“是的。”但他并沒有粗暴地用身體阻止托洛茨基登岸，雖然他完全有權這樣做。結果査明，這條船確實是一條又舊又慢的老爺船，通常都不載客的，這次是應法國當局的請求，才臨時作此安排。法國政府一心要托洛茨基盡快離開法國。且不說，這條船要兩個多星期才能到達伊斯坦布爾，而且它沿途還要?？亢脦讉€港口裝卸貨物。這就勢必要日月夜夜在這種令人討厭的噪聲中度過。
　　我們就站在碼頭的照明燈下，挨著那倒霉的貨船。夜深了。有幾個人坐在行李箱上。四周布滿了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但沒有記者。法國警方顯然沒有興趣讓自己的行動公諸于眾。
　　于是我們開始商議對策。先是給巴黎打電話。在碼頭上，托洛茨基向我口述了一封很長的電報，發(fā)給當時的法國總理埃里奧及其兩位部長肖當和德芒齊，抗議法國警方的欺騙行為。這時有人建議我們不妨去轉乘一艘定期并往伊斯坦布爾的真正的意大利客輪，只要意大利能為我們簽發(fā)過境證就行了。鑒于那條貨船不會在第二天下午以前登程啟航，法國警方才同意托洛茨基及其隨行人員在馬賽旅館里休息一夜，條件是：如果第二天上午意大利不簽發(fā)過境證，托洛茨基必須登上這艘意大利貨輪。大約在凌晨3點半，我們才住進了馬賽的雷吉娜旅館。但是對我來說，一天的事情還沒完，我還得擔任警戒，坐在托洛茨基和娜塔麗婭的臥室門口走廊里一把椅子上守衛(wèi)著。
　　翌日，12月7日，亨利·莫利尼爾去意大利領事館。向羅馬聯(lián)系的電話打通了，于是使館簽發(fā)了過境證。下午托洛茨基、娜塔麗婭、揚·弗蘭克爾、奧托·許斯勒乘火車前往文蒂米利亞，托洛茨基和娜塔麗婭不得不向即將返回柏林的廖瓦揮手告別。一位意大利警官在邊境上等候著我們。當時法意兩國關系不好，并且由于在馬賽的這一插曲，這位意大利警官忍不住要刺激一下法國。他說：“托洛茨基先生，您在這兒是自由的?！边@顯然是言過其實，因為我們只能在警察嚴密監(jiān)視下按照預定日程穿越意大利，我們從文蒂米利亞到熱那亞，從熱那亞到米蘭。12月8日上午到達米蘭后，又幾乎馬不停蹄地動身去威尼斯，下午3點多鐘到那里，打算直接坐輪船去伊斯坦布爾。在途中聽說，輪船剛剛離開了碼頭，如果我們乘火車到布林迪西還能趕上這艘輪船，因為它在那里也將?？俊Ｔ诘群蚧疖嚨哪嵌螘r間里，我們在警察陪同下觀光了威尼斯市容，并乘坐警方的汽艇游覽了運河。大約晚上9點，我們坐上了去布林迪西的火車，第二天即12月9日，就在那里登上了意大利的亞德里雅號郵輪。
　　在這段曲折多難的日子里，托洛茨基郁郁寡歡。因為他在剛過去的幾星期內，有機會再次接近人民，而現(xiàn)在他只好離開西歐回到那與世隔絕的小島去。船在比雷埃夫斯停泊時，他也沒有上岸。12月11日晚上我們到達伊斯坦布爾。當晚在船上睡了一覺，第二天上午才去普林吉坡島。皮埃爾·弗朗克從巴黎乘火車返回，趕在我們前面到家，他已安排好家里的一切。哥本哈根之行就這樣結朿了。
　　普林吉坡島寓所里的生活又恢復了原樣。托洛茨基又幵始工作了。他似乎重新煥發(fā)出無限精力。他雖然因未能獲準在西歐定居而感到不快，但也許他并不真正相信定居是可能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俄國的經(jīng)濟形勢，當時面臨著極其危險的局面；二是從組織上加強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它正在取得良好的開端。關于俄國的經(jīng)濟問題，我曾跟他就經(jīng)濟增長率作過一次討論。我借助從佩拉法國人開的書店里買來的一張對數(shù)表，并根據(jù)各種增長率繪制了一些曲線圖表給他。他把圖表放在書桌上從不使用。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不相信那種使他不能一目了然的數(shù)據(jù)。
　　圣誕節(jié)前夕刮起了一場風暴，海上巨浪滔天，連拴在后門碼頭水塢里的兩條捕魚船也感到不安全。一排排巨浪向碼頭襲來。我們只好在黑夜里，完全憑著自己的體力把魚船拖出水面拉進花園。托洛茨基也全力以赴地協(xié)助我們。
