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書名：《ニッポンの思想》?

原作者：佐佐木敦?

翻譯：米岡、鹿崖、Tina

校對：柴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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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學院派”是什么？

一切，從《構(gòu)造與力》開始

一九八三年九月，作為專門出版人文科學類專業(yè)書籍的勁草書房出版社，首發(fā)了一版單行本——《構(gòu)造與力》。當時，由正處弱冠之年，僅有26歲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助手淺田彰所著的這本書，不僅具有使用最尖端的哲學的內(nèi)容之高度，還成為了賣出超過十五萬部的暢銷品，引起了世間重大轟動。

淺田彰，在第二年的三月——處女作《構(gòu)造與力》之后半年，出版了第二本書《逃走論》。乘著前作的暢銷之勢，兩部書都成為了熱銷讀物。同年四月（一九八四年），在由“朝日新聞”（朝日ジャーナル）的故主編筑紫哲也重啟的企劃中，之后成為長期人氣連載節(jié)目的“年輕人的眾神”完成了值得紀念的第一回登場。在此之時，淺田彰的名氣已不可阻擋。隨著很多雜志和媒體爭相約稿，再加上他執(zhí)筆的眾多原稿（文章），淺田彰如破竹之勢席卷了媒體界。

另一位名叫中澤新一的人，在中途退出了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的博士學習之后，去了西藏旅行，并在回國后擔任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的助手。當時三十三歲的他，在比淺田的《構(gòu)造與力》晚了2個月的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宗教?哲學類的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著作《西藏的莫扎特》。這本書也是出版沒有多久，作為思想書創(chuàng)造了暢銷記錄。中澤眨眼之間就和淺田有了并駕齊驅(qū)之勢。

從那之后，有如彗星出現(xiàn)的“思想界的新星=淺田彰&中澤新一”產(chǎn)生了巨大的牽引力，將之前在不同專業(yè)領(lǐng)域踏實活動的學者們———栗本慎一郎，丸山圭三郎，岸田秀，金村仁司，宇波彰，粉川哲夫，細川周平，以及蓮實重彥，柄谷行人，山口昌男，前田愛，吉本隆明等人的眾多目光吸引了，新星們不知不覺就超過了學問界和出版界的范疇等級，一并席卷了媒體界和市場，直到如同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現(xiàn)象般盛行于世為止。這就是在“八零年代”的“日本國”突然興起的“現(xiàn)代思想”的空前潮流，通稱“新學院派”的開始。淺田和中澤，以壓倒性的知性與具備個性的特征、加上與學者固有印象相去甚遠的時尚池面之感、（他倆）時而是搭檔時而是對手，共同率領(lǐng)了“新學院派”的潮流。

朝日新聞的誤排

那么，為什么《構(gòu)造與力》能賣得那么好呢？雖然可說是時代的要求，但是該書被那樣敬仰，以至于成為到此地步的異?，F(xiàn)象，應該有什么緣由。

試著調(diào)查之后發(fā)現(xiàn)，在當時發(fā)行書籍的鈴木書店（2001年12月倒閉）的社員井狩春男氏的著作《沒有退貨的周一》里就有線索。

淺田潮流開啟的契機，是僅僅的一字排版之差。淺田彰在出書之前，因為是京都大學難得的秀才\天才，還是學生的時候就被關(guān)西的出版社知曉了。去年（1983年）的9月末，《構(gòu)造與力》（勁草書房）問世的時候，在學生之間流行著硬裝書。

剛好在那個時候，朝日新聞的書評里稍稍介紹了勁草書房的書，但是把出版社的名字弄錯了——“勁”變成了“頸”。和姓名一樣，出版社的名字是不允許被弄錯的。因此，勁草書房打了抗議電話。朝日新聞為表歉意，約定要發(fā)表以一篇新聞報道，那就是在11月30日（周三）的《（只有）年輕人*知道的東西》中刊登的一篇附帶臉龐照片，名為《問問淺田彰》的篇幅頗大的新聞報道。大概是報道的二個月以后，與拉康，德勒茲，加塔利、德里達等法國思想家一起，淺田彰也被一般的讀者所熟知。如果沒有被登載在朝日新聞上的話，也許我們至今還不會知道淺田彰的名字。

