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技術的理論化

1.這一章旨在以批判的角度檢視技術在我們所處世界里的核心意義。思考技術的性質、技術是什么、技術做了什么、社會理論家如何將其概念化，以及社會利益在技術的勝利中扮演的角色。思索技術的場景、脈絡和國家改變時，會發(fā)生什么事。了解不存在某種技術的單一路徑；相反，路徑很多，效果也很多，因此應該將技術定位成持續(xù)的相遇（ongoing encounter）。關注技術的平常性（mundanity）及復雜性。

2.技術日益成長的尺度與相互依存，被概念化為“社會技術系統(tǒng)（sociotechnical syetem）”的崛起。

3.除了將技術視為持續(xù)的相遇，也提出它們或許是持續(xù)實驗的可能性。

何謂技術

1.?在某種意義上，每件事物都是藝術。（布勞岱/Fernand Braudel，1985a，p.334）

2.?布勞岱指出技術在人類文明的偉大革命時刻扮演的角色，也看到技術在修改我們所知所為的緩慢累積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工具和技能的漸進轉變，添補著知識的庫藏。他也警告，我們不該將技術的歷史簡化為粗糙唯物主義的層次。他還警告我們，有鑒于技術無處不造，咬定技術，以及決定技術做了些什么，有其困難。

3.?*技術幫我們闡明歷史，反之亦然。人造物影響歷史，但不見得會驅動它，而且人造物也從未跳脫人類的欲望、需要和激情。

4.?馬可斯（Leo Marx）指稱：技術是個“危險”概念

技術存在三個不同層次的意義

5.?第一種觀點認為技術是“物質事物”：物體、人造物、工具、機器等等。但目前很少有理論家樂于堅持這種有限的“硬件”定義，因為當下社會很多技術都是擬真的（virtual）。計算機化亦然劇烈改變社會的“技術基質（technical substate）”。

6.?沙森（Saskia Sassen，2002，p369）指認出“數(shù)字化（digitization）”是事物性質轉變的主要驅動力。它增進了令非液態(tài)事物液態(tài)化成為可能的那些能力……它提升了我們慣常認為不會移動或幾乎不移動之事物的移動力。在最極端的例子里，這個液態(tài)化能力會使其對象去物質化。一旦去物質化，它就獲得了超級移動性（hypermobility）——在以全球為范圍的數(shù)位網絡中瞬間流通。

7.?物質性的性質之轉換（史瑞夫特Nigel Thrift，2005，p10）舉例：手機從通訊工具轉變?yōu)橛嬎銠C式的裝置，提供了嶄新的娛樂形式，以及認知、存在和觀看的新方法。但也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p40）

8.?第二種觀點認為技術是“人類活動”和第三種觀點認為技術是“知識”

9.?產制技術是為了創(chuàng)造特定效果，為了讓效果實現(xiàn)，我們進入技能（technique）的疆域。

10.?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75，p134）關于文化的說法：正確之知和正確之行（right knowing and right doing）。比如，當讀者在閱讀這個章節(jié)時，需要有（觀點一）物體（這本書）、（觀點二）活動（閱讀）和（觀點三）知識（語言）。如果三種技術元素缺其一，則無法達成這件事。

11.?技術何以狡猾：許多技術看似處于恒久的轉化狀態(tài)，單一技術有可能具有多重用途和意義；同時技術的意義——即我們對于字面的理解——會隨著時間改變，就像我們感知到的，技術相對于科學這類詞語的關系。

12.?技術的字源和語義的變化：“技術”這個詞源自希臘字根的“techne”，與藝術或工藝相關（-ology指有關techne的知識）。當技術在十七世紀開始為英語所用，它指的是特定類型的學習，即機械技藝（mechanical arts） °即使在工業(yè)革命乃至于進入十九世紀之后，“technology”指的也是某種類型的書籍。直到廿世紀初，社會學家如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才開始用技術這個字去指涉整個機械技藝。馬可斯（Leo Marx, 1997）指認出這個轉折的意識形態(tài)和實質驅動力：機械技藝概念的轉變，以及組織結構的改變。這些社會變遷造成我們今日所知的“technology”一詞的運用。