　　1929年，托洛茨基在蘇聯(lián)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小住了幾日，當他離開使館時，蘇聯(lián)政府以“版稅”名義給了他1500美元。托洛茨基同時還得到了一份蘇聯(lián)護照，護照上職業(yè)欄內填的是“作家”。托洛茨基接受世界各地報社的采訪因而賺取了一筆錢，他以此來支付在土耳其的生活費用。他的著作，首先是《我的生平》與《俄國革命史》兩部著作的出版合同，使他也得了一大筆錢，這筆錢一部分用來資助出版《反對派通報》，同時也用于創(chuàng)辦許多諸如《真理》周刊之類的托派報紙，還有一小部分錢是寄給西伯利亞流放者的。
　　處境貧困是當時所有革命者注定的命運。托洛茨基由于同出版商簽訂了合同，因而他比較寬裕。但當我在1932年10月到達普林吉坡時，這種寬裕已告結束。哥本哈根之行，導致他財政虧損極大，盡管有丹麥大學生組織和美國廣播公司為此支付了一筆錢，但在以后歲月里，財政困難越來越大。
　　1933年1月5日，揚·弗蘭克爾離開了普林吉坡島，前往才從柏林遷至巴黎的“國際書記處”工作。就在同一天，齊娜在柏林寓所里用煤氣自殺了。她的自殺是在當天下午兩點被發(fā)現(xiàn)的。廖瓦給娜塔麗婭發(fā)來了電報。電報是1月6日送到的。這時我們剛好吃完午飯。我記得那天是皮埃爾·弗朗克擔任警衛(wèi)值班。他把電報交給正想上樓的娜塔麗婭。托洛茨基和娜塔麗婭拆看電報后，什么也沒對我們說，立刻關上了臥室房門。我們感到一定發(fā)生了什么嚴重事情，可又一無所知。我們是看了晚報后才得知這條消息的。一連幾天，托洛茨基閉門不出，只是偶而半開著房門，要我們給他送茶水去。幾天以后，他才重新回到書房繼續(xù)工作，看來他面容很憔悴，兩道深深的皺紋從鼻子兩側延伸到嘴角。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口述一封致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他在信中說，他女兒之死應歸咎于斯大林。
　　我從未見到過齊娜。揚·弗蘭克爾和讓娜，馬丹曾對我談起過她。托洛茨基有子女4人，只有齊娜的長相最像父親，而且在氣質上也有些相像。她寫給父親的信充滿著激情。她和她兒子謝瓦于1930年底才離開俄國，他倆是托洛茨基家庭成員中最后離開俄國的。這孩子的父親普拉東·沃爾科夫當時在西伯利亞流放，齊娜和謝瓦在土耳其一起生活了9個月，她就獨自去了柏林，打算去找廖瓦和讓娜·馬丹，準備在那里接受精神分析療法。她把謝瓦留在普林吉坡島上，托洛茨基對此很生氣。1932年6月30日，托洛茨基給廖瓦的信中寫道：“你母親（指娜塔麗婭）被謝瓦纏住了手腳，……我們必須盡快解決謝瓦的問題?！边@最后一句話的意思，就是早晚要把謝瓦送到法國去跟他媽媽一起生活。我在1932年10月到普林吉坡時，謝瓦還在那里。他是個文靜聽話的孩子，早上去學校讀書，回家常常呆在房間里。其實，娜塔麗婭的手腳并沒有被他捆住。
　　在柏林，齊娜找了一個會說一口流利俄語隨猶太醫(yī)生給她治病。讓娜經(jīng)常去探望她。謝瓦跟著我從普林吉坡到了巴黎后于12月14日前往柏林，在那里同分別1年多的母親團聚了。
　　很多年以后，在1959年3月27日的一封信里，讓娜對我談到了托洛茨基的女兒：“簡單地說，齊娜對丈夫普拉東已經(jīng)有些淡忘了。由于兩人分開這么久，所以人們并沒有為此責備她。她的肺結核癥正處于吸收好轉期。她絕對沒有想過要重返俄國。恰恰相反，她希望留在國外。而正是L.D.希望她考慮回國。因此她的行為在某些方面開始表現(xiàn)得有些反常。她最擔心的事莫過于有朝一日發(fā)現(xiàn)自己被迫返回俄國。她確實常常出現(xiàn)譫妄癥的病狀，因此一直在診所接受治療，但她卻用未完全喪失理智，而且發(fā)作的持續(xù)時間也不長。我們問過醫(yī)生她的病對謝瓦是否會有影響，醫(yī)生勸我們把孩子留在她身邊，這也許對病人有好處。醫(yī)生并不認為這對謝瓦會有什么危險。在病情嚴重時，你知道，她也曾經(jīng)考慮過要使孩子遠離自已，她最后想到的是孩子。