——《沒有退貨的周一》，“淺田彰，打出了本壘打”

這篇散文記錄了《逃走論》上架書店首日的興奮感（“逃走論給我的印象，就像是恰巧捕捉到了投手第一顆投球的偏高球路，直擊球心。在棒球高高飛向本壘打路線的天空下，纖弱的淺田彰跑向本壘的場景?！币赃@般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段落結(jié)尾），但從《構(gòu)造與力》開始到《逃走論》為止的半年間，在淺田彰一舉被全國所熟知的背后，其實是像朝日新聞這樣的巨大媒體運作之力，我想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或者說非常有說服力的證言嗎？但是，以排版錯誤為契機（而且只是一個字！）什么的，也讓人感覺好像是有點吹水過頭的故事一樣……

在此去檢查看看朝日新聞的縮印版，就能看到在1983年11月30日的報道里面大概占二分之一頁的采訪中，被介紹成“新銳涌現(xiàn)的年輕人旗手”的淺田彰意氣風發(fā)地談論道，“問題是，總是被要求戴上營業(yè)式面具的（我們），是默然地將其再生產(chǎn)呢，還是在所有面具之間品嘗、跳躍，從而給予自己一種支離破碎式的自由之物呢？”“雖然也有成長延緩期（moratorium）這種東西……誒，不過我覺得大家還是太輕易就放棄。所謂進步，我認為可以說就是小孩子狀態(tài)的延長。理想，就是像小孩子那般橫沖直撞一樣的東西。從始至終都處于成長延緩期……”?！爸щx破碎”的“小孩子”，說的是之后會提到的“精神分裂癥小孩”（「スキゾ?キッズ」）。

在2008年，神經(jīng)科醫(yī)生的香山りか出版的懷念八零年代的書籍《發(fā)呆\裝傻的家伙，八零年代很多》附加的對談中，中澤新一將當時的想法以如下語氣講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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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澤：那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并沒有想到會賣得這么好。因為之前和淺田彰認識，他出版的《構(gòu)造與力》，和我差不多同期出版的《西藏的莫扎特》，初版都只印了三千本左右，我們覺得彼此一起能賣出五千本就算不錯了。這樣想之后，僅僅發(fā)售一周之時，以朝日新聞搞的“新學院派”的特集為契機，我們的書就突然大賣了。

香山：“新學院派”的命名者就是朝日新聞呢。

中澤：對，那就是朝日新聞的記者的命名。因此，就能了解到為什么我們會被稱為“新學院派”。更何況一周之后，我們的書一夕之間就增印了一萬部，之后又增印……突然就闖入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就在那段讓人驚訝的時期內(nèi)，我和淺田都不知道如何應對眼前的情況。這樣的狀態(tài)短暫地持續(xù)了一段時間。? ? ? ? ? ? ? ? ? ? ? ? ? ? ?

《“新學院派”和“新人類”的時期》（《發(fā)呆\裝傻的家伙，八零年代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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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兒中澤所說的報道，并不是之前說的淺田彰的采訪，而是1984年1月23日朝日新聞讀書欄刊登的文章“出版界的異變 新學院派”。盡管當時淺田彰和中澤新一的書還被認為是賣不出去的，但在也許是兩人第一次被介紹的報道里，卻寫著“僅憑一本‘硬裝書’就能熱賣、去年后半開始令人矚目的現(xiàn)象”、“年輕研究者挑戰(zhàn)現(xiàn)存學問體系和秩序之書”、“引起追求‘新知’的年輕世代的關(guān)注”“‘新學院派’一詞成為今年出版界的熱詞”等內(nèi)容。