13.?意識形態(tài)的促動力，來自科學與機械技藝間的新連結給予人的觀感，嫁接于強大的進步信念。

14.? 馬可斯指出各種技術除了規(guī)模擴大且更加相互依賴，其范圍和效果也持續(xù)增長。從個別機械，到社會技術系統(tǒng)（sociotechnical systems），當中的機械構件知識組成的一小部分。馬可斯舉的例子是鐵路，包括①必要物件（火車、鐵軌、橋梁、隧道、鐵路車輛、號志和車站）；②活動（鐵路的建造、運行和維修）；③專門知識（進行上述活動的展開）。而這些新系統(tǒng)的范圍和復雜程度，也使“機械技藝的組織基底”成為必要。各種鐵路技術的結合——物件、實作和知識——最終形成一個社會技術系統(tǒng)。

【札記】鐵路之源，在蒸汽機。蒸汽機作為個別機械，既是工業(yè)文明之發(fā)端，亦是鐵路生態(tài)之起點。以類比心態(tài)觀之，則可將當下之ChatGPT視為蒸汽機，則新一場革命想必已經來了，在未來，不管蒸汽機再怎么進化成內燃機或電動機，逐漸成長起來的基于AI的“鐵路系統(tǒng)”獲獎以一種新的“社會技術系統(tǒng)”，如鐵路重塑地形、構建同一時間般將時空打破重整并傳構起新的生態(tài)。

15.?馬可斯于此增添了第四種有用的技術定義：技術作為社會組織的模式（另見Winner，1977，p12）。

16.?社會理論家似乎已經在運用這類定義。比如1941年馬庫塞（Herbert Marcuse）撰寫<現(xiàn)代技術的一些社會意涵>（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其定義技術是“一種生產模式，是展現(xiàn)機械時代特征的工具、裝置和發(fā)明的整體[且]同時是組織并延續(xù)（或改變）社會關系的模式，是流行思想與行為模式的具現(xiàn)，一種控制和支配的工具。”（Marcuse，1995，p124）

17.?*綜言之，我們將技術定義為：

l?物體（擬真或實體）

l?活動

l?知識

l?組織模式

l?社會技術系統(tǒng)

技術做了什么

1.?技術是我們身體、力量和感受的延伸。

2.?史瑞夫特（Thrift，2005，p155）認為。人類身體主要有兩種技術延續(xù)方式，即通過書寫/印刷與機械的發(fā)明。我們可能會將這兩種延續(xù)方式想成軟件和硬件。伴隨著計算機程序的進步，兩者如今正在匯流。正如史瑞夫特所言，軟件正“變得如此無孔不入又復雜，以至于它開始展現(xiàn)諸多有機體的特性?！?/span>就此而論，技術可以說具有行動力。

3.?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在所謂的新經濟（New Economy）里擔網能動性的四種方式，概列如下：

l?沉沒成本問題——投入ICT的巨額投資意味著它們必須被使用；

l?由此產生的使用預期——好公司會使用ICT；

l?它提供看待世界的新方式；

l?軟件會禁止某些事物，并允許其他某些事物——人們認為這具備與路障和通路費、墻和圍籬一樣地擬真等價效果。

4.?非人能動性。

5.?另一種思考技術要旨的相關方式，是參照中介（mediation）。

6.?技術中介了實體世界與文化、物質與意義（Lemonnier，1993，p10）

7.?“人類和他們的世界是從人造中介獲得形態(tài)。中介不僅在主體與客體之間發(fā)生，而是共同塑造了主體性與客體性?！保╒erbeek，2005，p130）換言之，我們不應該將技術想成插入人類與實體世界之間的中立中間物，而是充分發(fā)展的中介著，影響著在世界上身為人類（what it is to be human）的模樣。