當然她有許多變態(tài)心理，如果考慮到她去拍林以前的生活經(jīng)歷，那么這又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但我不認為驅使她自殺是由于想到自己的精神病即將再次發(fā)作，何況當時她的病情已接近枱愈，因為她已經(jīng)自由地離開了醫(yī)院，回到她寄宿的公寓和謝瓦一起生活了。真正的原因是：她感到絕望，這種絕望之情我只能與你面談而不能寫在紙上。她的絕望之情曾記述在紙上，那紙當時還留在她的寓所里，沒有要銷毀的跡象。她甚至連想也沒想過。我自問，為什么我們不把它們毀掉呢？但是我可不能自作主張地采取這個行動，萬一列夫（指廖瓦）決定把這些材料妥善地保存起來呢……但不管怎么說，這些東西最后卻落入警察手里。廖瓦死后，警方兩次到我在巴黎的寓所進行捜査。一想到這些微妙精細令人痛苦的東西竟然在警察骯臟的手里拿著，該多么可怕呀！現(xiàn)在要重新得到它們，甚至査到它們的線索，是決不可能的。戰(zhàn)后，我們曾正式要求警方歸還被查抄去的東西，包括這些材料，但最終得到的答復是這些東西全都找不到了?！?br/>　　1959年9月，在我和讓娜的一次談話中，她提到另外3件事：第一，齊娜在柏林時對廖瓦并不信任。在自殺之前，正是讓娜接到過她留下的一封短信，她在那張字跡清晰的便條上，寫道：“請好好照看謝瓦，他是個乖孩子?！钡诙驱R娜死的時候，已經(jīng)懷孕了，對此讓娜未多作解釋。第三是，在齊娜治療期間，托洛茨基把齊娜寫來的信寄給她的精神分析醫(yī)生，他無疑是想幫助醫(yī)生了解病人的思想，但是齊娜知道這個情況以后，極為傷感。齊娜在給父親的最后一封信里流露出這種被遺棄的情感。1932年12月14日，她在信里寫道：“親愛的父親，我渴望得到您的來信，哪怕只有幾行字也好。”
　　對于托洛茨基來說，女兒去世這一個人的悲劇正好與歐洲面臨的政治悲劇交織在一起。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當時德國正處在一種捉摸不定的局勢中，兩大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未受觸動，而這時納粹黨巳經(jīng)取得了執(zhí)政的權力。3月2日，在托洛茨基書房里我們每天進行的午后討論中，他就有關德國形勢告誡我們：“我們必須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機會，這就像你必須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你把它看成是一堵平滑的墻壁，當你站在它面前時，你覺得自己不可能爬上去。但是如果你能利用每一條裂縫，每一個自然臺階，每一個洞穴，使你的手得以抓緊、腳能夠踏穩(wěn)，這樣你就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登上山巔。為此，你不僅要有勇氣，而且還要有長遠和敏銳的眼光?！笨墒沁@個工人階級組織卻一無所成，而希特勒則日益猖獗。2月27日，納粹黨自己制造了國會大廈縱火案，希特勒就以此為借口取締了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3月5日，希特勒建立了他的極權主義政權。
　　托洛茨基迅速作出了反應。3月14日，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德國無產階級的悲劇》，副題是“德國工人將重新崛起，決不要斯大林主義”！在此之前，托洛茨基的政策一直是改造正式的共產黨組織，因此托派集團的日?；顒右餐耆菫榱耸箯V大共產黨員接受他們的觀點。托洛茨基反對派把自己看成是第三國際的一員，即使被正式開除以后也仍是如此。當時一些地方和托派組織有聯(lián)系的個人或集團曾主張建立新的國際，但是托洛茨基一口拒絕了這個主意。由此可見，放棄改造政策意味著同過去一刀兩斷，這個方針的轉變經(jīng)歷了好幾個階段。