淺田彰采訪以來的兩個月后，（他們因為相關(guān)事件）又被提起，這已經(jīng)不再是之前的排版錯誤與道歉可以解釋的了（或者說是漁翁得利吧）。順便一提，這篇報道同樣介紹了骎骎堂出版社打著“新學院派”名號出版的系列作品，總之“新學院派”這個詞大概就是從這里被采用的。

為什么會產(chǎn)生“新學院派“現(xiàn)象？

但是，（這一現(xiàn)象的）契機是什么？“新學院派”繁榮的直接動因是《構(gòu)造與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為淺田彰這樣的華麗玩家颯爽登場而準備的舞臺，是大概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徐徐搭建完整的。在這兒舉幾個起作用的要因作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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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經(jīng)濟從七零年代以來的安定成長期，向著空前的泡沫經(jīng)濟發(fā)展。消費社會化/情報（信息）社會化，和與此同時外來文化和廣告文化的發(fā)展，以及傳媒的亞文化化等進程正急速進行著。

2.因“淺間山莊事件”被逼進死胡同的日本的“想要思考的年輕人”，大約經(jīng)過十年之后，在與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完全不同的次元里尋求他們能量的矛頭所向。

3.依據(jù)《現(xiàn)代思想》而產(chǎn)生的“現(xiàn)代思想”的介紹風潮盛行，海外文獻的翻譯也不斷取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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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在這個時代，以諸如堤清二=辻井喬經(jīng)營的西武百貨為中心的SAISON集團，在飛躍式地擴大規(guī)模。書店，進口唱片店，美術(shù)館，電影院（小劇場）等等，開拓了繁盛的文化事業(yè)。雖說書不太賣得出去，但物品卻不斷地被生產(chǎn)\帶入進（市場），然后賣掉。經(jīng)濟富裕之后，根據(jù)“物品=商品”是否必要而做決定的這種以往的購買動機發(fā)生了變化，例如隨著“新穎性”和“稀奇性”這種附加價值走向前臺，最終“新穎性”和“稀奇性”自身就被賦予了高價值。這個時期學生的錢包也越來越富足，這從《構(gòu)造與力》最初是在大學生協(xié)（譯者注：地區(qū)上設(shè)立的消費生活協(xié)同組織的一種）大賣這一點可以看出。之前提到過的“朝日新聞”的重啟，也向著以“作為購買者=消費者的年輕人”為目標，偏向亞文化的輿論（opinion）雜志方向調(diào)整方針路線。淺田彰在朝日新聞的兩次報道，也可以考慮成是雜志在該（轉(zhuǎn)型）路線上的一個舉措。

《逃走論》里收錄有被“Brutus”和“廣告批評”刊登的文章。前者是1980年（《逃走論》中位于開頭的文章《逃走的文明》是淺田彰于1983年發(fā)表在“Brutus”上的。也是在這一年，“Brutus”雜志的公司由“平凡出版”更名成“雜志屋”）創(chuàng)刊，而后者是1979年創(chuàng)刊的。淺田彰之所以能有“八零年代的弄潮兒”這樣一個形象，（1）正是因為有著這樣面向年輕人的新型亞文化雜志。到目前為止，雜志屋都是以替企業(yè)刊登廣告來盈利并且迅速取得成功的出版社；遺憾地于2009年4月休刊的“廣告批評”，正如字面所說的那樣也是與“廣告”有關(guān)的雜志。淺田彰和中澤新一在很早的時候就與像糸井重里和仲畑貴志那樣當時極有人氣的廣告創(chuàng)作者，以及川崎徹等廣告CM節(jié)目導演結(jié)下了親近的關(guān)系。最重要的是，他們自身也算是非常優(yōu)秀的“（對象是）思想的廣告創(chuàng)作者”。

“新學院派”這一“商品”，正因為有了最初的基礎(chǔ)設(shè)施條件才得以初次立足。之后就如同我們看見的那樣，淺田和中澤的“思想”，即使在內(nèi)容上，也不能和泡沫經(jīng)濟前夜的景氣境況割裂開來考慮。