8.?佛比克（Verbeek）舉了眼鏡和火車的例子，火車共同塑造了地景的現(xiàn)形。

9.?火車被視為迅猛橫跨時間與空間的投擲物，甚至能摧毀時空。新興的鐵路改變了感官的比例，因而也改變了知覺?；疖嚧輾Я松疃戎X。速度加快導致前景消失。增加的速度和新的空間性，令嶄新的理解模式出現(xiàn)，即移動的視野。以往視為個別存在的事物，如今在盡管瞬逝但無縫的持續(xù)開展中相連。此處浮現(xiàn)的是全景的感受性（panoramic sensibility）

10.?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977）的著作視“技術觀念為現(xiàn)代思想的極致，一種現(xiàn)代性最全面顯露也隱蔽自身的存有模式?！焙５赂裾J為，技術的本質——技術的世紀所作所為——無法在作為手段的狹隘工具性角度或作為人類行動的人類學式表述里找到。

11.?海德格的四因說：內容（物質）、形式、目的和效果。這些成因的統(tǒng)一乃通過帶出（bringing-forth）而來，即一個現(xiàn)形的過程，或者用海德格（Heidegger,1977,p12）偏好的用語來說，就是解蔽（revealing）。

12.?*解蔽是技術的本質。技術是一種認識的形式。其重要性是形上學式的，但此處的形上學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否認真理即揭露，以及認為每次揭露也都伴隨著隱蔽（Heidegger，1969）。

13.?令現(xiàn)代技術獨特的是它們牽涉的特殊解蔽形態(tài)。一切技術皆嘗試去挑戰(zhàn)自然，去解鎖、轉化和貯藏其能量。世界宛如資源，也是常在的儲備（standing-reserve）（Heidegger,1977）

14.?海德格用“集置（enframing）”這個詞形容現(xiàn)代技術姐比世界成為常在儲備的方式。集置的關鍵之處，并非在于它是一種解蔽的方式，而在于它是一種忘了真理本身即是揭露的揭露方式。集置排除了其他所有解蔽方法。

15.?海德格舉的最著名例子，是萊茵河的一座水力發(fā)電廠。從人造之物入自然之物（橋梁和磨坊蓋進河里）到自然之物入人造之物（河流蓋入電廠里）的轉變。對此，海德格的評價是“連萊茵河都象是某種我們可以恣意指揮的東西。”（Heidegger，1977，p16）

16.?凡隆（Van Loon，2002，p91）援引海德格，告訴我們技術“向我們呈現(xiàn)某些事物：技術揭露了特定物質的特殊軌跡，通過它在生產過程的形構，在行動中的目的性效用，也通過其后果，不論明顯或潛隱。”

17.?*技術直入我們存有的核心，塑造我們如何存在于世，以及世界如何向我們顯現(xiàn)。它們框構了我們與環(huán)境及彼此的關系，對我們的知覺、認知及互動產生影響。在個人層次上，技術使我們得以為人，在集體層次上，技術使社會得以可能。

【札記】當一個人手里拿著錘子時，他看什么都像釘子。

18.?*綜言之，技術：

l?幫助我們適應或控制環(huán)境

l?解決問題（并創(chuàng)造新問題）

l?延伸人類的力量與知覺

l?中介于物理世界和文化世界之間

l?是存有與認識、解蔽與集置的模式

l?是能動者

技術如何被理論化

1.?理論化技術、變遷和能動性的方式可分成三大學派

（1）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t），人物技術在社會解釋里的角色有優(yōu)先性；

該取徑常被稱作“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技術在此被視為決定性力量。作為首要的行動者，技術塑造社會關系，并造成社會變遷。

該立場經常被視為是“反人文主義”的，因為比起技術，人類僅是次要考量。

所有其他元素皆被視為物質人造物的效果（effects）。技術結構了社會，被視為自主的，似乎外于社會關系，是非社會的（a-social），只有當技術被引介進入社會時，政治才進場。