　　早在3月2日的談話中，托洛茨基對我們說：“我敢肯定，如果希特勒在德國繼續(xù)執(zhí)政，共產黨被瓦解，那么就必須創(chuàng)造一個新黨，但是新黨的大多數(shù)骨干還得從老黨中去吸收?！钡沁@個意見仍然是同假設的形勢有關。3月5日的大災難發(fā)生以后，托洛茨基在3月14日的文章中拋棄了改造德國共產黨這個過時的方針，可仍堅持對共產黨國際的其他共黨，尤其是對俄國黨進行改造的方針。但不管怎么說，作為一個整體的共產國際的問題遲早是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4月，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它聲稱德國共產黨所執(zhí)行的不與社會黨人合作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直到希特勒發(fā)動政變的那一刻。執(zhí)委會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支持著斯大林，在各國共產黨的隊伍中雖然也出現(xiàn)過一些孤立的反響，但作為一個組織，共產黨國際卻處在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因此改造的方針是完全不現(xiàn)實的。
　　就在托洛茨基逐步放棄改造方針的過程中，俄國黨提岀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共產國際的4月決議發(fā)表以后，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曾對我們說：“自4月份以來，我們主張在各國黨內進行改革，而在德國則成立一個新黨?，F(xiàn)在我們可以釆取一個對稱的立場，就是說，我們主張除了蘇聯(lián)以外廣每一個國家都建立一個新黨。而對蘇聯(lián)，我們主張改造布爾什維克黨?！边@個主張從未在文章中出現(xiàn)過，是否給廖瓦的信中談到過，我也不能肯定。但無論如何，這個主張很快被拋棄了。1933年7月15日，托洛茨基以格·古羅夫的筆名寫了一篇文章發(fā)給各地托派組織。該文的標題是《必須建立新的共產黨和新的共產國際》。在文章中，對所有受斯大林操縱的共產黨實行改造的政策被拋棄了。作者解釋道，這種改良政策現(xiàn)已成了“烏托邦的和反動的政策”。
　　政策上的轉折與居住地的遷移恰成巧合。7月17日托洛茨基離開了土耳其去法國定居。當他于7月24日踏上法蘭西國土的時候，7月份文章的譯文幾乎還沒有到達各地托派團體領導人的手里。直到托洛茨基在法國生活的開頭個幾星期里，這個新方針才掀起了熱烈的討論。
　　也是在1933年春天，同俄國的通訊聯(lián)系已完全中斷。1927年末至1928年初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相繼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起初，他們相互之間還可以較為自由地進行通訊聯(lián)系。因為，他們在政府中曾占據(jù)過重要的位置，擔任過政治、經(jīng)濟，外交方面的職務，所以他們在西伯利亞流放地之間的來往信件包含了當時有關政治和經(jīng)濟問題的豐富資料。某些信件實際上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小論文。1928年下半年，雖然檢查制度越來越嚴格，但流放者仍能彼此聯(lián)系，最常用的聯(lián)系方式是寄明信片或發(fā)電報。正如娜塔麗婭后來告訴我說，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圖時，仍能與留在莫斯科的反對派保持通信聯(lián)系。當一個窗口出現(xiàn)花盆時，這說明從莫斯科來的地下交逋員巳經(jīng)到達。當時由廖瓦負責與這些人接頭。