“政治的時代”之后

接下來是（2）第二點，我認為這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之前的對談中中澤新一也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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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覺到自己的寫法是新的。在法國現(xiàn)代思想中也出現(xiàn)了新的寫法，我們也有著在相同時代做著與之相呼應的事情的這種自負。但是一般來講（人們）對這件事的理解只是流于表面。我們之前的時代有全共斗運動，當時這個運動在知識界還留有很強的余波。這個運動以72年的“淺間山莊事件”為契機退潮，而在此之后留下了非常長的空白期。在這個以至于“必須以什么來填補這空白”的時期，我認為淺田的書就是從正面做出了回應。雖然我的書與淺田的書明顯屬于不同的流派，但是“新學院派”這個詞語還是將我們的書一概而論了。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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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與中澤本人的認知有些不同，但是中澤新一與淺田彰提出的“思想”，在大約十年前的淺間山莊事件所引發(fā)的“政治的時代”的內(nèi)爆（內(nèi)破）以來，可能是日本國第一次出現(xiàn)的，以激進的“知”去拼命地說明“世界=社會”與/的“個體=我”的正經(jīng)理論。我認為這件事是極其重要的。在后面章節(jié)也會說到，雖然“新學院派”最終也會漸漸變得“左傾化（或者說左翼出柜）”，而且也會變得讓人禁不住想說“新學院派（new aca）”就是“新赤（new aka) ”這種諧音梗（這也是一種“蹺蹺板”），但至少在其登場的時候，在他們的言說中以往政治性的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是稀薄的。即使是在被稱為無政治（nonpolitical) 、冷漠世代的當時的年輕人當中，也有著將可稱之為知性的好奇心與向?qū)W心的能量，積蓄勃發(fā)到與學生運動或升學考試完全不同之處的人（例如，羞恥地說，筆者也是其中一人）。而在這些人的知性的力比多（libido) 所朝向的地方，淺田與中澤的書則成為了恰到好處的容器。

“現(xiàn)代思想”是什么？ ?

第三點（3）有點復雜，《現(xiàn)代思想》和《yurika》（《ユリイカ》）一樣是青土社出版的，現(xiàn)在還在刊行的月刊雜志。收錄于《構(gòu)造與力》的淺田彰的諸論文，除了算是一種“大學=學院派論”的《代序》（只有這篇初次發(fā)表于《中央公論》），其他的全部發(fā)表在《現(xiàn)代思想》上?，F(xiàn)在一邊作為評論家活動，一邊擔任Dance Magazine、《大航?！返目偩幍娜盅攀?，曾于1975年時就任《現(xiàn)代思想》的總編，積極地組織主要有關(guān)于法國“現(xiàn)代思想”的特集，給了年輕的研究者們發(fā)表的機會。三浦之所以會被稱為“新學院派的策劃人”，也是因為以淺田彰為代表的好幾個作者都是在他擔任總編時期的《現(xiàn)代思想》上出道的。

但是，在先前的與香山りか的對談中，中澤新一說到：“我們開始寫作的時候已經(jīng)是三浦先生辭去總編之后了，而且當時我們也還不是能在年輕人中產(chǎn)生流行的存在”。實際上，三浦在82年就從青土社辭職了，所以雖然《構(gòu)造與力》的大半部分是受三浦總編的委托而寫的，但是對于中澤的情況，也可以說他至少在出道的時候沒怎么受三浦雅士和《現(xiàn)代思想》的關(guān)照。

除了《現(xiàn)代思想》，七十年代還有幾本關(guān)注“現(xiàn)代思想”的雜志。有傳說中的編輯，已故的中野幹隆策劃的Paideia、Episteme（如果說三浦雅士是“策劃人”的話，那么中野就可以叫做“新學院派的教父”），還有松岡正剛的《游》等等。這些連設(shè)計與搭配都包含在內(nèi)的極其新銳的雜志，在某種意義上以比《現(xiàn)代思想》更大的影響力，育成了后來的“新學院派”的讀者（和寫手）。而其中就有淺田彰和中澤新一。