這一觀點呈現(xiàn)于以下引言“他們說沒有任何極權體制，不論政治、軍事，甚至經濟力量如何強大，可以在某個閾值以上的電話網絡密度下存活。一旦跨越這道閾值，警察控制就不再可能，極權的緊縛衣無法維持。”（Derrida in Derrida and Stiegler,2002,p.72）

*盡管技術具有強烈效果，但內蘊于人造物的政治卻不存在。

技術決定論傾向于假設，技術之所以以此形式存在，乃因為如此方為合理，甚至事屬必然。

【札記】技術決定論的觀點下，“技術”本身如“太陽”一樣，其東升西落、冷暖明晦，并不因人的意志（或社會的意志）而產生哪怕分毫的梗概。該理念將技術推入了“自然”的范疇，推到了人/社會的身外。

對于技術決定論吃反對意見的觀點強調：無法將技術自身社會脈絡抽離。因為技術自始至終都是社會性的。它們被人類設計、制造、營銷、獲取和使用，它們永遠無法自外于社會。

相同技術在不同國家的技術成為（同樣是手機，美國的cellular/細胞狀、英國的mobile/行動、日本的keitai/攜帶）凸顯的既不是技術的可能性，也不是新興的自由，而是一種“親密的技術社會連線狀態(tài)（technosocial tethering）”（Ito，2005，p.1）

盡管某些技術的應用或使用是在制造商的預期內，但人們經常會用他們來達成非預期且非官方的目的（黑客/黑客）。

舉例，奶瓶這一技術須有教育、健康和供水系統(tǒng)的背景及出社會設施，即一個社會技術復合體（sociotechnical complex）。

一系列的例子都證明了，單一的技術軌跡或效果，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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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主義（humanist），認為社會的角色優(yōu)先；

該取徑常被稱作“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這是多數(shù)社會理論和主流社會學的領域，人類在此位居舞臺中心，是主要行動者。

對于人文主義者而言，一切都涉及主體。人類就是舞臺中心。因果關系的鏈結因而反轉：技術是效果，而非原因。社會構造著技術的每個面向。

人文主義者反對以下觀點，即技術如其所是的存在乃因為如此既理性又合乎邏輯，而政治只在技術被引入社會后才進場。社會元素已經銘刻于技術之中。技術內嵌了社會關系。為了反對技術決定論者設想的鑄鐵般牢靠的控制，我們需要討論偶然性（contingency）。

晚近社會建構主義者的著作立足于經驗案例研究，展現(xiàn)出更細致的差異。但走到極端（社會決定論）時，徹底忽略了物質人造物。將一切聚焦在社會。技術的功能性和物理性消失。物質性被貶至殘余范疇。技術僅是社會建構。這意味了它們沒有自己的能動性，它們沒有效果。它們的重要性僅是象征性。

拉圖爾（Latour）認為：幾百萬年間，（人們）如今已將社會關系延伸至其他行動體（actants），他們與這些行動之物和行動之人，構成了一個“集合體（collective）”。此處拉圖爾設想的其他行動體，即是我們的技術。技術在象征領域之外運作。它們賦予社會耐久性（durability）。對于拉圖爾和其他想法類似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思想家而言，社會頂多能視為一連串社會技術的拼裝體（assemblages）。

布勞岱（Braudel，1985b，p68）探問：技術是文明的身體抑或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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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t），拒斥給予任一方優(yōu)先性；

該學派同時考量人、技術、同伴物種、非人有機能動者和環(huán)境驅力。能動性在此并未落腳在軸線上標記為技術和社會的任一斷電；反之，能動性廣泛散布于所有被視為行動者的對象之間。

后人類主義者倡議分散的能動性（distributed agency），即人類與技術（還有一大群其他東西）擁有能動性，并能創(chuàng)造自己的效果。在這一立場下，人類是去中心化的。

