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這本書的來歷，有一段小小的掌故。有人提出要出版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夫人表示同意（這事必須得到她的同意）這個建議，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一定要我作為她的代理人參加該通信集的編輯工作。1910年11月10日，她從德拉伐爾寫了一份委托書來，全權委托我作一些我認為必要的注釋、說明和刪節(jié)。

　　然而實際上，我并沒有行使這項權力。在出版者們之間，或者更確切些說，在出版者伯恩施坦（因為倍倍爾只是掛個名而已）和我之間，并未發(fā)生過任何重大的分歧。如果不是必要，那么我去干涉他的工作，當然是沒有理由、沒有權利的，我也不愿意這樣做，否則就不符合委托者的初衷了。

　　但是，在編輯該通信集的很長一段時期中，由于以往多年研究而在我腦海里已經(jīng)成型的卡爾·馬克思的形象，變得更為鮮明突出了。因此，不由地想寫一部傳記來刻劃這個形象。而且我知道，這個主意一定會使拉法格夫人非常高興。我之所以獲得她的信任和友情，絕不是因為我在她心目中是她父親的最博學最賢明的學生；而是因為，在她看來，我比別人更了解他的為人，因而也就能夠在這方面描寫得更為真實。她曾不止一次地寫信并且口頭吿訴我，說一些幾已忘懷的關于她父母在世時的家庭往事，她在看到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一書中、特別是馬克思遺著中的描述以后，又重新回憶起來了；還說她當年常聽父母提到的一些人名，也因為我而跟具體事例聯(lián)系起來了。

　　遺憾的是，當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出版時，這位品格高尚的婦女已經(jīng)去世好久了。她在死前幾小時還寫了一封信來，對我致以親切的問候。她秉承了父親的豁達胸懷。她信托我出版馬克思遺著中的許多珍貴材料，并且讓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判斷，而毫無干涉之意。例如，雖然她明明從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一書中已經(jīng)知道，我曾經(jīng)怎樣經(jīng)常在有關拉薩爾同她父親的爭論問題上堅決地替拉薩爾辯護，她還是將拉薩爾致馬克思的信交給了我。對于這一點，我將永遠感激她，至死不忘。

　　然而，這位婦女所具有的寬宏氣度，在馬克思主義的兩位衛(wèi)道者身上卻一點也找不到。當我著手執(zhí)行自己的計劃，即著手撰寫馬克思傳的時候，他們兩位就義憤填膺地大叫大嚷起來了。其理由是我在《Neue Zeit》〔《新時代》〕上竟沒有完全迎合黨內流行的說法，而就拉薩爾、巴枯寧兩人和馬克思的關系問題發(fā)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見。首先，考茨基斥責我“反對馬克思”，特別是斥責我“辜負”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而因為我仍然堅持要把馬克思傳寫下去，他竟然發(fā)出《新時代》的如此寶貴篇幅中的整整六十頁來刊載梁贊諾夫的抨擊文章[1]。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企圖確證我犯了最可恥的背叛馬克思的罪行。他對我大加非難，其言詞之歪曲捏造只能和其論點之荒誕無稽相媲美。由于某種感情（為了禮貌起見，我不愿說出這是一種什么感情）的驅使，就聽任這些先生們肆意謾罵去吧，但是應該聲明，我對于他們這種精神上的恐嚇手段不曾絲毫讓步，并且在本書中敘述拉薩爾、巴枯寧兩人和馬克思的關系時始終以歷史的真實為依據(jù)，而完全不理會黨內流行的說法。當然，這時我仍然避免作任何爭論，只是在關于參考文獻的說明中對于考茨基和梁贊諾夫向我提出的主要責難略加嘲諷，以便對做這方面工作的較年輕的人們有所助益，因為這些年輕人現(xiàn)在正應該養(yǎng)成習慣，對馬克思主義教區(qū)的教士們的氣勢洶洶采取置之不理的態(tài)度。

如果馬克思在實際上真像馬克思主義教區(qū)的教士們所贊賞的那樣，是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少年，那么我就不會醉心于寫他的傳記了。我的贊美，正和我的批評一樣，——在一本好的傳記中，這兩者需要有同等分量——是針對著一位偉大人物而言的，這個人在講到他自己時常常喜歡說：人所固有的我無不具有[2]。把馬克思的偉大形象不加修飾地重新塑造出來——這就是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

　　目的本身已經(jīng)決定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歷史向來同時既是藝術又是科學，傳記尤其應當如此。現(xiàn)在我已記不起是哪一位古板的學者曾經(jīng)發(fā)表過這樣一種“不朽的”言論，說在歷史科學的領域內，美學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墒俏覒撎拱壮姓J，——也可以說是我引以為愧的，——甚至貴產(chǎn)階級社會，也不像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家們那樣使我深惡痛絕，他們只是為了打擊伏爾泰老人，就宣稱傳記只能用枯燥無味的體裁來寫[3]。馬克思本人在這方面也被認為是糟糕的，因為他同意他所喜歡的古希臘人的觀點，把克麗娥算作九個繆斯之一[4]。實際上，只有被繆斯看不起的人，才咒罵繆斯。

　　倘若我可以假定讀者對本書所采用的體裁會予以贊同，那么我還得請求他在內容方面不要苛求。事先，我已經(jīng)不得不考慮到，雖然這本書應該寫得至少使文化程度較高的工人覺得通俗易懂，但也萬萬不可篇幅過大?？墒乾F(xiàn)在的篇幅已經(jīng)超過原計劃一半了。我常常因此而不得不把一行緊縮為一個字，一頁緊縮為一行，一印張緊縮為一頁！在分析馬克思的科學著作的時候，尤其為此感到苦惱。為了不使讀者有任何誤解起見，我把偉大作家傳記中慣用的副標題“他的生活和著作”中的著作二字刪掉了。

　　無疑的，馬克思之所以無比偉大，主要是因為思想的人和實踐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結合著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同樣無疑的是，在他身上，作為戰(zhàn)士的一面是永遠勝過作為思想家的一面的。在這方面，我們事業(yè)的所有偉大先驅者們，都有一致的看法。有一次拉薩爾說；只要實際行動的時機一到，他就定會心甘情愿地擱下筆來，不再寫他所知道的事了。他們的看法有多么正確，在我們的時代，我們有著觸目驚心的體會：那些用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時間來專心考究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逗點的一本正經(jīng)的研究者們，本來到了可以而且必須像馬克思那樣行動的歷史時機，卻只是像風信標那樣吱吱啞啞地繞軸自轉。

不過，老實說，我并不自負比別人更能透徹地了解馬克思所掌握的淵博的知識。甚至為了要在我所敘述的狹小范圍內，讓讀者對《資本論》第二、三卷有個充分清晰的概念，我還請了我的朋友盧森堡幫忙。因為她欣然接受我的請求，寫了第十二章的第三節(jié)，讀者們一定會像我一樣地感激她。

　　我的這本書由于她的珍貴手筆而增色，我為此感到慶幸；此外我們的共同朋友克拉拉·蔡特金允許我的小船打著她的旗幟駛出公海[5]，我也同樣感到慶幸。在那么多“社會主義的英勇而堅決的先進戰(zhàn)士們”被大風暴像秋風掃落葉似地掃掉的年代里，這兩位婦女的友誼，對我來說是無上的安慰。

梅林

柏林，斯得格里茲，19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