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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大公國走向西方的道路

在維陶塔斯的統(tǒng)治下，立陶宛社會奠定了在中歐的牢固的基礎，實現(xiàn)了“文明的飛躍”。立陶宛必須迅速采用來自西歐的中世紀社會結構和實踐:封建主義及其階級制度、行會、教會制度和學校，以及書寫和通信和文件所必需的機構。

沒有其他歐洲國家需要如此迅速地進行如此多的變革。立陶宛用了一百年的時間才做到這一點。立陶宛年輕人在克拉科夫大學以及后來在德國和意大利大學的學習，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的研究，以及對歐洲文化的普遍接受，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上半葉產生了具體的成果。圣安妮教堂是一座哥特式的杰作，建于1500年左右的維爾紐斯。弗朗西斯科·斯卡里納（Francysk?Skaryna）*白俄羅斯人文主義者，東歐最早的書記印刷商之一于1522年開始在立陶宛出版書籍。第一部立陶宛法規(guī)(1529年)，即GDL的法典，在其全面性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執(zhí)行”方面超過了許多中世紀的歐洲法典。法典極大地影響了鄰近地區(qū)的法律，如利沃尼亞、莫斯科公國和波蘭。第一本立陶宛語的法典于1547年出版。事實上，立陶宛在幾十年內對1517年在德國開始的新教改革的挑戰(zhàn)做出了反應，這表明立陶宛國家已經成為歐洲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6世紀，立陶宛和波蘭處于融合的過程中。在這一時期，除了少數(shù)例外，立陶宛與波蘭由同一個君主統(tǒng)治，共享一個共同的王朝，但各國保持獨立。雅蓋隆王朝起源于立陶宛，直到1572年，都是波蘭和立陶宛的國王。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這個王朝還統(tǒng)治著波西米亞和匈牙利。中歐東部成為“雅蓋隆王朝的歐洲”，雅蓋隆王朝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對手。雅蓋隆時期的歐洲開始扮演“基督教前哨”(antemurale?christianatis)的角色，但并不總是成功。立陶宛在波蘭的幫助下，抵抗了東正教莫斯科公國，在1514年的奧爾沙戰(zhàn)役中取得了勝利，而匈牙利在1526年的摩哈赤（Mohács）戰(zhàn)役中輸給了土耳其人，從此從歐洲地圖上消失。當波西米亞從雅蓋隆的統(tǒng)治下“滑走”時，只剩下波蘭和立陶宛。

在16世紀，GDL社會完全融入了西歐文明。GDL變成了一個有封地和封臣的封建社會，在那里，土地被持有以換取服務或勞動時間。在城市里，行會形成了。采用了歐洲的教育體系。教堂學校、學院和大學相繼成立。基督教思想在社會精英中盛行。一個擁有自己的歷史自我意識和族譜編年史的貴族國家開始形成。

基督教化，圣卡齊米日和哥特式建筑

立陶宛(1387年)和薩莫吉希亞(1413-1417年)的洗禮僅僅標志著建立一個真正的基督教社會的一小步，因為只有最重要的那些異教禮拜場所被摧毀了，而當?shù)氐漠惤潭Y拜場所仍被保留下來，作為天主教教堂的替代品。教會旨在整合異教信仰，但天主教圣徒只是非常緩慢地取代了異教的神。兩者在人們的意識中共存了很長時間。盡管如此，到16世紀初，基督教已經成為整個士紳階級的宗教，并直到17世紀才完全觸及農民階層。

對立陶宛大公和波蘭國王卡齊米日四世之子圣卡齊米日(1458-1484)的崇拜成為立陶宛基督教化的象征。到16世紀初，卡齊米日王子在維爾紐斯地區(qū)受到崇拜。他的崇拜開始取代波蘭的守護神，圣斯坦尼斯勞斯。卡齊米日王子在他之后被封為圣徒，開始因他的奇跡而出名。根據普遍的看法，他在1518年幫助立陶宛軍隊在波洛茨克擊敗敵人，并在1519年贏得道加瓦河戰(zhàn)役，從而在與莫斯科的戰(zhàn)爭中拯救了立陶宛。圣卡齊米日的崇拜表明，立陶宛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宗教認同，這種認同是面向西歐的。在他被封為圣徒(1604年)之后，圣卡齊米日成為立陶宛和維爾紐斯最重要的守護神。Kaziukas(立陶宛語中卡西米爾的縮寫)集市的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這些GDL時代，每年三月仍然會舉行盛大的慶?；顒印?/p>