“世上沒有人類?；蛘哒f，人類是制造出來的——在語言中，通過論述形構，在人類與技術及自然行動者的各種各樣關聯(lián)里，橫跨人與非人異質組成的網絡?！保∕ichael，2000，p1）

后人類主義者因而逾越了技術/社會的二分，并強調共同能動性（coagency）、集體生產和互動，或是佛比克所謂的“共同塑造（coshaping）”。這一觀點保留了技術決定論對于物質性的堅持（“物的物性”），以及社會建構論有關技術象征意涵的立場。同時接受了技術與人類的能動性。技術屬性和社會意義兼容。

【舉例】要了解后人類主義的立場，以麥克（Mike Michael）的沙發(fā)馬鈴薯（couch potato）討論為例，某方面來說，沙發(fā)馬鈴薯也是活技術（living technologies）。那個從不會離沙發(fā)太遠的看著電視生物，最好被視為一個集合體：一個柔軟人類與柔軟加劇，以及堅硬電視和堅硬遙控器的異質綜合。它是人類/沙發(fā)/電視/遙控器的混種，缺一不可。沒有可靠可躺的地方，就算不上一個沙發(fā)馬鈴薯；沒有遙控器，就得自己走到電視機前轉頻道或調音量；遙控器因此以重要方式發(fā)揮作用。人類將一組身體功能割讓予它。它扮演人的腳和手臂，替人們去走路。然而它并未完全取代身體，因為人們仍需要手指去按遙控器的按鍵。遙控器被當成一種工具使用，藉此強化年長男性的優(yōu)勢地位，促使我們在思考遙控器時，將其視為凝結了的權力關系。遙控器延伸了人類器官，它接收身體動作的委派，也是權力關系的貯藏室（和生產者）。在這些家庭劇里，遙控器并非天真的旁觀者，它也是行動者：它“也中介——象征、凝縮并物質性地影響——這些關系”（Michael，2000，p105）

2.?總之，理論家從三種官方的取經討論技術：

l?將技術置于優(yōu)位-反人文主義/技術決定論

l?將社會置于優(yōu)位-人文主義/社會建構論

l?思考技術、社會和其他事物之間的相互的交織纏繞-后人類主義

3.?思考技術時，最好要注意以下議題：所有權（ownership）、控制權（control）、進用權（access）、使用方式（ues）、非意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技術、系統(tǒng)與社會利益

1.?人、物、活動、知識和組織結構，都是“人類故事”的一部分。

2.?迪蘭達（Manuel De Landa，1997，p77）的“相互支持的創(chuàng)新之網”。其對于工業(yè)革命會發(fā)生在十九世紀的英國，而非擁有礦業(yè)和大規(guī)模信貸系統(tǒng)的德國十五世紀的呂貝克（Lubeck）或科?。–ologne），亦或是有著繁盛的紡織業(yè)、商業(yè)化農業(yè)之間也有聯(lián)系的米蘭（Milan），米蘭達的結論是：技術物自身及其性質，并非充分條件。制度、技術、過程和系統(tǒng)之間成功的、具正向增強效果的互動，才是關鍵。英國能夠支持工業(yè)起飛，因為英國藉由產業(yè)間諜活動和專業(yè)勞動力輸入，促使自身人口提升技術。這造就出一批“技術后備軍”。此外，全國市場、安全的銀行和信貸金融系統(tǒng)、長期建立的全球貿易網絡（包括殖民兼并），都激發(fā)了大公司和新的技術物，還有一個持續(xù)擴張的農業(yè)部門，可以喂養(yǎng)增長的人口，是勞動和技能的供應來源。

【札記】由此可見，英國的勝利是系統(tǒng)化的勝利。故今日指中國，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因一時之現(xiàn)象級技術的出世而自我貶低至塵中，大談各類“制度之失敗”。真正需警醒克勉之處在于，窺視見該技術背后之尚未或正在建構之系統(tǒng)，并在此建構過程中充分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斷不可于劣勢處爭長短，而因新開賽道，自成一脈，繼新推新。