　　1929年到土耳其之后，托洛茨基仍能通過郵局同大約20名西伯利亞流放者保持聯(lián)系。他們不是直接寫信到普林吉坡，而是寄到法國或德國的某地。通常，他們僅僅寄來一張明信片，只談些私事。隨著歲月的流逝，通信也日趨減少。但在1932年，消息還是走漏了。就是拉柯夫斯基照片被帶出俄國的那一次。廖瓦還是負責這方面的全部聯(lián)系工作。先是在普林吉坡島，后來在柏林。有時還匯點錢給某個流放者。那時同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私人通信已經(jīng)中斷了，唯一例外的是齊娜的生母，亞歷山德拉·利沃芙娜·勃朗施坦。她當時住在列寧格勒，還同齊娜保持著通信聯(lián)系。齊娜死后，托洛茨基曾收到她生母的一封信，并回了信，他親筆寫了信并封了口交給我，在信封上親自用漂亮的字體書寫了通訊地址。他要我寄掛號信，并要求郵局把回條寄來，可是回條從未收到。1933年開頭幾個月里，同俄國的聯(lián)系徹底中斷了。直到幾年以后，才從俄國來的逃犯，塔羅夫、西里加、維克托·謝爾蓋、雷斯和克里維茨基那里直接得到一些消息。但即使在通信中斷以后，托洛茨基同流放在西伯利亞的反對派成員的關系也還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1933年5月，我們從報上得知馬克西姆·高爾基將乘坐蘇聯(lián)“讓·饒勒斯”號輪船從意大利返回蘇聯(lián)。該船將途經(jīng)伊斯坦布爾，托洛茨基對皮埃爾·弗朗克和我說，為了打聽有關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情況，不妨去見見高爾基。根據(jù)報上所說的日期，我們找到了停泊在伊斯坦布爾碼頭上的那艘“讓·饒勒斯”號。一登上船，立刻有人詢問我們是誰，來干什么？“我們是法國共產黨黨員，想要拜見高爾基?！庇谑?，有四五個身強力壯的大漢立刻圍了上來。不多一會兒，高爾基的養(yǎng)子彼什科夫來了，我們向他說明了自己的確切身分。他看上去對我們沒有敵意。他告訴我們，他的養(yǎng)父由于身體欠佳不能接見我們，并問我們有什么需要他代勞的事情。我們對他說，最近得到了從俄國傳來的有關拉柯夫斯基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談話中，始終有一兩個可疑分子在那里側耳聆聽。彼什科夫答應把我們的話向高爾基轉告。于是我們離開了輪船，可后來就杳無音訊了。
　　1933年上半年，托洛茨基的外貌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自從齊娜死后在他臉上刻下的兩道皺紋，隨著歲月的流逝顯得更深了，當我在上一年（1932）10月到達普林吉坡時，托洛茨基的頭發(fā)已開始變白，雖然黑發(fā)仍處處可見。他的臉部和頭部跟1924年或1925年所照的像片簡直是毫無差別。但在1933年上半年：他不僅頭發(fā)變白，發(fā)型也從向后梳理改為朝向一邊，短短的幾個月內，甚至是幾個星期內，他的形象就變成了另一種模樣，并一直保持到他的去世，熟悉托洛茨基的人常常會注意到他對穿著很講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穿了一套挺括的白色西服。但到了1933年春天，他對自己的衣著就逐漸不那么留意了。
　　季節(jié)同托洛茨基的壓抑心情似乎存在著某種聯(lián)系。由于從黑海方向刮來的寒風，二月的氣候非常寒冷。屋子里沒有取暖裝置，只有火盆。由于刮風，一連好幾天都不能去打魚。
　　一天下午，由于已有一個多星期不能出海捕魚，感到無聊，娜塔麗婭、弗朗克和我就閑談了起來?？紤]到托洛茨基好長時間沒有進行體力活動，我們有點擔心，所以他們叫我去問他是否愿意到附近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上去打野兔。我敲了敲他的書房門，他答應了一聲：“進來！”我向他陳述了這個計劃。“什么？打野兔！”他面帶慍色地說。很顯然，他對這種事已毫無興趣了。
　　早晨長時間出海打魚的這項活動也漸漸地被取消了?，F(xiàn)在我們只是在下午四點半他休息以后才出去走走，而且也不走遠，通常只在看得見住所的范圍內走動。有幾次，我們試圖撈幾條魚，要是沒有什么收獲，托洛茨基就聳聳肩說：“這里沒有魚！”于是我們就打道回府。
　　有一次下午出海打魚，我們險些送了命，事情發(fā)生在5月間。托洛茨基、哈拉當波斯和我在4點半左右離開家門，我們不打算走遠，所以連一個土耳其警察也沒帶；這是不尋常的做法，但這倒可能救了我們的性命。天空灰蒙蒙的，由于沒有風，哈拉絲波斯才同意到海上去逛逛。