沒有教會組織，立陶宛的歐洲化是無法想象的?；浇袒螅膫€天主教教區(qū)(維爾紐斯，薩莫吉希亞，盧茨克和基輔)與GDL中已經運作的東正教教區(qū)一起成立。到16世紀中葉，七個修道院(最著名的是方濟各會和伯納會)在GDL建立起來。共有18座修道院，其中4座在維爾紐斯，2座在考納斯，2座在格羅德諾。修建了華麗的修道院教堂，內部裝飾著奢華的祭壇、繪畫、雕塑、壁畫，從15世紀末開始，還裝飾著風琴。各地都建立了教區(qū)，建立了教區(qū)教堂，甚至在遠離教區(qū)中心的地方也是如此。16世紀中葉，教區(qū)網絡幾乎覆蓋了整個立陶宛。

哥特藝術和建筑起源于12世紀的法國，一直繁榮道16世紀。哥特式教堂和高聳入云的塔樓的垂直線象征著人類努力接近上帝。14世紀末，當哥特式風格開始出現(xiàn)在立陶宛時，它在歐洲已經有了150年的悠久傳統(tǒng)，并已達到成熟，影響了人類創(chuàng)造性追求的各個領域。在歐洲的不同地區(qū)，哥特風格的表達方式有些不同。這在神圣建筑的建筑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例如，在西歐和北歐，建筑是用石頭建造的，而在沒有合適石頭的國家，磚是建筑的主要材料。因此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哥特式建筑區(qū)域和類型。哥特紅磚風格傳入立陶宛。

哥特建筑在GDL的傳播是由國家的基督教化和由維陶塔斯發(fā)起的磚石教堂建設計劃推動的:維爾紐斯的大教堂，圣約翰教堂，方濟各會圣母升天教堂;考納斯的圣彼得和保羅使徒教堂、圣喬治教堂、圣格特魯?shù)陆烫煤褪ツ峁爬菇烫?。保存最好的可能是考納斯的圣母升天教堂，俗稱維陶塔斯教堂。

立陶宛哥特式建筑的特點是防御性質。即使教堂也有防御塔和箭縫，而維陶塔斯統(tǒng)治時期建造的大多數(shù)哥特式建筑都是城堡。維陶塔斯在維爾紐斯、特拉凱、考納斯、格羅德諾、新格魯多克和盧茨克建造或重建了磚石城堡。特拉凱島城堡的大廳有著哥特式的肋拱頂，是這一時期哥特式防御建筑風格的典范。

一場真正的哥特式革命發(fā)生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前25年，當時最重要的建筑紀念碑建于考納斯，更尤其是維爾紐斯。哥特風格蔓延到各省(例如K?dainiai和Zapy?kis)的住宅建筑中，甚至在東正教教堂的建筑中也占主導地位。立陶宛哥特式建筑采用了這種風格的主要特點:高空間(例如，維爾紐斯的伯納丁教堂的中央中殿)和優(yōu)雅(例如，維爾紐斯的圣安妮教堂)。這些教堂都是由國外經驗豐富的建筑大師建造的。歐洲化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從西方“引進”思想、技術和商品。當?shù)毓そ骋矃⑴c了創(chuàng)作過程，但他們的建筑質量很難達到圣安妮教堂的水平。16世紀中期維爾紐斯下城堡的重建引入了新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趨勢。然而，直到17世紀初，當?shù)毓そ乘捎玫母缣厥絺鹘y(tǒng)仍然很明顯。

早在維陶塔斯統(tǒng)治時期，立陶宛哥特式風格的中心就在維爾紐斯-特拉凱-考納斯地區(qū)。但在GDL的魯塞尼亞土地上，城堡也建在遠離立陶宛民族的地方:黑羅斯(格羅德諾和新格魯多克)，波德拉謝（梅爾尼克，可能還有布列斯特)，甚至沃里尼亞(盧茨克)。哥特式天主教堂出現(xiàn)在東正教的邊境地帶，甚至在東正教盛行的地方。哥特式建筑甚至成為這些地區(qū)東正教和未來希臘天主教教堂的一種采用風格。