3.?*技術無法自其協(xié)助創(chuàng)造的環(huán)境抽離。

4.?政治不只是在物質物件的生產中是個考量焦點——它們可能有所不同——在廣告、營銷、流通和采用時也是重點。權力、資本和說服的能力，一直是重要考慮，他們在技術能否獲勝上位居核心。

5.?采納技術的決定方式，實際上是由一連串史前的抉擇塑造，即所謂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

6.?【路徑依賴舉例】鍵盤qwerty的例子

7.?突顯動態(tài)、關系和交換——強調必須將事物一起看待——相當重要，因為這讓我們不再思索孤絕的天才、孤寂的英雄（通常是男性）發(fā)明家，也不再將技術想成穩(wěn)定的實體。

8.?（在某一產品/技術成功的過程中），行動者是人和物，而成功奠基于人、技能組合、人造物與組織模式的結合

9.?為了延展我們關于技術的知識，我們應該

l?跳脫天才發(fā)明家的思考【札記】擺脫英雄史觀

l?納入權力、資本和說服能力的考量——這些都是技術得以成功的重要要素

l?關注支持社會技術系統(tǒng)的正向增強互動

l?體察先前事件的重要性（過去影響現(xiàn)在）及其可能的增強性質（正向或負向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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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的時代：技術、復雜性與風險

1.?技術較之以往更加開放、流動、互動卻也更加復雜，這使得我們很難理解技術。技術徹底令我們惶惑不解（Jean Baudrillard,2005,p124）。對于組構我們環(huán)境的那些技術，我們缺乏理解的能力。在現(xiàn)代技術面前，我們一無是處（Derrida and Stigler，2002，p57）。對于Derrida而言，這是當今生存艱困的根本原因。

2.?（人類）焦慮程度提升源于人類日漸仰賴技術，視之為幾乎任何問題的解決方案（Bauman，1993，p187）。人們以“技術解方（technological fix）”稱呼這種現(xiàn)象，即輕易投向技術的懷抱，甚至視運用技術為唯一的正當行動。

3.?不可預期的結果（unanticipated outcome）這一概念是早期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著作里反復出現(xiàn)的主題?！绊f伯的著作……為我們呈現(xiàn)一幅鮮活圖像，展現(xiàn)人人類行動的出乎意料（irony）（強調為原文所加）”（Berger，1968，p52）

4.?【舉例】1908年召開英國皇家汽車委員會（British Royal Commision on the Automobile）所預期的最大問題是未鋪碎石道路的塵土，而沒有預見到汽車大幅促進青少年性欲、摧毀內城、比強制殺死更多的人，使他們重傷殘廢，帶來大塞車和公路暴力（road rage）。

5.?田納（Edward Tenner，1996）將無法預見的技術負面稱為“報復作用”（revenging effects）

6.?韋恩（Bryan Wynne，1988）的研究報告說明，即使是專家也難以決定任何技術中介活動的后果，他認為專家是在比一般認知更高的曖昧狀態(tài)中工作，尤其當他們涉入的是多場址系統(tǒng)（multi-sited systems）時。而人類的絕大部分技術，就正好是這些復雜且相互連結的系統(tǒng)（用他的術語來說，它們既“延展”也有“開放的紋理”）

7.?*理論上的技術（設計與理性規(guī)劃，它“應該”做的事）與實作中的技術（使用與浮現(xiàn)中的規(guī)則創(chuàng)制：它“實際”做的事）之間，存在著隔閡。后者從來不會是最終結果；它一直是持續(xù)演變的過程。這些脈絡化的實作與非正式規(guī)則的發(fā)展影響了技術，令風險的概念更加復雜。