雖然在淺田彰于兩本書里大力介紹的德勒茲=加塔利的日譯書中，當時只有《卡夫卡》這一本，連《反俄狄浦斯》都還沒搞出來，但德勒茲單著的《尼采與哲學》已經(jīng)被翻譯了，而且以《構(gòu)造與力》中提及的喬治·巴代伊、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雅各·拉康為主要作者的重要著作也已譯出了好幾本。雅克·德里達的《論文字學》與《書寫與差異》、米歇爾·?？碌摹对~與物》、讓·鮑德里亞的《象征交換和死亡》、以及大量的羅蘭·巴特的著作，這些書當時都可以用日文來閱讀。正宗“現(xiàn)代思想”的關(guān)鍵人物們的日譯工作在“新學院派”登場以前就已經(jīng)有了一定程度的進展，這個事實當然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與此同時，在那個時候《構(gòu)造與力》中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西藏的莫扎特》中茱莉亞·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多方聚談》，這些在淺田和中澤各自的書籍中被放在核心位置的海外文獻還沒被譯成日文。但是正因為其他的文獻是可以讀到的，所以這件事反而更加刺激了讀者的興趣與渴望，可以說在他們的書中有一種超越了單純的“介紹”功能的吸引力。我認為，這種“已經(jīng)能讀了/還不能讀”的微妙的平衡，不也是“新學院派”現(xiàn)象的絕妙之處嗎？

新“學院派”？

綜合了上述的前提條件，《構(gòu)造與力》和《西藏的莫扎特》相繼出版后，“新學院派”現(xiàn)象就像火山噴發(fā)一樣席卷了開來。

在被稱作“新學院派”的這群學者身上，大概來說有兩個共同的特征。第一，他們都有著“海外（多數(shù)是法國）”硬核難懂的“現(xiàn)代思想”的介紹者、解說者的面孔；第二，他們活動的姿態(tài)展現(xiàn)出了超越各個專業(yè)橫跨多個領(lǐng)域的跨學科性（橫斷性）的樣貌，有時候也會擴展到藝術(shù)還有流行文化這種“學問”以外的地方。

在1990年舉行的座談會中，淺田彰關(guān)于“新學院派”時代，如下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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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說八零年代怎么樣了，我們不得不承認，像那樣編織起來的思考之可能性一口氣地表面化、一般化，就這樣在某種意義上飽和了。關(guān)于這件事，也不是說自夸或者怎么樣，以83年我出了《構(gòu)造與力》這本書為契機而引起的被稱為新學院派的風靡有著很大的影響，怎么說呢，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笑）。而且要說當時我的主觀意圖的話，我是這樣一種立場：這種東西現(xiàn)在已經(jīng)全部圖表化了，已經(jīng)結(jié)束了，應該從結(jié)束的時間點開始。然而，實際上這種新學院派的風靡卻被看作某種新的開始，字面意義上的“新的學院派”。在此之前一直是索緒爾、阿爾都塞、波蘭尼的忠實讀者的人突然開始有志于成為原創(chuàng)的“思想家”，這種悲喜劇一樣的事態(tài)帶來了毀滅性的狀況。

《討議》昭和批評的諸問題 196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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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田所說的“像那樣”指的是，淺田在《討議》當中于柄谷行人和蓮實重彥的工作里發(fā)現(xiàn)的作為“七零年代固有的擬定問題”的“真正與后結(jié)構(gòu)主義相通的思考”，但這件事暫時擱置不談。這里提到的“在此之前一直是索緒爾、阿爾都塞、波蘭尼的忠實讀者的人”依次指的是：丸山圭三郎（《索緒爾的思想》《文化的戀物癖》等），今村仁司（《勞動的本體論》《暴力的本體論》《排除的構(gòu)造——力的一般經(jīng)濟序說》等）、栗本慎一郎（《作為幻想的經(jīng)濟》《穿了內(nèi)褲的猴子》等）。在這里也可以加上翻譯了德勒茲和鮑德里亞的宇波彰，還有寫了把弗洛伊德的理論簡單化地掰開揉碎的《懶人精神分析》的岸田秀。他們每個人都是之前提到過名字的海外“思想家”的專家/研究者，在“新學院派”之前以大學紀要和專業(yè)學術(shù)雜志為主要的寫作活動場所。