GDL巨頭康斯坦丁·奧斯特洛夫斯基以哥特式風格重建了維爾紐斯和新格魯多克的東正教教堂，并將這種風格帶入了他的封地，即今天烏克蘭的沃里尼亞。GDL哥特式或東正教教堂在住宅建筑中也有類似的建筑，比如涅斯維日附近的米爾城堡。這些哥特式建筑構成了歐洲文化史上的一種現(xiàn)象，標志著歐洲影響的最東端邊界。15?-?16世紀的莫斯科公國受到拜占庭傳統(tǒng)的影響。任何來自西方的影響都是次要的，并在其發(fā)生影響的時候就不再是哥特式的了。15世紀末，克里姆林宮出現(xiàn)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工匠。

文字

在14?-?15世紀之交，隨著GDL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的形成和復雜的國家治理機構的建立，迫切需要一種書寫和存儲書面記錄的系統(tǒng)。在西歐，這一功能通常由修道院完成，但在當時的GDL中，修道院缺乏，而對書面記錄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長。建立總理府（Chancelleries）就是為了滿足這一需求。最終，他們成為了書面文件的生產者、書記員的倉庫和學校。他們的活動極大地促進了文字在GDL士紳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傳播。15世紀和16世紀初的立陶宛文化有時被描述為“大臣文化”。

立陶宛大公的總理府在14世紀末被確立為永久性的制度。在此之前，書面文件只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使用。外交信件是由懂拉丁文的僧侶寫的。在國內，大公的法令是口頭宣布的。在15?-?16世紀，隨著國家內部生活變得更加復雜，其行政結構也隨之擴大，大公的總理府及其幕僚也隨之增加。書記員會陪著大公旅行。大公在這些旅行中簽發(fā)的文件會在他回來后錄入總理府的記錄中。GDL總理府的記錄被稱為立陶宛metrica（立陶宛語metrika)。其他重要的GDL歷史文件，如法規(guī)(法律法典)和編年史，也在總理府創(chuàng)建。一些早期的作家，比如16世紀中期的作家，筆名米克拉斯·利圖維斯(Mykolas?Lietuvis)，是總理府的書記官或秘書。

隨著中央權力機構職能的擴大，15世紀上半葉設立了GDL大臣（kanceliarijos）一職，領導總理府。他被授權監(jiān)督《立陶宛Metrica》的編纂工作。這名官員守衛(wèi)著國家的印璽，并確?？偫砀疀]有起草任何違反國家法律的文件。一個由立陶宛總理監(jiān)督的獨立的GDL總理府在盧布林與波蘭的聯(lián)盟于1569年簽署后繼續(xù)運作。

《立陶宛Metrica》收錄了從14世紀末到1794年在立陶宛大公的總督府中積累的記錄。它包含代表GDL發(fā)送和接收的所有文件。國家憲章或特權，以及頒發(fā)給GDL某些地區(qū)或城市的特權，確認貴族地位的行為，各種土地交易記錄，清單，遺囑，法院裁決，魯塞尼亞語，拉丁語，德語(普魯士語和利沃尼亞語)，阿拉伯語和捷克語的地方和國際通信也被保存為立陶宛Metrica的一部分。因此，《立陶宛Metrica》中的文件構成了GDL的歷史政策、社會、經濟、法律和文化。它們是GDL歷史最重要的來源。《立陶宛Metrica》在波蘭立陶宛聯(lián)邦被瓜分后被帶到莫斯科，從未歸還。它已經成為這個國家散落或被盜的遺產的象征，也是古老的立陶宛國家命運的象征。