8.?韋恩辨認出技術常態(tài)化的三種因素：制度的、脈絡的與系統(tǒng)的

l?首先，組織會發(fā)展出與正式組織準則相悖的工作慣例和規(guī)則；

l?其次，技術是在具體且復雜的情境中運行，包括它們原本在設計上未曾考量的哪些環(huán)境。隨著技術因應當?shù)貤l件調整，滑移（slippage）也可能在多樣的使用脈絡中發(fā)生；

l?第三點，在脈絡化只能局部發(fā)生的大尺度系統(tǒng)案例里，滑移會加劇。當我們面臨的是交錯的合理性，我們還可能引致進一步的問題。

9.?【舉例】儲存并輸送MIC的法國工廠為例，MIC外泄造成博帕爾（Bhopal）數(shù)千人死亡。

10.?韋恩（1988，p149）認為我們應該視“科技為一種大尺度的‘實時’實驗形式”，將我們所有人卷入其中。換個方式說，意外就是等著發(fā)生。

11.?人們可以說，計劃愈文明，技術愈有效率，崩壞時的破壞也就愈具災難性?？刂谱匀凰玫募夹g等級及其意外的嚴重程度之間，有著確切的比率（Schivelbusch，1986，p131）。

12.?*每當我們發(fā)明一項新技術，我們也創(chuàng)造了非意圖不幸結果的可能。

13.?維希留所謂的“普遍化意外（generalized accident）”

14.?甚至沒使用武器或軍事手段，請動用單純的航空載具去摧毀建筑物。準備好與之同亡，這致命地混淆了攻擊和意外，運用蓄意意外的“性質”損害了飛機的“質”以及為此犧牲的無辜生命的“量”。于是超出了先前宗教或哲學倫理設下的一切界線?！猇irilio，2003a

15.?貝克（Ulrich Beck）提出的奉獻社會概念也納入了“風險技術（risk technologies）”，他（Beck，2004，pp30-1）指出，隨著第一現(xiàn)代性轉向第二現(xiàn)代性，技術風險也從在地轉為全球。

l?“第一現(xiàn)代性”被定義為“建立在集體、充分就業(yè)與界線明確的國族國家，以及對自然的不輟剝削上的社會關系”，“第一現(xiàn)代性”的風險效果局限在清楚劃定的時間與空間領域（Beck，2004，p115）。

l?“第二現(xiàn)代性”的特點則相反：個體化與片段化、增長的失業(yè)率、全球化與環(huán)境災難（Beck，2000，p18）?；蚩萍?、人類遺傳學和納米科技，都是全球風險的例子?！耙驗檫@類風險都是系統(tǒng)性的，他們改變了風險觀念，從概率變成嫉妒的不確定性”（Beck，2004，p31）。他們很難控管或劃定界線，具有普遍性而多孔縫。在這些意義上，切爾諾貝利可謂當代風險的典范。

16.?“基進化的現(xiàn)代性”（Beck，2004，p115）

17.?新風險于是聚攏了由時間與空間隔開的社群。風險無法預期、無法控制、無法避免，而且無法獲得保障（Beck，2004，p131）。貝克（Beck，1997，p23）相信，這些風險及其真是危險，如今驅動著社會變遷。

18.?*技術是社會焦慮的主要來源：

l?現(xiàn)代技術是延展且開放紋理的，即使是專家也苦于掌握它們；

l?技術的意圖結果實際上可能無法實現(xiàn)；

l?技術是既是的實驗，具有報復作用，它們就是等著發(fā)生的意外；

l?我們置身于技術誘發(fā)的全球風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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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全文）

我們從技術的無所不在展開討論，技術看似就是一切。為了理解這個危險的概念，我們建議以四種方式來思考技術：視為物體、活動、知識和組織模式。我們也指出各種技術形式之間的連結，強調其集合，即社會技術系統(tǒng)。一個社會技術系統(tǒng)如何運作——若他真能成功運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背景基礎設施與使用文化。這又受到（當前與歷史性的）社會利益、權力的運作，以及技術具體化脈絡的塑造。我們需要留意技術建構、所有權操、作和管制的政治。任何技術都可能演變出不同模樣。技術的形式是競逐的結果，包括社會階級之間的競逐以及人類無垠想象力和自然法則施加的限制之間的競逐。