　　雖然不再限制在住所視野的范圍內，但我們并沒有走遠，只是在普林吉坡島和哈爾基島之間游蕩。當時刮的是北風。幾分鐘后，海上突然起了風浪。哈拉蘭波斯立刻看出了危險，馬上關上馬達。他要我們躺在船倉底部，以便平衡船的重心，然后他開始用單槳劃船；這時，托洛茨基和我就躺在被水淹沒一半的船艙里。隨著海浪的起伏，船上下顛簸，發(fā)出碎砰的巨響。哈拉蘭波斯則一手操槳，一手排水。就這樣折騰了大約半個小時。小船隨風飄泊，靠著哈拉蘭波斯的掌舵，船漸漸地飄到了小島的南端。這兒海面比較平靜，船就靠了岸。我們升起篝火烤干了衣服，然后托洛茨基和我步行回家。哈拉蘭波斯則留下來看船并等候著天好。與此同時，娜塔麗婭在屋里也看到了這個危險，于是，她同弗朗克一起駕著馬車來找我們。但懸普林吉坡島的西部，通向海邊的路蜿蜒曲折，并在一片松樹林中穿行，所以弗朗克和娜塔麗婭沒能看到我們。
　　在納維爾和羅森塔爾的個人回憶錄中都提到，托洛茨基在1929組和1930年談話中常用“槍斃”這個詞。我到普林吉坡島以后，也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過這樣的話，當他談到那些使他氣憤的對手時就說：“你要知道，這些人應該槍斃。”1933年春天以后，這個詞從他的詞匯表中消失了，他不再允許自己作這種詛咒了。
　　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們的財政困難更為加劇。希特勒上臺以后，來自德國的版稅費中斷了。從美國的版稅中獲得的錢及其每年的利息存放在紐約的一家銀行里，成了我們收入中最可觀的一部分，但由于1983年4月羅斯福宣布美元貶值，使我們蒙受了很大的損失。1932年，托洛茨基從哥本哈根回來后，也沒有寫什么長篇巨著。他當時想寫一部關于世界經(jīng)濟和政治的專著。然后打算寫一部關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關系的書，題目擬作《偉大友誼的羅曼史》，并準備寫紅軍史以及一系列蘇聯(lián)外交官的人物傳記，如拉柯夫斯基、越飛、沃羅夫斯基和克拉辛，但這些課題還僅僅是計劃。沒有出版社來約稿簽合同，也沒有任何版稅收入。同時，世界各地的報社也很少來約稿。一則因為托洛茨基的注意力轉向新的國際，二則因為報社雜志編輯們發(fā)現(xiàn)他們的資金已經(jīng)縮減。1933年4月27日，我寫信吿訴廖瓦，我們的全部資金只有1780美元，并且在近期看來也不會有任何收入，娜塔麗婭和我仔細檢查了帳目，想方設法盡量減少開支。這時有個叫薩拉·雅各布的美國人愿意到普林吉坡島來擔任義務打字員。她既懂俄語，又是美國托派組織的成員。這個提議立刻被接受了，因為這樣可以節(jié)省下瑪麗雅·伊利尼什娜的薪水。薩拉是6月份來的。6月18日，瑪麗雅·伊利尼什娜就歇手回家了。
　　從哥本哈根回來后，島上的人員來往頻繁。揚·弗蘭克爾1月份離去。阿恩·斯沃貝克則于2月份到達，在此住了幾個星期。4月10日，奧托·許斯勒動身去布拉格，打算去那里為僑民出版一份新的托派德文報紙《我們的言論》。他在島上擔任的德文秘書由魯?shù)婪颉た死臻T特接替。魯?shù)婪蚴菨h堡的一個青年大學生，4月27日到達的。美國托派組織的領導人之一馬克斯·沙赫曼于5月23日到達，7月份我行打算去法國時，他就隨我們亠起離開了土耳其。皮埃爾·弗朗克于6月22月離開普林吉坡島返回巴黎。埃爾溫·阿克爾克內希特這位當時德國托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于7月7日來島，不過他逗留的時間縮短了，因為我們在幾天后就要去法國。當時每隔兩三個月就會有客人來訪，這對于我們大家來講也算是一種調劑吧。