立陶宛Metrica的主要語言和GDL的總理辦公語言是魯塞尼亞語(羅斯語)，這是GDL東正教信徒的語言，是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祖先所說的語言。之所以選擇魯塞尼亞語，是因為當時沒有立陶宛的書面語言，而GDL的東正教臣民有可以追溯到基輔羅斯時代(9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的教會文字傳統(tǒng)。GDL的東正教修道院使用源自保加利亞的教會斯拉夫語(古教會斯拉夫語)。在GDL總理府中演變的語言是不同的。這種差異被同時代的人注意到了。在16世紀下半葉，魯塞尼亞/白俄羅斯語出版商瓦西里·恰平斯基（Vasil?Ciapinski）在兩列中并排印刷文件，一列是古教會斯拉夫語，另一列是新興語言，有時被稱為“西俄羅斯語”，有時被稱為“古烏克蘭語”，有時被稱為“古白俄羅斯語”。然而，在立陶宛，它被稱為GDL的魯塞尼亞語（Chancery Slavonic），盡管它在波蘭和匈牙利的總理府和GDL之外也被使用。最重要的是，它不同于GDL的其他斯拉夫人，即波蘭人所說的語言。在15世紀初，它包含了更多來自烏克蘭的單詞，后來更多來自白俄羅斯的單詞。莫斯科人俄羅斯人明確地將這種語言與古教會斯拉夫語區(qū)分開來，后者在17?-?18世紀之前是莫斯科公國唯一的書面語言，并稱之為“立陶宛語”。今天，立陶宛Metrica的語言有時被稱為“古立陶宛語”。這純粹是一種歷史視角。根據語言學家的說法，在GDL總理府中占主導地位的書面語言應該被稱為“魯塞尼亞語”，而生活在GDL和波蘭的東斯拉夫人的語言應該被稱為“魯塞尼亞語”。畢竟，古代基輔羅斯的一半領土成為立陶宛和波蘭的一部分。從14世紀開始，魯塞尼亞士紳和貴族的身份受到這些國家發(fā)生的進程的影響。在16世紀，魯塞尼亞人認為他們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與莫斯科公國的俄羅斯人不同。GDL的東斯拉夫人稱來自俄羅斯的人為“莫斯科人”，而莫斯科人稱GDL的東斯拉夫人為“立陶宛人”。GDL斯拉夫人稱自己為“羅斯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單一的民族，立陶宛君主是他們自己的。換句話說，魯塞尼亞人認為自己與俄羅斯境內的俄羅斯人是分開的。直到17世紀，魯塞尼人才分裂成兩個民族:南部的烏克蘭人和北部的白俄羅斯人。

Francysk?Skaryna(1490-1541)，立陶宛的第一位圖書印刷者，是魯塞尼亞人。他出生在GDL的波洛茨克(白俄羅斯語Polatsk)一個富有的商人家庭，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學獲得醫(yī)學博士學位，并在布拉格定居了一段時間，在那里他出版了一首詩篇和22本以魯塞尼亞圣經的標題(Biblia?Ruska,?1517-1519)的舊約圣經。1522年，他在維爾紐斯建立了一家印刷廠。

四分之一個世紀后的1547年，第一本立陶宛語的書出版了——著名的Martynas?Ma?vydas（馬丁納斯·馬茲維達斯）的《教義問答》——但不是在維爾紐斯或立陶宛本土出版的。這本書出版于普魯士的柯尼斯堡，Ma?vydas從維爾紐斯移民到那里，以逃避對他的新教信仰的迫害。它是獻給GDL的，旨在向立陶宛人介紹馬丁·路德的教義(它是基于馬丁·路德的小教義問答（Kleiner?Katechismus）的波蘭語版本)。

“黑”米可拉斯·拉齊維烏（Miko?aj?Radziwi?? “black”）在宗教改革的推動下，于1553年在立陶宛(布雷斯特)開設了另一家印刷廠。十年后，這家印刷廠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布雷斯特圣經》。他還在涅斯維日建立了一家印刷廠(1562年)。Chodkiewicz家族于1569年在Zab?udów(波蘭東北部)建立了一家印刷廠，開始與Radziwi??s競爭。他們聘請了第一位莫斯科人印刷工伊萬·費奧多羅夫(Ivan?Fyodorov)來領導這個組織，他是在他的印刷廠被燒毀后離開了莫斯科，因此他的印刷廠出版了東正教的書籍。當反宗教改革運動開始時，羅馬天主教徒進入了圖書出版業(yè)?！肮聝骸泵卓衫埂た死锼雇懈ァだR維烏孤兒是“黑”米可拉斯·拉齊維烏的兒子*親的，他改信天主教，于1575年將布雷斯特印刷廠搬到維爾紐斯，并將其捐贈給了維爾紐斯耶穌會學院，該學院成立于1570年，于1579年升格為大學*今天還存在，不過變成了教會中學。圖書出版在立陶宛成為一項持續(xù)發(fā)展的事業(yè)。