進階讀物（全文）

這個領域最完整的精裝導覽專書，是富歇(Rayvon Fouce，2008)編纂的四卷《技術研究》(Technology Studies) (London: Sage)，收錄了該領域權威作者撰寫的62篇應用性及理論性文早。作者有卡溫(Ruth Schwartz Cowan)、伊拉爾 Jacques Ellul)、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哈洛威 (Donna Haraway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和伍爾加(Steve Woolgar)。這套書按數(shù)個主題安排：理論化技術、技術變遷、技術政治，以及技術與文化。

若主張詹寧斯(Humphrey Jennings,1995)的《魔殿》(Pandaemonium) (London: Papermac)應該視為英格蘭版的《拱廊街計劃》（ArcadesProject）（見第三章），可能是夸大其詞，但這本書確實具備經典地位。詹寧斯為我們提供工業(yè)時代的第 一手陳述，或者，如同他的書籍副標所稱的，《當代觀察者眼中的機械降臨》(The Coming of the Machine 4s Seen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此書按時序編排，最早的篇章溯自1660年，最晚至1886年。主題安排是：觀察與報告、利用 、革命與困惑。

艾杰頓(David Edgerton, 2006 )的《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 )(London: Profile)是展現(xiàn)技術平凡性的最佳專書研究。

想要深度了解科技作為社會技術系統(tǒng)觀念的人，必須讀休斯(Thomas P, Hughes)的著作。參見他的1983年作品《電網：西方社會的電氣化，1880-1930)(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

烏斯霍恩與平奇(Nelly Oudshoorn and Trevor Pinch, 2003)的書《使用者如何重要：使用者與技術的共構》(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匯集了許多作者。這些案例研究呈現(xiàn)使用者的能動性，凸顯他們影響技術所有面向，從設計直抵應用的能力。

對性別、技術和發(fā)展(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有興趣的人，可以在Sage出版社找到與此同名的期刊。

有兩篇文章探討數(shù)位落差下的技術與發(fā)展，分別是巴諾爾(Tim Bunnell, 2002)的〈多媒體烏托邦？對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高科技發(fā)展的地理批判〉(Multimedia Utopia? A Geographical Critique of High-Tech Development in Malaysia's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Antipode, 34(2): 265-95 ，以及 吉爾伯特等人(Melissa Gilbert etaL, 2008)的〈理論化數(shù)位落差：使用遠程醫(yī)療系統(tǒng)貧窮女性的資通訊技術使用框架〉(Theoriz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 Frameworks among Poor Women Using a Telemedicine System ) ? Geoforum, 39(2): 912-25。

阿戴斯(Michael Adas, 1989)的《機器作為人類的度量：西方支配的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tài)》(Machine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提供西方殖民主義脈絡下種族和技術的歷史分析。

關于當代種族、種族主義與技術的解說，可以參見吉洛伊 (Paul Gilroy 2001)的〈黑人開車〉(Driving While Black) ? 收錄于米勒(Daniel Miller)編纂的《汽車文化〉(Car Cultures) (Oxford: Berg) , pp. 84-104，以及涂秋靈等人(Thuy Linh N. Tu etal., 2001)的《技術顏色：種族、技術和日常生活》(Teh-nicolor: Race, 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

威吉曼(Judy Wajcman, 2004)的《技術女性主義》 no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為進入技術和性別這個主題提供不錯的起點。本書涵蓋女性主義、技術研究和虛擬世界中性別的討論。蓮恩等人(Linda Layne et al, 2010)的《女性主義技術〉(Feminist Technology)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批判檢視了那些專門設計給女性使用、并向女性販售的技術。

瑞德海(Steve Redhead, 2004)的《維希留讀本》（The Paul Virilio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對于想了解維希留技術觀點的人’是不錯的起點。該書匯整維希留在不同生涯階段寫就的20篇著作，終篇是〈意外博外館>(The Museum of Acc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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