　　1933年瘧疾在普林吉坡還很流行。我們屋里所有的人都在服用奎寧。這個藥使我們的耳朵有點聾。盡管服了奎寧，但是到了5月份，我發(fā)高燒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后來就不得不考慮住進伊斯坦布爾的一家法國醫(yī)院。醫(yī)院的主治醫(yī)師加辛教授是個法國人。1929年托洛茨基在蘇聯(lián)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居住的幾個星期中，格伯烏的頭子明仁斯基在使館向托洛茨基提供了幾個大國派駐土耳其秘密特工人員的情報。他還特別告訴過托洛茨基，加辛醫(yī)師是法國諜報機關在這一地區(qū)的負責人之一。我相信，托洛茨基或者還有寓所中別的什么人后來都曾請這位大夫看過病。5月25日，我被送進醫(yī)院，由于發(fā)高燒，我只能躺在床上。托洛茨基來病房探病時對我談起了加辛醫(yī)師的情況，然后說：“歐！這家醫(yī)院不錯。它簡直你監(jiān)獄一樣舒適，在這里人們可以安靜地讀書?！蔽以卺t(yī)院里呆了10天。
　　6月初，法國作家喬治·西蒙農途經(jīng)伊斯坦布爾，“他致函托洛茨基要求能接見他，他要為《巴黎晚報》進行一次采訪。托洛茨基于6月6日接見了他并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這篇談話后來在報上發(fā)表了。其中托洛茨基最重要的論斷是，“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德國的加粹主義正在把歐洲引入無可否認的沖爭危險之中。作為一個局外人我可能會看錯，但是我覺得，人們對危險的程度遠沒有充分地認識。如果我們不是看幾個月而是看幾年，當然肯定不需要看幾十年，那么我認為法西斯德國發(fā)動戰(zhàn)爭將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這確實是一個決定歐洲命運的大問題?！边@些話今天聽來也許并不新鮮，因為歷史已經(jīng)證明了它的正確。但是如果回顧一下當時那些政治家和新聞界人士所說的話，他們對這位元首還抱有如此多的幻想，那么我就可以看到上述預言具有多么強大的力量。談話中，西蒙農問托洛茨基，萬一俄國發(fā)生危險，您是否愿意重返故土“為國效勞”，托洛茨基肯定地點了點頭，西蒙農向托洛茨基贈送了一部他創(chuàng)作的描寫非洲的小說。托洛茨基讀了小說之后，對它作了高度的評價，他對我們說這部小說中關于對黑人被剝削的描寫刻劃得十分真實。
　　達拉第政府組成以后，莫里斯·帕里雅寧就著手發(fā)起一場要求政府批準托洛茨基定居法國的運動。他接觸了許多議員和政界人士，以其熱情和才能為實現(xiàn)該計劃而竭盡全力。托洛茨基對他的行動表示贊成，甚至應帕里雅寧的要求，也曾給他寫過幾封信，雖然托洛茨基對此并不抱很大希望。他仍受到法國政府于1916年對他發(fā)布的驅逐令的限制。雖然從那時以后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許多行政法令仍然有效。7月4日，帕里雅寧寫信告訴托洛茨基，那個驅逐令已被撤銷。這一消息在島上引起了人們的驚奇。7月12日，我到伊斯坦布爾的法國領事館為托洛茨基和娜塔麗婭的護照辦理簽證，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我們領到了簽證，并且簽證上沒有規(guī)定明確的期限。
　　現(xiàn)在我們必須籌備搬家了，這回岀門就不是上次托洛茨基去哥本哈根那樣去了還得回來。檔案材料和書籍都得裝入大木箱里帶走。7月15日，揚·弗蘭克爾從巴黎趕來，他打算在我們啟程離開后留下來同房東談判處理住房問題以及出售船只和其他一些財物。7月17日，托洛茨基、娜塔麗婭、馬克斯·沙赫曼、薩拉·雅各布、魯?shù)婪颉た死臻T特和我一起乘坐意大利的“保加利亞”號輪船，前往馬賽。一條駁船停靠在寓所后院的碼頭邊，裝載著木板箱直接運往輪船，最后駛來了一艘汽艇，把我們送到船上，直到午后，船才啟程。黃昏時，我們已航行在馬爾馬拉海上了。托洛茨基站在甲板上眺望著伊斯坦布爾城，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線上。



[1]?托洛茨基生日是1879年俄歷10月26日，而十月革命節(jié)是俄歷10月25日?！g者

[2]?L.D.指托洛茨基?！g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