由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立陶宛社會開始熟悉西方的編年史寫作傳統(tǒng)。這激發(fā)了立陶宛人不斷增長的了解本國歷史的欲望。關于統(tǒng)治者的外國血統(tǒng)的神話，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廣為流傳，也開始為人所知。這為立陶宛神話的形成創(chuàng)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立陶宛的古代歷史是未知的，立陶宛語和拉丁語是相似的，所以一個關于立陶宛貴族起源于羅馬的傳說(Palemonas的傳說)被創(chuàng)造出來，甚至被包括在一些立陶宛編年史中(例如，Bychowiec編年史)。這個傳說描述了羅馬人到達立陶宛，注意到那里住著不懂拉丁語的人，這就是對當?shù)仄矫竦牧私?。在編年史的作者看來，只有貴族才構成了這個國家。傳說并沒有提出語言的問題，因為語言在當時并不是一個民族的決定性特征。那時還沒有立陶宛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政治國家，其基本特征是GDL的不確定性。因此，在立陶宛編年史中敘述的是貴族的起源和歷史。羅馬起源的傳說與整個17?-?18世紀羅馬人的語言(拉丁語)的使用交織在一起，為波蘭化提供了一定的平衡。形容詞“palemonic”有時在儀式文學中被用作“立陶宛人”一詞的等號。維爾紐斯大學被稱為“帕萊蒙納斯大學”，維爾紐斯市被稱為“立陶宛古老城市的首都”。

形成立陶宛貴族歷史意識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維陶塔斯的統(tǒng)治。第一首立陶宛詩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真正創(chuàng)作。這首詩是Miko?aj?Hussowczyk在1523年發(fā)表的《關于野牛的外貌、野蠻和狩獵的歌》，旨在將維陶塔斯統(tǒng)治時期描繪成一個理想的時期，一個當代社會的典范。在米克拉斯·利圖維斯(Michalo?Lituanus)關于國家秩序的思考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想法(《關于韃靼人、立陶宛人和莫斯科人的習俗》，約1550年)，他將維陶塔斯時代習俗的嚴格和禁欲主義與他那個時代社會的虛弱、醉酒和無序進行了對比。米克拉斯·利圖維斯還建議GDL將其語言從魯塞尼亞語改為羅馬語(即拉丁語)。然而，決定立陶宛民族意識進一步發(fā)展的因素，是波蘭文明對立陶宛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體現(xiàn)在各個方面:教會體系的組織、克拉科夫大學的研究、波蘭行政體系的采用和經濟改革。實際上，波蘭成了立陶宛大公國的老師和榜樣。立陶宛的問題在于其地理位置和歷史發(fā)展使其幾乎沒有機會與西歐直接接觸，而歐化通常以波蘭化告終。這種情況的后果在宗教改革時期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當?shù)卣Z言在國民生活中的重要性開始被提升。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在15?-?16世紀之交，亞歷山大大公*亞歷山大·雅蓋隆，最后一位會立陶宛語的雅蓋隆家大公的宮廷里已經有受過廣泛人文主義教育的人，但當西吉斯蒙德一世在1519年迎娶米蘭公爵夫人博納·斯福爾扎時，這一突破才出現(xiàn)。她把意大利的建筑師、藝術家和音樂家?guī)У讲ㄌm和立陶宛，并把文藝復興的精神灌輸給她的兒子西吉斯蒙德·奧古斯都。在他的帶領下，她將維爾紐斯下城堡重建為文藝復興時期的宮殿，并引入了一系列創(chuàng)新，從“意大利漫步”(交際舞)到餐叉，這些創(chuàng)新不僅在立陶宛，而且在當時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都不為人所知。立陶宛貴族逐漸接受了“意大利風尚”。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品現(xiàn)在不僅可以在西吉斯蒙德·奧古斯都的圖書館里找到，也可以在士紳和市民的圖書館里找到。立陶宛人起源于羅馬的神話導致了一種廣泛的誤解，即拉丁語是立陶宛人的母語。