然而栗本慎一郎在1981年作為光文社“河童科學”的一冊出版的《穿了內(nèi)褲的猴子》中，將他自處女作《經(jīng)濟人類學》（79年） 以來參照著經(jīng)濟人類學創(chuàng)始人卡爾·波蘭尼而獨自發(fā)展的理論以一種異常好懂的方式重寫成了暢銷書。這件事使得出版界產(chǎn)生了“讓學者寫面向大眾的解說書”這樣的流行（例如同樣是“河童科學”也在82年出版了上野千鶴子實際上的處女作《性感辣妹的大研究》。這本書于2009年5月在巖波現(xiàn)代文庫再版）77年出版的岸田秀的《懶人精神分析》成為暢銷書后，之后的《二泡的茶 懶人精神分析》《久泡的茶 懶人精神分析》都搞成系列了。這都是因為“新學院派”的鋪墊。

這里重要的是，這些人都是“學院派”的人，也就是“大學人”。從畢業(yè)院校來看，淺田是京大、中澤是東大、丸山是東大、今村是京大、栗本是慶應，宇波是東大，岸田是早稻田、上野是京大。前面說過的，淺田和中澤當時是助手，其他人則有教授或助教授的地位。也就是說，他們就算是給專業(yè)領(lǐng)域做“面向大眾的解說”，那也是有著以東大京大為頂點的日本最高水準的教育機關(guān)，來保證=權(quán)威認證這些解說的可信賴性。

雖然可能有人認為這是當然的事情，但筆者認為這一點有強調(diào)的必要。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如果是一個和大學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市井中的好事者，假如他“解說”了他自己學的某種學問給大家看，那么不管其內(nèi)容多么“好懂”，能不能引起這么大的風靡還是個疑問。終究還是因為有著冠著名牌大學名頭的經(jīng)歷與頭銜，一般的讀者才能安心地（有時候就算其實沒懂）接受這種“好懂性”。

作為印象的“學院派”(Academism)

當然，會有人認為，正因為都是專門研究這些“學問”的人，他們才可能易懂地“解說”。但是，究竟好不好懂，要實際讀過才知道。因此，之所以有人在讀之前就閱讀/購買印有“新學院派”的書籍，明顯是因為大學的名字成為了賣點。把難懂、高深的思想用平易、明快的語言加以說明，反過來就是說，在平易明快的語言背后有難懂高深的思想坐鎮(zhèn)。但是，那些“思想”的難懂和高深已經(jīng)被平易和明快替換了，對于讀了這種書而“懂了”（或者是覺得自己懂了）的讀者，其實只是把本來就“讀不懂（之物）”作為“難懂和高深”的印象而馬馬虎虎地予以把握了。這時，支撐著這種模糊的印象的東西，就是那些難以考上的大學的名牌。

這里起作用的當然是以考試受驗戰(zhàn)爭為象征的戰(zhàn)后日本的高學歷社會化的深刻影響。在這個國家里，“知識人”與“高學歷者”幾乎就是同義詞。在這種意義上，日本國的“思想市場”與“學院派”締結(jié)了緊密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從八零年代的“新學院派”的突然出現(xiàn)以來，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

“新學院派”，為什么被稱為“新的學院派（academism）”呢？我之所以會想到這個自相矛盾的問題，是因為“新學院派”對于 “Academism=大學”（這一關(guān)系）來說，未必是“新”的。確實，可以說新學院派的學者們都是“新型的大學人”，但他們的出場并沒有給日本國的“學院派(academism)”帶來戲劇性的變革。