馬丁·路德于1517年發(fā)起的宗教改革被認為是近代早期最重要的發(fā)展之一。它在16世紀席卷了整個歐洲，分裂了天主教會，并產生了一種新的基督教形式——新教。立陶宛接受天主教比大多數(shù)其他歐洲國家晚了一千年，但宗教改革在幾十年后就到來了，當時馬丁·路德的追隨者阿布拉奧斯·庫爾維蒂斯(Abraomas?Kulvietis)開始在維爾紐斯宣講他的十信條，這可能發(fā)生在1541年。這種相對快速的文化傳播不僅是立陶宛與西歐日益增多的互動的結果，也是庫爾維蒂斯個人形象的結果。他在維爾紐斯為貴族青年創(chuàng)辦了一所學校，有60名學生參加，他布道批評天主教會，并越來越多地吸引了他觀點的追隨者。1542年，為了躲避迫害，他逃到東普魯士(自1525年起皈依新教)，并得到了阿爾伯特公爵的保護。庫爾維蒂斯傳播了新教的觀點，即使用母語與上帝交流是很重要的。他建議將立陶宛語作為立陶宛教育系統(tǒng)的語言，這是一項符合國家利益的改革，將為發(fā)展講立陶宛語的知識分子奠定基礎。當庫爾維蒂斯和斯坦尼斯洛瓦斯·拉波利奧尼斯(Stanislovas?Rapolionis)成為新成立的柯尼斯堡大學(1544年)的第一批教授時，他試圖將自己的愿景付諸實踐。馬丁納斯Ma?vydas于1547年創(chuàng)作的作品《教理問答》的出版應該被認為是這一愿景的成果。庫爾維蒂斯很清楚問題重重的文化狀況。立陶宛貴族從未費心發(fā)展立陶宛的書面語言，當波蘭語取代魯塞尼亞語成為官方語言時，貴族們不僅在寫作中越來越多地使用波蘭語，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波蘭語。因此，立陶宛社會無法理解書面立陶宛語的重要性，因此不接受給予其官方地位的想法。

在宗教改革運動的第二階段參與其中的貴族們選擇了新教的另一個分支——加爾文主義，因為它更適合他們削弱大公權力的計劃。這種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教會的權威，他們希望總體上削弱天主教會的影響?！昂凇盡iko?aj?Radziwi??(1515-1565)是立陶宛宗教改革中最杰出的人物，也是新教徒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是GDL大臣和維爾紐斯省的省長，于1563年以波蘭語出版了布列斯特圣經。到16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部分貴族都皈依了新教，并將自己創(chuàng)立的天主教會改信新教。這幾乎占了所有教會的一半。加爾文主義后來衰落，但在立陶宛幸存至今。今天，生活在立陶宛北部比爾扎伊（Bir?ai）*有一座超棒的城堡！鎮(zhèn)及其周圍的福音改革宗教會成員是加爾文主義改革者的直系后裔，加爾文主義改革者在Miko?aj?Radziwi??黑死后由其堂兄弟“紅”Miko?aj?Radziwi??領導。

宗教改革為波蘭化創(chuàng)造了新的動力?！昂凇盡iko?aj?Radziwi??在1563年說，圣經必須被翻譯成波蘭語(而不是其他任何語言)，以使其“為人民所理解”。雖然立陶宛的寫作和文學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xiàn)，但GDL的政治精英并不認為有必要培養(yǎng)立陶宛文化，而是選擇推廣波蘭語。立陶宛語只有少數(shù)士紳保留了下來，最堅定的是農民。

盡管立陶宛在身份認同方面遭受了損失，但GDL社會在16世紀變成了歐洲社會的一部分，并融入了西方文明。它變成了一個以階級為基礎的封建社會，國王或統(tǒng)治者的權力受到法律的限制;城市中手工業(yè)和行會發(fā)達的地方;歐洲的教育體系，包括大教堂、教區(qū)學校、學院和大學，都在這里被采納。