淺田彰在1989年成為京都大學經(jīng)濟研究所的助教授（不久升為準教授），在當時成為了足以上新聞的話題人物。但是在那之后大概20年間，他仍停留在原來的職位上，沒有當上（正）教授。2008年他離開京大，就任京都造型藝術(shù)大學的大學院長。

中澤新一也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得到教職升遷——88年發(fā)生了提出在東大駒場校區(qū)聘用中澤，但被教授會所否定了的西部邁（當時的東大教授）辭職的事件，也就是所謂的“中澤事件”——九十年代之后，中澤終于成為了中央大學的教授，從2006年開始就擔任多摩美術(shù)大學美術(shù)學部藝術(shù)學科的教授一職。

兩個人都沒能留在出身的大學。放在“新學院派”如此興盛的時代來看，這些學者意外地在“學院”內(nèi)的地位并不一定高。當然，這和他們個人的行動也有關(guān)系（這是在說之前中澤在與香山リカ的對談時放出了Suntory的廣告，因此給大學寫了檢討書的小插曲），而且大概還有當事人意愿的原因吧。而在此之上，我覺得這也顯示出了他們的“知識\知性”的存在方式本身與日本國的“學院派”有本質(zhì)上的不合之處。

但是就算如此，“新學院派”還是被稱作“新的學院派”了。也就是說，這之中“學院”的部分，不過就是從外部（世間）看到的“學院派”，而這于實際情況有著相當大的偏差。換句話說，人們只看到了作為虛像=image的“學院派”。

所謂“專業(yè)知識”的信用保證

接下來要說的是第二個“橫斷性”。栗本慎一郎在《穿了內(nèi)褲的猴子》的前言里寫了“至少是把亂七八糟的生物學、物理學、法學、經(jīng)濟學、宗教學、精神分析學研究了一遍，擅自綜合起來了”這樣的自我評價（而栗本氏本人在那之后完成了從學者到政治家的，更為大膽的“橫斷”）。但是如栗本自我標榜的那種跨學科的傾向，實際上從新學院派登場之前的70年代開始就已經(jīng)在相當程度上進行著了。比如以下列舉的書籍，每一個都有著濃厚的“橫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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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昌男《丑角的民俗學》（七五年）、《文化與兩義性》（七五年）、《知的遠近法》（七八年）

中村雄二郎《共通感覺論》（七九年）

綱野善彥《無緣·公界·樂》（七八年）

市川浩《作為精神的身體》（七五年）、《“身”的構(gòu)造》（八四年）

木村敏《分裂癥的現(xiàn)象學》（七五年）、《自我·間隔·時間》（八一年）、《時間與自我》（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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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于這些書來說，“橫斷”本身并不是目的。使原本的專業(yè)領(lǐng)域發(fā)生了變異，接合、涵蓋了本來是其他領(lǐng)域的東西而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是以極其自然的方式（或者說就必要性而言是自然的）寫下的“跨學科”的東西。尤其，“結(jié)構(gòu)主義”和“符號論”是從六十年代末開始逐步傳入的學說，被引入了各種各樣的領(lǐng)域。山口昌男和綱野善彥的著作，都屬于日本“結(jié)構(gòu)主義影響”的早期階段最為成功的例子。

不止如此，被稱作“現(xiàn)代思想”的東西本來就不管是哪個都有很強的跨學科的要素，可以說不論是誰都會多多少少“橫斷”的（=不可能不這么做）。

新學院派也基本處于這個潮流中，而只是在“橫斷”潮流的先鋒位置，擴展成為了超越狹義的“學院派=學問”的諸流派(genre)，這可謂是它的特點所在。

但是對于新學院派的每個人時不時會有的，說是膽大包天也不過分的“橫斷”來說，我認為正是因為有著在“大學”的專門領(lǐng)域（是某方面的專家）的保證（基于“應用/適用于自己專攻的學問”的名目），他們才能輕率地涉足其他領(lǐng)域。也就是說，有了堅實的信用保證，才可能進行一些冒險和賭博。

最近也有這種現(xiàn)象，精神分析師談論文學和藝術(shù)，腦科學家談論人生，五花八門的東西以上述這種形式反復出現(xiàn)。筆者認為在此處潛在地發(fā)揮了機能的正是被“學院主義(academism)”所保證了的“專門知識”的權(quán)威性。在新學院派出現(xiàn)之后，學者積極地跳出自己的“專門領(lǐng)域”的現(xiàn)象飛躍式地增加了，但其結(jié)果卻反而強化了對于不經(jīng)“專業(yè)性”驗證的東西的信奉，我覺得甚至到了產(chǎn)生出這樣的悖論的程度。

解域\去領(lǐng)土化

如此看來，就算在新學院派之中，淺田彰和中澤新一二人與其他人都明顯不同。嚴格來說，他們并沒有“橫斷”。要使得“橫斷”成為可能，首先要固定下各種不同的領(lǐng)域，然后再在各領(lǐng)域之間維持一個邊界。但這對這兩個人來說，不論他們愿不愿意，這樣的界限都在逐漸崩壞，或者說在很早以前就已經(jīng)崩壞了。

在與香山リカ的對談中，中澤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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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淺田先生在那個時候強烈意識到的是，加塔利的“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迄今為止的將各個流派（genre）領(lǐng)域化·領(lǐng)土化的東西解體了，在向虛擬（virtual）空間擴散的同時，開始被重新編成。

——“新學院派”與“新人類”的時刻《80年代有很多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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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解域”（脫領(lǐng)土化），并非是說越境=穿過復數(shù)的“領(lǐng)土”，而是指分隔了各“領(lǐng)土”，劃定出其標志內(nèi)部與外部的界線的表面張力溶解了，或者說破裂了，最后連“領(lǐng)土”這種存在方式本身都消失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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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全世界都出現(xiàn)了“領(lǐng)土性的東西”開始崩壞的現(xiàn)象。固有文化開始脫離民族性的領(lǐng)土，尤其是我在亞洲各地四處旅行，經(jīng)常看到民族國家之類的既存領(lǐng)域的解體現(xiàn)象，并且強烈意識到與此同時，迄今未有的新的領(lǐng)土性的東西也在重新編成。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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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把這當作在1983年這一時間點的認識的話，就好像是預見了之后的蘇聯(lián)解體，東西德統(tǒng)一，甚至是全球化一樣，不得不說是令人驚訝的慧眼。但話說回來，不論是中澤新一還是淺田彰，在出道的時候就明確地帶有“去領(lǐng)域化”的思考和寫作方式。

雖然中澤是宗教學出身，淺田是經(jīng)濟學出身，但二人都沒有利用自己“學院”內(nèi)的專門知識作為解讀模式（然后以“專家性”作為信用擔保）來特權(quán)并且專橫地“橫斷”其他領(lǐng)域。不僅沒有像那樣有意為之地“橫斷”，（如果我們）通覽他們的著作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無數(shù)的“貫通”了此處與彼處的問題群。基于這些“問題”的強度（intensity），“此處”與“彼處”之間的分割輕易地就被無效化了，這或許都是通過閱讀的體感理解到的。

然后，二人察覺到，在與這些“問題”的重要程度相比較之后，自己所屬的“學院派\學術(shù)流派（academism）”完全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價值。他們大概在一開始就明白了這一事實。所以大概對他們來說，所謂“新學院派”，是相當不出于本意的、簡直可以說是悲喜劇性質(zhì)的稱號。

淺田彰和中澤新一與他們被稱呼為的“新的學院派（academician）”和“激進主義（radicalism）”之間，其實完全沒有關(guān)系。盡管如此，如果沒有“新學院派”現(xiàn)象與“新學院派”的稱呼所招致的東西，且假使他們也后繼無人的話，現(xiàn)在就會不復存在了（就不是現(xiàn)在這樣了）。這一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